为小利而“入会”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依然秉承大学以来坚持独往独来的个体户的定位与心态，虽然宿舍换了几处，我实际住的没有几天，大都是回家住。我家在华侨路的平家巷，离学校不过20分钟的走路路程。所以，与同学们的交往比较少。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南京工学院的学生宿舍是四人一间，十分拥挤。我的作息时间，几乎是日夜颠倒，与室友们往往不同步。还有就是洗澡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寒天冻地，同学们无论男女，都要拿着脸盆与换洗衣服，在露天里排很长很长的队，拥挤在公共浴室。我已经有了较高的经济收入（90%的大学毕业生工资），基本就去中山路上，我们南京十中对面的又新浴室（南京市玄武区汇文里3号）洗澡，当然夏天在家里洗澡。

开始，与机械系的同学成为室友，后来与电子系的同学共居一室。机械系的同学都是77级学生，都是学液压的，一个是浙大的毕业生，他考过来是因他妹妹是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的学生，那年也上了研究生。她有一个同学叫陈薇，是陈辽的女儿。我们是一个英语小班的同学。陈辽是著名的文艺评论家，著述颇丰，才华横溢，曾受到过毛主席的夸奖。陈薇有个哥哥叫陈智，是我大学同系的同学，学雷达的，我们大学有三年好多门电子工程的课，几乎都在一起上课，只是我与他没有什么往来。陈薇现在是建筑历史与理论的著名学者，主持的南京城墙外郭沿线的规划设计、南京报恩寺遗址公园规划设计等十分出名。

另一个是新疆八一农学院留校工作的青年教师，他父亲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指挥官张治中（1890年10月27日－1969年4月6日）将军的秘书，促成新疆和平解放后，留在新疆工作。他跟我讲了很多张治中将军的戎马征程，以及与国共两党的恩怨。我带他去我们家附近沈举人巷，张治中将军在南京的故居，那时是省电力局长顾智鹏与省水利厅长陈克天居住的小洋楼。我原本是想找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训练部的王晓芳部长，他和岳父陈克天一同居住。不巧，王晓芳老师那天不在南京，所以没有能进去实地参观，我们只是在院子外面张望一下。暑假回来，他带来哈密瓜特别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哈密瓜。我们俩交谈的比较多。他毕业后回原单位，以后去了澳大利亚。东南大学百年校庆时，他以澳洲院士的身份回机械学院做学术报告。

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最后一门是英语，在前工院。当时正下着漫天大雪，雨雪刮进没有几块玻璃的窗户。原定一人一张桌子，逐步变成两人，甚至三人。整个下午，我们几乎在瑟瑟发抖地写完答卷。没想到，高考时就在寒冬天气、没有窗户的条件下完成，如今读研究生了，条件还是很差。室外白雪皑皑，零下4摄氏度，教室里没有异常感觉，就这样，几乎是在露天风雪中，我们这些研究生依然严格准守考场纪律，坚持完成考试。

考试结束后，我直接从学校走回家，原本20分钟的路程，走了几乎一个小时，打伞也是没有用的，只好让在漫天大雪中一步一个脚印，到家后全身都淋湿了，当然，没有感冒，印象极其深刻。

由于研究生人数的增加，我们这届已经有100多人，学院准备筹备成立研究生会。研究生们都没有什么兴趣，我们宿舍里不知谁说了一句，参加研究生会，可以分到免费的洗澡票与电影票。我所在的单位，在学校里几乎没有地位与影响，不仅研究生少，而且没有一个是本校的本科生升上来读研究生。为了这个蝇头小利，我勉强同意出席研究生代表大会。

我们几个小学科（都属于基础学科，研究生人数很少）组成一个代表团。有三人，我，数学专业的郑家茂，力学专业的陈玉琢。他们两人都是本校79级应届生考上的研究生，代表团的负责人是郑家茂，他后来做了东南大学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后任分管学生的副书记。

经过选举，我被选为首届南京工学院研究生会常委兼外联部长。在研究生会里，我只做了两件事，参与组织了在宁研究生的一场联欢会，为“带工资”的研究生们争取到补贴福利。

当时，江苏省根据改革的进程，提出了四项补贴（看书读报，洗澡理发等）。“带工资”的研究生虽然有工资，但没有补贴。我自告奋勇去中山北路江苏省财政厅，我父亲是1970-1980年在省财政厅工作，我去过那里好几次，我们家的房子就是省财政厅的宿舍。所以，认识不少在哪里工作的叔叔阿姨。经过了解，有一位姓陆的叔叔，他曾是我父亲的部下，现在是负责福利待遇工作。我以“职工平等待遇”的原则为依据，以及国家的知识分子相关政策规定，成功说服了他，同意给带工资读书的研究生给予四项补贴的三项，占了75%。这是我第一次，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或修正公共政策的社会实践活动。

我参与组织了南京市的研究生一场联欢会，可能是唯一的一次，空前绝后。我负责联络各个学校，当时主要有南大、南工、南师、华水等学校有研究生会的，我们共同讨论了活动方案。我还专门去南京艺术学院等没有研究生组织的学校（研究生人数较少），找到几个研究生，动员他们参加。南京艺术学院工艺美术专业的胡平就是那时认识的。若干年后，他跟随张道一，跳槽到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筹建艺术学系，后扩建成艺术学院，我们又成为了同事。

在联欢会上，我策划了借机宣传南京工学院的成就展览，选择了当时风云一时的归国科学家韦钰（1940年---）为主要对象。韦钰是新兴交叉学科的代表人物，她的事迹比较励志。她原本公派留美的名额被人挤占了，只好争取从零开始学习德语，苦读几个月终于通过了国际统一的德语考试。后来，同期留学美国与德国的几位男性老师，都没有拿到学位。 1978年韦钰被选拔为改革开放后全国首批赴德国留学的50名留学生之一。1979年，韦钰前往西德亚琛工业大学，攻读电机系博士研究生。1981年，韦钰获西德亚琛工业大学工学博士学位。韦钰不仅拿到了博士学位，还获得了洪堡奖学金。

洪堡基金会每年向大约600名具有博士学位，年龄不超过40岁的成绩优秀的外国科学家提供奖学金，使其有一段时间(1至2年)在联邦德国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中央选拔委员会由100名各学科的德国科学家组成，在德意志研究联合会主席的主持下负责对申请者进行选拔。选拔的唯一标准是学术水平，不分国别，也没有专业限制。值得一提的是,获得洪堡基金资助的科研人员一般被称为 “洪堡学者”,这个在国内是被当做一个帽子和title的,对未来评职称申请基金都是极大的加分项。

我被允许在南京工学院档案馆看了她的档案材料，她的博士文凭引起了我的注意。在博士文凭标明“工程师与博士学位”，我对德国教育体制不甚了解，感觉应该是工科博士学位的特色，强调企业实际的工作能力与经验。

当时，我也理解了媒体称韦钰是“新中国第一个电子学女博士”的含义，其实是“逻辑与”才成立。在她之前有博士，有电子学博士，有电子学女博士（没有回国的有，解放前的），新中国女博士，新中国电子学博士，等等，都有，谁去仔细推敲？

我有效地利用全南京市研究生聚会，将南京工学院科研成果在此活动中大肆宣扬了一番。我的这项“公关活动”得到了负责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陈笃信教授（1937年---）的高度评价。陈笃信后来做了东南大学校长，他一直还记得我当年研究生时代的“光辉业绩”。1994年，在我为晋升教授寻求帮助时，陈校长给予了积极的提点与主动的支持，他还是学校职称评定委员会的主席。

联欢会后，大型舞会在军人俱乐部如期举行了。我既不会跳舞，更不感兴趣。倒是对内部电影《原野》比较有兴趣，就去看了一场电影。《原野》原作是戏剧大师曹禺先生的经典名著。电影《原野》是叶剑英女儿凌子执导的电影，由刘晓庆、杨在葆主演，于1981年在中国香港首映 ，1988年8月才在中国内地公映 。一同看电影的还有女生部副部长陈玉琢等同学。看完后，已经到十一二点钟，我们一同在星光洒满大地的初冬，走回四牌楼。她去了成贤街上的古生物研究所的宿舍，我们回到沙塘园宿舍。

陈玉琢是一个典型的“校园学生”，基本没有受到社会污染，学习又好，单纯热情。在回来的路上告诉我，她父亲是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做“笔石”（ 古生代滤食性动物）。我立即出口而出问，是不是叫“小陈旭”？她父亲当时可能50岁左右，我还这么称呼，确实不太礼貌。我也做过几年地质研究，还是能区分出同名同姓、同为古生物学家的陈旭：做“笔石”的小陈旭（古生物所）与做“蜓科”（蜻蜓目、差翅亚目的一科）的“老陈旭”（南大地质系），“老陈旭”是我南京十中同班同学的研究生导师。研究生毕业后，陈玉琢追随男友赴美陪读了。

       作为北京地质学院出身的陈旭（1936年--），经过多年跋山涉水、餐风露宿，1997年，终于在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黄泥塘地质剖面确立了中国第一颗“金钉子”，成为中国首枚“金钉子”发现者。“金钉子”是全球年代地层单位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GSSP）的俗称，由国际地层委员会和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指定，是指为定义和区别全球不同年代（时代）所形成的地层的全球唯一标准或样板，而在一个特定的地点和特定的岩层序列中标出的，作为确定和识别地层间界线的唯一标志。一旦在某地方钉下“金钉子”，该地就变成了一个地质年代的“国际标准”，对照它，便可以对应标出其他岩层的“年龄”，其是地层年代统一的“度量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