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读研究生，大都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学历，“洗白”文凭，从而获得求职升官的资本，追逐更好的发展机会，很少有人主要是致力于学术研究或献身科学事业。

四十多年前（1983--1986年），我读研究生，既不高尚，也不市俗，很难为今人所能理解，说起来有点“奇葩”。往事深埋在心里，不堪回首，积郁成疾，心痛之烈有谁知？

为了“逃婚”的考研

1982年2月，我从南京航空学院77级计算机专业毕业，分配进了国家计算机的重点骨干企业----常州无线电二厂计算机研究所。一进厂，就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关注。

厂团委书记主动找到我，根本不用隐晦的语言，直接邀请我加入厂团委：她年纪大了，不宜再担任团委书记工作，希望像我这样的77级大学来接替她的工作。当时，我十分诧异：“苦读工科四年，是为了从事技术工作。如果要做党团工作，我不考大学，在华东冶斤地质勘探公司就可以成为团委的干部了”。

当时，我不知道，在常州乃至全国，这是个普遍现象。现在已是常州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的戴源，1982年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到常州洪庄机械厂工作不久，就担任了团委工作。

还有现在已从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刚退下来的丁副总经理，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在常州半导体厂起步，也进入了厂团委。

当时，我实在没有兴趣，也有一点惶恐。不过，我立即以超龄（26岁）为理由申请了退团（当时规定不是现在的28岁），不想与党团组织发生联系。上大学前，我在华东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就企图远离党团组织，老老实实、安安稳稳做一个工人（叶明：苦难与酸楚岁月的涅槃重生《新三届》 2022-07-06）。

在常无二厂的第一年，我参与了数据通讯调制解调器的研制，一项是无线终端，这是一个军工项目，只是改进与完善的工作，我几乎没有什么贡献，不过是熟悉了一下生产工艺过程；另一项是有线终端，是我从基本原理的教科书出发，参考邮电部数据通信科学技术研究所的资料，重新独立设计完成的。在风沙弥漫的初春时节，“猫”在北京长安街上的府右街15号，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的地下室住了一段时间，调试并与各各省市办公厅机要局的通讯联络。

正当工作比较顺手的时候，我们的厂长，华东纺织工学院（现东华大学）的58级调干生，含蓄地暗示组织上准备培养我作技术干部。我忐忑不安，惶恐万分，自认是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承担不起如此的重担。

我们研究所的一位大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68届毕业生、人称“小北京”的刘宗芳，有点像《金婚》中在三线工厂的“红卫兵大学生“李天骄（沈傲君饰演），一个风华正茂，精明能干，有才华，有样貌，有事业，有野心的工程师，她诚恳推心置腹地告诉我说，这是厂里常用的“套路”：先封官许愿，当你接受后，立即会挑选一个人，安排嫁给你；从此拴住你，你就成了他们的自己人。你看，徐副厂长就是这样。，他是南京大学数学系66届毕业生，业务过硬，工作能力强，接受了组织上的培养，忍痛与初恋女友分手（因为出身不好，她就是经常来你办公室找她丈夫的张某某），接受组织上的安排，组建了家庭，然后一步步被推上技术副厂长的位置，乃至于后来的集团总经理、董事长。

面对高官厚禄的诱惑，我年少懵懂，麻木不仁，丝毫不为所动，我还不至于“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继承权”（《圣经.旧约.创世纪》）。我牢想起了文革中大批判中读过反面材料，中国共产党的著名纲领性文献---《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刘少奇同志倡导的“富贵不能淫”的准则。

一向支持我工作、也比较欣赏我才能的副总工程师汤慎言（后任江苏省电子工业厅副厅长），她出身中医世家，1962届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生，实在不忍心我和她一样，在如此恶劣的“人文环境”中沉沦，有点直接劝退意思：“厂里都是读小人书的工程师，像你这样满脑子简·奥斯汀、勃朗宁夫人的人，怎么能不窒息？”

所有这些动摇了我坚持在工厂工作下去的信念，也萌生出“红旗究竟打多久？”的困惑。就像民国女作家萧红、白薇、丁玲、苏青那些逃婚的文坛“娜拉”， 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出走。利用父母的社会关系调走，显然也是我不能接受的，否则，我大学毕业就不来这里了。况且，我都可以从农村赤手空拳地在“两年期满”后顺利成功“上调”，进入华东冶金地质勘探研究所，现在大学都毕业了怎么还需要依赖父母的助力（叶明：有农村这碗酒垫底，还有什么不能对付，《新三届 》2023-08-25）？

自远古以来，中国就流传“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文化传统；自“以俄为师”革命之后，又来一个组织包办的“红色规矩”。难道我们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吗？我又不是组织中的人，不吃这一套，“我的身体我做主”，！我十分感叹，为什么五四以来的自由民主的风气还是那么艰难存活？

打不过，还能躲不过？考研究生是我唯一可以自主选择的出路，我灰溜溜地离开了电子产业的第一线，十分不情愿地回到学校读研究生，做“书斋学者”去了。

当时，研究生报考，需要单位开证明。可是，我们那位调干生出、身的厂长，天然地认为，国家分配到厂里来的大学生，实际上就是企业的“固定资产”，怎么会轻易地流失。

没有办法，我只身跑到徐副厂长家，企图利用他曾经要求考研究生而被阻止的“心中之痛”，希望他的同理心能帮到我。徐厂长诚恳地说：“作为个人，将心比心，我很支持你去考研究生。当年，我报考研究生的愿望被无情的剥夺了，一直是我心中的一根刺；作为厂长，我十分不赞同，因为我们厂当前的军工与民用任务，正需要你们这些新鲜血液，参与我国通信与计算机事业。”

为了得到更多的支持，我采取“蒙骗”厂党委书记---一个工农老干部的办法，宣称是学校邀请我去读研究生的。我拿出报考学校的负责老师給我的回信，在有报考学校标志的专用信笺上，醒目的惯用礼貌语：“欢迎你报考我们学校的研究生”。 今天看来实在是雕虫小技，不值一提。不过当年，糊弄工农干部还是十分管用的。类似文革结束后，有人为了加工资，编出 “专科就是专门学的，本科那是本来就应该学的。”这样的段子。

最后，在质朴的工农干部与技术副厂长，还有总工程师等的支持下，终于说服了“冥顽不灵”的调干生厂长勉强同意我报考研究生，但只许一次。同时，也堵死了别的同事报考研究生的申请，招致其他同学的嫉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