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燥、凋零、僵化的社会科学课

大学四年，南航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基本严重缺失，除了全国高等学校统一规定的政治课，就根本没有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好像大学毕业前，开过一门选修课，涉及一点质量管理，由机械系老师开设的质量控制的管理讲座，现在应该属于工业工程，全面质量管理。管理学与经济学知识少的可怜，还是激起了同学们的学习热潮。

在大学的政治课，只有教哲学的张光国有点学问，复旦哲学系毕业的，好像刚被解放，讲课还有一点激情，分析问题有一点深度。就我的认知，张老师大概只有斯大林式教条生硬的哲学，尽管他试图摆脱束缚，但哲学修养与理论胆识都不尽人意。以我在插队时自学哲学的水准基本上不能满足我的期望。就是这样，还遭到同学的举报，张老师十分委屈弟说：“你们对我上课有意见可以直接给我提，有同学到系里反映我说了不该说的话，系里要排老师听我的课。”其实张老师只是在课堂上说了他本人文革期间的遭遇，顶多算发牢骚吧。

第一门政治课主要学习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主要讲解解放后的毛泽东思想，应该算是《中共党史》课程。老师在讲到中国农业发展的出路，向同学们提问“是实行先实行农业合作化还是先实行农业机械化”时，挑了几个同学问，都回答不出来。后来问到我，我说当然说应该先机械化，理论依据是基于生产力优先发展，然后带动生产关系变革。在现实体验中，我们就不用插队了，因为不能插到个体农户家里。结果被老师严厉呵斥，批评先实行农业机械化是刘少奇路线。我们那里懂得国家的大政方针，只是从自己的亲身体验出发，直观的评判客观事物。当时，老师也没有上纲上线，同学们也几乎没有听讲。我们没有政治立场，也没有科学理性。

记得在大学二年级《政治经济学》的课堂上，我一直忙于做《电工原理》的习题，被老师发现“拎”出来回答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这种问题对我而言当然是“小菜一碟”，立即鹦鹉学舌地按照斯大林学说，揭示了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性的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云云。不过也触发我想起另外一个问题。我手上的《电工原理》教材中关于电流的正弦波形图，却清楚地告诉我们，波峰与波谷都是必然周期性的出现。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中的“低谷”即危机阶段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波动中的“高峰” 即繁荣阶段也应该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我还是没有胆量在课堂上说出，只是在下课后等到同学们都散去，我才“斗胆”向老师和盘托出，当时把老师也吓得不轻。一则是在那个时代是十分“忌讳”问题，二则他也根本没有想到一个工科大学生还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一再嘱咐我决不要去想这个“反动”的问题。我想，他自己除了课本上的教条之外，似乎从未思考过其他经济学的现实问题或理论问题。（叶明《学会学习：享受留学生活》［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75-76）

20世纪90年代，我开始接触到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中国“先知的思想家”顾准的译本，该书是1960年代的内部版），华泰证券的一位老总在听我的课中知道我无缘读过此书后，将他（东北财经大学77级）上大学期间从图书馆借出后谎称弄丢了用双倍赔偿的方式“占”为己有的“珍藏”送给了我。再由《顾准文集》点出，我才弄明白。正是因为经济危机的存在，资本主义在对外侵略与对内转嫁等手段都失效之后，开始寻求通过创新活动摆脱经济危机，使处于低谷的经济（危机阶段）上升到经济的高峰（繁荣阶段）。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创新的历史使命。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可悲的老师，大概永远没有办法弄懂这些。

2000年前后，我在东南大学人事处办理出国手续，师资科的负责人，估计以前听过我的课，请我帮忙救场，让我当场评阅，因为对方学校评定职称催的比较急。我花了两个小时，给几份材料写了评阅意见。最可悲的是，其中就有这位教政治经济学的老师，申请副教授。他提供的评审论文，那是空洞，教条，言之无物，只是重复教科书上的教条。再怎么说，他也是我的大学老师，我的最初的政治经济学是他教我的，我怎么也要“拉兄弟一把”。但是，我要说他好，学术良心也说不去。最后想了很长时间，终于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还是写了积极的评语：作者一直紧跟时代，在主流意识形态上下了较大的功夫，比较努力。考虑到作者从事本专业教学多年，年龄偏大且接近退休，应给予宽容对待。后来在江苏省高等院校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学科组，评委们看到我的评阅书，都认为不能用现在有博士学位的中青年老师的标准要求老同志，考虑到老同多年辛勤劳动的历史因素，顺利通过了他的副教授申请。由于我是那一届江苏省高校教师高级职称评审学科组长，最后在批准书上是我签的名。

社会科学的讲座也几乎没有。记得只有唯一一次是心理学的讲座，还是主要讲学习与记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心理学这个学科，其中有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H.Ebbinghaus. 1850.1.24-1909.2.26)研究发现的遗忘曲线，至今犹新。该曲线描述了人类大脑对新事物遗忘的规律。大脑对新事物遗忘的循序渐进的直观描述，人们可以从遗忘曲线中掌握遗忘规律并加以利用，从而提升自我记忆能力。该曲线对人类记忆认知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人的遗忘是有规律的，遗忘的进程很快，并且先快后慢。观察曲线，你会发现,学得的知识在一天后，如不抓紧复习,就只剩下原来的25%。随着时间的推移,遗忘的速度减慢，遗忘的数量也就减少。

做讲座是南京师范学院的林风藻教授，她是我中学同学范家宁的母亲。在我高一的时候，学校开家长会，我们的老师有点怕她，指定我接待林教授。家长会后，我向林教授介绍了她儿子的基本情况与老师的评价，我夸奖了范家宁的外语纯正流利。当林教授知道我是谁的时候，十分诧异地问我，你怎么每次考试都比他儿子的成绩好一点。我如实告诉她，其实主要原因是我学的比较少，老师讲的都记住了。而他儿子外语水平，我们是根本比不上的，学得多可能有些混淆，所以分数会低一点。我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时，我并不知道她是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心理学领域唯一一位学部委员南京大学首任校长潘菽（1897.7.13-1988.3.26）亲自选派赴美学习心理学，后因朝鲜战争爆发而终止了博士学业，拿了一个硕士回国。

令人难忘的是在图书馆阅览室，在煤球炉旁取暖，读着人文社会科学的书。因为管理员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专业毕业生，在他的力主下，购进了一些在思想解放时代的流行图书，例如，戴厚英的《人啊，人！》，钱钟书《围城》，卢梭的《爱弥儿》。阅览室的书不算多，但是很杂。很多年以后，我在南京粮食经济学院的校园见过他一面，他刚从南航调入粮食经济学院。

文科教育的缺失，对我们同学的未来发展有很大影响，受到很大限制，我们同届100人同学中居然没有人成为科学精英，读研究生继续深造的不过是个位数，只有几人后来读了博士，不仅没有成为院士，连正教授也没有几人。也没人出任大型企业的总工程师、总设计师；没有走上从政的道路，鲜有成为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与整个社会对77级的“高官厚禄”群体印象严重不符。

“超过朋友，未达恋人”的大学学友

我的大学生生活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不是我的老师，也不是我的同学，而是一位偶然认识的学友。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分享彼此的生活；相互影响、相互激励，共同度过了我们美好的大学生活。

应该是1978年底的寒假，我去看一个邻居，她父母告诉我，她在学校学习。她是应届高中生，在1977年高考取得了数学90分（她父亲是南京某高校某部部长，参与77级招生工作，查到了她的成绩）的好成绩，考进南京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应该是南京中学生的前几名。与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我们中学的学弟同班，他们的两位是南京市应届届高中毕业生，可谓数学系的金童玉女。她高考考得很好，现在还这么刻苦，我还是很感动的。所以，我一定要去取经，学习学习。我按照她家里提供的地址，第一次来到南京大学女生宿舍，这个有“亚洲第一的女生宿舍”称号，八舍204室，敲门后等了一会，没有开门。隔壁的门打开了，一个刚从数学系分出来的计算机软件专业78级学生，让我进去坐一会，等我邻居打热水回来。从闲聊中得知，她的表姐是我中学的学姐，插队时在我隔壁的大队，经历过铭心刻骨的悲剧，至今令人恐惧！

1976年夏收夏种的农忙季节，我们隔壁大队一个女知青，应该是我们中学的学妹，比我低第一届，比我早下乡一年，因为她没上高中，只是初中毕业，据说是非常能干。学妹与生产队长被我们中学的学长知青的宿舍里当场捉住。或许是为了招工上调，或许是年少受骗上当。当晚，让同室友，就是学友的表姐守护着。可惜，农忙的劳动十分疲劳，睡着了。学妹借机冲出知青点，沿着铁路（我们两个大队之间，也就是今天地铁3号线林场站附近的京浦铁路，我们经常在这条铁路的枕木上走回生产队）向南京方向走去，一路走一路哭，惊天动地，凄惨悲悯，哭了大半夜。清晨时，终于被迎面疾驰而来的火车撞飞身亡。那个时代难以避免的悲剧，一个无辜的年轻的生命就这么没了。

学友对她表姐的失误表达了深深的歉意，同时热情地介绍了自己所读的书，听课的内容，让我大开眼见。我们相互交流学习心得，不知不觉天已经黑了。我等的邻居打热水一直没有回来，我们都觉得很奇怪。后来知道，我的邻居回来过，看到我来找她，她回避了。她学习刻苦果然没错，只是被逼的。因为每学期考试都不及格，只好假期自行补课复习。她不好意见到熟人，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一个崇拜者。

从此，只要有空，我就会跑南大来听我感兴趣等的课程以及有关学术报告。我在南京大学从来不是正式生，但曾做过旁听生，那是在读研究生期间，正式办手续交费并取得学分、旁听过《天文学》《生物学》等课程。严格来说，我是南京大学的“蹭听生”， “蹭听生”是旁听生的升级版，是来学习知识的，长见识的。“蹭听生”的“蹭”，就是为了省出这旁听费；不是奔着文凭来的，只是想学一些我想学的知识——多么纯粹的想法！在南京大学系统蹭听的课程有：晚上在南大礼堂开设的公共选修课，南大中文系胡小石教授的研究生侯镜昶的《大学语文》，中西美术史论专家、南师美术系左庄伟的《西方美术鉴赏》等等。在南京大学，我听过数学家华罗庚、杨乐，冯康、何旭初，物理学家施士元、冯端，陆谈，计算机专家徐家福，孙钟秀，徐洁磐，地质学家徐克勤、陈旭，哲学家胡福明、林德宏、郑毓信，英美文学家范存忠、陈嘉，苏俄文学家余绍裔，戏剧家陈白尘、评论家董健、林非等的学术报告与部分课程。

以后，我们的交往开始了。我们从来不约定下一次何时见面，只是在南大校园里随机相遇，遇到就交流一下最近的学习心得。每次都有讲不完的话，但分手时从没有依依不舍。我与她的友谊就像我们一同插队的学友一样，相互激励，相互交流。除了学业，我们有时也聊家常。我知道她的父亲是解放军八四医院院长，深挖五一六运动中被逼自杀。我们同病相怜，我母亲也在审查五一六分子过程中受到冲击，虽不甚严重，但波及到我，取消了我南京市首批中学生预备中共党员的资格（不到18岁），我从此无缘政治活动。

我也在她宿舍里见过她的双胞胎姐姐。那是1979年的暑假，我在文革楼遇到她，她立即邀我去她的宿舍。其实，我不知道，女生宿舍是不应该进的，尤其是夏天，我还是跟她去了。她姐姐原本是淮阴地区篮球队队员。1975年，她们面临中学毕业时，由母亲决定，她留城在南大计算中心工作；姐姐下乡插队，不久去了地区篮球队。她姐姐告诉我，现在是西南政法学院78级学生。我和学友都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学法律专业，在中国学法律有什么用。结果是我们都大错特错。当西南政法学院的毕业生成为中国高级法院与高级检察院半壁江山时，才真正认识到我们的无知。

我和她在学科知识上互补性很强，在理论上她帮助我弄清楚操作系统与编译原理的基本原理，我从电路上帮助她理解如何实现它们的功能以及实际运作。每逢读她的课堂笔记，听她复述老师的讲课要点，特别是关于计算复杂性、能行性、NP完全性、连续统等知识内容，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也是我有参照地学习计算机软件专业的课程，弄懂了很多我的假南航老师所不懂或讲不出来的原理。学习上的事情，我遇到困难时，会向她求助；而她遇到人际交往或社会问题的困惑，就向我求教。她身上的刻苦、自律、认真、坚持，最终影响鼓励且改变了我，并成为我个性中的一部分。于我而言，我们除了价值观的共振，还有年深日久的浸润与影响，是与那个更好的自己，在跋涉与成长中相遇。

我对中国社会的理性分析与基本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后来她在美国追随---我的一位老师的得意门生，参加民主运动，越走越远。她让我给他们刊物写文章，我胆小怕事，礼貌的回绝了，也避免之后的秋后算账。我们不是价值观的高低，而是价值观的分歧；我们不是人生观的对错，而是人生观的差异。

在她宿舍里，她的室友向我告状，如何只顾自己放录音或高声背书学习，不顾别人休息与读书。我批评了她，她也注意收敛一些。至于上课抢座位与人打架，就比我更过分了。我告诉她，我也与雷达班的女生抢座位，后来我们达成协议，谁先到就给对方占一个座位。以后，我们和平相处。我把这个经验告诉她，她如何处理我不知道，反正以后没有同学向我告状。

我们的关系可以用穆旦的语言“more than friendship,less than love（超过一般朋友，未达恋人水平）”来表达。我也是这么觉得，我们是仅仅学友，仅此而已。

她交往的两位男友，在她的要求下，我曾给过意见。第一位是南大哲学系78级学生，出身贫寒，禀赋很好，学习努力，属于苦大仇深的一类人。最容易感动一些出身条件好的女生，引发她们的同情心与母性，企图拯救他、帮助他走出困境。她请我与他见面，交谈了半天，我们在一起吃过唯一的一顿饭。事后，我告诉她，你们虽然符合互补原则，但不符合匹配原则，但匹配原则是前置条件，城市与农村出身与成长环境是难以逾越的鸿沟。还有就是他们对政治的关注不同造成的价值追求差异。没有多久，他们还是分手了。那位学生毕业后到上海某高校任教，炒股收益颇丰，已经不再关注政治，也无心学业。

第二位是同系大专班的学生，家庭出身太好，是班上乃至全校最著名三个副省级的子弟，人长得玉树临风。我没有与之直接打过交道，只是在校园里远远对视过几次；都是他们在一起交流时，她发现我路过，就赶忙上来与我打招呼。她问过我的看法，我觉得他太年轻，其实应该小几岁，不仅不符合匹配原则，也不符合同步原则。那时，副省级的家庭对我们而言，应该是高深莫测，而且他们的孩子又显得十分幼稚。几年后，我替她取回用外汇购买的原版《理智与情感》，在南工附近的物探大队见过他，交谈了一个多小时，证明我之前的判断是正确的，也消除了他把我当作情敌的误解。他们的分手是价值观的差异，不是谁的对错。或许，分手对他们都好。

我曾将这些经验，在媒体上参加一个讨论（后来发表在江苏、湖南的报刊杂志上，引起强烈反响）中，依据《电路、信号与系统》课程的基本精神归纳成“三个原则”：匹配原则----这是获得最大功率的基本条件。不仅是“门当户对”，各自的家庭、生活背景的大致类似，而且是各自的生活经历、习惯，特别是价值观的类同，否则很容易发生矛盾与冲突。互补原则----在现实而非理想状态下，尽可能在性格、事业、生活上能够互相弥补、相互支持，在整体上实现和谐。同步原则----并不一定要求同相位、同频率，而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保持共同发展的态势。匹配原则是基础，互补原则与同步原则是两翼，共同构成一个协调的整体。这是一个典型的技术主义交友观，或许已经不合时宜，但体现了南航给我的教育渗透到骨髓里了。

后来，我到南京工学院读研究生，她要出国了；她从武汉的西南财经学院专程来南京我家，取回她珍藏的《理智与情感》。我知道，我们已经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但是，人生幸福的“积淀成本”。；社会历练的“递延收益”，都留在我们心中。 像我插队的学友一样，她也消失在大洋彼岸，留下永远的遗憾。余生，我们难以继续彼此关照，相互指教，只能相忘于江湖，遥远地祝福。很多年以后，听到刘若英的《后来》，感慨万千，如梦初醒。

后来

　　终于在眼泪中明白

　　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永远不会再重来

我们的分离是维纳的“反馈”，从中获得调整人生方向的信号；我们的分离是申农的“负熵”，从中获得生命系统重建的动力。分离即成长，是成长的必经阶段，人生中无可取代的经验；分离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是青春走向成熟的过渡环节。　　

大学毕业后40年里，我从事过计算机制造、无线通讯、科技哲学、信息经济学、科技政策、战略管理、神经教育学等多个学科、多种行业，我能够自如顺利地从一个领域顺利跨入另一个并迅速成为行家里手，并取得优异的成果，大学四年期间的培养起的技术训练给我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思维基础与能力基础。

20世纪80中期，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钱钟韩门下攻读研究生学位，从事科技政策与科技管理研究，参与了国家科委关于第五代计算机、信息化、企业技术创新等多项课题的研究咨询，为我国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提供了的决策基础。

21世纪初期，在中国工程院院士韦钰的领导下，我主要从事神经教育学的研究以及“做中学”科学教育的实验推广。三十多年来，我主持完成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几十项省部级课题，出版个人专著6部，获省部级二等奖以上5项。我现在才能真切地体会到“大学是人生最重要的经历”的意蕴，套用李玉和的慷慨陈词：“有大学这碗酒垫底，还有什么酒不能对付！”

但是，我总有一种感觉，我的读似乎是一个假南航。在大学期间，我没有上过任何与航空有直接关联的课程，也不认识与航空学学科关的教授。没有发生过动人心魄的校园爱情，没有参与过激情飞扬的社团活动；校园生活极其单调，除了在图书馆做作业与读书，就是在食堂吃饭；没有偶像崇拜的老师，偶像应该是对我们学术与人生有影响很大的人；偶像是一种游标卡尺一样的参照系，能够告诉你可以到达何种的高度与可以蕴含的何种深度；我是一个和而不群的人，没有推心置腹、志同道合的同学，一同走过未来艰辛漫长的人生；甚至在大学里从没有见过布满爬山虎的房子，没有走过吱吱作响的地板，一点历史感与神秘感都没有；难怪我们中学有句流传很广的箴言“读过我们中学的，基本上都看不起现在的大学，因为它们年轻的更像开发区，一点历史积淀都没有”。我在南航四年，深深的孤独感时刻萦绕在心头，这是对现实世界无言的反抗，是梦想世界无望的失落，是两个世界无奈的迷失。

从南航毕业已经整整四十年了，我从来不会想起母校的一切，但永远不会忘记曾在此接受严格的工科教育。南航教会我的东西，即我在本文称之为的技术意识，终身受用无穷，既是我的出身背景，更是我的精神家园。

我是新时代的“黄埔一期”： 77级大学生，81届大学毕业生，即78年春季入学，1982年1月毕业；我们自己戏称“名为77级，却是78年入学;算作81届，实是82年毕业”。 不过，我们清楚，自己无非是同辈中的幸运儿。个人努力固然重要，但时代的机遇更为重要。就像“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学生、国共合作时期的前四期黄埔军校生，一二九运动中的大学生们，他们之所以纵横祖国大地，写下中国社会变革的鸿篇巨制，无非是历史摆放了一个表演的舞台。我们大多数77级学生，欠缺文化的“童子功”，数理化、外语的基础普遍较差，再加上活动地域的局限，学术视野相对狭窄。除了极少数人，成为院士、资深教授；走上仕途，当上政府高官；自主创业，成为著名企业家。大部分人，都以普通高级工程师、教授、处长的身份，走到了人生暮年，退休赋闲在家，安享含饴弄孙的幸福生活。当然，抓住一次人生际遇，并不能保证永远处于领先位置。也有个别人，被社会飞速发展的列车抛出轨道，40、50岁不到，就以工人身份内退、下岗、失业。还有一些不幸英年早逝，香消玉殒，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令人心里难过。 

恢复高考比高考本身更有意义，历史的转折，民族的觉醒，个人的重生也许成为恢复高考真正的意义所在。世界上没有一项公共政策，像恢复高考那样竞会发生如此之大的社会价值，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情。为什么邓小平1973年复出和1977年复出后都选择了分管教育，这也是很值得研究的事情。我们在纪念恢复高考四十五周年的时侯，应该以更加深重的社会责任感，反思这些问題。邓小平恢复高考的主要意图决不局限在上大学问题，而是改变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青年一代的价值导向，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坚决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与方针政策！

2018年4月14日上午，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明故宫校区大礼堂，母校为我们77级本科生举行入学40周年秩年返校庆祝联谊活动，并补办一场盛大的“毕业典礼”（入学40周年，毕业36周年），对到场的南航77级学生均“黑袍加身”。按照原隶属的系别和班级分批上台“拨流苏”，接受学院领导给大家扶正学士帽上的吊穗。这是世界高校史中罕见的给已经毕业多年的本科生补办的毕业典礼，弥补当年未能举行任何毕业仪式的缺憾，也是母校----对自己的学子送上一份情深意重的、永远铭记的礼物。

在阔别36年后重返校园，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也很感动，母校永远惦记着自己的莘莘学子。在参观校史馆时，看到书写着南航各个时期的华丽篇章，那么多优秀的老师与学生，我深感陌生。除了几位同学的父亲，只闻其名，未见过其人。至于那些航空领域的成果，我几乎一无所知，没有什么兴趣；我一直对南航没有归属感，对南航的身份认同一直如有若无，从未培养出对航空事业的热爱。看着展板，我不禁发出感慨：我一点都不了解南航，我是不是读了一个假南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