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大学之路----南京航空学院记事

    叶明

1977年的寒冬，清晨，在第一缕阳光投向大地的时候，每一条道路上都是奔向考场的各种身份的考生。这是奔向自己人生的那一次转折，也是国家命运的一次转折。一场阔别十年的考试改变了几代人的人生轨迹，整个国家也因此有了新的活力。作为当年高考的受益者，不仅在回忆中尽情享受幸运与荣耀，同时，也触发了数年苦难生活的疼痛与酸楚。

                第一次见到了大学生

我是1956年出生的。父亲是初中毕业后到上海吴良材眼镜店学徒，后加入中共上海地下党，解放后一直在江苏省省级机关工作。子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时，撤退到华中解放区，曾一度转入由著名新闻人范长江为校长的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即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前身）旁听学习。在正式学生中，有后来成为著名报刊总编的范荣康、作家高晓声、陆文夫等知名人士。母亲是师范学校肄业，参加工作一直在南京市纺织品公司工作。在50、60年代，我从未有过上大学的念头，也不会产生上大学的愿望，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大学是干什么的？家庭的背景环境也没有提倡与鼓励上大学的意愿。

那时，我生活在一个省级机关大院的宿舍里，南京老城南城隍庙附近一条很出名的小巷——大砂珠巷13号江苏省商业厅家属大院，住着近百户人家。前后三座十分洋气的公寓排楼，前苏联风格。每座都有三个门洞，每个门洞都有遮雨廊，很适合玩躲猫猫。这里留下我童年的所有记忆，以及对文革初期的所有印象。这是一个文化凋零的地方，房子是新盖的，没有南京城南的风土人情；也没有现代科学理性与学术传统，有的只是商业与官僚的气味。

我们大院的学习气氛确实有一点，只是相对周围用井水洗衣烧饭的市民而言，可惜那个时代有知识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在这个大院里，我从未听说有人是上过大学的，无论是机关干部，还是他们的子女。我们这个机关大院宿舍，大人们好像也没有人上过大学。厅长一级不住这里，主要是厅本部的处长、科长，各省公司的经理，大都是一些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转业干部，他们的孩子基本是小学生与初中生；还有一些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后的资方留用人员，他们的孩子大都是高中生；稍微年轻一点的大人，大概就是商业干部学校毕业的优秀毕业生，他们基本上还没有孩子或者孩子刚上幼儿园。我有一个邻居，我幼儿园的老师，她丈夫是我认识的最有文化的大人。他是调到厅里来之前，担任过扬州商校的团委书记。几十年以后，我研究生同宿舍的、一个学铸造的研究生，娶了他们的大女儿。他们有没有孩子，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因为他家只有一间房子，没有人照顾，可能一直放在苏州老家。在我们这个大院里，“官本位”的价值取向十分严重，不仅看不起工农，更看不起知识分子，上大学完全不在他们的选项之中。

我上的小学是府西街小学，它是一所有着逾百年办学历史的老牌学校，其历史可追溯到1903年的私立思益学堂。今年2023年是学校120周年，也是我们入学60周年。

1927年,学校由南京市政府组建为"首都中区实验学校"。1933年中学和小学二部分开，同年小学更名为“南京市府西街小学”沿用至今；学校位于南京著名晚清民居“九十九间半”的“甘熙故居”旁。

南京市府西街小学原隶属于建邺区的学校，理应招收附近建邺区管辖居民的孩子。我家的住所在白下区，与建邺区接壤，省商业厅宿舍大院。我的前几届或后几届都在砂珠巷小学就读。唯独我们这一届被划到建邺区学校。我们的其他同学，都是建邺区的居民。我们上学要路过砂珠巷小学，才能到府西街小学。从砂珠巷向南走到府西街，向东拐弯走几步到南京一中（南京中区实验学校的中学部），向西拐弯走几步到府西街小学（南京中区实验学校的小学部），都在府西街这条路上。现在府西街小学已经整体平移到中山南路360-1号。

我是一个小学生，遇到的老师，大概应该主要是晓庄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或者就是一般高中的毕业生。我们一起玩的伙伴们，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都有。关于升学，最大的理想就是进入大砂珠巷巷口的南京一中，我经常在那里看露天电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成为我的梦校。我的一个邻居，父母双亡，有两位姐姐，长得像电影《红色娘子军》吴琼花（祝希娟饰）一样的浓眉大眼，一个是66届初三，一位66届是高三。她们不仅学习很好，为人极其善良，对我关爱有加，也是我的偶像。文革中期，她们一个去了南海舰队当兵，后来嫁给了海军某司令的儿子；一个去扬州宝应插队，嫁的丈夫后来成为省部级高官。

我的第一次的升学风波，发生在小学二年级。1964年，南京外国语学校第一次从小学二年级学生招收。每个班选两名同学参加考试，一男一女。我当时是班长，自以为学习成绩很好，肯定可以参加选拔考试，结果没有我。我去问班主任赵家筠老师，她说舍不得让我走，我完全不能理解。若干年后，我去看望赵老师，她告诉我，我的家庭政治条件相对被选上同学相比差一点。我母亲这一支，以当年的立场，政治上有点瑕疵。没有去考外语学校是我心中永远的痛。36年后，2000年，南外第一次不设任何条件对全市应届小学毕业生开放，自由报名参加选拔考试，我儿子终于在应届10万小学毕业生，几千报名考生中，成为320人之一脱颖而出，报了我当年“连报考资格都没有”的一剑之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毛泽东）

我第一次知道大学，是在1968年的盛夏。那时各级学校都在停课闹革命，我们这些孩子在家无所事事，整天不是“攻城”，就是游泳，一起玩官兵抓强盗、打弹子、争上游、推牌九。有天，在我们在树荫下热火朝天地打40分酣战时，有一个比我们大很多的男孩子，孜孜不倦地坐在小凳子上读书。没有人与他说话，他也不理会周围的人的吵闹。我实在忍不住，直接上去问他“什么书看得津津有味？”他告诉我，他的老师写的《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人民教育出版社，1966年）。他的老师叫严济慈，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教授。

“你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大学生，听到的第一所大学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他礼貌地点头首肯，告诉我，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以前叫原子核物理与原子核工程系，二年级大学生。他热情地向我介绍了中国科技大学成立的缘由：1958年，中国科学院利用自身的力量，创办了一所培养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尖端技术科技人才的新型大学，校长是著名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郭沫若（1892.11.16-1978.6.12）。他还兴致勃勃地介绍大学的读书生活是如何美好，如何欢乐，实在令人神往。他的妹妹是清华大学一年级学生。他们这一对兄妹，应该是我们这个贫瘠的土壤中掘强生长出的奇葩。“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马克思）

在我们这个充满铜臭、弥漫官气的省级机关宿舍大院，还有大学生？！他的出现，像一道闪电划破漆黑的夜空，我从此萌发出以后争取上大学的一丝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