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教师萧焜焘

叶明

第一次听说萧焜焘的名字，是我70年代末期在南京航空学院电子工程系计算机专业读本科的时候。那是我的一位学弟---空气动力学专业78级学生介绍自己仰慕的老师，他的父母与萧焜焘是同事，他曾得到过萧焜焘的指点。

萧焜涛（1922.12.26-1999.3.1）是湖南人，1941年，考入金陵大学经济系。那些枯燥的原理、乏味的会计表格，使萧焜焘大失所望，当时决定转系学化工。决定报名转学西南联大，并被录取。但由于筹措不到一笔当时对穷学生十分可观的路费，最终未能成行，只好在本校转到哲学系，重点攻读数理逻辑。在王宪钧指导下撰写《真值涵蕴与严格涵蕴》毕业论文。1945年，萧焜焘毕业后留校任教，正式讲授“数理逻辑”等课程，翻译了卡尔纳普的《语义学引论》，并编写了《逻辑学讲义》。

第一次见到萧焜焘是在 1983年的5月，在萧焜焘老师力排众议下，淘汰了390分的考生， 310分的我被递补进入复试名单。

在面试中，萧老师带有十分浓重的湖南口音、但依然比较能听得懂的普通话问我，为什么来学哲学？有过学习哲学的经历吗？有哪些自己的体会？

我告诉他，在插队期间，曾经受到匡亚明（1906.3.17日-1996.12.16,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私淑”指点;“无论你未来做什么，也无论你所处的环境如何，都要抓紧时间学一点哲学、数学、外语等工具性的知识，总会有用处的” ，匡老还给出了学哲学的具体路线：先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从日常生活中认识哲学的基本概念；然后读由斯大林主持编著的政治理论书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由斯大林撰写的部分，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熟悉哲学的基本框架与主要观点；最后再读《反杜林论》，理解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遵循这个读书计划的路线，我利用农忙之余，比较认真的读完了前两部书。

萧老师当即指出，斯大林撰写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有很大差距，应该去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原著，尤其是他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即黑格尔哲学。

 我入学那年，萧焜焘已经年逾60岁，却是他一生哲学创造厚积薄发的主要时期。他的全部时间，差不多都投入到哲学研究上，兴致勃勃，全神贯注，苦思冥想，乐此不疲。萧焜焘的生活就是哲学，以哲学的方式生活；萧焜焘的哲学就是生活，将生活上升到哲学高度，真正做到了哲学与生活融为一体、水乳交融。真切的探索，真实的思想，是萧焜焘以哲学为志业的存在方式，萧焜焘向人们提供真实的哲学。在哲学研究领域，萧焜焘是极富个性色彩的哲学家，开辟出一个极具特色的新天地里，为中国哲学界提供了一个颇有影响、难以复制的教育典范。

入学后不久，萧焜焘先生布置过一篇命题作文《论反思感》（800字），在课堂上当场完成，以此考察研究生的哲学悟性与写作文笔。我模仿培根（Francis Bacon，1561.1.22日-1626.4.9）随笔的笔调一挥而就，通篇不见“反思”一词，处处隐喻反思的在人们思想情绪上引起的反应。我自鸣得意，以为一定会萧焜焘老师的赞誉。萧焜焘老师在充分肯定我把握短文要旨，文字优美、有哲学洞见等优点之后，严肃批评了我几百字中的几个错别字，必须彻底消灭错别字！

萧焜焘老师严厉地告诉我们，南京大学有位中文系教授，在指导研究生的读书笔记中，凡是发现一个错别字，就用红笔打一个大“×”，有一寸长，小了怕看不见。对一位多次重复出现相同的错别字的，就劝其退了学。这位严格认真的教授就是我们金陵中学三十年代的老学长程千帆(1913.9.21-2000.6.3)，也是我中学老师宋家淇在金陵大学中文系的同窗好友。

入学后，第一门课就是萧焜焘先生带读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萧焜焘的第一部个人著作《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就是在他研读笔记与授课讲稿的基础上整理出版的，比较深入地阐发他对马克思哲学的精湛研究。

萧焜焘老师带读经典的同时，阐发自己的学习心得，实际上很贴近现实、贴近人、贴近当代人的现实存在。萧焜焘老师的哲学教育，走近现实生活，贴近现实问题，以批判的眼光对人们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感到困惑的问题发表创造性、启迪性的见解。

萧焜焘对三尺讲台十分敬重，他学术水平高，备课又极为认真，课程内容烂熟于心，哲学思维浓郁，无论如何旁征博引，都不离课程主线。

萧焜焘是一个极富哲学感的哲学家，学识精湛，思想深刻，特别自信，但往往被人误解，刚愎自用，固守己见，排斥异端，不能接受新生事物与不同学术观点。其实，只要与他有比较多的接触，并不会被假象迷惑，失去客观的观察；也可以体悟到萧焜焘坚持学识独特的同时，也能在包容并蓄、虚心兼听的基础上，实现融会贯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有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与感受：萧焜焘关于古希腊哲学有独树一帜的精深研究，主要体现在后来结集出版的哲学通俗读物《辩证法史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可是，娴熟掌握古希腊语的南京大学张竹明老师，曾经提醒我，关注一下二、三十年代英美学者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无论是英文文献还是中文文献，由于建国后一边倒向苏联，所以，大部分文献都湮没而不为我们这一代人所知。后来，当读到叶秀山的《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等著作，我才知道，关于那些精妙的研究并非萧焜焘独创，而是继承他四十年代在金陵大学转入哲学系后受到那些留学英美先师们的教诲，萧焜焘能在建国后一直坚持这一传统，尤其令人敬佩。

在萧焜焘先生看来，哲学不是思辨的玄学游戏，学哲学需要有一定的自然科学基础，还要求我去南京大学去选修天文学、生物学等多门基础自然科学课程，弥补我工科出身的知识局限。         

跟萧老师学哲学的最大收获是在他的指导下撰写论著，当然首先是毕业论文。在萧老师入室弟子中，我或许是悟性最差、思想顽固的学生，既不能很好领悟他的思想，又不太顺从他的旨意。所以，给他带来了较大的麻烦，同时也把我折腾的够呛。

我很早就提交全文，交稿上去，被萧老师几乎完全推翻。因为之前，我没有交过提纲，所以，整个论文的框架就被否定。经过几次重写，特别是与萧老师的仔细艰苦的沟通讨论，才构造出有一定像样的论文结构，几乎是萧老师就着原稿，一字一句提炼出来的论文提纲，是我初步学会到如何透过大量纷繁复杂的现象，勾勒出事物背后的逻辑，深刻体悟的哲学深厚的魅力。

但是，写出来的东西，萧老师仍然不满意，具体说就是每个段落并不能够体现或阐明提纲的主旨。萧老师指出那一段不合要求，拿回来立即从论文素材稿中抽取相关内容，稍加修改，立即提交。当时，萧老师住在江苏省钟山干部疗养院，我一个人住在天津新村，从南京的西北到东南，一次次地转多趟公交最后才能坐上9路公交（当时只有一班车，陡峭的坡，还没有降低，不宜骑车），还要走一段路。不知道来回了多少次，以至于今天出中山门外还有阴影，就像若干年前路过南京长江大桥到江北去就会一股悲凉心情油然而起。以至于到毕业延期后，一直无能为力，再怎么努力都达不到萧老师的要求，依然看不见一丝光明。这一段时间，我做什么事情都打不起精神，犹有一种渺茫、失落之感。每天的时间都为改稿子所占用；待稍有静心时、又什么书都看不进去，心浮至极。痛苦是不可言状的，无力是难以表达的，大概就是美国心理学之父、著名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所揭示的“心灵探索的灰暗期” (the dark  time  of  soul  search)，一度产生过退学的念头。

在当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研究生毕业是无需也不允许自己找工作的，当时我已经被国家科委研究中心录取为研究人员。在没有征求我任何意见的情况下，萧老师强行将我留校任教。原来我以为是师资力量不够，所以才将我“滥竽充数”。后来，在萧老师领导下参加了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才知道《自然哲学》课题中几乎完全没有可以借鉴资料的全书四分之一工作量的重任，需要我去独立承担完成。重任在肩，道路艰险。   

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宇宙自然论、意识形态论、科学认识史"是萧老师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独立承担科研课题，在有计划书约束下组织一批人共同完成的项目。萧老师构建了一个基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自然哲学体系，特别是首次将技术纳入到自然哲学范畴之内，属于有较大原创性的合作著作。

我开始在我毕业论文的基础上，更为广泛地编译、收集资料大约50万字，构思出第四篇技术论章节提纲的主要部分。我们师生经过认真讨论，最后确定了提纲，接下来就是执笔写作了。在提纲的指引下，我重新审视原有的文献资料，形成一个双层结构。底层是各门学科（包括哲学）对技术研究的成果，构成我们进行哲学思考的深厚基础。上层是我们拟定的章节提纲的逻辑，构成我们进行哲学创造的主要脉络，上下层并非一一对应。

1990年，我们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但《自然哲学》的作者署名却是萧焜焘。

  1990年8月20日，徐启平、叶明、金一虹等三人曾联名致函国家社会科学院基金会办公室、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出版局等单位。因问题未能解决，遂以“萧焜焘同志不顾客观事实及我们的一再反对，将该书署为萧焜焘著，构成对我们著作权的侵犯”为由，正式向江苏省新闻出版局版权管理处申请调解与仲裁，要求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

经过调查，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发出了红头文件（苏新出权字（1992）第16号），“关于《自然哲学》署名纠纷的调解意见”。江苏省新闻出版局版权管理处认为：

《自然哲学》系在萧焜焘先生亲自指导参与下由多人合作、共同创作的合作作品，既非个人独创作品，也非编辑作品，其著作权应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徐、叶、金等同志可能在学术研究上不能与萧先生等同，但对《自然哲学》一书的著作权则享有同等权利。

《自然哲学》再版时，封面、扉页署名应为“萧焜焘等著”；一版稿酬应根据出版社实际支付的稿酬标准和个人的创作成果在作品中被采用的数量来确定各自应得的份额；《后记》的表述，由作者商定。

90年代，萧老师从领导岗位（由刘顺元书记力排众议提名出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退下来以及正式退休，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偶尔我们还会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干部病房附近相遇。我们只是简单地问候与寒暄，绝口不谈哲学。不过，我还是能感觉到他对我的失望，犹如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描绘的情感：

I give you my hand! （我把我的手伸给你！）

Will you give me yourself ? （你肯把你自己给我吗？）

Will you come travel with me?（你肯与我同行吗？）

(出自《Leaves of Grass》（《草叶集》）)

在那个思想解放的黄金时代，我们相遇，师生一场，同事一段。我做他的研究生，跟他做哲学研究，接受他的教导与指点，试图跟上他的步伐。我几乎读过萧老师公开正式发表全部学术论文，包括文革前在《江海学刊》等刊物上，他从未提及，或许已不愿意认同。在他的学生中，可能我是唯一学过数理逻辑的学生，能读懂萧老师的本科毕业论文《真值涵蕴与严格涵蕴》（指导教师王宪钧），了解他说话与写作的方式与逻辑。我自认为是很理解萧老师娴熟的辩证思维技巧，以及跌宕的悲催人生经历。但是，我不是萧老师的心腹，更不是嫡系,而是合作伙伴。我们平等对待，客气交流，我和他最心爱的长公子是很好的朋友。他上课，作报告，我总是去擦黑板，倒开水，执弟子礼。他出版新著，我给他的写过书评（见《读书》《博览群书》等）。萧老师对我从未当面呵斥过，我对他从未仰视膜拜，更从未盲目接受，自认为仅仅是平视，一种平等的对话。他不干涉并容忍我从事其他低水平研究，允许我给报刊写一些时评，这些都为他所不屑与鄙视。我们之间基本没有冲突，也没有默契，更不是对立统一。我们是相互补充，相互学习、相互刺激，相互创造。但终究只是一段时间的向相平行，以后就渐行渐远了。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快的流变中，我经常庆幸在人生路上遇到了像萧老师这样的哲学家。他是时代思想潮流的“标志物”，我们远离了，走远了，失散了，回望一下他们，可以重新校正自己的坐标方位，调整我们的演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