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的幻想破灭了

1970年初，因为我父亲，从五七干校被解放出来后，重新被“三结合”起用，分配到江苏省财政厅工作。我家从省商业厅的宿舍搬到省财政厅宿舍，那时银行尚没有独立，也在省财政厅内。因为搬家到华侨路平家巷，进入了南京十中的施教学区。转学时，鼓楼区教育局负责的科长，不同意我转进南京十中，而让我去另一所学校。我以一个初一学生的身份，天天去教育局磨，反复申诉各种理由，纠缠了整整一个星期，从上班开始一直到下班才离开；科长终于被逼得不耐烦了，才同意转学手续，推给了十中。到了十中，十中负责人也坚决不收。幸好，旁边有位女老师愿意收我。她叫劳元丽，四十多岁，微胖，是五十年代初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在外交部做过翻译，曾因吃饭时误译而被下放来中学教书！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直接接触的老师是一位标准的大学生，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这样，我的惊人之举，打破了十中不接受转学生的惯例，成为一位成功靠自己力量实现择校的初中生！

一进中学，学校天天组织批判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校园里，大喇叭震天动地，大字报铺天盖地。我们中学前身是汇文书院，也是金陵大学的前身，创建于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是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在华创建的教会学校。为报答劳元丽老师收留的知遇之恩，我也积极投入写大字报，模仿运用张春桥、姚文元笔法，批判美帝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与掠夺。其实，我们既不了解教会学校，也不不了解美帝的阴谋诡计，什么都不懂，只是鹦鹉学舌而已。

我的阅读水平与范围，小说主要是《红旗谱》《红岩》《林海雪原》，诗歌是《五月端阳》《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基本属于“毒草”范围；评论文章就是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能够读懂一些，其余的几乎读不懂。可能是，张春桥、姚文元没上过大学，比较通俗易懂，都是极左的评论，没什么学术含量。我是学校写作组的学生成员，在新街口广场大字报栏上，刊登过我的几篇文章，有调查报告，有学习体会。

我们中学是对外开放的学校，经常有外宾来访。比较出名的有，曾任燕京大学的教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7.19—1972.2.15）夫妇，以及陪同者、燕京大学出身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学生领袖黄华（1913.1.25－2010.11.24）；法中友协主席夏尔·贝特兰，是个非常有名的亲华人士。文革结束后，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贝特兰公然宣布辞去法中友协主席职务，他污蔑中共现在的党中央在搞非毛化，认为“四人帮”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代表。

我开始接受十中老师们的“启蒙”。吴让老师（政治）读给我们听《爸爸教我写文章》，我知道了书也可以“站着读”。林敏（原十中党支部书记，），以老革命的道德良心，悄悄地将约我写的书评退给我，千叮咛、万嘱咐将其毁掉。那是一篇阅读周赤萍（1914-1990年）中将撰写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小册子的读后感，我还敏锐地将《解放军画报》上署名峻岭（江青）给林彪拍的那张光头读毛著的摄影作品联系起来。她的这一惊人举动，安全地保护了一个无辜的学生，免除了我的牢狱之灾。很快，“九一三事件”陆续公布了，其中“五七一工程纪要”给我的震惊巨大。“变相失业”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宿命？我们没有“我不相信”的气魄，只是有了一点点的怀疑。以后开始对“政治谣言”发生极大的兴趣，因为那是社会变革的先声。在甚嚣尘上“批林批孔”等运动中，劳元丽（英语，班主任）、顾荣爵（语文，班主任）、戴玉仙（化学，副班主任）、唐绍密（数学、物理）、孟昭华（物理）、史济芬（数学）、冯世森（语文）、徐美钰（音乐）等老师，给了我极大的心灵慰籍。还有，在图书馆“改造”的宋家淇（语文，书法家）、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生夏国炯等老师对我私下开放“图书馆”，孟昭华、戴玉仙对我单独开放“实验室”，开启了我最初的“科学生涯”。没有教过我课的老师，也给我很多指点与帮助。 李治中（十中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出任首届南京外国语学校校长）恳切地要我相信，国家总是要科学的。刚“放出来”的喻旭初（因“五一六”问题被学校关押），冒着极大政治风险，坚定地对我一个人说“只要有一样站住脚，就打不倒”。

我们这一代人，凡属上高中的，并不像老三届那样大都是奔着大学去的。1972年年初，不知学校为什么改制，由夏季毕业改为冬季毕业。我的二年半初中即将结束，按规定有个分流选择。以出生年月为界限，1956年出生的，通常推荐上高中；1956年以前出生的，通常直接毕业分配工作。当然也有不合规定者，自己提出申请可以另选，但需要通过审批。由于当年政策多变，很多人认为，中学毕业就能分配工作，赶快抓住机会；否则高中毕业后，或许那届毕业生可能只能下乡。我选高中并没有上大学的奢望，也没有惧怕下乡的担忧，只是顺其自然的结果。

同年7月，发生了一场周培源文章引起的风波。在周恩来总理接见美籍科学家任之恭（1906.10.2-1995.11.19日）等人时，嘱咐陪同接见的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要北大把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还强调要认真清理教育科研工作中的极“左”思潮。周培源立即撰写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宵革命的一些看法》在《光明日报》发表，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隐含提出从高中毕业生中通过考试选拔大学生，以此对抗当时流行的工农兵学员的推荐制。当年，周培源的文章提出，从中学生选拔一批理科基础好的上大学，几乎是恢复高考的先声，周培源先生当之无愧是中国恢复高考制度的先驱。这段历史，我们都记得。周总理的批示和周培源文章的发表，对于抵制当时教育界存在的极“左”思潮有重要作用，导致了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使我们这一代人受到一些最基础的文化教育。我们才有机会，好好学习了一点科学文化知识。可惜时间太短，只有一二年的时间，很快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又陷入一片社会动荡恐慌之中。

在我们中学，我最幸运的事遇到了很多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老师群体；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而且是名牌大学毕业生。除了江苏师范学院毕业生，这是主要的，还有金陵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我们的校长李治中是北京教学学校生物系的毕业生，文革后做过首届南京外国语学校校长。我的数理化老师都是解放前的名牌大学毕业生。数学、物理老师唐绍密，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师，抗战前一年，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然后校迁南下，成为湖南长沙临时大学学生；再后来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走到昆明，以西南联大物理系的身份毕业，是诺奖得主杨振宁的学长。大学四年，读了三所大学。那届物理系毕业生一共只有十几人，十分稀少与精贵。不知他为什么会来中学教书，尽管是文革前南京市中教界唯一的一级教师。物理老师孟昭华，交通大学毕业生，当时已年近花甲，头发花白且有些谢顶。他讲课时方言较重，但语言严谨，深入浅出，从不说废话，也不说空话。对于课堂纪律不太好，他却从不发火,总是耐心的劝同学们安静，极具涵养。我的第一次物理考试，当时的课程名称是工业基础知识，我根本分不清物理知识还是机械知识，拿到了生平第一个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次不及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刺激了我学习物理的兴趣与动力，以至于1977年考大学的三个志愿都是物理系。化学老师是戴玉仙，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一口京腔，能将枯燥的化学元素，高声朗读成唐诗宋词。我现在还能朗朗上口地流淌出“金银铜铁锌”，“氦氖氩氪氡”。文革结束后，戴老师调进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日本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还翻译过日本的一个部著名电影剧本《风雪黄昏》，由山口百惠、三浦友和出演男女主角。在东课楼一楼的化学实验室和二楼的物理实验室，当时在南京市是最好的,每次去实验室上化学课或物理课时，我都比较兴奋。在这些老师的引导下，我开始对自然科学发生兴趣，并努力学习科学文化，而基本杜绝了写大字报批判文章的一切活动。尽管他们从来不敢说，好好学习，长大去读大学，这么明目张胆的腐蚀拉拢青年学生。此时，我对于大学生活，开始有了无限仰慕之情。当然，觉得上大学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973年进行了“文革”中唯一的一次全国高考。增加了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四科的书面文化考试，由地、市命题，县（市）主持，文化考试采取开卷形式考试。考试后由于张铁生的一封信，考试成绩就作为参考，基本上按1972年的推荐制招生。推荐制招生办法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推荐保送办法。学生条件：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2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年龄不超过25周岁、未婚)，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以及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对此我毫不关心，因为我知道，即使这一切都是真的，也与我没有一点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