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濡以沫的室友

我是我们知青点来的最晚的一个，在我之后就没有新的知青再来插队。但我不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我是1977年4月离开。知青点知青全部离开大概要到1979年。

我们知青点的宿舍是一排房子，中间是两个套间，一间住两人，一间住三人；两侧各一间房子带一个坯子，每间各住2人。靠路口的那间房子，原来是两个男生住，我来了后，是三个人住。

我的室友有两位，袁晓明与吴忠，都是南京四中73届高中毕业生，都是比我早下乡一年，但他们实际在农村的天数可能都比我短。他们两家都是水科院的，袁晓明的父亲做模型的木工，吴忠的父亲是开小车的司机。袁晓明与吴忠都能做木工活，这在那个时代是十分看重与吃香的技能。

我搬进知青宿舍时，只有袁晓明一人在农村，他当时在大队窑厂工作。大队窑厂是为本大队以及附近农村生产砖瓦，供社员翻盖房子用的砖瓦。我们住的房子的砖瓦都是从大队窑厂赊账来的，年底从应该支付给我们生产队的提供劳力应得的收入中扣除。

大队窑厂是由大队出资，一个生产队出土地，全大队各个生产队出劳力，共同投资建造，生产的砖瓦主要卖给本大队的农民或者集体修建房屋之用。每年年终结算，按投入资源的多少分配出售砖瓦的收入；每个劳力按各自生产队评定的等级按出勤日记工分，也就是说，拿到同样的工分总量，由于各队的工分单价不一，所以，实际的收入并不完全一样，另一种同工不同酬。

因为工作条件相对较好，工作稳定，知青都愿意去窑厂工作。但是生产队比较矛盾，不派人去肯定说不过去，派了好劳力，生产队的活谁干？况且大队每年分配都拖欠，要几次都很难拿到。我曾代表生产队去催过多次，最后只拿到了一部分。但是，生产队到年终无论是否拿回窑厂的分配，都必须按时按量给去窑厂做工的人分配口粮与现金。

这种体制，对于农民而言，有不便之处，主要是不能换工。换工是一种替代工作的方式，如果你承担了一项工作，临时有事，可以找家里人顶替半天，还是按你原有等级记工分。窑厂是一种企业管理，不可以换工。有事，只能请假，必须扣除出勤日。知青比较愿意去窑厂的原因是可以不干农活，做工比种地收入高，劳动内容单一，强度也不见得高多少。所以，我队插队时间比较长的的知青，几乎都在窑厂工作。袁晓明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他会一点木工，在窑厂主要做砖坯的木模。

袁晓明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绘画，主要是素描与油画。据说油画是跟南京艺术学院的冯健亲（1939-）老师学的，冯健亲老师比较出名的画作是《一桥飞架》(南京长江大桥)。文革结束后，他还做过南京艺术学院的院长。袁晓明曾给我看过一张冯健亲的长江大桥画作初稿，或者是画废的稿子。空闲的时候，袁晓明经常在家临摹画作，偶尔也在宿舍附近写生。他是一个比较文艺的青年。在生产队，袁晓明比较守欢迎，哪家房屋上梁，打房家具，都会请他去帮忙，可能报酬给的比较低，吃一顿饭，再给点粮食麻油之类。我也跟他参加过几户人家的上梁，我做小工，运送和好的水泥。

1976年的夏天开始招工，袁晓明上调去了南京面粉厂，那时大多数知青在农村都把到粮食局工作当作最理想的单位。我有点意外，我从小就与省粮食局有点关系，它的办公机关与省商业厅相距不足百米，我有一对同学她们的哥哥姐姐刚好与我姐姐是同学，他们家都是省粮食厅的，我一直没有觉得粮食局有多好。可是，在农村第一体会到粮食的重要，粮食局是一个旱涝保收的好地方。在插队过程中，才体会到粮站的重要与可贵。以后听说，袁晓明调入金谷大厦做布置橱窗的美工，他做这个工作，应该毫无问题，所学木工与绘画都可以用上。金谷大厦是粮食局的产业，在中山路上，我们十中斜对面，离我家不远。不过，我从未没有见过。

另一位室友吴忠，开始一直没来。袁晓明被招工之前不久才来。我们三人共同在同一间房间里生活，大概不超过半年。袁晓明走了几个月后，吴忠住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吴忠在这里有很多亲戚，他的大伯在本生产队，二伯好像在大队任职，后来他妹妹也插队在本大队的金冲小队。这说明，他父亲原本就是这里人，参军后专业或复原留在南京。吴忠在生产队比较受到照顾，不上工也没有人讲他；如果上工，几乎是他挑工作。只剩下我们两人时，他打过几件家具，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方便。我们还养了几只鸡，每天放出去自己觅食，晚上回来，我们用剩饭剩菜喂一下。我记得吃过鸡下的蛋，但不记得最后鸡到哪里去了，好像没有杀吃了，也应该不会卖了，难道都失踪了？我们还养了一条狗，看家护院用的。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我们感觉天要亮了，就杀狗煮肉庆贺，请了临队知青吃了一顿散伙饭，不久我们各奔东西，再无往来。

吴忠有把气枪，经常到宿舍旁的竹林里打麻雀，脱毛之后再油炸，也算是一盘荤菜。他做过一个小板凳，在赶集时，在花旗营卖掉了。他不太愿意给农民干木工活，只是给我们自己的屋子里添置家具，做个椅子，做个柜子。

1976年底，不知他为什么没有选择招工而选择参军。或许，他认为如果选招工，在比条件中，如出勤、干活等表现他几乎都比我差很大一节，但名义下乡时间比我早一年，大队与生产队亲戚势力比较大，远胜我一头。当然，我大队副书记，是我们中学学长杨建民，他到我们生产队来负责招工动员，强调劳动表现与基本出勤180天的基本门槛，对我十分有利。我插队两年，每年出勤都在280天左右，生产队的各项农活基本都干过，虽然并不一定干好，但在我们生产队比第二名的知青至少多出勤100天。这样我们两必然发生冲突，他选择避免了我们的竞争。我十分感谢他，为我招工顺利出线奠定了基础。吴忠参军后就没有了消息，他家在拆迁之前，我曾见过他的父亲，只是说他复员后一直闷闷不乐；不久，听说他去世了。

我们生产队的知青除了我们同室的三个男生之外，另外住在其他三间房子里的都是女生。她们分两个层次，一个是老知青，主要是五女中初一、初二的学生，其实只是比我大几岁，但从1968年下乡以来在农村六七年。一个群体是73届学生，初中与高中都有，她们是73年底下乡或者74年春季下乡的。

先讲在有坯子的另一间里的两位女生。有个老知青，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好像姓胡。我进知青点时，她第一个向我伸出友谊之手，请我去吃饺子。实际上是教我跳水，手把手教我烧火。因为我们家是苏州人基本不吃什么面食，以米饭为主，偶尔下个面条或者报个馄炖。她包的饺子对我来说就是人间美味。她向我诉说，队里的知青与农民对她的排挤与轻视，我开始不太明白为什么？看她洗衣做饭十分利索，我还是比较敬佩的。我就像一个白痴，什么都不会，也不知道怎么去学。后来，我发现她的听力有点问题，几次问话她都没有回答，显然没有听到。我对她就更加同情，别的知青看不起，可我还是十分尊敬她，所以，以后下工后经常到她房间来聊天，不久，她就病退回城了。我是她在这个队里唯一一个有较深交流过的知青，她的勤奋与努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要克服听力障碍，费力与人正常交往。

跟她同屋的是一个新知青胡绫绣，不知是南京那个中学的。她是生产队的记工员，干农活是一把好手，与队里社员均有十分良好的关系，和蔼圆滑，善解人意。不久，就调入公社办工厂，再以后回城去了南京公交公司，在13路公交车上做售票员，一直做到13路的站长退休。2015年，我的一个研究生无意说，她的母亲在南京公交公司做人力资源工作，我就请她母亲帮我查她的联系方式。我给胡绫绣发过一个短信，希望见一面。结果，被她拒绝了。

还有两位老知青是住我的隔壁，王龙珠与宋丽明，都是南京五女中的初学生，她们都在窑厂上班。很多生活技能都是在她们的逼迫下我才学会的。比如，腌菜，就是她们腌制时硬要拉我参加。说做好后可以分点给我，所以我只好参与。她们就说我的手好，其实她们双手有冻疮，我没有冻疮，腌制时手不会觉得痛而已。

我在摘棉花时，她们说要做一副棉手套，需要一点新棉花，让我每天在口袋里装一把刚摘的新棉花带回来给她们。然后，她们每天用鞋盒子放在窗台上晒干。不知不觉，她们居然做了一床棉被。当宋丹丹演小品中提到薅羊毛的一段，我就想起当年她们让我每天分散地弄一把棉花的往事。

王龙珠与宋丽明对我很好，十分照顾我。虽比我大不了几岁，但社会生活的经验比较丰富，不仅是在农村，就是生活在建邺区就已经很丰富来。王龙珠家住住堂子街，宋丽明家住秣陵路。她们教我各种生活技能，糊袼褙，纳鞋底，缝被子。后来，我结婚时，没有长辈替我缝棉被，只好由我自己缝的，还用回针而不是打结。她们在某种意义上是我在农村的生活老师，教会我如何过最基本的生活，处理与农民的各种关系。

当年插队时，她们种过水杉（扎根树），在水沟旁。她们被招工上调时，都将水杉锯断带走了。现在，都有很多退休的老人欣赏真正生长在水里的水杉！晨雾中，阳光下，深秋里……她们那批老知青上调，还有不少人去了环卫所，我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知青宁愿选择环卫所扫厕所，也一定要逃离农村？就像现在那么多硕博士争抢街道的城管编制。

1979年在南航校门口遇到宋丽明，她丈夫家是南航的。她的一个小叔子在南航开大卡车，在校门口倒车时压死过一个人，当时正好是课间，我正在附近。她招工上来之后在一个五金机电商店工作，在金沙井路口，我还去过她那里，一群老知青在那个店里工作。金沙井，也是我的出生地。我父亲解放后，苏南与苏北公署合并建立江苏省，我父亲从苏南区党委调至省级机关，短暂住在金沙井，不久搬到健康路上的一个饭店。58年后省商业厅宿舍落成，我家才搬入直至69年底。

在一个套间里是三个新知青，其中有一位年龄最小的是衡晓珍。她是我们中学的学妹，她下乡比我早大半年，是1974年4月第二批下乡的。她家里明显重男轻女，让同时高中毕业的哥哥留城工作，让初中毕业的她下乡。据说家里开一个小店，不过我不知道在哪里。她是我在农村真正的患难与共的室友。

我们经常在一起干农活，可能是唯一的共同干一种农活的知青。当时，我队女知青在生产队很少干活，出工不正常。所以队里给予的评定等级是0.6，我一去就是0.8，每天准时出工，分配什么就做什么，从不推诿，也不挑选，一年后就转为1.0。

记得我第一次夏收打麦子（脱粒），干过几个通宵就是和衡晓珍在一起往脱粒机上送麦子，双手两臂都被麦芒刺的十分疼痛，又困又累，但后面的人还在催促，因为那时雨季大约随时就要到来，会把没有脱粒的麦穗淋湿，麦子很快就会发霉变质。所以。必须立即将割下的麦子及时处理，连夜加班就是必须的。实在太困了，我们俩就轮换在草垛里睡一会儿，让后再精神抖擞去干活。         

我们曾一起给棉花打药水，用的是1605（乙基对硫磷），一种广谱性有机磷类杀虫剂，属于高毒、高残留，高污染的农药。夏天天气热，又晒又要密闭防护，但当时不知为什么不带口罩。有次，打药水的任务比较重，我们几个人一字排开，起头并进，衡晓珍在风向的下方，我们几个人喷洒的药水，一部分集中到她那里，不久她就出现身体不适，头晕。我决定立即停止，在水塘里洗把脸，再到树荫下休息，不一会就恢复了正常。事后，想想还是很可怕的。

我们不仅在一起干农活，而且生活中也相互照顾。那时1976年的夏秋，唐山地震给全国造成过一片恐慌，我不得不将板床与蚊帐搬到房前的草堆旁，那时很多人怕晚上地震导致房子倒塌。当时，我们生产队的知青所剩无几，有人被招工上调返回城里，有人为躲避地震而逃离农村，只有我和衡晓珍还坚持在生产第一线。为了节省能源，资源共享，我们两人“搭伙”——每人负责烧一天饭，轮流在各自家开伙。作为“苏州人”的我，被迫吃她加了很多辣椒的蔬菜，当然她也勉强咽下比较甜的菜肴。最悲剧的是，我们经常怕对方不够吃，因为强劳动后饭量会增加，故而烧的饭多了一点，往往剩余的饭不久就馊了。如果不太多，我们就给农民去喂猪。有一次剩余的饭饭比较多，我们都觉得太浪费了，实在不忍心扔掉。衡晓珍急中生智采用在馊饭里加几块烧碱，放油锅里再炒一下，美其名曰“酸加碱生成盐和水”，搜饭终于成为次日的佳瑶了。当别人津津乐道《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而我们则含泪咀嚼“那些年，我们一起吞咽的馊饭” .

尽管情感上我与室友们并不十分亲近，并非人们常说的那种“一起下过乡”的铁杆，还有有些隔膜，我们现在已经成为陌生的路人。但是十分感谢他们的帮助，在生活中的指点。每一个插队知青都有难以启齿的痛苦往事，我们绝不说，青春无悔。我们只能说，有农村这碗酒垫底，还有什么酒不能对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