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本色叶楚伧

                叶明

在南京市鼓楼区五台山附近的百步坡4号，有一幢坐北朝南二层小楼，他的原主人是国民党元老叶楚伧的旧居，该建筑建于1945年，红瓦坡顶，外墙为米黄色，西侧有附属房舍，东侧为小花园。

叶楚伧（1887—1946），原名宗源，字卓书。江苏省吴县人,出生于周庄镇, 生于清光绪十二年( 18 8 6年) 农历七月十五日。他的祖父是清朝官吏，父亲是晚清秀才。1946年2月15日，叶楚伧在上海病逝，终年59岁。

投身国民革命

1904年，叶楚伧考入苏州高等学堂。那时，清王朝有规定：凡是高等学堂的毕业生，都可视为举人入贡，分授七品官职，这对于苦学多年的人来讲，可谓是天赐良机。于是，有人便不择手段、徇私舞弊，恰巧这事被学生不经意间发现，引起了学生们极大的愤怒，叶楚伦等学生痛打了学校监督人员，引起了当局极大不满，苏州巡抚端方下令缉拿他们，并打算以革命同党的罪名关押他们。叶楚伧得到消息后离开学校，避居于友人柳亚子家中，免去了半狱之灾，但还是被苏州高等学堂除名了。这时，同盟会员、他的同乡陈去病在汕头主办《中华新报》，因病辞职，便推荐叶楚伧去担任编辑，这样，叶楚怆经上海赶往广东汕头。

《中华新报》（汕头）是革命党人谢逸桥、谢良牧等人于 1907 年创办的，梁千仞为社长、陈迪予为经理，总编是林一厂。在汕头参加《中华新报》工作是叶楚伦从事新闻工作的开始。楚怆的笔名就是这时开始流行起来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当年刘邦项羽都是楚人。这个怆不是个好词，原是悲伤的意思。在江苏，这词表示本事不大还好吹牛的意思，更有的很多方言中，直接就是饭桶的代名词，叶楚伧以此为名，大概是调侃之意吧。

1909 年春，在《中华新报》创始人谢逸桥的介绍下，由谢良牧主盟，叶楚伧正式加入同盟会。他以《中华新报》为阵地积极进行反清活动。由于《中华新报》锋芒直指清王朝，两广总督张鸣岐视之为眼中钉，1911年上半年下令封禁。同年秋，《中华新报》改名为《新中华报》复刊，对清政府抨击更加尖锐，销路很广，对社会影响颇大。这使潮汕的地方官吏感到恐惧，潮州知府曾派兵威胁叶楚伧和《新中华报》社的人员，但他们并没有屈服。

当时的叶楚伦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不想因家中事分心，每逢家里来信，他都原封不动地收存在箱子里，直到后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后，他才将箱子里的信取出来细读。

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后，广州、汕头、潮州相继光复。那时，汕头、潮州一带的部队，谁也不服谁，矛盾激烈，秩序混乱，叶楚伦见状自告奋勇前往调解纷争。适逢潮汕地区推选府长，汕头方面很多人都商议推选叶楚伧为潮州府长，遭其婉言拒绝，他表示，自己愿到广州面见广东军政府都督胡汉民，向他报告潮汕地区的实际情况。

但是，等他赶到广州时，胡汉民已随孙中山到上海去了。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得知叶楚伦到达广州,亲自登门拜访，邀请他加入粤军，担任秘书兼参谋，随军开赴南京拱卫。那时，张勋率兵进攻徐、淮，姚雨平奉命率兵渡江出击，叶楚伦也参加了固镇、宿州两战役。

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叶楚伧随姚军进入南京卫护。因张勋率兵进攻徐、淮，姚雨平奉命渡江还击，叶楚伧随军渡江，并兼任参谋，曾参加固镇、宿州两次战役。2月，南北议和结束，东南军事粗定，叶楚伧弃武从文，和姚雨平在上海创办《太平洋日报》，姚雨平任社长，叶楚伧任总编辑。

1913年，叶楚伧和于右任、邵力子等在上海创办《民立报》，叶楚伧主编《民立报》副刊。在此期间，他痛击袁世凯的窃国阴谋和陷害民党人士伎俩。“二次革命”失败后，《民立报》被迫停刊，叶楚伧改任《生活日报》编辑。

1916年，陈其美集资创办《民国日报》，作为国民党喉舌，从事反袁宣传，叶楚伧任《民国日报》总编辑，邵力子为经理。

袁世凯死后，国家实权仍把持在北洋军阀手中，《民国日报》继续为实现民主、共和而奋斗，并指出其宗旨是：“专为拥护共和，发扬民治，唤国民奋斗精神。”

1917 年，孙中山到广州领导护法运动，反对北洋军阀，叶楚伦则以努力办好《民国日报》来配合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他用犀利的文笔抨击暴政，抒发正义，恣睢跋扈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助纣为虐的督军团、帝制余孽张勋等人均在叶楚怆的挞伐之列，因此，他深受北洋政府的嫉恨。

在主编《民国日报》期间，叶楚伦的困窘是有目共睹的。有时，新闻各版已排好，印报的纸头还没有着落，叶楚伦往往要四处奔走筹措资金，甚至典当夫人的衣物首饰以渡难关。有一次，他还脱下皮袄送往当铺，换下几十令的白报纸，才把那天的报纸印出来。一年年底，报馆实在穷极，债户交集，叶楚伧便写了一张字条，贴于报馆门前：“前债未清，免开尊口”。看到字条后的债主，只好一笑走开了。后来有人回忆了当时的情形，他说：“当年的《民国日报》，家无隔宿之粮，全靠他一力支撑；文章出自他胸中，钱要靠他奔走；捕房来找麻烦，还要他去吃官司。”

1919 年，北洋军阀政府准备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愤，五四运动爆发，叶楚沧闻讯后积极响应。在孙中山的指示下，叶楚伦还以全国报界联合会书记长的身份参与运动，在学生游行时高举“国民大会”的大旗，为学生们开路。《民国日报》除扩大报道并支持学生运动外，还宣扬平民政治，并以介绍新文化、甄别旧文化为己任。叶楚伦以《觉悟》、《救国》两副刊启迪民众，抨击封建势力，《民国日报》成为五四运动在上海的喉舌。

反对国共合作

在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叶楚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接着被任命为中央党部宣传部部长和上海执行部青年部部长及妇女部部长。但是,叶楚伧并没有积极贯彻“一大”宣言所确立的三大政策。

孙中山手书的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

国民党“一大”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开始。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会后前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由胡汉民、汪精卫和叶楚伧组成常务委员会，实际负责上海执行部的是组织部部长胡汉民。毛泽东任胡汉民的秘书，职责是“协助部长，办理本部事务”。同时，毛泽东还兼任文书科秘书；在文书科主任邵元冲到任前，代理文书科主任一职。

1924年5月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举行庆祝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纪念活动时合影。前排左一为邓中夏（共产党员）、左六为胡汉民、左七为汪精卫，二排左四为叶楚伧、左五为王荷波（共产党员），三排左一为刘伯伦（共产党员）、左二为毛泽东（共产党员）、左八为恽代英（共产党员）、左十为戴季陶

上海执行部成立不久，胡汉民返粤，叶楚伧接替胡汉民负责执行部的工作。叶楚伧虽仅比毛泽东长6岁，可他是国民党元老。他对毛泽东的工作一直持异议，对共产党员一直持戒备心理。在这样的状态下， 毛泽东的工作极为艰难，只得于7月辞去组织部秘书，只负责文书科工作，并推荐共产党员张廷灏继任。

8月1日，周颂西、喻育之等人在南方大学召集各区党部代表会议，讨论处置“共产分子”问题。会上，主张“容共”和反对“容共”的两派发生分歧。次日，喻育之等到上海执行部，要求致电广州国民党中央分共，并殴打“跨党党员”邵力子。当时，主持执行部工作的叶楚伧采取骑墙态度，未按右派要求致电国民党中央，也未对喻育之等人进行处理。

对此，毛泽东极为不满，联合恽代英、施存统、邓中夏、刘伯伦等跨党党员致函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之后，孙中山决定撤掉叶楚伧，于是叶楚伧主动辞职。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组织部秘书的名义，主持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

1924年11月17日，孙中山应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北上，途经上海。毛泽东向孙中山面呈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上海执行部14人致孙中山的信，信中反映：“自八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于停顿，希望派员解决。”叶楚伧拖欠了毛泽东将近半年的工资，其理由是毛泽东同时为共产党服务，理应从共产党那里领取另外半年的工资。

当时，孙中山因北上事务繁忙，而且又身染重病，未能处理此事。1924年12月，毛泽东因工作过于劳累患病，于12月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结束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韶山养病期间，毛泽东总结发动农民运动的亲身经历，殚精竭力，呕心沥血，终于写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部光辉著作，奠定了毛泽东阶级分析的理论基础，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发端的重要标志。

2009年1月，台北的国民党中央党史展览厅举行国民党党史展览，内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1924年3月的决算书上记载，毛泽东任国民党秘书，每月领取120元大洋。这份文件原稿首度曝光，引起参观者的莫大兴趣。这里所谓的“国民党秘书”，准确地说，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这样，我们可以推算出叶楚伧克扣了毛泽东薪水总额为720大洋。1925年1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决定补发拖欠的工资。但当时毛泽东已经前往广州工作，补发的工资也就在各方推诿中不了了之，直到毛泽东离开国民党都没有实际下发。

1925年11月16日，在一番紧锣密鼓的联络和准备后，谢持、邹鲁、林森、居正、邵元冲、戴季陶、叶楚伧、张继等中央执监委在北京联名发出“铣电”，通知各地执监委：决定于23日在北京香山碧云寺总理灵前召开正式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即“西山会议”。

 11月23日，实际参加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的有：中央执行委员叶楚伧、居正、沈定一、邵元冲、石瑛、邹鲁、林森、覃振、石青阳，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茅祖权、傅汝霖，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共13人，林森、邹鲁分别担任会议主席。会议非法地以“国民党中央第四次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通过了一系列的反动决议。主要有：

（一）取消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者之党籍；（二）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之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毛泽东、韩麟符、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9人之国民党党籍；（三）解除鲍罗廷之顾问职务；（四）弹劾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开除党籍6个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不得在国民党执政地方之政府机关服务；（五）取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六）国民党中夹执行委员会暂移上海，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七）修正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法；（八）推举林森、覃振、石青阳、邹鲁、叶楚伧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九）派定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中央执行委员——北京：李烈钧、柏文蔚、邹鲁、林森、傅汝霖、张秋白；上海：沈定一、叶楚伧、戴季陶、茅祖权、居正、石瑛、石青阳、张知本；广州：谭延闾、邵元冲、熊克武；（十）决定国民党此后对苏俄的态度；（十一）因反对联共而被开除出国民党者分别恢复党籍。会议最后提醒大家：如果不在国民党内实行清党，恐怕“再过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化为红色矣”会后，“西山会议派”在上海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同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相对抗。叶楚伧所控制的《民国日报》为宣传阵地和平台，大量刊登启事、声明、通电和反共文章。

1926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派的决议案，处分了邹鲁、谢持等人，给叶楚伧以警告处分，并停止他《民国日报》总编辑职务。

1 9 2 6年三· 二O 事件后, 叶楚伧脱离西山会议派, 成为蒋介石的亲信, 离沪赴广州任广州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并随军北伐。北伐后, 广州国民政府迁往武汉, 叶楚伧任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国民政府联席会。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反共政变，并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叶楚伧先到上海任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7月代理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9月，参加了宁、汉、沪三方组织的特别委员会为候补委员。1928年，蒋介石重新掌握了国民党中央领导大权，叶楚伧被任命为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议秘书长。

1929年后改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1930年11月任江苏省政府主席，1935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立法院副院长。他先后被选为国民党第三、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五届中央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他的国民党元老身份在国民党内外颇受尊崇，兼任大小职务有二十多个。他对蒋介石的举措顺从有加，遇到派系争斗多持中庸平和的态度。

清廉、谦和的高官

叶楚伧身居高位, 但待人谦和, 没什么官架子。抗战时，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叶楚伧滔滔不绝地讲话。中央大学某教授毫无礼貌地打断了他的发言；“这是文艺工作者的聚会，对于大官的讲话不欢迎。”叶楚伧二话不说，面对听众鞠了一个躬下台了，安安静静的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之后大家知道，原来叶楚伧是这一次会议的发起人兼筹备人，是作为一个筹备人在完成筹备工作的时候所要讲的话，而并不是训话。于是有人出来，邀请叶楚伧先生继续讲下去。于是叶楚伧就再次上台，完成他没有讲完的话，整个人的气场令人敬佩。

叶楚伧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时, 有一次, 某大官遣差役送一要函给他。差役叩门后, 叶楚伧亲自来开门, 差役云: “ 须投交叶主席亲收。” 叶楚伧答: “ 本人即是。” 差役大惊。

                      收在河海大学纪念馆

叶楚伧为官清廉，十分大度，既不敛财，又不喜收藏，更没有那些风韵之事。叶楚伧在南京监造中山陵时, 负责陵园采石的工程队在到太湖西山采石返回南京途中, 路经故乡周庄, 采石队领队特意留下一对石蜡烛、一只石台、两只石凳, 想给叶楚伧为其父母做新坟用。叶楚伧得知后厉声拒绝, 并当即与采石队结算帐目。

抗日战争胜利后，叶楚伧被任命为任苏浙皖三省、京沪两市宣慰使，代表中央政府进行宣慰安抚工作。当时一些好事官员竟将周庄镇改名为“ 楚伧镇” , 在苏州设立“ 楚伧公园” 。叶楚伧得知后大为不满, 责令立即收回成议, 恢复原名。

叶楚伧为人潇洒凋悦， 唯嗜酒成癖。他喜饮绍兴黄酒, 平日常随身带有一把小小的瓷茶壶装酒, 系所时常常饮酒，开会时也饮酒。在《民国日报》当主笔时，他的办公桌上置白兰地一杯，花生米一包，边饮边写文章，如有佳宾来访，酒逢知己，必浮大白，非醉不可。醉后则酒性能自克，饭毕回到报馆，照常赶写社论，应付印之急。他的文人气质在民国时期那是响当当的，因为，他写作时，一直是一壶酒，一支雪茄，不如此便写不出一字来，他也因为得到“民国酒徒”的称号。国民党原中宣部秘书方治回忆说：“楚公嗜饮举世皆知，总统蒋公曾特许他于开会时以酒代茶， 但须杯上加盖，以免酒气冲人。”蒋介石是基督徒，对酒徒是不太喜欢的。但如叶楚伧这样，连开会也要喝上几口的人，也是无奈，只能让他盖子盖紧，别弄得整个会场酒气熏天就行。可见，叶楚伧在国民党内，也是神一般的存在。

某日，叶楚伧在与蒋介石通电话时，蒋介石问叶楚伧有没有重要事情，叶回答说有三件公事须请示“总裁”。可是，当蒋介石赶到中央党部时，叶楚伧却因为酒喝多了，将“公事”忘得干干净净。蒋介石无奈地返回军委会后，叶楚伧突然又记起来了，于是再打电话给蒋介石，蒋介石嘱咐他赶往军委会面谈。不料，叶楚伧在出发前忍不住又喝了几杯，结果，赶到军委会后，又将“公事”全部忘掉了。鉴于这个情况，叶楚伧的长子叶南，只得代替父亲向蒋介石再三请求：让老人家辞职回家，安心休养吧。

叶楚伧位居高位但十分清醒、低调。1939年，陪都重庆遭遇大轰炸，各报被迫停刊，蒋介石下令《中央日报》、《大公报》等十家报纸组织“联合版”，刘光炎与王芸生轮流负责。有一天，会客厅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刘光炎认识来人是中宣部长叶楚伧、副部长潘公展， 刘当时惊问：“这么大热天，叶先生何不打个电话通知，而要冒着酷暑亲临。”叶楚伧坦然答道：“我这个部长是党官，而‘联合版’则是民间的联合刊物，以党官的身份，是不便对民间刊物颐指气使的。”

叶楚伧从不循私，但讲人情。有一次秘书拿来一叠稿件和一封信说，这是戴季陶先生推荐的，请您关照。戴季陶是国民党元老，国民党理论宣传家，有蒋介石的“国师”之称，是蒋介石的忠实“智囊”。叶楚伧看了半天稿件也没看出好来，于是，只好找上门去问个明白。戴季陶笑着说，这是我学生的稿件，他很穷，现在也没什么名气，所以，想让我帮他一下，你就看着办吧。叶楚伧了解真相后，随即给那学生送上两百大洋，随信附上致歉信，稿子是没用的。戴季陶知道后反面有些不好意思了，“你这让我很没面子嘛，还让你花钱”。叶楚伧幽默答道：“稿子虽然没用，但你那封推荐信很值钱，以后值个两万大洋也未可知啊，我这是投资！”。

有次，叶楚伧一家人开车去燕子矶游玩，下车后叶楚伧忽然问吴叔禾：“兴弟，你知道我在国民党里做些啥？ ”吴叔禾诧异地说：“你不是当中央秘书长吗？ ”叶楚伧摇摇头，缓缓说道：“不错， 那是我的职务。可是我真正做的是国民党的马桶盖。这个差使原来是谭延闿干的， 他死后就轮到了我。谭为人圆滑， 八面玲珑， 我没有他的能耐。现在盖子弥不了缝， 臭气外溢了———里头臭得很啊！”从以上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叶楚伧并不是一个浑浑噩噩之人，他对掌握政权后的国民党迅速蔓延的腐败，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对他自己来说，只能坚持自己的本色，以高洁的姿态，挺立在这个污秽的世界中。

叶楚伦是活跃在一线的新闻专家，著作等身，在诗歌、小说、散文、评论、考据等多方面都有不俗的成绩：如《建国战略》, 叙述辛亥革命岁月; 《龟年清话》, 记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孙菊仙往事; 《谨书黄克强往事》, 记述黄兴革命史事; 还有《落花梦传奇》、《萧引楼稗钞》、《小凤杂著》等, 均为名篇。他还创办了大型的《文艺月刊》, 编印了《文艺丛书》、《新生活丛书》、《读书杂志》等。有人把叶楚怆各方面的成就与古代经典做出了类比，说他“于诗为中盛唐，于文为《战国策》、《韩非子》、《淮南子》，于小说则时时近施耐庵”。

叶楚伦为人正直，一生不做蝇营狗苟之事，终不失书生本色，正如柳亚子有诗赞云：“唾手燕然他日事，知君原不为侯封。”这也是对他的官宦生涯给予了肯定和理解。

10年前，我给儿子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还有一个非分之想，如果你博士后去斯坦福大学或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当然以你事业发展为主要考量），那么我就有机会与理由去斯坦福的胡佛研究所或者哥大的东亚研究所，去研读中华民国的文献与民国人物的口述资料，弄清楚我们家的先贤叶楚伧(1887年--1946年，著名的南社诗人，国民党元老、右派，曾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秘书长、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与国共两党的恩怨情仇。”（叶明《学会研究：享受科学生活》东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23页）可惜，这个非分之想至今没有实现。此文还只是成行前的资料准备，待有机会再补充文献考证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