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对明朝徐光启版《几何原本》（下称中国版几何原本）《崇祯历书》等科技内容中涉及的相关人名进行考证，研究相关科技成果的真实来源，并纠正相关历史。

关键词：几何原本、崇祯历书、蒸汽机车、电磁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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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明朝徐光启版《几何原本》（下称中国版几何原本）《崇祯历书》等科技内容中涉及的相关人名进行考证。

欧几里得：与中国版《几何原本》有关的外国人名为利玛窦（耶元1610年逝于北京）。利玛窦的英文发音为Matteo Ricci，但其拉丁语名字为MATTHAEUS RICCI，其名字后几个音节为“Eus ricci”。而欧几里得的拉丁文为“Euclides”。现在我们将“Euclides”的“c”发音为“k”，翻译为中文近音为“几”。但事实上“c”亦发音为“s”。而“Eus ricci”的第一个“c”发音为“k”，第二个“c”与“i”一起组合为“ci”，发音为“si”。而“ri”则与“li”发音极近。因此“Eus ricci”与“Eusriksi”发音相同，而“Euclides”与“Euslides”发音相同。而“Eusriksi”与“Euslides”发音极为相近。在利玛窦时代，西文尚处于成型阶段，语法和拼读尚不规范，所以“Eusriksi”与“Euslides”完全可能为同一发音的不同拼音标注。从语音上来看，利玛窦的拉丁发音即为欧几里得。

马太：意大利耶稣会士金尼阁于耶元1613年2月开始返回欧洲，把利玛窦用意大利文写作的回忆录手稿《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改编为《利玛窦中国札记》，专门请示教皇并获得诏谕，允许用中文翻译《耶经》。但事实上直到耶元1700年才有第一本中文《耶经》的巴设译本。所以之前传教士们来中国传教一百多年，要为中国带来七千多册西方书籍以翻译成中文，却不为中国翻译《耶经》，是反常的事情。相反地，今天梵蒂冈恰恰有七千多册中文书籍。利玛窦等人在中国传教了《天主实录》《天主教要》，但没有《耶经》。而耶经《马太福音》的“马太”希腊语为“Mathaios”，这正是利玛窦名字“MATTHAEUS”。

耶元1259年刘郁记宪宗使臣常德西去波斯觐见旭烈兀，将西亚北非一带见闻写为《西使记》，于中统四年（耶元1263年）成书。《西使记》载：“丁巳岁，取布达国，……布达之西，马行二十日，有天房，内有天使，神国之祖葬所也。师名班巴尔，其房中悬絙，以手扪之，心诚可及，不诚者竟不得扪，经文甚多，皆班巴尔所作”。“班巴尔”为吐蕃苯教（bon-po）的音译，意为“苯佛”，或“班佛”。因此相关内容应是利玛窦手稿被金尼阁带回欧洲教会与班巴尔经、以及后来的犹太族簿一起整合为《Bible》，然后再内销回中国。所以利玛窦最初为和尚，并非假扮而是真实身份。

苏格拉底：金尼阁获得直接创作《耶经》等著作的机会，其名字亦体现此特权。金尼阁西文名字为“Nicolas Trigault”，“s”音“苏”，“gault”音“格拉底”，故“Nicolas Trigault”正是苏格拉底，也即“Socrate”。

《崇祯历书》上标明：“钦差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钦命山东布政使司右恭政李天经督修，远西耶稣会士罗雅各立法，访举魏邦伦。同会：龙华民、汤若望同阅。访举博士李次虨、访举中书朱廷瑞较”。

西奥多修斯：在《崇祯历书》的《测量全义》第七卷为“测曲线三角形”，本卷是完整详细的非欧几何，例如“直线形之三角并与两直角等。曲线形之三角，并其数不定，但不能及四直角。”意即“平面三角形内角和为90*2=180。球面三角形内角和小于90*4=360度”。以及球面三角形的边角关系、三角函数关系、全等关系、相似关系等。在“测曲线三角形”的“圆球原本内借论题”部分，专门署名“古德阿多西阿撰”的文字。“德阿多西阿”即耶元前2世纪古希腊“西奥多修斯（Theodosius）”。本部分与西奥多修斯《圆球原本》有九条结论相同。但署名“圆球原本内借论题”、“古德阿多西阿撰”则很奇怪：本部分还有大量数值超过数十万、精度达到小数的计算题，而古希腊由于没有位值进制，是不具备这种大数表示能力和计算能力的。所以其计算题部分肯定不是古希腊人所撰。而“古德阿多西阿撰”文字单列，既表示借论、计算题均为“古德阿多西阿”所撰，“撰”字又有较强的现在进行时的动作性，它似乎表示“古德阿多西阿”不是古人而是崇祯历书写作时的当代人。按照《几何原本》的利玛窦与欧几里得的关系，笔者考察《崇祯历书》立法者罗雅各的西文名字。罗雅各的西文名字为“Jacobus Rhaudensis”，“co”发音“古”，“bu”发音“德”（b与d在古拼音中常混淆），“Rhau”近音“阿”，“den”近音“多”，“si”发音“西”，最后一个“阿”在西文名字中没有发音，而“西奥多修斯”的最后一个发音亦不是“阿”，所以“阿”音似是语气词或轻声。因此“Jacobus Rhaudensis”正是“古德阿多西阿”。事实上可以直接对比西文名字“Theodosius”和“Jacobus Rhaudensis”，“Th”的拉丁语发音“T”，“h”不发音，后世才发音“Th”为“西”，故“Theo”近音“b(d)us rhau”，“do”近音“den”，“sius”近音“sis”。因此“Theodosius”正是“Jacobus Rhaudensis”，严格说来中文发音应该为“德奥多修斯”。因此罗雅各在《崇祯历书》中托古署名以攫取著作权，但其托古的名字跟欧几里得一样，是自己用中文发音的真实名字。这就是西方则将其包装为耶元前2世纪的古希腊学者的原因。而西奥多修斯是西方球面几何的开拓者，因此真实的历史事实是：罗雅各将中国明朝的既有天文和数学算法窃为己有。

开普勒：《崇祯历书》中还使用了开普勒的天文研究成果，但《崇祯历书》中并无“开普勒”的名字。按传教士剽窃的习惯，很少会不标注署名权，所以我们还是来考察罗雅各的名字。“开普勒”的西文名字为“Johannes Kepler”，与罗雅各的西文名字“Jacobus Rhaudensis”比较，“Jo”音近“Ja”，“Ke”音近“co”，“p”音近“bu”，“ler”音近“Rhau”。因此“Johannes Kepler”正亦是“Jacobus Rhaudensis”，其与“德奥多修斯”的区别仅仅在于重音位置不同。因此罗雅各也正是开普勒。

哥白尼：《崇祯历书》中亦引了“谷白尼”，也即“哥白尼”的研究成果。按传教士的剽窃习惯，“谷白尼”亦可能是本书署名传教士的名字。查看《崇祯历法》另一署名者汤若望的西文名字“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cha”发音“谷”，“Be”发音“白”，“ll”发音“尼”。因此“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正是“谷白尼”。再进一步看哥白尼的西文全拼“Nicolaus Copernicus”，在拼读时，“nn A”会连拼读为“ni”，“da”音近“co”，“m”音近“n”，也即音近“l”（例如“Nicolaus”又发音为“Mikołaj ”，N与M音有混），“s”同“s”，所以“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正是“Nicolaus Copernicus”，非重音部分皆辅助语气。因此汤若望也正是哥白尼。

第谷：《崇祯历书》中还引了“第谷”的研究成果。同样按传教士的剽窃习惯，“第谷”即可能是本书另一署名传教士的名字，也即“龙华民”。查“龙华民”的西文名为“Nicholas Longobardi”，其名的最后一个音为“di”，即“第”，其姓的中间音节为“cho”，即“谷”。故“Nicholas Longobardi”即为“第谷”。再进一步看第谷的西文全拼“Brahe Tycho”，“Bra”即“bar”，“h”不发音，“Ty”音近“di”，“cho”同“cho”，所以“Longobardi Nicholas”正是“Brahe Tycho”。因此龙华民正是第谷。

阿基米德：《崇祯历书》《测量全义》中附带提了一下“亚奇默德”的圆球圆柱书，也即“阿基米德”。而查阅传教士的著作，署名传教士的著作中，第一次提到阿基米德的是艾儒略的《职方外纪》，里面称为“亚而几默得”。同样按照传教士的剽窃习惯，“阿基米德”可能就是“艾儒略”的西文名字。查“艾儒略”西文名字为“Giulios Aleni”，“Al”发音“亚而”，“Giu”发音“几默”，“lios”发音“勒斯”。故“Aleni Giulios”即为“亚而几默勒斯”，看阿基米德的西文全拼“Archimedes”，“Ar”音近“Al”，“chime”音近“Giu”，“des”音近“lios”，汉语发音实际为“亚而几默得斯”。所以“Aleni Giulios”正是“Archimedes”。因此艾儒略正是阿基米德。事实上在今天中国西南官话发音中，“的”发音“勒（le）”，在明朝时属于国语区域。

亚里士多德：艾儒略在《西学凡》中谈到“亚理斯多德”，也即“亚里士多德”。查艾儒略于耶元1623年著《西学凡》，当时传教士中邓玉函恰好到达北京。邓玉涵还是伽利略的朋友，与现有历史记载“亚里士多德”与“伽利略”总是相爱相杀（虽然按照现有历史记录彼此年代不同）的情况较为吻合。因此查邓玉涵的西文名字为“Joannes Terrentius”。“Joannes”即发音“亚理斯”或“亚里斯”，“Terrentius”即发音“多德”。故“Joannes Terrentius”即为“亚里斯多德”或“亚里士多德”。再进一步看亚里士多德的西文名为“Aristoteles”，“Aris”音近“Joannes”，“totel”音近“Terrent”，“es”音近“ius”。所以“Joannes Terrentius”正是“Aristoteles”，因此邓玉函正是亚里士多德。

托勒密：《崇祯历书》中还提及“多禄某”，也即“托勒密”。查西方耶元1600年前后的多份地图，笔者都找到了托勒密王国。这里仅举一例。Pontanus, Johannes Isacius在耶元1611年出版于阿姆斯特丹的地图Tabula geograph中，包括了欧洲、非洲和亚洲。埃及尼罗河附近即Ptolomais（托勒密）王国。因此托勒密也正是《崇祯历书》时代的王国。Boileau de Bouillon, Gilles耶元1555年出版于Antwerp的地图Map of the middle east 中，在尼罗河三角洲到叙利亚的区域中标注有Selcucia（塞琉斯，又称塞琉古），其下为Bervtus（柏拉图），紧挨着的再下为Phoenicia（腓尼基），再下为Cæ∫area（凯撒），再下为Ptolemais（托勒密），再下为Cæ∫aria（凯撒），再下为厄日多。塞琉斯右边为Antiochia（安提柯）。右下为为Mesopotamia（两河流域，密双泊甸，也即密双河甸），其左下为Palmyra（同为托勒密，也即波罗蜜），左下为Gad（即God）。以上地点除了密双泊甸，均在今天尼罗河三角洲到叙利亚的区域中。地图中Cæ∫area（凯撒）将Ptolemais与凯撒右上方的Palmyra隔开，说明托勒密正受凯撒攻击，被隔离成两个托勒密。凯撒攻击托勒密的历史的确存在，但不是目前学界认为的发生在耶元前，而是发生在耶元16世纪。腓尼基此时也存在。而Palmyra跟Ptolemais的发音关系，说明Ptolemais原本就是“波罗蜜”，这是佛教或者苯教的特征，也正应了利玛窦原本和尚的身份。相应地，Pyramid（金字塔）也即“波罗蜜塔”，这正应了波罗蜜王朝修建波罗蜜塔。地图中出现了Gad（即迦勒底，来源于中国《魏书》记载的“大秦迟散”，原为Casdar，后误写为Caldar，再演化为Caldea，然后为Gad。见程碧波：《纹明，从旧地图与中国古文献研究大秦》），此即God，其与凯撒毗邻，这就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来历。Cæ∫area则应直接来自迟散Casdar。“Mesopotamia”在其它西方旧地图中又写为“Meschhed”，也即“密双河甸”，充分证明其汉语发音渊源。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耶元16-17世纪。这正是传教士当时的知识渊源。到耶元1721年John Senex（曾担任安妮王后的地理学者，1728年被选入英国皇家学会）所作的地图Map of Turkey, Arabia and Persia中，在今天的叙利亚出现了标注“Ruins of Tadmor or Palmira”,即“托勒密（波罗蜜）遗迹”，可见此时波罗蜜王朝已经灭亡而留下建筑废墟。中国《西使记》中记载耶路撒冷的“Tama”为“天庙”，故“Tadmor”即汉语“塔庙”，这亦是佛教或苯教的特征。图左边自上而下标注处为“Baruth（柏拉图，‘th’发音‘t’）”，“罗马（Rama）”，“THE HOLY LAND（神圣地）”，即神圣罗马帝国的真身在这里。在两河流域处标注处为“Hella（希腊）”，真正的希腊在这里。在叙利亚有大片的建筑被摧毁，并特别强调有“The Ruins if a great Pallace”，被摧毁的建筑宫殿群规模宏大，可见刚刚经过可怕的战乱。这应该是凯撒联合Gad灭掉托勒密王朝，然后又被波斯和土耳其灭掉，以及波斯和土耳其战争的后果。再见耶元1683年Syrie Ancienne,Manesson-Mallet, Allain地图。在地中海东岸是凯撒帝国（Cassiottide），右边Palmyrene以一个领地或封国的地位用大字体标示，大字体下方为具体的Palmyra城市。此时Palmyrene王国尚未成为遗迹。学界认为耶元前30年罗马的凯撒灭掉托勒密王朝，而以上地图清晰地表明罗马的凯撒灭掉托勒密王朝的时间是耶元1683年左右。托勒密王朝一共十三世，享国275年，可知托勒密一世应在西元1408年左右（1683-275=1408）。《耶经》中记载的凯撒、Gad、以及以色列人被迦勒底掠为奴就是发生在此期间。

《耶经.民数记》中记述以色列人出埃及时说：“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耶经.出埃及记》说：“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God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God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God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非利”为“Philistine”，也即巴勒斯坦，在尼罗河三角洲右边环地中海。从兰塞起行，通过尼罗河三角洲右边地中海岸去叙利亚方向的道路更近，说明兰塞在尼罗河三角洲东北部。“红海旷野”在后文为“红海的沙漠（desert）”，因此以色列人往南下沿着红海岸绕过西奈半岛，以避免与巴勒斯坦发生战争。对今天的Manzala湖，《耶经》的不同版本有的记为“海”，有的记为“红海”，既可视为版本传抄纰误，亦可视为更早时红海与地中海相连而流传下来的对Manzala湖区域的称呼。现在来看兰塞等地在哪里。见图1:

图1 耶元2020年卫星地图尼罗河三角洲

图1右上方圆圈处应即兰塞。图1右方标黄线处为塞得港省，可以作为图2的位置参考。现在放大兰塞区域得图2：

图2 耶元2020年卫星地图尼罗河三角洲：兰塞

图2是将图5标示“兰塞”区域放大而得的卫星地图。可见地图上的确有兰塞（An Nasaymah）。《耶经.出埃及记》说：“他们从疏割起行，在旷野边的以倘安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希录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力洗分，靠近海边安营”。图2中Sheikh正是疏割，然后以色列人走到以倘（Izbat Al Aqavdah），再往回朝北走到比哈希录（Bahr el Mallaha）南面、密夺（Sidi Muhammad Al Waly）和海的中间。图6右下方的黄线标注塞得港（省）亦可作为地图定位参考。见图3： 

图3 耶元2020年卫星地图尼罗河三角洲：营地、巴力洗分与过海处

图3是密夺区域放大图。密夺与海之间的圆圈为以色列人转回后所安的营地。营地正面对着（即箭头所指）巴力洗分（Al Asafrah）。这个安营背靠海，面朝陆地，是防御姿态。《耶经.出埃及记》继续说：“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乾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乾地，水在他们的左右作了墙垣”。因此以色列人应是从营地处朝右（也即朝东）过海。密夺右边有一条手杖一样东西横着的带状地，两旁是水域。通过这条带状地可以走到右边的陆地上。但带状地今天的海拔也不高，几乎与水面相平，只要稍有风浪就会席卷到带状地上。而带状地两边的水域亦很浅，其颜色受到水底影响，呈现“墙垣”的视觉效果。这就清晰地解释了关于摩西伸杖过海的描述。“密夺”可能是汉语“密渡”，指“靠近渡口”或“浅水下渡海”之意。

《耶经.出埃及记》继续说：“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书珥的沙漠（Desert of Shur），在沙漠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玛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玛拉。他们到了以琳，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汛的旷野。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耶经.民数记》说的更详细：“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安营在疏割。从疏割起行、安营在旷野边的以倘。从以倘起行、转到比哈希录、是在巴力洗分对面、就在密夺安营。从比哈希录对面起行、经过海中到了书珥沙漠，在沙漠中走了三天的路程，就安营在玛拉。从玛拉起行，来到以琳。以琳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就在那里安营。从以琳起行，安营在红海边。从红海边起行，安营在汛的沙漠......”。见图4：

图4 耶元2020年卫星地图尼罗河三角洲：书珥沙漠

图4正上方是书珥（Shamal），书珥标注的南面沙漠就是书珥沙漠。“经过海中到了书珥沙漠，在沙漠中走了三天的路程，就安营在玛拉”。事实上，“Shamal”正是汉语“沙漠”的发音，“书珥”本身就是指“沙漠”。“desert”亦是汉语“大碛”的发音。再见图5：

图5 耶元2020年卫星地图：玛拉和以琳

图5“Mashur”即玛拉。《耶经》说：“到了玛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玛拉”。“玛拉”应即汉语发音“麻辣”。“从玛拉起行，来到以琳”。图中“Shad-el-Ayun”即以琳。以琳今天还能见到很多水泉。“以琳”应即汉语发音“椰林”，指七十棵棕树林。再见图6：

图6 耶元2020年卫星地图：汛的沙漠

图6即“汛的”（Ras Sedr）沙漠。“从以琳起行，安营在红海边。从红海边起行，安营在汛的沙漠”。以色列人继续南下沿着红海岸绕过西奈半岛，以避免与巴勒斯坦发生战争。因篇幅所限，后续路径不再赘述。

现在再来看《耶经》中提到的比东（Pithom）和歌珊地（Goshendi）。《耶经》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珊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于是埃及人派监工管辖他们，用劳役苦待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储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见图7：

图7 耶元2020年卫星地图：比东和歌珊地

图7左下方即为歌珊地（Khashbnah），右下方为比东（Baqur）。

总的来看，歌珊地、兰塞和比东，以及从密夺过海的地形，是几乎与耶元2020年的地形一致。根据笔者《从埃及旧地图看尼罗河三角洲地理演化》一文，这些地方俱处于尼罗河三角洲沉积区。并且处于沉积区的外围，形成不会早于耶元1550年。出版于1740年的尼罗河三角洲地图（Countriesof the Ottoman Emperor in Asia, Persia, Uzbek Territory, Arabia, and Egypt），考虑到测绘、制图和出版的滞后，其应反映出版之前50年内的地形。图中的兰塞（Cathie）、比东（Berdon）存在，但是由于尼罗河泥沙冲积的原因，三角洲外沿大大缩小，导致兰塞和比东靠近地中海。综合推断，兰塞的形成不会早于耶元1550年。在耶元1550年前的地图上，兰塞乃至比东是大海。由此推断，出埃及记如果真实，也必然发生在耶元1550年以后。在耶元1432年的地图上，尼罗河出海口已经是海湾而不是凸向海洋的三角洲，兰塞、比东、歌珊地、密夺等地均是大海，不可能存在。

C14或光释法等地质检测方法检测出尼罗河三角洲年龄偏老的原因，是尼罗河改道少，缺乏冲积平原，大量从河底冲刷出的老地层物质缺乏在地表曝光的机会，地质年龄无法清零，直接冲积进尼罗河三角洲，出现了尼罗河三角洲的老碳过多而致检测的年龄过大。而中国长江黄河均有广阔的冲积平原，黄河更是经常改道，河底冲刷的物质首先在冲积平原上晾晒，再加上这些区域人烟繁华，耕地、建筑活动反复翻耕地表，导致地质年龄清零，然后又被冲刷进三角洲，所以长江黄河三角洲的地质年龄较为年轻。

所以《耶经》全书应创作于耶元1400年以后。出埃及如果真有其事，亦发生于耶元1550年以后。意大利耶稣会士金尼阁于耶元1613年2月从中国返回欧洲，整理利玛窦手稿，请示教皇并获得诏谕，允许用中文翻译《耶经》，事实上是根据利玛窦手稿，结合苯教班巴尔经和当时犹太族谱来创作的《耶经》。《耶经》中的波斯王即耶元1629年去世的阿巴斯一世，这正是创作《耶经》的历史时间。

GAD和凯撒王朝均来自于汉朝时大秦的迟散；托勒密王朝应来自帖木儿帝国。主体均是中国人。明嘉靖年间编修的《陕西通志》，其卷十《土地.河套西域》中有《西域土地人物略》和《西域土地人物图》。在《西域土地人物略》中有“苦峪卫”之名，其第一次是在耶元1435-1446年间作为沙洲卫的治所，第二次是在耶元1477-1506年间可能设置“苦峪卫”，因此其属于耶元1435到1506年左右的资料。《西域土地人物略》记载：“又西行六程，至天方国。天方国西行十五程，为迷癿力城。又西至牙瞒城。又西为文谷鲁城，俱汉儿人，蓬头带帽儿，种旱田，出珊瑚树、眼镜石。又西为阿都民城。又西为也勤尕思城，其城四隅环以屋庐，周围有水，水有舟楫，俱汉儿人，蓬头带猫儿，种稻田，出撒黑剌镔铁刀。又西为撒黑四塞，其城二重，俱汉儿人，蓬头带帽儿。又西为哈利迷城。又西为阿的纳城（属鲁迷城管）。又西为菲即城，其城一重，有王子，俱汉儿人，剪踪被发，戴帽儿，种稻田，养蚕，织金蟒龙撒黑剌剪绒毡。又西为安格鲁城（城西距山，山上有巡检司）。又西为可台城。又西为孛罗撒城（又西有海，中有舡，载千人，粮饭可用三个月，备用盔甲什物）。又西为鲁迷城，其城二重，有自立王子，有缠头回回及汉儿人。东至孛罗撒一千二百里”。见下图： 

图8 耶元1435-1506年，《西域土地人物图》 

图9 耶元1435-1506年，《西域土地人物图》

现用西方旧地图来对照《西域土地人物图》的地名。耶元1720年地图“Map of Ancient Arabia”，该地图使用的是托勒密曾使用的部落和城镇名称，是德国雕刻师、艺术品商人兼出版商Christoph Weigel的作品。其中迷癿力城为Ma∫ani，牙瞒城为Artemita，文谷鲁城为Aguleni。文谷鲁城均为汉人居住，生产眼镜。阿都民城为Adra或Adron。也勤朵思城为Asphaltites Lucus，也勤朵思城均为汉人居住，种稻田，出产撒黑剌镔铁刀，此即大名鼎鼎的大马士革刀。本地图上的地名为托勒密使用的名字，但却是明朝《西域土地人物略》中的名字，这也证明了托勒密与《西域土地人物略》所记载的资料同时代。耶元1855年地图Map ofthe Near East（该地图作者德国地理学家和制图师Heinrich Kiepert被公认为是 19 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博学制图师之一。曾任魏玛地理研究所所长）上撒黑四塞为Dimeschk-e-Scham，也即大马士革，这里实应为“双河（谷）四塞”。大马士革的城有两重，均为汉人居住。大马士革下面紧挨也勤尕思城即Eschmiskin。耶路撒冷在也勤尕思城下面。大马士革左面为哈利迷城即Zahleh。耶元1835年地图Persia,Arabia, Tartary, Afghanistan（这幅中东和中亚部分地区地图由ThomasGamaliel Bradford绘制而成，出自其 1835 年于波士顿出版的地图集《综合地图集：地理、历史和商业》）中，哈利迷城为Hauran。右边则是迷癿力城的真正名字来源“Meschid Ali”，即本文前述“密双河甸”。但是哈利迷城已经在地中海边，无法再西了。《西域土地人物略》却还有“又西为阿的纳城”，这是为何呢？再看其后有注释“属鲁迷城管”，“鲁迷”不是“Rama（罗马）”，而是“罗马尼（亚）”。因此其应在西北方向，在今土耳其范围内。耶元1835年地图（Persia,Arabia, Tartary, Afghanistan，这幅中东和中亚部分地区地图由ThomasGamaliel Bradford绘制而成，出自其 1835 年于波士顿出版的地图集《综合地图集：地理、历史和商业》）中，最右边红线处为安都（里）（Aliduli），安都左边为阿拉堡（Aleppo）。阿拉堡的名字应衍生于安都：Aliduli->Alepoli->Aleppo，而这应该是阿拉伯（Arab）的来源。因此“阿拉伯”是来源于汉朝就有的“安都”的地理名称，而不是来源于种族名。阿拉堡左上方是阿的纳城（Adena），阿的纳城亦可能是Adena右上方“ADOLE”。ADOLE左上为菲即城（Felechidi），“有王子，俱汉儿人，剪踪被发，戴帽儿，种稻田，养蚕，织金蟒龙撒黑剌剪绒毡”。菲即城左边为安格鲁城（Anguri），其城西山上有按中国制度设立的巡检司。安格鲁城左下为可台城（Chiutalae）。可台城西为孛罗撒城（Bur∫a），其西有海，有可载千人的大船。海之西有君士坦丁堡（Con∫tantinopolis，《西域土地人物略》中未记述，实为“长安”之意）。海之再西有鲁迷城（ROMANIA）“其城二重，有自立王子，有缠头回回及汉儿人”。而《西域土地人物图》则画得更具体，指出鲁迷城“俱汉儿人”，因此鲁迷城也是汉人控制的区域。

大明王朝作为四大汗国的宗主国，一直致力于维持叙利亚、阿拉伯半岛和埃及等区域的秩序。但从元朝开始中国科技就逐渐外溢，波斯、土耳其和西班牙诸国的战力增强，反来中国本土骚扰。所以明朝嘉靖从耶元1547年开始实行海禁，并非单为防倭寇，实是防西方舰队和科技外溢。西方无法与中国正面作战而胜之，再加上觊觎中国科技，故派遣大批传教士来远征中国，施行木马计与东林党及中国商业资本勾结，终致颠覆明朝。《利玛窦中国札记》原名《基督教远征中国史》，“远征”二字清楚地阐述了这个历史阶段的实质。中国王朝从未因为外敌而亡，均是因为内部中木马计而亡。明朝既亡，凯撒、GAD等王朝孤立无援，被波斯和土耳其逼到阿拉伯半岛南部，最终退出阿拉伯半岛。部分人返回东亚，另有部分人往南到埃及，往北到罗马尼亚和今天的希腊。波斯和土耳其两败俱伤，而传教士在大明的尸体上取得几乎全部科技，遂有欧洲崛起。所谓阿拉伯与西班牙在北非的战争，极可能就是明朝余军与西班牙、葡萄牙的战争。大明的灭亡亦使得美洲失去了庇护。

徐光启版《几何原本》与西方《几何原本》的体系截然不同，但只有六卷，不能妄断是徐光启版被删除了后九卷，还是传教士们后续从其它立体、圆球等数学书中摘取或提炼定理，整合在原《几何原本》中，形成后续十五卷版本。从理论高度和完整性看，后续九卷是差于前六卷的。《测量全义》中引了《几何原本》七卷及其以后的内容，但引用数量极少，并不是在每道题的论证中自然引用，更似后来补缀以示存在。《圆容较义》中亦有引《几何原本》后九卷的内容，其清朝编纂者所写的提要说：“臣等谨按圆容较义一卷明李之藻撰，亦利玛窦之所授也。前有甲寅之藻自序”。甲寅年是耶元1614年。《圆容较义》的序中说：“译旬日而成，编名曰圆容教义，杀青杀竟，被命守澶。时戊申十一月也。柱史毕公梓之京邸。近友人汪孟朴氏因校算指，重付剞劂”。戊申年是耶元1608年。十天翻译而成。问题在于：《圆容较义》的序中，并无李之藻的署名。可以看徐光启版《几何原本》的序后署名说：“吴淞徐光启书”。《圆容较义》的自序的最后几句话中讲了柱史毕公，讲了友人汪孟朴氏，却偏偏不署作者李之藻的名字，这是不可能的。综合研判，《圆容较义》并无证据为李之藻所作，其序言为后人伪造。

亚历山大港的希罗：明朝耶元1627年，《新制诸器图说》中提到“火船自去”，应是蒸汽机船。清朝耶元1672年，传教士南怀仁为康熙制造了蒸汽机车如图10：

图10 耶元1627年，中国蒸汽机车

耶元1679年，法国物理学家丹尼斯.巴本在观察蒸汽逃离高压锅后，制造了第一台蒸汽机的工作模型。但是，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是由古希腊数学家亚历山大港的希罗（Hero of Alexandria）制作。不过，此希罗的名字有点怪异，其总是和地点“Alexandria”连在一起，其它古希腊人物的名字极少有如此表示法。例如我们看不到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等人的名字与地名相连。事出反常必有因。考察南怀仁的西文名字“Verbiest Ferdinand”，“Fer”音近“Hero”；“v”即“of”；“erbies”音近“Alexan”，其中“bi”音近“k”；“t”音近“dria”。故“Ferdinand Verbiest”即“Hero of Alexandria”，因此南怀仁正是亚历山大港的希罗。所以中国蒸汽机车的时间早于西方任何蒸汽机车。南怀仁捏造古希腊蒸汽机车来剽窃中国蒸汽机车为己有。

耶元1851年，由美国来华传教士玛高温译述的《博物通书》是第一本中文电磁学著作，也是电气、电子、通信、计算机学科的第一本中文著作。《博物通书》在“第五章 电气连吸铁”部分阐述了电流产生磁场的实验，主要包括两个内容：1、通电导线周围的指南针会旋转；2、电动金属齿轮旋转实验。这是早期直流电动机的实验。但是《博物通书》在“第五章 电气连吸铁”中提到了一个关键的时间证据：“嘉庆二十二年间，西洋人深究其理，将五金电器上增减两铜线平接于指南针上。增线在南，减线在北，则针之北极必转而向西。接于针下，必转向东......盖针之南北极欲绕增减二线而旋却又左右不同之故。”嘉庆二十二年是耶元1817年。而西方电磁学历史上，是耶元1820年间，奥斯特在给学生讲课时，意外地发现了电流的小磁针偏转的现象，当导线通电流时，小磁针产生了偏转。这个消息传到巴黎后，启发了法国物理学家安培。他重复了奥斯特的实验，几天后向巴黎科学院提交了第一篇论文，提出了磁针转动方向与电流方向的关系，就是大家在高中学习过的右手定则。再一周后，他向科学院提交了第二篇论文，在该文中，他讨论了平行载流导线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同时，他还发现如果给两个螺线管通电流，它们就会象两个条形磁铁一样相互吸引或者排斥。耶元1822年，安培在实验的基础上，以严密数学形式表述了电流产生磁力的基本定律，即安培定律。因此《博物通书》上记载的是耶元1817年已经明确知道通电导线周围的指南针会旋转，且给出了旋转的方向，知道电气可以驱动磁体运动。但是在西方却是耶元1820年才由奥斯特“在给学生讲课时，意外地发现了电流的小磁针偏转的现象”，然后由安培给出了磁针转动方向与电流方向的关系。所以现在非常清楚，正是传教士于耶元1817年之前在中国发现了《博物通书》，然后迅速寄回西方，经过路途运输和消化吸收，于耶元1820年形成论文以安培的名义发表，编造奥斯特“意外地发现了电流的小磁针偏转的现象”的故事。这在时间点上完全吻合。然后传教士利用在中国的特权，篡改中国原著《博物通书》为西方传来的译著。这与世界首台蒸汽机车制造于中国，然后几年以后在西方被“发明”的情况是一样的。

鲸落于海，星沉于洼。

国之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