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理论所读博士的时候，郭汉英先生是资深的研究员，尽管他不是我的导师，但是算我的老师。2003年非典期间，由于返京政策变化，他在外地访问返回不便，留在长沙地区讲学、访问一个月。这个期间，我们几乎天天见面。郭先生无拘无束、太马行空。在湖南大学，先生不但作物理报告、作大学生成才报告、还作了一场经济学报告，...，听说他有一个研究方向是古代服饰。先生于2010年不幸去世，有很多人一直在纪念、缅怀和追思他。德高望重的陆启铿院士也发表了一篇重量级的文章《一段难忘的记忆 纪念郭汉英同志》，其中有一些郭先生参加“批判相对论”小组的故事。（继续发表议论 --->）当年“批判相对论”小组的青年人，即使真的怀揣把相对论拉下神坛的奇志，后来通过学习相对论，都纷纷跪拜到了物理学的脚下，成为了物理学、自然神的信徒！通过“批判相相对论“不仅仅培养出了一大批懂相对论的专家，而且这些人的学生成为了今天中国相对论研究的重要力量。郭先生出生大家，见惯了大人物，对物理学全跪，对爱因斯坦顶多半跪。他有一个研究的兴趣点在狭义相对论的几何基础，这个课题被相对论中奇妙数学结构所牵引，超出了爱因斯坦对相对论的理解。

陆启铿院士的文章，提到一段往事。

很容易查到这几位外宾是谁，都是大师级的人物，但不是杨振宁先生。如果回溯一点历史，发现杨先生的观点始终如一。当时，这些美籍华人能回国，就是事实上帮助了中国的开放。在当时政治气氛下，他们的经历其实是一场接一场的压力测试。在这种测试下，有些言不由衷也可以理解。但是，杨先生坚持！

根据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网站的记录，正是杨振宁的洞见和坚持，给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希望和力量。1972年，杨振宁在参观北京大学和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之后，直率批评科技界理论水平差，希望能提倡一下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7月14日，周恩来在会见美籍中国学者时说：“杨振宁讲话实在，毛主席看了他的讲话后，称赞他。”周恩来接着对周培源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其后，周培源写信给周恩来，提出三点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的意见。7月23日，周恩来把周培源的信批给有关同志，要求“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像浮云一样，过去了就忘了。”在周恩来关于要重视自然科学理论的指示引导下，1972年10月6日，周培源在《光明日报》发表《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强调在研究当前生产中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的同时，对那些一时看不出直接应用，但通过长期实践，对科学技术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基础理论问题，也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

时光洗刷掉了很多尘埃，也磨圆了我们的记忆。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杨振宁就像当年的爱因斯坦一样，已经是渐入历史的人物。但是，我读到这段历史记录，依然感叹杨先生目光如炬！我们的文化里，缺乏重视基础研究的基因，以至于没有能力深刻地理解自然的哲学、数学和物理。没有深刻的理解，必然缺乏伟大的创造，以至于人类推动历史前进的思想宝库里，中国人的贡献依然乏善可陈。进入新世纪的时刻，周光召先生检视中国科学发展不尽人意的原因，给出了四个方面的不足：哲学的突破和指导作用、理论联系实际、数学领先和优良的学术传统。 离开杨先生的提醒已经50年过去了，离开周先生的反思也有22年过去了，杨先生的提醒依然有效，四个不足依然明显。可能还不仅如此，由于国际形势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的提醒更是希声大音。

赵峥教授提供了如下珍贵的资料。

胡大年的那篇文章(胡大年，"文革“中的"无产阶级科学革命”：中国科学院"相对论批判组“再考，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7 卷，第3 期，2018：327-363)里头提到中科大来了两个学生，另一个就是我。只是我呆了也就是一两个月而且没有发言，所以没有留下痕迹 。

当时，王介一在科学院的大批判办公室帮忙。听到这件事，就说我们班的赵峥读过广义相对论，于是我就进去了。当时是考虑到物理系和近代物理系各去一人，对广义相对论感兴趣的。还要照顾到学校里头的两派，两派各一个人，正好我和朱清时满足这两个条件 。

我答应去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对周友华的那个实验有点兴趣，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虽然我不相信，但是希望知道他的毛病。另一个是希望借此机会读广义相对论的书。

但去了以后有点失望 觉着去的人当中没有什么人比较了解广义相对论，讨论的水平比较低，后来我们班又有人指责我借着参加大批判组的机会逃避文化大革命去搞业务 ，我一气之下就没有再去 。

陆启铿 一段难忘的记忆纪念郭汉英同志.pdf

胡大年 2018 中国科学院相对论批判组再考.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