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有博友在跟帖中问及，身边的大师对我有何影响。这是一个好题目，可以写一篇长文，无奈近日事务繁忙，没空细写，检出六年前的一篇访谈录，重发于此。

2005年，在母校复旦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有两位年青校友与我有一次访谈，主题是复旦求学经历对我的人生的影响。访谈录后来刊登在《复旦改变人生》三卷集的“笃志篇”（另外两集为“卿云歌”和“近思录”）。2005年9月25日《新民晚报》B26版的“百年复旦，留给我们什么”专辑中，摘编了这份访谈录里的部分内容。这些文字记载了我的一段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也许有助于年青人了解我们这一代人，了解高校里的大师对年青人成长的重要性。

我是1957年考进复旦数学系的。我毕业于舟山中学，浙江省的一所著名的重点中学。那时我们同学都以考取复旦、交大为荣，当时考北大、清华的少，考复旦、交大的多，可能是由于地域关系吧。

其实，当时如果让我自由填报志愿的话，我会报考复旦新闻系或者中文系，但在那时，考文科一般是被人看不起的，所以第一志愿选了复旦数学系。我当时什么科目都喜欢，英语竞赛我是第一，数学竞赛也是第一，让我修哪门都行。接到复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并不激动，因为高考结束我就知道我肯定能考上。进了魂系梦牵的复旦园以后，我觉得这是个念书的好地方，读书人的天堂。校园葱葱郁郁、静谧安宁，没有外面世界的那种浮华、喧嚷，到现在还是这样，尽管社会在转型，商业气息很浓，但进入复旦园，就有一种深深的学术氛围吸引着你，让你不由得不静下心来念书。

复旦数学系，从来都是“老子天下第二”，一向认为国内除了北大数学系之外就是复旦数学系了。数学系的学风之好是有名的，那时你到校园里去看好了，穿得最破旧的，走路最快速的，架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一定是数学系的学生，你站在路边放眼一看，就可以指认出来，出错率很低。

当时一年级不分专业，到一年级下的时候，来了一位大科学家钱学森，他在全国到处游说展开力学教学，于是，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二十几个力学专业。出现这种现象有两个因素：一是1957年前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后，空间竞争空前激烈，我国也急需发展航空航天事业，而力学是必不可少的基础；二是随着几位顶尖的力学家回国，带动了国内的力学事业；1956年建成了中科院力学研究所，迫切需要大批力学人才。复旦数学系办力学专业时要选一批比较能吃苦的学生，因为选择学力学，还要参与新专业的创建，比学数学辛苦一点，最后选了30个人，我成了数学系力学专业的第一批学生之一。第一阶段筹建实验室，当时一穷二白，年轻人白手起家，干得很有劲。

刚进学校时，我最崇拜的是陈望道先生，他是《共产党宣言》的首位译者，德高望重。那时陈先生是复旦校长，每次开学典礼他都要讲话，教导学生们要好好做学问。他满怀深情地讲起校名的来历，拖着悠长的声调朗诵：“旦复旦兮，日月光华！”期待我们每个学子在复旦大放光华。他讲的其它话语已记不清了，但记住了一个总的精神，就是要好好读书，要勤学好问，这样的教导，一辈子都管用。

然而，过了两年，认识并近距离接触了谷超豪先生后，就开始最敬佩谷超豪先生了，他当时已是闻名中外的著名青年学者了。他不仅知识渊博、聪明过人，有非常优秀的学术思想、思维习惯，而且还是一位谦谦君子。他虽说是一个大学问家，但从来不以一个大学问家的权势来压人，始终非常谦虚。钱伟长先生曾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学问就是这样，应该觉得自己不懂的东西很多，那你就是很有学问；你觉得什么东西都懂，你大概是没有学问的。”谷超豪先生就是前一种人，他始终在学习，始终在追求，总是谦虚谨慎地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记得1958年、1959年之交，谷超豪先生从前苏联学成回来。他在前苏联两年，写了两篇大论文，拿到了博士学位。后来我在前苏联待过半年，发现前苏联的博士学位与美国的博士学位不可同日而语，非常非常难获得，谷超豪先生一下子拿到两个，实在难能可贵，难怪当时的系总支书记葛林槐同志对他赞赏有加。而且作为数学系力学专业的创建人之一，他对专业的迅速发展功不可没，比如说，力学系流体力学博士点就是谷超豪先生挂帅去申请到的。我听过谷先生3门课：微分几何、空气动力学和跨音速流动，他还指导过我的毕业论文。他绝对是一个大学问家，上他的课我经常是坐在第一排，非常仔细地听。听谷先生上课简直是一种艺术享受：思维清晰、脉络清楚，深奥的数学推理，经他条分缕析、环环相扣、明晰似镜。记得他给我们上空气动力学课，这可能是他第一次上这类课，采用普林斯顿的十二卷气动力学丛书中的第六卷为主要参考书。谷先生先是高屋建瓴地讲述课程的内容和意义，接着从建模讲到方程求解，从解的物理意义讲到适用范围，让人获益匪浅，至今我仍能记得当时的授课内容。由此我想到，从听课也能区分出大师与非大师。还有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位老师，就是给我们上大学第一门课（数学分析）的老师胡家赣教授。他有点口吃，照理说口吃不适合当老师，但他当数学教授居然当得稳稳当当。他经常讲叠词来克服缺陷，讲课非常清楚。

我记得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讲过：“一个大学的好坏不在于大楼，而是要有大师（大意）。”一个学校有若干个大师，足矣。而当时复旦数学系，真是人才济济，年长的有苏步青、陈建功先生，年轻的有谷超豪、夏道行先生，更年轻的有已经崭露头角的李大潜、严绍宗老师。谷先生的课是细水长流，娓娓道来；而夏先生的课是慷慨激昂，指点江山，另有一种风格。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对讲课的内容胸有成竹，从来不看讲稿，再复杂的公式都能当场演绎下来，有时候可以写满4块黑板，这才是大师的作为。

这些大师对我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直至今日，我还把学术大师们奉为楷模，以他们为镜子，不断鞭策我前进。这也是我在复旦悟出的最重要的道理之一。

大学时代是人的性格成型、治学习惯形成的重要时期。进了复旦以后，我知道了怎样进行科学研究，怎样进行科学思维，怎样实现文理结合，全面发展。

我喜欢写文章，中学里我是学校的校报主编。进复旦后，从大学二年级下学期开始直到毕业，我一直当校刊通讯组组长，也就是校报记者组组长。所以我特别喜欢和新闻系的人交朋友，可以了解新闻该怎么写，到现在还觉得当时学到的知识很有用，尤其是对现在写项目申请书特别有用。我的业余爱好就是文学，数学是锻炼抽象思维的，而文学让我进入另外一个世界，锻炼形象思维，两者相互调节、相互促进。

我们那个年代的潮流就是“大跃进”，大家努力干、拼命干。“大跃进”以后马上就是“三年困难时期”。我在大学里真正学到知识的，是在后三年，后三年要比前两年安稳。大学里的举措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讨论班。从三年级下学期我们就有讨论班，这绝对是复旦的好传统，复旦的讨论班教会了我怎么做学问。我第一次拿起粉笔，描绘我自己看过什么文献，文献的主要意思是什么，我对文献的看法是什么，下面还可以做什么事情。这些情景历历在目，这样做的收益比自己闷头读书大多了。我们每个人都要上去讲，讨论班上“没大没小”，不管你是教授还是学生，可以指着鼻子对着吵，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下来以后还是好朋友，这就是绝对地发扬民主。在复旦除了听名师讲课，最重要的就是两年半的讨论班，在几十次讨论班中得到的教益，一辈子受用不尽。

人的一生有各种各样的机遇。“大跃进”时研究生停止招生，而我快毕业的时侯，却突然恢复了研究生招生。刚刚回国不久的郭永怀先生，1962年在国内公开招研究生。我们班有8个人报名，最后推荐了3个，分别是现在复旦力学系的张文教授，在中科院力学所的李家春院士，还有我，后来没想到我们3个都被录取了，原来他只准备录取1个，后来看到我们3个人成绩差不多，就都录取了。那复旦就急了：我们的3个好学生你都要录取，我们留谁呀？到了最后，就把张文留了下来，我和李家春去读了郭永怀先生的研究生。当时时间比较紧，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去应考的。郭永怀先生指定了一本非常难的参考书——《连续介质力学》，是理论物理学家朗道和栗弗席兹写的。我用二十天把这本书啃了一遍，就上考场了，想不到也就成功了。我非常感谢数学系力学专业的老师的教诲，特别是谷超豪先生的授课，因为数学和流体力学试卷中各有一道题目是他亲自教过的，使我分别多拿了20分和30分。

从1962年到1984年这22年间我始终在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大院，其中经历了“文革”。

“文革”时一天到晚都是乱哄哄的，但我却是静静地看书，就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我把大学里学过的数学、英语、俄语都复习了一遍，然后又学了德语、日语，翻译了三本书。当然主要是复习数学，因为不管将来做什么，数学总归是有用的。“文革”开始的时候，还有些好奇，就东看大字报、西看大字报，看看谁挨批斗，后来觉得腻了就不去了，不管外面在做什么，我自己只管看书。我这个年龄段的学人，到现在要是还能有所成就，基本上都是在那个年代没有放弃读书的人。

在我做学问的道路上对我影响比较深的人有五位，他们都是院士；大学本科时期，是谷超豪院士；研究生阶段，是郭永怀院士，是他进一步带领我走进科学的殿堂，而且，他的高风亮节，对我的自身修养影响极大；“文革”期间，我曾经做谈镐生院士的“地下研究生”，当时他带了七八个学生（研实员、助研），我们都跟着他做功课，他教我们怎么做科研，因为尽管当时研究生毕业了，但具体怎么更好地做科研还是不太明白，我们就跟着他学本事；然后从1977年开始，钱伟长院士对我影响比较大，近20年来一直在他身边工作，他的治学理念成了我的宝贵财富；第五位是郑哲敏院士，他是钱学森先生在美国的学生，我在力学研究所工作的后期，他当所长，他努力贯彻钱学森的科学技术思想大大影响了我。因为我比较注重学问，崇拜的也是有学问的人。记得上海作家赵长天说过：“一个人一辈子过来，总有几个对你影响比较深、一辈子都难忘的人。”上述五位院士使我终生难忘。

我一生中成功的选择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决定投考复旦数学系；第二个是报考中科院力学所的研究生；第三个是选择来到上海大学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听从钱伟长先生的召唤，帮助钱伟长先生把这个所从无到有建了起来；第四个比较重要的选择就是在郑哲敏先生指点下，决定不再搞纯力学，转搞交通流，将力学应用于交通。这四次选择，我觉得对我一生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至于第四次选择，结果还不知道，还在做，但是至少目前交通界已逐渐认可了我和我的课题组的工作。

现在的复旦与以前相比，很明显的，就是缺少年轻大师，也就是说新的大师级的人物很少。目前这个时代，不是孕育大师人物最好的时代，环境不好，不能让人沉下心来做学问。然而，在外边熙熙攘攘、争名夺利的时候，一个人能够静下心来，安心自学，才有可能成为大师级的人物。现在复旦有一群40多岁的教授，假如没有年龄比他大15岁到20岁的大师来“传、帮、带”他们，假如他们自己不努力、只追求一些浮名或眼前利益，绝不可能成为大师级的学者。目前教育的真正危机是大师缺失，而现在活跃着的不少40岁到45岁的教授距离成为大师级的人物还远呢！像谷先生上课，从来没有教我们怎样一笔一笔推公式，不需要这么讲，而是教我们一个总的思路。他上去讲课，就能显示出一个大师级人物的风采，我们仰慕他、学习他、追随他，精神上追随他。如果我们把这些都排斥掉，不去传承这些优秀学术传统，就会成为高等教育的悲哀。我希望复旦不要这样。

校训里面讲，我们要孜孜不倦地追求学问，要探索大千世界的奥秘。复旦有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条件，复旦的人文环境不可多得，我到过很多地方参观、学习，觉得复旦的人文环境绝对是一流的。所以复旦要发展，就要抓好学术，搞好她的人文环境。从马相伯先生的时代开始，就有好的学术传统，要好好传承下去，发扬光大。这是复旦的希望！复旦跟北大差不多，她有一种自由民主的学术传统，学子们可以在校内“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爱因斯坦讲过，做科学研究的人有三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喜好，就是爱好做学问；另一种是把科学作为谋生手段；还有最后一种就是立志于献身科学，全身心地投入科学事业。我在复旦受到的教育，就是要为学术献身。希望在复旦出现更多的为科学而献身的人才。

从复旦毕业已经40多年了，我一直在关注着复旦的发展和进步。我欣喜地注意到，这些年来，复旦有长足的进步。新一代的大师级的人物已经在不断出现。我经常注意复旦的两院院士增加的情况，发现复旦的院士的增加数，总在上海市的高校中名列前茅，同时，复旦的科研成果不断为人们所称道。我在遐想，如果中国要出诺贝尔奖获得者，会出在哪里？很可能是在复旦或复旦人之中吧！

值此复旦百年校庆，这里献上一个校友的深深祝福，祝愿复旦早日成为世界一流的学府！

（采访整理者：彭程、焦古月）

（录自《复旦改变人生（笃志篇）》，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155-164；录入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