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带植物园是专注于热带植物研究、展示和保护的重要机构，不仅提供热带植物种类的丰富展示，同时也是热带生态系统研究的重要场所，在保护和研究热带植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984 年 12 月在马来西亚槟榔屿举行 “热带植物园国际研讨会”, 曾管理新加坡植物园近30年的著名植物学家R. E. Holttum (1895-1990)发表演讲，许多观点在今天依然具有重启迪。

理查德·霍尔图姆 Richard Eric Holttum

    植物园本质上是一座活植物博物馆。 “博物馆”一词来源于希腊神话中掌管研究和艺术的女神的名字；因此，博物馆是致力于进行研究和艺术研究的地方。植物园主要是种植植物进行科学研究的地方。但植物园与博物馆的不同之处在于，植物园里的植物展品是有生命的成长的，因此需要园艺师的关注。园艺在某种程度上是应用植物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因此园艺的美学内涵在任何花园中都能得到表达体现。但我想说的是，一个植物园是研究植物科学的地方，而且其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出版物、植物安排布置和标签来表达，从而向游客传达科学信息以及审美享受，否则它就不能冠以 “植物园”的称号。公园是一个为娱乐而设计的地方，而不是为研究或教育而设计的，公园里的植物完全是为了审美效果而选择和安排的：在这里只有园艺师一个人负责。现在，一些较早和较小的植物园现在实际上已经沦为公园，而植物园和公园之间的区别一般不为公众所了解，有时也不为政治家所理解。要想了解目前的状况，我们必须先回顾一下过去。

热带植物园的历史 History of Tropical Botanic Gardens

早期欧洲植物园（第一个植物园位于意大利帕多瓦，可追溯到1545 年）的主要兴趣是药用植物。对栽培药用植物的研究导致了改进的描述和插图的制作，从而引起了对其他植物的更广泛兴趣和植物科学的逐步发展。从 16 世纪后期开始，来自新大陆的植物引入到植物园，西班牙人也将植物带到太平洋彼岸的菲律宾，但直到 18 世纪才建立热带植物园，可以研究和繁殖本地和引进的物种。显然，最早的热带植物园是 1765 年在西印度群岛的圣文森特岛上建立的，其建立是由于皇家艺术学会对热带植物的兴趣，可能部分归功于邱园，丧偶寡居的奥古斯塔公主（乔治三世国王的母亲) 于 1759 年在布特伯爵（Earl of Bute）的建议下开始发展植物园，布特伯爵后来对年轻的国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圣文森特的植物园和其他几个早期的热带植物园（加尔各答、茂物、佩拉德尼亚）一样，都是在一名医生的管控之下。

不久之后，英国植物探索和热带植物园建设的主动权就交给了约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他参加了库克船长的第一次伟大的探险航行（1768-1771 年）。班克斯回来后会见了国王，国王请他亲自参观位于邱园的两个皇家花园（两个花园，因此是复数）。班克斯对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地区大量此前不为人知的植物印象深刻，他意识到有必要研究这些植物，以便更全面地了解植物分类学，并建立有关植物多种用途信息。他利用自己担任皇家学会主席长达 43 年的巨大影响力，推动到世界各地进行植物探索，将大量活植物引入邱园，从此这些植物便从邱园向世界各地广泛散布。他还推动收集植物干标本，作为无法在邱园种植植物的研究基础。最广为人知的是通过班克斯的影响，将有用植物从热带地区转运到另一地区最著名的例子是面包果从大溪地带到西印度群岛。1787 年威廉‧布莱 “邦蒂号”进行的第一次航行失败，1793 年第二次航行成功并运送搭载了许多其他植物，但鲜为人知。布莱收集的植物被圣文森特和牙买加的植物园接收，后者于 1775 年在班克斯影响下建立。班克斯推动的植物探索的一个重要例子是他聘请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作为植物学家参加马修‧弗林德斯（Matthew Flinders）船长率领的探险队，对澳大利亚海岸进行勘测（1801-1805）。布朗于 1810 年出版关于他的收藏记录是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班克斯还积极关注印度的植物学发展。

威廉‧胡克（W. J. Hooker） 于 1805 年来到伦敦，他是一个独立能力一般的年轻人，希望投身于植物研究。他受到班克斯的欢迎，通过班克斯的影响，他后来（1820 年）被任命为格拉斯哥植物学钦定教授1。班克斯于 1820 年去世，邱园的植物探索陷入停止。1838 年，政府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考虑邱园的未来，由约翰‧林德利（John Lindley）教授担任委员会主席，他和胡克一样，他的早期进步归功于班克斯的赞助。结果是，从 1841 年起邱园成为国家植物园机构，胡克担任其第一任园长，班克斯的传统从此得以恢复。在 1820-1841 年期间，胡克在世界许多地方与植物探索保持密切联系，并积累了一个大型植物标本馆，也收集有用植物标本。海军部和殖民地办公室征求他的意见，因为他们需要了解世界偏远地区的植物，这将对推动他们的工作起到推动作用。在邱园，胡克和历任园长都被公认为所有这类发展的官方顾问，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 1950 年以后的殖民化时期结束。 1922 年，由于邱园的推荐，R. E. Holttum 被任命为海峡定居点殖民地植物园（现新加坡植物园）助理主任，而 邱园一直被认为是热带植物园的总部，直到现在。

因此，邱园关心在热带地区的许多地方建立植物园，从所有这些地方接收活植物，特别是有用的经济植物和观赏植物，并将这些植物从热带的一个地区交换转运到另一个地区换。关于这些植物种植栽培的各种出版物都是反映在当地进行的实验研究，这取决于植物园负责人和当地政府官员的积极兴趣，也通过邱园提出意见。

邱园还关注收集其他本地植物的信息，以准备当地植物志。这些信息主要来自植物干标本，从威廉‧胡克（估计有 100 万份标本）和他的朋友乔治‧边沁（George Bentham）的个人植物标本收藏开始，乔治‧边沁撰写了第一部英国殖民地植物志——香港植物志（Flora Hongkongensis ）（1861）。因此，殖民地植物园也被要求关注当地的非栽培植物，其中最重要的是林木，并向发送标本和其他信息。就这样，殖民地植物园就成为当地园艺、农业、林业和植物分类学知识中心，在许多情况下以这些植物园为中心后来建立当地农业部门。

位于加尔各答和茂物的两个亚洲热带植物园有着不同的历史。加尔各答植物园最初由东印度公司于 1787 年建立的，用于种植对造船很重要的柚木树。随着 1793 年任命威廉‧罗克斯伯格（William Roxburgh）为园长后，加尔各答植物园开始为更广泛的目的结识了林奈的学生J.G. 柯尼希（JG Koenig）。他因此对本地植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撰写了第一部《印度植物志》（Flora Indica），同时他还对有用植物的栽培产生兴趣，无论是本地的还是其他的，并将肉豆蔻和丁香从摩鹿加群岛引入槟城。当还在马德拉斯时，他就聘请艺术家为当地的许多植物制作彩色插图，其中 300 幅精选作品在班克斯帮助下在伦敦出版了对开三大卷，即《科罗曼德海岸植物》（Plants of the Coast of Coromandel）。纳撒尼尔‧瓦利奇（Nathaniel Wallich）于 1815 年接替罗克斯伯格，在更广阔的地区组织了印度本土植物标本的收集，并于 1822 年在新加坡也进行了收集，积累了大量的植物标本，从中分发了许多复份标本。这仍然是印度植物分类学的重要依据。在瓦利希离开加尔各答期间，威廉‧格里菲斯（William Griffith）接管了他的工作，并继续在缅甸和马来半岛旅行。格里菲斯用显微镜对许多植物进行了第一次详细的形态观察；这些观察结果在他于 1845 年去 世（35 岁）后出版。加尔各答最后一位活跃的园长是乔治‧金（George King, 1871-1898 年）。他对印度植物进行了第一次专著研究；他对榕属植物的研究包括对该属授粉过程的首次深入研究。他于 1891 年建立了印度植物调查署（Botanical Survey of India），即奠定后来统筹印度国家植物园的植物学研究机构。

位于爪哇的茂物植物园由 莱因沃尔特（C.G. Reinwardt）于 1817 年建立，当时他还是农业、艺术和科学部主任。一位接受过邱园培训的园艺家詹姆斯‧胡珀（James Hooper） 因海难而恰好在爪哇，被任命为第一任园长（Curator），并一直留任至 1830 年。莱因沃尔特还促进了当地的植物收集工作。他于 1822 年离开爪哇，并于 1822 年至 1826 年由 布卢姆（C.L. Blume）继任主任，在此期间，布卢姆 进行了大量的植物收集工作，并匆忙撰写了大量新物种的描述。离开茂物后，他成为莱顿国立植物园的园长，出版了对爪哇许多植物更详细描述和精美插图。在茂物，主任的职位被取消，从 1831-1867 年植物园由 泰斯曼（J E Teysmann）担任园长（Curator）负责维护。他四处游历，将大量植物引入茂物，并在那里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因此，茂物现在拥有热带地区无与伦比的木本植物收藏。 1880 年，梅尔基奥尔‧特劳布（Melchior Treub）成为主任并开始现代科学植物学研究 。 1885 年，他为来访问的植物学家建立了一个实验室，在此后的 50 年中有 250 人在该实验室工作过不同时期。特劳布 还建立了农业部所需要的其他研究机构。农业部于 1905 年成立，特劳布担任第一任主任，但在他于 1910 年退休后，茂物的研究机构便从农业部中分离出来。各种积极的植物研究仍在继续，其中植物园活植物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包含印度尼西亚各地的大型标本的标本馆对于继续编写《马来西亚植物志》 （Flora Malesiana）具有重要意义要。植物园和植物标本馆现在都是国家生物学研究所（Lembaga Biologi Nasional）的组成部分。

东南亚的另外两个植物园也很重要，需要进一步评论。斯里兰卡的佩拉德尼亚植物园（Peradeniya garden）成立于 1822 年。1844 年，乔治‧加德纳（George Gardner）被任命为主任，随后于 1859 年斯维茨（G H K Thwaites）接任。从那时起，继续积极开展本土植物区系研究，并通过引入邱园引进外来植物，其中包括金鸡纳和帕拉橡胶。特里门（H J Trimen）接替斯维茨的工作，于1888 年为来访的植物学家建立了实验室。退休后，他撰写了《锡兰植物志》（Flora of Ceylon）。下一任主任 威利斯 （J C Willis）发起了各种现代植物学研究，但在他于 1911 年退休后，该植物园成为新成立的农业部的基地，纯植物学研究工作随之停止，只有佩奇（Petch）的真菌研究工作持续到 1925 年，奥尔斯顿（Alston）在 1925-1930 年期间作为系统植物学家开展了研究工作。

新加坡植物园国家兰花花园

1874 年新加坡政府接管了由当地社团创办的花园，新加坡植物园正式成立。在邱园接受过园艺培训的默顿（HJ Murton）被派去负责并接收了第一批橡胶植物。他精力充沛但不稳定，1880 年被纳撒尼尔‧坎特利（Nathaniel Cantley）取代。坎特利接受过林业培训，并获得了海峡殖民地植物园和森林总监头衔。他在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建立了第一个森林保护区，并于 1884 年在槟城建立了植物园，后者主要作为森林苗圃。槟城植物园主任查尔斯‧柯蒂斯（Charles Curtis）曾是维奇公司（Veitch）热带观赏植物收藏家，他在布置植物园时注重景观效果。他对当地的各种植物非常感兴趣，并帮助雷德利（HN Ridley）（1888 年接替坎特利）在槟城和半岛北部的其他地方采集标本。他是第一个将绒苞藤属（Congea）引入栽培的人。雷德利（1888-1911 年在新加坡）是一位精力充沛的人，工作繁多。他最为人知的是他开创性的 橡胶树割胶（tapping）实验，这是马来亚橡胶种植业的开端，但他对马来亚有用植物（包括林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发表了有关的文章，并进行了大量的植物学野外工作，他退休后撰写的《马来半岛植物志》（Flora of the Malay Peninsula）主要以这些工作为基础。在他任职期间，吉隆坡成立了农业部和森林部，但新加坡的植物活动仍在继续进行，而不是像佩拉德尼亚那样受到压制。槟城一直是新加坡的补充，在那里积累了大量的植物标本和图书。槟城是观察马来亚北部植物及其在与新加坡截然不同的气候中的表现行为的基地。当槟城成为马来亚联邦的一部分后，那里的植物园与其总部分开，没有可以附属的当地科学基地。Mr Cheang Kok Choy精心收集的当地有趣的植物没有得到官方认可。当地政府似乎只将植物园视为休闲公园，而不是用于研究或教育目的。

新加坡植物园

热带植物园的未来 Future of Tropical Botanic Gardens

因此，本次研讨会在槟城举行是非常合适的，因为热带植物园的未来问题是槟城的当务之急。我建议，植物园本身必须具备研究机构的条件，或者与这样的机构有密切的联系。所有大学的植物学系都需要培育植物作为实验和教学材料，而欧洲的植物园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大学的附属机构或组成部分。热带植物园是在地方大学之前建立的，但现在大学已经建立，我建议为了两者的利益，需要在两者之间建立某种正式的联系。除非植物园与研究所和图书馆有联系，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植物园。

任何一个植物园所进行的研究性质上都是有限的，并将根据当地的情况和当地的气候而有所不同。虽然在大学的支持下，大部分研究都是纯科学性的，但有些研究可能具有实用目的，或产生具有实际意义的结果。关于热带植物的可能用途，还有许多有待发现的地方；为了开发利用，有必要进行涉及细胞分类学研究的育种和选育工作。可以计划开展基础研究，以促进这些进程。必须始终牢记，园艺技能和经验是成功培育健康植物的必要条件。不同的植物对环境有多种适应性，可能需要不同的栽培方法；以前从未栽培过的植物可能会带来新的问题。植物对不同无性繁殖方法的反应也千差万别。因此，需要有经验的园艺师来负责，而且他应该有足够的地位。植物园中的一些实验工作很可能与园艺问题有关。关于热带植物的方方面面，还有很多东西需要研究。一些简单的园艺工艺，如适合不同气候的盆栽堆肥的制备，都有深入研究潜力。新加坡为适应暴雨气候而发展的烧土技术值得进行一些重要的实验研究。

良好的分类学是所有植物学研究的基础。虽然大多数温带原生植物的分类学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但许多热带植物的分类学还不清楚，热带植物园仍然需要进行分类学研究。许多学术界的植物学家对此都不甚了解，因此我不得不根据自己的经验对此发表一些看法。直到 19 世纪下半叶，分类学一直是欧洲主要的植物学研究。在这个世纪中，解剖学和生理学研究逐渐发展起来，并正确地导致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分类学家的有限观察对于很好地理解植物生物学是非常不够的。新人们需要 “科学” 的植物学。就欧洲植物而言，当时已经有了相当全面的分类学知识，但新的科学植物学家并不了解热带植物并非如此。他们错误地认为分类学是不科学的，并停止了对分类学的研究。当我还是剑桥大学的一名学生时，就有人明确告诉我，分类学是一门低等学科，我对自己对分类学的兴趣感到有些羞愧。

1922 年我去新加坡时，不得不使用雷德利的分类学著作来识别我在周围看到的一些植物，他的描述的不足和不准确让我感到震惊。我逐渐意识到，我们需要的是更好的分类法，这也是所有其他本地植物研究的基础。从那时起，我就将我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分类学的持续研究中，同时也努力收集有关植物作为生物体的信息。

分类学有两个目标。一是使人们能够识别物种，这很重要，因为有关植物的信息附在物种名称上，除非名称具有明确的含义，否则是不可靠的另一个目标是了解物种的相互关系;对自然属、科和高阶类群的认可。另一目标是了解物种之间的相互关系；识别自然界中的属、科和更高的目级单元。

新加坡植物园植物学中心

由于需要提供可以识别物种的描述，因此有必要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易于观察的特征。要求将观察染色体作为识别未知植物的第一步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大多数植物有许多容易观察到的特征，因此在实践中，通常可以通过使用手持放大镜头来完成物种水平的识别过程。学术植物学家倾向于认为，除非人们能够使用最新、最复杂和最昂贵的设备，否则他就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这是鄙视分类法的主要原因，但这不是一个正当的理由。您必须先使用手持放大镜头，然后才能确定使用电子显微镜所看到的深入内含。大多数植物学家都没有意识到，在低倍放大率下仍然可以看到更多的结构特征。

今天的植物是进化过程的结果：因此它们有一个内在的分类，我们的问题是找到它。分类越接近自然，就越接近表达系统发育。传统分类学和分类学的区别在于，分类学家以精确的方式分析其分类判断的重要性。这种分析不能保证判断是正确的，更不能告诉我们是否有更多的特征改变分析结果。

另一个考虑因素是，在你看到所有物种之前，你无法理解如何界定一个属。林奈建立的双名系统，至今仍被沿用作为物种命名的基础，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林奈首先学会了彻底了解大部分欧洲植物，从而可以判断它们的自然关系。但那些不得不处理少数早期发现的热带植物的植物学家（包括林奈）却无法做出这样的判断。这导致了属的概念的许多变化和异名的混淆。根据命名法规，要被接受名称必须是双名，必须把物种归入一个属，无论一个人是否有足够的信息这样做。一位聪明的 18 世纪分类学家描述了以前不为人知的植物，他写了Anonymos来代替其中一些植物的属名，因为他不确定它们的属，但这位智者的命名现在被宣布为非法。而且由于每个物种的名称都是双名的，形态学家和实验植物学家倾向于认为任何物种都必须代表它所具有的属名。属名（与任何其他名称一样）仅与使用它的人的知识一样多或少，无论是口语还是印刷。

蕨类植物的命名要比被子植物混乱得多。近年来，我试图对亚洲、马来西亚和太平洋的蕨类叉蕨属（Tectaria）及其近缘的所有物种进行调查。其中一个属是肋毛蕨属（Ctenitis），克里斯滕森在研究美洲热带物种时首次将其作为一个自然类群加以区分。但最初试图区分亚洲肋毛蕨属物种的植物学家们并没有像克里斯滕森那样进行严格的研究，在最近对所有物种的调查中，我发现有 48 个物种被错误地归入该属。这些物种正确地属于其他九个属：不同作者将它们归入肋毛蕨属的事实表明，这些作者对其他属也没有明确的概念。

我最熟悉的被子植物是一些单子叶植物，尤其是竹子、兰花和姜科植物。我认为，一般来说，单子叶植物比双子叶植物更难从干标本理解，因此更有必要使用活体植物研究它们，这样在栽培中也最方便。这是因为单子叶植物没有次生生长的厚度，因此其初级无性结构必须非常精确。花序的精确分枝以及苞片或小苞片的排列和性质对姜科植物具有重要意义，瓦勒东（Valeton）的研究表明了这一点，但早期作者却忽略了这一点。这些苞片通常结构精细，紧密重叠，因此很难在干燥的标本中清楚地看清它们。在马利西亚，尤其是在新几内亚，关于姜科的分类学还有很多东西需要研究。兰花的花朵结构要复杂得多，当花朵非常小的时候，花朵结构非常精细，风干后就很难观察到，但有些属的花序结构还不太清楚，特别是石斛属Dendrobium和毛兰属Eria。在这两个科中，关于属的划分还有很多东西要研究。

新加坡植物园姜园

只有通过对活体植物的研究才能了解竹子，而很少有分类学家进行过这方面的大量研究。通过研究甘布尔Gamble 关于印度竹子的伟大著作，我学会了如何观察竹子，但对马来亚物种的观察表明，有必要对甘布尔的属概念进行一些修改；而且我相信，还没有人发现如何从不开花的材料中区分属。1963 年我去新几内亚时，决定尝试了解那里的竹子；那些已经记录在案的竹子只是根据零星的开花标本命名和描述的。我发现莱城附近最常见的一种小竹子有两个不同的名字，肯定都属于错误的属。我不得不将其从这些属中删除，转入簕竹属，但它在簕竹属中是反常的，（连同一些同属物种）需要进一步研究。

上述评论旨在表明，热带分类学仍然需要更多的研究，而这种研究最好从对活体植物的观察中进行，最方便的是植物园栽培的植物，因此在必要的时期内很容易获得，以显示其发育的所有阶段。进行此类研究的机会仍然是热带植物园的一项重要功能。最近在槟城，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对植物园收集的一批姜科植物进行了细胞学研究，这些植物是由张国财先生（Cheang Kok Choy）多年来从邻近地区收集的。

鉴于目前热带森林遭到广泛破坏，保护各种热带植物变得越来越重要。热带植物园是引起公众关注这一问题的地方。但是，但是在这些植物园里栽培本地植物对保护物种的作用几乎没有帮助。唯一可行的方法是保护足够面积的自然森林，让各个物种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自然栖息地。植物园可以通过栽培有限的物种来发挥有益的作用，但物种的总数如此之大，它们的需求又如此之多，要想在栽培中保留所有物种是不切实际的。爪哇Cibodas和槟城的植物园毗邻天然林区；森林是当地物种的保护区，它们的存在增加了植物园的价值，既有利于研究，又能引起公众的兴趣。甚至新加坡植物园内的一小片天然森林也具有这种功能，并被当地学校教师使用。

早期的分类学只关注有限的特征，过了一段时间，分类学家才意识到形态学家和解剖学家的新观察结果可能与分类学有关。在 19 世纪后半期，分类学方面的工作还很落后。但近些年来，分类学家们开始考虑一系列新的形态和解剖特征（包括染色体）。每个属都有不同的问题，研究新型特征（如扫描电子显微镜所显示的特征）的机会无穷无尽。将一组相近的物种栽培在一起可能会有新的发现。这些植物的选择将取决于当地工作人员的兴趣。我在上文指出了兰科、竹亚科科和姜科植物需要研究的一些结构。维护这样一组植物以进行比较研究涉及园艺师的相关兴趣。有生命的植物不能像博物馆中的标本一样照料；除非有人持续观察，否则其中一些植物很快就会消失。

花生物学是另一项研究，它具有许多方面的兴趣，涉及花的发育及其与传粉媒介的关系，具有生态学意义，在植物育种中具有实际意义。热带植物种类繁多，从来没有被科学的方法 “改良” 过。最好的食用热带水果从远古时代就被挑选出来，例如芒果和香蕉，但现代杂交方法可以产生全新的发展。为什么荔枝不能和红毛丹杂交？谁能说山竹与其他藤黄属（Garcinia）植物的可能性有多大？马来亚芒果的新品种可能是通过将这里产量不高的优良印度品种与当地马来亚芒果品种杂交而产生的。这样的实验工作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而且需要大量土地，但如果从不开始，就永远不会实现。这确实存在巨大的可能性。

在选择新的木本植物时，无论是果树还是观赏植物，都需要进行无性繁殖。在某些情况下，微繁殖是最好的方法，甚至是唯一的方法，棕榈树就是如此。油棕现在已经用这种方法繁殖，但我认为油棕和椰子树都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因为它们是植物油最重要的来源。拉坦树是另一类重要的棕榈树，现在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微繁殖对它们可能很有价值。不过，虽然可以培育出优秀的新植株，但仍有必要保持老植株的存量，以便进一步育种。植物园就是保存这些种源的地方。

每个人都希望在植物园中看到鲜花，植物园当然不应该忽视这一点。在北温带地区，全年温度变化很大，并且已经开发出适合不同季节的花卉。它们中的许多，例如玫瑰，之所以有今天的繁华，都是经过长期培育和选择的结果。在热带地区，培育新花的工作很少，气候条件也不同。热带地区没有寒冷季节，季节变化取决于全年降雨量的分布。在旱季较长的地区，虽然花的连续生长与温带地区不同，但旱季较短，有时还不稳定，因此有些植物可以全年开花。最极端的情况是新加坡，那里没有旱季，干旱天气时有时无，并不规律。在这种情况下，来自季节性强的地区的木本植物有时无法开花。在新加坡，我们有一种九重葛植物（Bougainville），它于 1889 年从邱园引进，但从那时起（至少直到 1954 年）就没有开花，尽管它生长得相当旺盛。从热带季节性地区引进的许多其他木本植物，无论是自然物种还是杂交栽培品种，都被证明不适合花卉展示。兰花也同样如此，其中兰科杂交种主要还是温带地区温室培育的。大多数本地的兰花不会持续开花，只会在偶然的轻微气候变化时开花，例如最常见的附生兰花木石斛（Dendrobium crumenatum）。新加坡在 1893 年取得了重大突破，培育出杂交万代兰 “若阿金小姐”（"Miss Joaquim"），其亲本是当地为数不多的永开不败的兰花之一。事实证明，万代兰 “若阿金小姐” Vanda 'Miss Joaquim' 是永久开花并且比其亲本更强壮。从 1928 年起，新加坡以生长旺盛的当地物种为基础培育出更多的杂交种，表明其他杂交种也可以永久开花，几乎所有的杂交种都比它们的亲本生长更健壮，开花更自由。从那时起，兰花的育种就形成了现在的局面：兰花现在是新加坡最丰富、最多样的园林花卉。我深信，木本植物也需要同样的待遇，才能开出更好的花朵。湿热带地区的植物，除了单子叶植物外，几乎都是灌木或乔木：一年生或短命的植物没有天然的生态位。湿热带的园林植物一年四季都在生长：为什么它们不应该全年开花？ 存在一些这样的植物，例如，鸡蛋花属（Plumeria），现在已经有许多杂交种，以及玉叶金花属（Mussaenda ），其中菲律宾和西非植物之间的杂交种在洛斯巴诺斯（Los Banos）已培育出来，现在在马来西亚很常见。我认为，在热带植物园中进行生产新杂交种的实验并不会不适合，而且这可能是湿润的热带地区的一项重要活动。

大多数较早的热带植物园都建在海平面上，但后来又在海拔较高的地方增加了一些附属植物园，可以种植不同范围的植物，特别是在爪哇的西博达斯Cibodas 、斯里兰卡的哈克加拉Hakgala和印度北部的大吉岭。这类植物园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可能与旨在保护本地山地植物的国家公园有关。

北温带地区的植物园通常每年都会编制种子交换名录。但在新加坡，每年都没有定期的种子生产；大多数植物要么连续产生种子，要么根本不产生种子。因此，我们分发了一份可能在几年内有效的名录。我建议一般的热带植物园都应该这样做。这就提出了种子库的问题。我不确定这种种子库在热带地区是否有价值，因为热带地区的大多数植物都是多年生的。如果尝试建立种子库，就必须通过实验以发现保存不同种类种子的最佳方法。许多种子经不起干燥储藏，有些热带种子没有休眠期；它们要么立即发芽，要么死亡，例如榴莲种子和许多双子叶植物的种子，它们是马来西亚非常重要的用材树种。

至于对栽培热带植物进行生理实验的范围，似乎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建议，热带植物园中的植物可以更多地用于实验。新加坡对兰花和蕨类植物的光合作用和呼吸生理进行了研究。我想知道鹅掌楸科植物叶片的生长模式是如何控制的；这取决于叶片某些枝条顶端生长的永久休眠。槟城是进行此类实验的理想地点，因为这里原生着一系列具有不同生长模式的不同物种。槟城从未进行过此类研究。

关于栽培热带植物的生理实验范围，似乎有无限可能，我不是这方面的专 家。但我确实建议热带植物园中的植物可能更多地用于实验。兰花和雌性植物 的光合作用和呼吸生理学研究已在新加坡进行。我想知道里白科（Gleicheniaceae）植物叶片的生长模式是如何控制的；这取决于叶片的某些分支的顶端生长的永久休眠。槟城将是进行此类实验的理想场所，因为这里是一系列具有不同生长模式的物种。但槟城从未进行过此类研究。

我最后要说的是园艺，因为没有好的园艺就没有花园。在植物园里，你需要种植新的植物，这些植物可能需要新的处理方法；这项工作不像商业苗圃那样是例行公事。园艺师本身就是专业人士，你们必须给他一些机会，让他展示自己在植物展示方面的才能。但我必须提醒园艺师，用于记录或研究的成套植物必须作为独立个体保存，不能让不同种类的植物相互混杂，形成灌木丛。几年前在邱园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当时园艺师们坚持要美化环境，把卷柏属（Selaginella）的许多种类栽种在一起；其中大部分很快就被生命力更强的植物所压制而消失了。幸运的是，有人坚持在另一个地方保留了一组盆栽植物才使实验物种幸免于难。

植物园主要是研究植物的地方，园艺家应该记住这一点。1866 年邱园的第一任园艺主任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他本人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园艺家）在《英国和外国的蕨类植物》（第 43 页）中写道：“我的长期经验表明，一旦忽视任何植物科的科学安排，而把炫耀性栽培作为首要考虑因素，那么物种的迅速减少就是必然的结果”。

延伸阅读：Holttum R E ( 1999 ) Tropical Botanic Garde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Gardens' Bulletin Singapore 51: 127-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