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下面两篇文章，心情无法不沉重，臧克家的那首《有的人》又在脑际回响。

于是，又默诵一遍。

有的人
　　——纪念鲁迅有感
　　　
　　臧克家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有的人
　　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
　　有的人
　　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有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有的人
　　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
 
　　有的人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骑在人民头上的
　　人民把他摔垮；
　　给人民作牛马的
　　人民永远记住他！
 
　　把名字刻入石头的
　　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
　　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
　　到处是青春的野草。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场可以看到；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
　　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殉道者遇罗克_人文频道_东方头条

李菁

三联生活周刊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样一句荒谬无比的话却在一个特别的年代里被奉为真理，并成为鉴定每个社会成员的准则。不过指出这里荒唐的遇罗克却在那个年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今天很多人看来，他所捍卫的，不过是最基本的常识。46年前的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被执行枪决。

1967年，遇罗克刑前最后的留影

——“如果说这是呐喊，也是受压迫的人喊出的最强音了。”

——“大哥有种英雄情结，为了正义与真理，他会觉得个人牺牲是不足惜的。”

殉道者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离家出门的那个清晨，除了冷之外，实在太过平常，以至于不管遇罗文还是遇罗勉，无论怎么面对本刊记者努力回忆，也找不出有任何预示意味的特别之处。“大哥带了一饭盒大米饭、炒白菜和一本书，骑上自行车走了。”现在59岁的遇罗勉说。在上班的路上，遇罗克便被抓走了。全家人后来才意识到，那是一个诀别。离家那天，遇罗克的书桌上，还放着他刚刚写完的《工资论》。

其实很早就有苗头了。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此后，“我家附近已经有人在盯梢”，在美国接受越洋电话采访的遇罗文回忆。若干年后遇罗勉则奇怪，那时的公检法都被砸烂了，但这至少证明还有一个系统仍在运作，“我虽然还很小，但都知道谁是盯大哥的人”。父母则照例叮嘱大儿子，要小心，但除此之外，也没有多少办法。

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

仍旧每天继续读书、写文章的遇罗克发现，每当他外出时，总是有人在跟踪。他预感到他将要遭受到最残酷的迫害。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他说：“我只有一半的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开始受到讯问，我的信件都被进行检查了。”

1月6日，遇罗克被一辆囚车带进了牢房。遇罗文说，遇罗克一共被提审80多次，有时搞疲劳战术，日日夜夜轮番审问。“但他从来没有检举过别人，没有承认过自己有罪，没有说过违背良心的话。”当得知弟弟遇罗文也被关进监狱时，他更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并且对预审员说：“是我牵连了弟弟，我的事他不知道。”以此来尽可能地使遇罗文得到解脱。

遇罗克遗作《出身论》

遇罗文说，难友中一位干部子弟很佩服遇罗克的才学和胆识，他问遇罗克：“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罗克很镇静地回答：“值得。你过去一直生活优越，终日在高干子弟中间，这所大学上腻了，看不上了，还可以上另一所。你对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体会。而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我被抓了，也许结果不堪设想，但为出身问题付出这么大代价的，解放以来还是第一次。如果说这是呐喊，也是受压迫的人喊出的最强音了。”

临刑前，遇罗克把自己平时换洗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其中有一件崭新的白背心，他没有穿过。遇罗文说，自从1957年父母被打成右派以后，父亲被劳动教养，没有工资收入，母亲被撤了职，只有70多块钱的工资。一家7口，就靠这70多块钱生活。从那以后，遇罗克从来没有穿过好衣裳。他参加工作以后，把每个月的工资全部交给母亲，帮着养家，自己只留3块钱，而这3块常常被用来买书。“他在狱中穿的旧背心实在太破了，就写纸条让家里人买一件新背心。等母亲把新背心送来时，他已被判处死刑。他觉得，没有必要穿新背心了，新背心还是留给弟弟们吧……”遇罗克就这样穿了一身破旧的衣裳走上了刑场。

遇罗文说，遇罗克临刑前写了几首诗，托付给难友，请他们有幸出狱时，交给家人。其中有一首诗的最后两句是：“清明未必生壮鬼，乾坤持重我头轻。”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大哥最后死在哪里，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家事

遇罗克从小是个很优秀的孩子，是弟弟妹妹们崇拜的对象。“他自己会编木偶戏、皮影戏，或者照小人书编个小话剧，然后让我们仨来演。”遇罗文回忆，有时遇罗克还用一张16开的白纸，用钢笔和铅笔又写又画，给他们编小报。遇罗克的象棋也下得好，曾获得1956年北京少年组亚军，甚至后来还有不看棋盘同时下两盘棋的本领。遇罗文、遇罗勉至今提起哥哥还是钦佩不已的口吻：“因为他聪明好学，一直很受宠，从小学到中学都属于响应号召，积极向上的好孩子。”

1954年6月与妹妹

父亲遇崇基是东北人，后来以“满洲国”第三名的身份考上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公费留学生，在日本，他用“罗茜”的笔名写了一本《日文报纸译读法》，很受欢迎。他给几个孩子起名也都用了“罗”字，而不是家谱上规定的广字。“我有一次问过他，他说‘羅’拆开是‘四’、‘维’两字，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遇罗勉说。母亲王秋琳是北京人，家境优裕，曾自费到东京女子高等商科学校读书。后来，父亲遇崇基开办了“大业营造厂”，母亲王秋琳和同伴合开了一个“理研铁工厂”。

对遇家人来说，1952年是后来一连串动荡乃至劫难的开始。那一年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中，遇崇基因为被怀疑偷漏税几十亿元而被逮捕。“几个月后，事情不了了之，父亲被放回来了，但是他的厂子受到很大影响。”为了躲避伤心地，遇家花3000元买了东四牌楼附近的一个四合院，举家迁到那里。遇罗克后来在《我的童年》作文里，详细写了这座院子的花花草草，写到临别时，他抱着一棵枣树哭了。这篇文章成了全校的范文，是他最早的得意之作。在弟弟遇罗文的记忆中，“这是他唯一一次在文章里承认自己哭了，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落泪”。

1963年春节全家福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遇崇基因为一句“人与人，冷冰冰”，被打成“极右”的右派，送去劳动教养。“因为父亲有自己的想法，显得不随和，所以每次运动都躲不过去。”遇罗文回忆，“大哥非常尊敬父亲，父亲的遭遇对他触动很大。”不仅如此，“母亲仅仅稍微表示了同情章乃器，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

虽然出身论的荒谬在“文革”时达到极致，但在“文革”之前，它已经是盛行的一个政治标准。“同学们因为出身不同，被分成三六九等，我是属于最底层的。”遇罗勉说，“家里出一个右派已经抬不起头来了，何况我的父母两人都是，其中一个还被劳教。”那时流行的一句政治口号是：出身不好的人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要和家庭划清界限。“心灵上遭受的痛苦和折磨非常之深。”遇罗勉如今回忆起来，仍有些痛苦。

1959年，遇罗克从北京65中毕业。虽然高考成绩优秀，但还是没有大学接收他，就连要求分数不高的地质专业学校，也不允许他进入。遇罗勉解释说，那时上大学除了看出身，还要看“操行评定”——学校的操行评定分成“优良中差劣”五等，被评为“中”是根本不可能上大学的，“差”者基本上要被开除。自父母双双成了右派后，遇罗克的评定也由“优”变成了“中”。遇罗克不解，老师回答：“你自己还不知道吗？”

遇罗克

遇罗克抱着一线希望，在家又复习一年，还是与上大学无缘。“两次进不了大学，让他真的明白了，他所受的不公，不只是个别现象，而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了解社会，遇罗克报名到南郊农村当农民。1961年春节前，街道批准遇罗克去大兴红星公社旧宫大队菜园小队插队。遇罗克显然认为是命运的新转机，“他接到通知就高兴地去迁户口，连春节供应的那些副食都放弃了，姥姥气得直叹气”。遇罗文说。

那时候，已经开始号召学生到农村去，但尚未像后来知识青年下乡那么大规模，“他也感到很新鲜”，遇罗文说。但也正是在这一年，一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又把他们推到与人民相对立的另一个阵营里。但在农村，“血统论”的现象更为严重甚至也更残酷。“他回来跟我们提过，在农村，一些地主和小孩子都被斗死，他们用很形象的语言，称之为‘连根拔’。”遇罗文说，从自己的遭遇出发，再联系到整个社会，遇罗克开始陷入深深的思考。

1964年，神经衰弱很严重的遇罗克回到城里。他曾经在小学做过一段代课老师，又因出身问题被辞退。不久，他被分配到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回到北京后，我们也长大了，说的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两个弟弟印象最深的，还是大哥的读书，“爱看书，什么书都看”。遇罗勉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大哥房间里的灯总是亮着，“跟我们住在一起的姥姥唠叨他：不要整晚亮，你的电费是全院平摊的”。

遇罗克喜欢跟弟弟们分享他阅读的体验，黑格尔、亚里士多德的名字，还有诸如“诡辩”一类的名词，“都是我从大哥那里听到的”。《流浪者》里的台词：“法官的儿子还是法官，贼的儿子还是贼。”和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基础》里的：“法学家既郑重宣布了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换句话说，他们也就肯定了人生下来就不是人。”这些经典之语，都是遇罗克在和弟弟们讨论社会流行的“出身论”时提及的。

政治风暴中的出身论

“出身论”的命运，也涉及红卫兵的一段复杂历史。遇罗文解释：最早的“红卫兵”是由清华附中一些干部子弟发起的，此后，北大附中也出现“红旗”战斗队，以后各地方纷纷成立这种组织。“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出身的要求非常严格，有的只许干部子弟，有的也允许一部分工农子女参加。”遇罗文说，后来通常用“老红卫兵”来划分这些最早出现的红卫兵。

“老红卫兵”因为有出身的优越感，因而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最忠实的信奉者。他们将社会阶级分成几类：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黑帮（注：指被打倒的干部和学术权威）及其子女（被统称为“狗崽子”）。而工、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及其子女则是红五类。“总之家庭出身高于一切，也决定一切。”“‘文革’一爆发，‘出身论’更发展到了极致，‘文革’以前，还说出身不好的还是可以改造的人，‘文革’一开始，我们就变成‘混蛋’了。”遇罗勉说。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老红卫兵”。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八·一八”之后，“红卫兵”名声大振。在“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鼓动下，这些红卫兵们开始走出校园，冲上街头，在社会上开始有相当破坏力的“革命造反”活动。老红卫兵打死人的一些血腥传闻，让遇罗克有了写文章反驳出身论的直接动力。他很快就完成了《出身论》的初稿。

《出身论》油印本

不久，红卫兵开始全国大串联，要把“革命造反”的火烧到全国去。这时，遇罗文和弟弟遇罗勉也属于滚滚洪流中的两位。他们到广东串联，发现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小报或印刷品，油印条件非常方便，于是他们试着写了几份反“出身论”的传单，又根据对哥哥《出身论》的回忆，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论出身》，印了几百份，贴在广州街头。落款是“北京呐喊战斗队”，没有写真名。

“我们住在一所小学里，很多串联的学生帮我们印、帮我们贴，有人在上面留言‘好文章’，有人写‘大毒草’，批注特别多。还有人把油印的重抄成大字报贴出来，反响特别强烈。我们觉得时机到了，广州毕竟远离政治中心，也应该在北京宣传。”遇罗勉回忆。

两个弟弟把油印的传单寄给在北京的哥哥，同时也告诉他这种简单的油印方式。很快，遇罗克《出身论》的定稿寄了过来，让他们在广州油印。同时，遇罗克和遇罗锦也用弟弟提供的方法，印了很多，贴到北京市委、国务院、清华、北大、地质学院等地。因为署名为“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当时知道遇罗克名字的人并不多。

妹妹遇罗锦，弟弟遇罗文、遇罗勉

“文革”运动的发展开始迅速波及老干部，早期对出身有天然优越感的“老红卫兵”们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已成为运动的直接对象。1967年初，一部分人成立了跨校际的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它的成员必须是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子弟，这也是唯一的条件，他们公开喊出“踢开‘中央文革’闹革命”。

当“中央文革”发现这部分红卫兵已经成运动阻力时，“联动”及其“血统论”也开始受打压。“但‘中央文革’是有分寸地反对血统论，打击老红卫兵，收买了很多人心，很多出身不好、长期受压抑的青年人，一下子开始活跃起来，也对‘中央文革’感恩戴德。”遇罗勉说。

这时，红卫兵不再是出身好的那些人的特权，“其范围已扩大到普通学生，都自称是红卫兵”，遇罗文称之为“新红卫兵”。当“联动”遭打压时，“新红卫兵”们也开始看到批判“血统论”的时机。

1967年初，北京四中的王建复和牟志京找到遇罗文，说他们看到贴在四中的《出身论》后深受感动，来商量怎么能扩大宣传。3个年轻人很快得出一个结论——办一份铅印小报。几天之后，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和占3版篇幅的铅印《出身论》终于问世了。

刊登在《中学文革报》上的《出身论》

“当时中学生办报的人并不多，民办的报纸几乎没有。”遇罗勉说。所以尽管《中学文革报》第一期只印了3万份，但立刻轰动了北京城。遇罗文说，有时在街上就能听到有人议论：“这是反右以来最敢说话的文章了。”

“我们接到好多人来信，很多被出身影响的年轻人，觉得这篇文章说出了他们的心声。”遇罗勉说。

在1966年末至1967年初相对失控的几个月里，遇罗克终于有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连续写了《出身论》、《谈纯》等一系列具有理论深度的文章，抨击反动的血统论思想。这些文章就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我们一直坚持办了7期，直到《出身论》被宣布为‘大毒草’。”遇罗文说。在这7期报纸中，遇罗克一个人写的文字占总数的将近3/4。

其实当时知道“遇罗克”名字的人并不多，因为发表时的落款是“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慢慢的，我们这些办报的人都知道他了。”对于当年的举动，遇罗文坦率地说：“有的人认为我们是迎合‘中央文革’，想一炮打红。我是绝对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明白，这个风险非常大。出身的提法已经几十年了，怎么会因为我们的一份报纸而改变呢？”遇罗文说，“母亲当时就说：你们太冒险了。”事实果然被母亲言中。

永远的怀念

因为父亲是学工科出身的，“对问题从来不含糊，爱深究”，在思维方式上，遇罗文和遇罗勉都认为，大哥像极了父亲，“逻辑性强，严谨”。而在性格上，“遇罗克和遇罗锦的性格像母亲，他们小时候就很爱表达”，遇罗勉评价。他说喜欢《牛虻》一类作品的大哥，有种英雄主义情结，“为了正义与真理，他会觉得个人的牺牲是不足惜的”。

遇罗克的母亲出身富裕人家，爱美，姥姥告诉遇罗勉，当年日本人轰炸济南时，别人都裹着细软逃命，母亲却带了几本相册跑。那些曾记录了一个家境优越的少女无忧青春的相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

《出身论》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家里6个人，有4个被关进监狱。而原来娇生惯养的母亲却坚强地承担起一个家的责任，而且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勇敢与坚韧。1978年冬，王秋琳带着儿子的材料，找到《光明日报》记者苏双碧，为遇罗克的平反问题而奔走。

虽然没有在报纸上刊登有关遇罗克的文章，但是，社会上已开始到处传颂遇罗克的事迹了。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宣告遇罗克无罪。”

遇罗克雕像

遇罗勉说，哥哥去世后，家里再也没人正式提起过他，无论是他的生日还是忌日，大家都心存默契地回避，“毕竟是一个太大的伤口”。不过，遇罗文说，如果有人做了什么大家不满意的事情，一句“这样做太对不起大哥”，就意味着最严厉的指责了。母亲也从来不在他们面前提及大哥，她内心的痛苦是她死后孩子才从她的日记里知道的。“母亲每天上下班经过‘工体’，都要把头扭过去，不去看那个地方，因为哥哥是在那里被宣判死刑的。”王秋琳是1984年去世的，那一年的日记就写到5月1日——那一天，是遇罗克的生日。

秦虹
　　“北方的岛屿”, 是当代著名诗人北岛笔名的含 义, 就好像他居住在北方的一个岛上, 是个与爱斯基 摩人类似的冷血动物, 诗如其名, 冷峻的叙述, 深沉的思想和清醒的自我意识是北岛诗歌的背景和底色, 而孤独的感觉, 对自由的渴望和对于现实的拒绝也是他诗歌写作的重要主题。作为“腾胧诗派”的代表诗 人, 北岛的诗一度在中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下面我们就共同来赏析他的《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这首诗, 以便更深地体会作者深邃的思想和饱满的诗情。
    这首诗既有朦胧诗的特征又有着特殊的写作背 景, 是诗人早期的代表作之一, 诗人为什么要写诗献 给遇罗克?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遇罗克。1965 年11 月10 日, 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 历史剧〈海瑞罢官〉》, 由此揭开了长达10 年之久的 “文革”浩劫的序幕, 文章刊出了以后, 很多人对其 观点并不赞同, 但是, 真正撰文予以反驳的人却寥寥无几。当时年仅24 岁的遇罗克却挺身而出, “道他人 之不敢道, 言他人之不敢言”, 以一篇长达15000 多字的文章来反驳姚文元。1966 年2 月13 日这篇文章 被压缩并改题目, 发表在《文汇报》上。1966 年底, 遇罗克又因《出身论》一文, 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 广泛而强烈的反响, 很多读者从全国各地写信给遇罗克, 表达自己的感动之情。1968 年1 月5 日, 遇罗克 被捕, 1970 年3 月5 日, 27 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 并立即执行。
   北岛曾说过: 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自己的世界, 这是一个真诚独特的世界, 正直的世界, 正义和人性的世界。诗人对遇罗克的遭遇不是简单的同情, 还包含着对国家的前途的忧心忡忡, 在诗歌的开头和 结尾重复出现“我, 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诗人用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叙述, 我的世界就是 遇罗克的世界, 诗人的感受就是英雄的感受, 诗人带着英雄的灵魂穿行于他们深爱着的祖国, 这时的祖国 还笼罩在悲哀中, 还是一片贫穷的土地, 遭受了十年 的洗劫, 人民已经学会了沉默, 古老的土地已唱不出 优美的旋律,“难道时间这面晦暗的镜子/ 也永远背着你/ 只留下星星和浮云”, 时间是治疗一切的良药, 它可以让人淡忘一切的痛苦和忧伤, 如果时间都无法治 愈的伤痛, 人世间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救治? 现实的世界让诗人感觉痛心, 但诗人不会由此而丢弃对理 想的追寻, 诗人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着“春天”“苹果 树”, 那怕只有蜂蜜带来的轻微痕迹, 诗人渴望着大 海的宽广, 渴望海底的朝气蓬勃和海鸥的轻盈灵动。诗人的心和英雄的心一样渴望着祖国的强大, 为此心甘情愿地付出自己的鲜血乃至生命, 但是生命还是很 可贵的, 谁都不愿意让自己的生命白白流逝, 对于死亡的来临每个人的内心都是充满恐怖的, 英雄在本质 上来说都是普通人, 所以在他们的内心深处, 都希望能得到普通人的幸福生活。“我是人/ 我需要爱/ 我渴望在情人的眼光里/ 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 在摇篮的晃动中/ 等待着儿子的第一声呼唤”, 对爱情和亲情的渴求是每个人最基本的要求, 但是“这普普通通的愿望 / 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纯净的内心世界就不能与现实相容吗? 可能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就是如此。“人生代代无穷已”, 如果 是正义的事业, 就不担心它会缺少继承者, “在我倒 下的地方/ 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 希望总是不断的在 人们心中升起, 人们心中总有一个信念, 未来总是美好的, 未来的某一天, 现在的冤屈会平反昭雪, 笼罩在不朽战士身上的阴云最终会烟消云散。著名学者洪子诚评价北岛时这样说: “北岛诗‘质地’是坚硬的, 是‘黑色’的, 他的诗表现了强烈的否定意识, 强烈 的怀疑、批判精神, 这种怀疑与批判, 不只是针对所 处的环境, 而且也涉及自身的分裂状况, 这是北岛深刻的地方”。作为朦胧诗的代表诗人, 这首诗却不是 很朦胧, 一般朦胧诗语言的晦涩艰深在诗中表现不是 很明显, 读诗时, 带给读者是一种强烈的震撼, 并且在诗中我们也可以清晰的看出作者思绪的流动。作者以遇罗克的视角来审视这个世界, 痛心于它的贫穷, 追寻着美好的生活, 渴望在爱情和亲情的包围中过一 种平常的日子, 并且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有着坚定的信念。诗人对于现在所处的环境没有过多的抱怨, 只是平静地说“以太阳的名义/ 黑暗公开的掠夺/ 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灭 亡”, 诗人在沉默中是否领会了鲁迅的哀其不幸, 怒 其不争的无奈, 这是大多数人的天性, 也是几千年思 想统治的结果, 难道到今天还没有结束吗? 最朴素的语言也许最具有打动人心灵的力量。诗中的第九节我觉得最让人心动,“我是人”, 人的含义是什么? 有首 歌中曾唱到, 人字的含义就是相互支撑, 在社会中人 不可能孤立的存在, 人需要有亲人, 有朋友, 有志同 道合的人陪伴, 幸福的生活就是“在草地和落叶上/ 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 我写下生活的诗”, 真诚、自由是诗人也是英雄对于生活的渴求。然而有很多时候总是事与愿违, 为了做个真正的人有时竟需要付出生 命的代价。
   意象的使用是诗歌存在的灵魂, 洪子诚先生曾这 样评价北岛诗中的意象: “有着对立的价值内涵的意 象, 在北岛的许多有代表性的诗中, 常处于密集、并 置的结构方式, 它们因此产生对比和撞击, 有时形成一种‘悖论式’的情境”。洪先生的评价在这首诗中有很好体现, 由于本诗写作的特殊性, 所以在意象的 选择上总带有一种沉重感, 悲愤的情绪在压抑中寻找着发泄的机会。“沉重的影”“悲哀的雾”“灰烬般的人群”“低沉的乌云”等直接表达着诗人的不满情绪。 “古老的壁画”“黄河纤夫的绳索”带有深厚的历史气息。还有很多明快的事物, 如“春天”“苹果树”“蜜 蜂”“鸽子”, 在这样的对比中, 给读者以强烈的震 撼。在诗歌结束时, 作者使用了一个特别的意象“乌 鸦”, 乌鸦在人们心中是不祥之物, 鲁迅的文章《药》 中, 最后在烈士坟头出现的乌鸦, 给整个文章笼罩上萧瑟的氛围。在这首诗中同样是在“每一个不朽的战 士/ 森林般生长的墓碑前”, 乌鸦又一次的出现了, 带 来了纷纷扬扬的碎片, 人们的心因为烈士的不幸而破 碎, 也是诗人在内心中表达对于烈士的怀念和对不公平的悲愤。这一意象也成为这首诗的点睛之笔。
   如今的北岛已经定居美国, 和女儿与新婚的妻子 一起生活在加州戴维斯, 这些年在文学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被选为美国艺术文学院终生荣誉院士, 现 在的北岛生活应该是幸福的, 但唐晓渡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却这样描述: “没有幸福, 只有自由与平静”, 他还有一个笔名叫石默, 意思是象石头一样沉默, 现在的北岛已经沉默了许多。或许年轻时的激情已经转变成另一种力量, 我们从这首他的早期诗作中, 能够感觉到他的坚毅, 他骨子中的一种冷峻。

丧家犬的一年

文/阎连科

旧习难改。尽管离开农村老家已三十多年，我却从未将元旦作为一年的开始。在我家乡，一年真正的开始是大年初一。

农历的2011年，对我来说，就像一条长长的隧道，没有一丝光亮。

黑暗的2011年始自我儿子找工作。那时他已完成在英国的学业，带着法学硕士学位回到中国。他坚信，若想在中国有所作为，需在法律系统中谋到一份公职。然而，因为不是党员，他几乎没机会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当他还在读本科时，不止一次考虑过加入共产党，每次都被我劝阻了：“难道人必须要成为党员，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作为一个父亲，儿子的经历使我感觉我应跪在党的领导面前，求他们给入党和未入党的年轻人同等的求职机会。

黑暗的2011并未中止。我最新的作品，《四书》——一本直面中国人民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以及随之而来的饥荒中所受创痛的小说，被近20家出版社退稿。拒绝的理由几乎是一致的：谁敢在中国出版我的书，谁就将被关掉。

这部小说花了我20年构思，2年时间写作。作为一个作家，这本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也知道它将成为中国文坛一部重要作品。然而，中国出版业的现状就是如此，对我来说，除了接受，别无它选。我只能长吁短叹。

厄运连连。伴随着书不能在大陆出版的梦魇，我在北京的房子也被强拆了，理由是附近有条公路要拓宽。强拆如飓风来临。没人向我和邻居们出示任何官方文件；赔偿没有商量余地，不管原有面积多大，盖房子花费多少，一律只有50万。大家还被告知，“谁愿意跟政府合作，将会额外奖励70万。”两项加起来共有约19万美金，看起来数额很大，实际上在今天的北京，这些钱在好地段也就能买个厕所。

居民们与强拆队之间剑拔弩张，大家发誓，要用生命维护财产和尊严。

斗争持续了数月之久。一天黎明，小区的墙被强拆了。一些疲于应战的老居民不得不被送到医院去。随后，一系列的盗窃案出现在小区，大家心知肚明，这只是用来吓唬居民们的策略而已。报警毫无价值，其幼稚程度与小学生报告说铅笔被偷无异。

11月的最后一天，离强拆期限只剩一天了，我在新浪微博上贴了一份对H和W的公开信，呼吁政府不要再跟被拆迁者玩 “猫鼠游戏”。我当然知道，这封信不会到达它该到的人手里，但我希望它能吸引足够的注意力，从而向当地政府施压，在强拆期间避免流血冲突。

我的公开信被大量转发，几乎立刻传遍全国。然而，它所产生的影响，如同在风中窃窃私语一般微弱。

12月2日，凌晨五点，一队戴着头盔的便衣男女，从窗户闯入我邻居家中。在向入侵者声明他反对拆迁后，我邻居被带走关了起来。他家的一些大型家具被搬出门外，随后房子被推土机铲平。后来他回忆说，那天早晨他看到200多个戴头盔的便衣围在自家房子边上。

整个12月里，有30多户被迫同意拆迁，我黑暗的2011年也就此结束了。这次经历使我意识到，一个公民和作家的尊严，尚不如一只饿犬向主人摇尾乞食重要；一个公民可享有的权力，还不如一个人手中握住的空气多。

我很想哭。有时我甚至会想，若能在北京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哭一场，也是一个不小的特权吧。

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像狗一样活着。我梦想能在我的书中大声喊出这一切，并将我的呐喊变成优美的乐曲。这怪诞的人生和奇妙的梦境维持着我的生命，有时甚至给予我信心。然而，我也不断的灰心、丧气。

我身心俱疲，只想离开这黑暗的2011年的北京，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我渴望能在家乡开始一个全新的2012年，跟我的母亲和亲人们待在一起，让他们简单的温暖带走一切冰冷、焦虑和恐惧，远离那些在2011年黑暗的隧道中包围我的东西。

我回到了位于河南西部的家乡嵩县，与我80岁的老母、兄长、嫂子、侄女们一起过了十天。我们一起回忆过去、说笑话、打麻将。无人提及我的作品或是经历过的不幸，我们像过着完美的生活一般。

每日所见，皆是灿烂阳光。每日所感，都是亲人关爱。那十天，我们坐在电视前，一起看肥皂剧，看春节联欢晚会。电视节目很一般，但家里的暖意驱走了黑暗的2011年。我感觉很安心。

除夕夜，我们按照传统，一起吃了顿饺子。母亲把她的一些饺子分给我，以示关爱。一小缕头发垂下来，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我们国家现在富强了，这多么美妙！”她说，“我们现在能吃肉馅的饺子了，隔三差五吃，就跟以前穷的时候吃野草一样多！”

我哥哥终其一生都是一个骑自行车到处送信的邮差，现在他退休了，开着我用版税给他买的车子。“为什么有人会恨政府呢？”一次他载我去看望一个住在山村里的亲戚时，在路上问我。“我们生活的很好，这还不够吗？”

我两个姐姐都是农民。她们很爱看一个清宫肥皂剧，剧中的皇帝很聪明，做事游刃有余。姐姐们希望我也能写一个那样的肥皂剧本，既有钱，又有名。她们说，只要写出一个成功的肥皂剧就会让整个家族脸上有光。

我不知道我的家人是真相信这些东西，还是只想安慰我而已。我不知道这几年获得的财富，是否真的让中国人民坚信，吃得饱、穿得暖真的比权力和尊严更重要？或者，在他们看来，一盘饺子，口袋里的一点钱，比权力和尊严更有用？

我没问，也不想深究，因为我知道，根本就没有明确的答案。于我而言，我更愿意保持尊严，即便那意味着饥饿至死。这信仰在我的血液中流淌，这也应是文化人的基本原则。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对许多人来说，这只是一派胡言。可是，我为何要抱怨？就连文化人都将食物和钱置于尊严之上，我怎能以此来批评我的亲人们呢？

大年初六是出门的吉日，我该走了，亲人们都赶来与我道别。与以往一样，每逢这种场合，母亲都会掉眼泪。但直到最后一刻，她才开口。

“多和有权有势的人交朋友”，她在我耳边低诉。“别做让那些人反感的事。”

我走之后，哥哥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大过年的，我就没说给你听。要记住：别管是为了什么事，都别惹政府。”

我外甥陪着我到了最近的高速入口斜坡处。“我妈让我告诉你”，那孩子吞吞吐吐地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别写太多了。如果一定要写，就写点夸政府和国家的。别越老越糊涂。”

我点了点头。

“告诉你姥姥、舅舅和妈妈：别担心我，我很好。我写的东西很好，我也应付的来。除了皱纹和白头发越来越多，没别的烦心事儿。”说完后，我开车离开。

一边开车，没来由地，眼泪倏然而至。我只是很想哭。是为我母亲、兄长、亲人们以及那些同样有了吃的就忘了尊严的陌生人们？还是为那些像我一样热爱权力与尊严却活得像丧家犬之人？我不知道。我只想大声哭泣。

我停下车，任涕泪肆意横流——落到我的脸上，流进我的心中。很久之后，眼泪干涸了，我又发动了车。我在开回北京的路上，喘着粗气、焦虑万分，就像一只迷失在黑暗隧道中的丧家之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