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一天的时间，国人还有海外的部分华人一年中最具象征性的除夕就要莅临。

  在许多人看来，除夕是春节的最高潮，也是绝大部分国人最看重的团聚之时。

  不管国人愿不愿意，大部分国人都会参与除夕这一盖世盛典，这也是春运这一季节迁徙盛况空前的原因。

   有人可能正在享受、品味浓浓的“年味”，有人可能觉得“年味遥看近却无”。  

  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人们交际途径的日趋拓宽，年味趋“淡”是难以逆转的趋势。

  这不应害怕，而应庆贺。

  在谈及一年之中为什么年三十那顿最重要时，沈宏非说：第一，是因为这一顿真的很丰富。能吃到很多平时买不到的食材，论“豪华”程度，大概堪比平时饭菜的十倍；第二，因为食材罕有，所以烧起来也格外用心，并且舍得比平时下重料。当时做年夜饭之前，都要郑重其事写个菜单的。……很多人家在过年期间会专门备好消化药，因为真材实料的大鱼大肉，老人小孩很容易吃撑不消化。沈宏非：对小朋友来说，无非就是换身新衣服、放鞭炮、吃顿年夜饭什么的。也没什么压岁钱，有也是很象征性的，给你个硬币意思一下。……因此，小时候对过年的全部期待，都是吃吃吃。夏丏尊先生早在七十多年前就替我表达过了：“说起新年的行事，第一件在我脑中浮起的是吃。回忆幼时一到冬季就日日盼望过年，等到过年将届就乐不可支，因为过年的时候有种种乐趣，第一是吃的东西多。”

《人民日报》（2016年02月11日第4版）

新春团圆，跨越千山。

　　哪怕，是买7张火车票、途经8个地方、在11个火车站上下车、行程2000多公里曲线回家的西宁小伙；哪怕，是从北京骑了17天自行车、“千里走单骑”回到老家的南充姑娘；哪怕，是载着年货跨越大半个中国，由广东一路奔驰到云贵川的“十万返乡摩托大军”……团圆之旅即便充满艰辛，也阻止不了人们春节回家、亲人团聚的步伐。

　　回家过年，在百姓心中是至高的。今年预计近30亿人次的春运客流量，相当于整个欧洲人口搬了4次家。“流动中国”的时代，带来了“活力中国”的成就，也让文化交融前所未有，“阖家团圆”成了春节的第一主题，其意义，不仅仅是一次团聚，更有心灵的抚慰、精神的回归。

　　新春团圆， 文化之道。在无数人心中，回家之途是回归心灵之途，团圆是渗于血液中的文化——以家族为单位延续、传承，进而扩散在社会和国家。因而，由家到国是心灵的道场，是薪火相传的地方，是做人的责任所系。春节，这个特殊的时令，将人心、家庭与国家，融在了一起。千山万水，挡不住游子回家团圆的步履，家成为文化大道的载体，使人生命昂扬，人生愉悦。

　　回家的百姓不以遥远的征程和艰难为苦，反而乐在其中。辗转7省的换乘小伙一路收获各地特产，带回老家的团圆桌上；一对母女未买到直达票，将绕城跨省的返乡之旅编排成一次沿途的旅游活动。将艰辛化作旅游之乐，这是对道之本质的践行，也是中国文化的收获。大道往返，欢喜常在，这正是中国百姓的幸福所在。正是回家的信念、想着“妈妈的味道”，才会让人在旅途“爱不觉累”，甚至学会了化苦为乐。

　　新春团圆，心灵港湾。春节的返家潮感天动地，回家过节是不言自明的，义无反顾地奔向老家是国人的自然之举。春节像是一次家对游子的召唤，也是一种游子对家的眷恋。无论怎样开枝散叶，根始终扎在土中，是中国文化之归宿与传承的路径。文化之根由人心承载，而召唤与眷恋，本身就蕴含着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凸显着家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流淌着中国人的文化血脉，进而衍生出一种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

　　人一生都在寻找回家之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体与家庭是宏大世界的起点，而家是内心，是天地赋予文化的载体。内心的历程或需寻寻觅觅，若明若暗，但道不远人，“春节回家”，是让人心人性散发自然之善的最佳时机。藉由“回家”，清扫浮躁的人心，找回丢失的追求，感恩祖国昌盛、国泰民安；感恩“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感谢所有值守在春节岗位上、为无数人的回家团圆牺牲“小我”的人。春节，理应成为中华民族与善良美德的一次交流与约定。

　　“三六九，往外走”。正月初三之后，回家过年的人们，陆续开始新一轮的告别。团聚如此短暂，但感谢春节，让我们有一段品味文化中国的时间和空间；感谢春节，让我们如此深切地感受以家庭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味道。

冯骥才：中国人过“除夕”是为了辟邪与祈福

新华社天津2月6日电(记者周润健)7日，腊月二十九，农历羊年的最后一天，也称“除夕”。国务院参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说，中国人过“除夕”是为了辟邪与祈福。

冯骥才说，过年最重要的生活与生命意义是“辞旧迎新”，而“除旧迎新”的日子就是除夕这一天。过去的一岁是已知的、既定的、不可更改的；新来的一年是未知的、费猜的、难以预料的。所以，人们的年心理总是小心翼翼。这种心理反映在民俗上就是种种禁忌。

“忌哭，忌摔碎东西，忌说不吉利的话，其实是巴望着昨日的麻烦与不幸不在明天出现。故而中国人在这一天习俗中不断彰显的两个意念是辟邪与祈福。门神、钟馗、鞭炮、压岁(祟)钱等等皆与辟邪相关；福字、春联、烟花、灯笼、财神、蝙蝠、八仙、金鱼、石榴等等全都象征着对种种世间幸福的祈望。”冯骥才说。

冯骥才感慨地说，在春运返家的列车上，那些挤成一团、千辛万苦的人，没有一个知难而退，全都坚定地渴望着去实现一种情感的目标：回家。回家就是为了大年三十。这一天意味着故乡、热土、父母、家园、血缘、根脉。这一天是人们创造的文化为自己规定的团圆的时刻。因此，这一天的文化氛围是激情、温馨、和谐与富足。“当然，生命也在这一天经历着特别的感受。”冯骥才说，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倒计时地数着数字迎接新年，然后狂欢，而是静静地“守岁”。“守着只有在这一段时间才能看见来去匆匆的生命时间的珍贵。”

“当我们从旧的一年跨入新的一年，就像从一个空间走进另一个空间。”冯骥才比喻说，这个崭新的空间又大又空，充满不曾使用过的时间。“人们在这一瞬的期望是万象更新。”

年味是一种文化的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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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民间，最渊源厚重的节日，莫过于“年”了。从腊八开始，就听见年的脚步声，直到正月十五闹元宵才画上句号。

在这一个多月里，无论衣食住行、言语行为，生活的一切，无不充溢着年的内容、年的意味和年的精神。且不说鞭炮、春联、福字、年画、吊钱、年糕、糖瓜、元宵、灯谜、花街、祭祖、祈福、拜年、压岁钱、饺子等等，只是看看年根底下，在各地大小火车站，看着成千上万的人背着沉重行囊，风尘仆仆，归心似箭，要赶着大年三十回到家里共进年夜饭。无论走得多远，回家过年，永远是游子漂泊异乡最期待的精神寄托；回家过年，永远是父母对漂泊远方孩子最殷切的召唤。

踏上久违的乡土，拥抱久别的亲人。猛然发觉父母的身体已不再如从前的健朗，看着他们鬓角丝丝白发，额头深深皱纹，心里会有种酸楚的感觉，很愧疚、自责、心疼的感觉。岁月的脚步谁也无法挽留，光阴似箭，人生变幻，可敬的父母还能有几个十年？不管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年”，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节日，成为一股巨大亲和力和凝聚力的所在。团圆的激动、亲情的释放、吉祥的凝聚和快乐的彰显。有哪个国家能有如此热闹、浓重、蕴涵丰富的节日呢？

当面对“圣诞节”、“情人节”甚至“万圣节”等等接踵而来外来文化的“倒灌”，“年味”在物质价值方面已经日渐淡化，如何在精神价值方面寻找新的方式和新的载体来传承我们的传统民族文化呢？

无可否认，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以前过年才可享用的东西，平时也唾手可得，传统节日正受到空前猛烈的冲击。没有年意了！没有年味了！恐怕这是很多人一种共同的感觉、一种文化的失落。

年究竟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我想，年首先是精神的。它决不是民族年度的服装节与食品节。而是我们民族一年一度的生活情感的大爆发，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大团聚，是实现梦想的大表现。 几千年来，老祖宗留下的最大的民俗就是过年。它通过各种传统的方式与形式表达人们对生活的愿望、情感、理想与追求。无论是贴春联、吃年夜饭、祭祖，还是守岁，燃放鞭炮，拜年等等，这些年文化的方式代代延续，其实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它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也就是团圆、亲情、祥和，此中包含着无比强大的民族的凝聚力和亲和力。中国人每过一次年，就深化一次我们民族的亲和力、凝聚力，也就是加强民族的生命力。这是中华文化最深刻的一部分，是我们民族的至宝。 精神是无形的，似乎可有可无；物质是有形的，自然必不可少。精神的内涵往往通过文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由于轻视精神的意义，也就会漠视相关的文化，乃至于对于民俗所承担的民族精神与情感毫不关心。这就是春节乃至各种节日都渐见尴尬、空洞而又无奈的深层原因。

浓浓的年味，其实是被我们自己的无知消解的。它缘于我们对自己文化及其价值的无知，对人的精神生活与需求的无知。我认为，年味虽然淡了，并没有伤到元气，更不可能消失。举两个现象。你看每年春节前的半个月，在各个地方的火车站、长途汽车站，都能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拥挤着，要在大年三十前赶回家，在年根的时刻和全家人团圆在一起。不需政府花一分钱，不用任何单位组织，全国上下有上亿的人，在同一时刻拼命地往家赶。这样壮观的场面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我们对家、对故土有着这样强烈的眷恋。这是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从骨子里涌出的对家的情感。第二个现象，就是人们的抱怨——“现在年味儿越来越淡了”。我喜欢听到这样的抱怨。并不是因为年味越来越淡的事实，而是因为，人们抱怨年味儿淡，一定是心里非常想过年但找不着年味儿。这一声声抱怨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人们对年的需求、对年的情感，是存在着的，只是找不到载体，找不着可以把内心的情感表达出来的方式。

目前，春节及其风俗渐渐质变为一种文化。然而，我们并没有从文化的高度来享受传统，享受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没有创造出被大众普遍认可的有魅力的新习俗。因此，放在我们眼前的，就是建设“年文化”这个不容忽视的文化工程。我们必须对“年”从文化上进行新的选择和弘扬，把过年从生活上的必不可少，变为文化上的必不可少，设法使传承千载的生活的年，完美地转化为未来的文化的年。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刻，我们更需要文化的依傍，避免迷失自己。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刻，我们更需要凸显自己的文化身份，否则将会失去自信心和光荣感的根由。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如果我们还不清醒、不自觉、不有力地保护自己的文化传统及其载体，我们传统的、本土的、主体的精神情感，便会无所依傍，渐渐淡化，经裂纬断，落入空茫。照此下去，我们如今在过年时所感到的失落感，一定会出现在将来的更多时刻和更多地方。那时的人们可能很富有，但一定感到贫乏。而这些物质的富有和精神的贫乏，恰恰都是如今的我们留给他们的。

“年味”，并不是简单的物质丰富，而应该是文化的丰盛。浓浓的年味，其实是被我们自己的无知所消解的。它缘于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及其价值的无知，对人的精神生活需求的无知。 我们缺少的并不是对“年”的感情，而是“年”的新方式与新载体。我们要设法把“年”从生活中的必不可少，变为文化上的必不可少。使传承千载的生活的“年”，完美地转化为未来文化的“年”。人们对年有一种盛情。在过年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吃好一点，穿好一点，因为这不仅是一时的事，而是象征着未来一年的幸福与否。因为“年”是告别过去，面向未来的特殊时刻。因此，一切生活的理想都在这个时刻焕发出来。在过年的日子里，生活被理想化了，理想也被生活化了。年，实际是一种努力生活化的理想，一种努力理想化的生活。而当生活和理想混合在一起，就有了年的意味。 年文化的内涵是什么？我用四个字来概括———驱邪降福。喜庆、吉祥、平安、团圆、兴隆、长寿、富贵……这些都是年的意蕴，它们凝聚了人们对生活、对生命的所有的美好祝愿。如今，过年很难再营造出一年一度生活享受的高峰。年的意蕴和劲头就随之滑落下来，年意就出现了一大片空白。

一道道晨曦划破夜空；一个个灯笼飞上屋檐；一幅幅对联贴上墙壁；一件件新衣奔离衣柜；一声声爆竹响彻天地；一片片彩霞空中飞舞；一阵阵欢呼请出红日；一句句祝福口耳相传……

冯骥才:“人情味是最深的年味”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 赵威

每至年关，大冯（业内对冯骥才先生的尊称）总是风尘仆仆，不仅要像平日一样忙他的事业，还要为年而忙。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他是文化名人中最重视年、最会过年的。2014年1月，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从天津追到北京，参加完他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的新书发布会，又从北京追回天津，最终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完成了这次采访。

中国人崇拜的是生活本身

环球人物杂志：每种文化都有代表符号，过年在中国文化中代表什么？

冯骥才：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崇拜物，中国人崇拜的是生活本身。人们给神佛叩头烧香时，并非信仰，亦非尊崇，而是希望神佛降福人间，能过上美好生活。至高无上的仍是生活本身。

中国人过年，与农业关系较大。农事以大自然四季为一轮，年在农闲时，有大把的日子可以折腾；年又在四季之始，生活的热望熊熊燃起。站在旧年终点，面对未知生活，人人都怀着愿望：企盼福气与驱走灾祸。于是，千百年来，有一句话，把这种“年文化心理”表现得简炼又明确，便是：驱邪降福。

环球人物杂志：我记得您曾经说过：“年实际上是一种努力生活化的理想，一种努力理想化的生活。”

冯骥才：对。过年时，生活与理想混合在一起，无论衣着住行、言语行为，无不充溢着特殊的内容、意味和精神。且不说鞭炮、春联、年画、压岁钱等专有事物，单说饺子，原本是日常食品，到了春节也非比寻常。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过年是非要强化不可的，一切好吃好穿好玩以及好的想法，都要放在过年上。平日竭力勤俭，岁时极尽所能。

环球人物杂志：都说现在人情淡了，但像全家一起吃年夜饭、给长辈拜年等，还是大部分中国人都会坚守的形式，这些又代表了人们什么样的期望？

冯骥才：这些过年的形式就是年俗，种种人间亲情都深切地寄托在年俗之中。合家团聚、走亲访友是年俗的主题。一直过着群体生活的中国人，最美好的向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亲近与和谐。其中有对父母与长者的敬爱之情，也有手足牵连之情、邻里互助之情、朋友相援之情，以及对故土家乡依恋的情感。大年夜的合家团聚，正月最初几天亲友们的相互走动、登门拜年，等等，无不是加强与维系这种人间情谊的形式。人情味正是中国人最深的年味。

春运是年味的新载体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过年远没有以前有意思，您觉得主要是哪些因素造成的？

冯骥才：究其原因，有很多方面。

一是与年味相关的民间崇拜消失了。以往在民以食为天的背景下，民间诸神中当以灶王祭祀最广，沿用的寿命也最久。但是随着农村温饱问题逐步解决，对灶王的信仰连同祭灶的糖瓜，从年文化中都匿迹而去。应该说，民间崇拜与民间信仰在当今年的仪式中已接近消失，这一部分年意与年味也就失去。

二是传统的年，往往把吃穿的水准提高到极致，而当今中国人不愁吃穿，平日酒杯抓在手里，名牌挂在屁股上，到了过年就很难再营造出享受的高峰。年的意蕴与劲头随之滑落，年意又出现一大片空白。

三是伴随着通讯的便利，很多人把往日的走亲访友，改换成例行公事般拨一拨电话号码。即使相隔三五条街，也抓起话筒说几句空洞的拜年话了事。门前冷落，年味自然就淡了。

四是年的符号日见寥落。在都市里，窗花、年画与现代家居格格不入；公寓防盗门的门框上也无法贴春联。年的情感与年的意愿放在哪里？

环球人物杂志：这些年，您一直致力于保护年文化。在年文化的复兴中，最难的是什么？

冯骥才：没有年意了！没有年味了！恐怕这是当代中国人一种很深的文化失落。不过，当我们在年前忙着置办年货，或者在各地大小车站看着成千上万的人，拥挤着要抢在大年三十回到家中时，我们会感到年的情结依然如故。所以，年在人们心里其实并没有淡化，真正缺少的是年的载体。

不过，新的载体也在出现，最近30年，春运就是在过年前后最独特的现象。此外还有春节晚会、短信拜年等。复兴不是复旧，而是要从文化上进行选择与弘扬。

环球人物杂志：在很多年轻人心中，传统年的意义确实弱了，他们更热衷于过一些“洋节”。对此，您怎么看？

冯骥才：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要紧的是不能把传统扔得太快。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外来文化的冲击是根本性的。这不仅是对年文化的冲击，也是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外来文化以流行文化为主体和先锋，它在西方世界已经被打造得非常成熟练达，在商品社会光芒四射。它一来，就猛烈地冲击着我们固有的文化，并成了相当一些人失去文化自信心与光荣感的根由。如果我们还不清醒，不自觉并有力地保护传统及其载体，我们传统的精神情感便会无所凭借，落入空茫。

现在我们在春节时感到的失落感，将来一定会出现在各个方面。也许到那时人们在物质上很富有，但一定会在精神上感到贫乏，而这物质的富有和精神的贫乏都是我们留下的。

最怀念的是守岁和戴花脸

环球人物杂志：您现在常常会回忆起小时候过年的情景吗？

冯骥才：小时候过年是非常欢快、喜庆的。吃穿玩乐花样多，所以我们盼过年的心情比大人来得迫切。除夕夜是要守岁的，祭祖拜天地，全家吃长长的年夜饭，而且午夜时那一场声响震天的爆竹，总是让人斗志昂扬。最后一个烟花——金寿星顶上的药捻儿，一定是由我去点燃。火光闪烁中父母的笑脸现在还清晰记得。放完鞭炮，我往往就支撑不住了。大人们还要聊天、打牌、吃零食，过一阵子给供桌换一束香，我就在旁边不停打瞌睡。

环球人物杂志：最怀念过年中的哪件事？

冯骥才：最怀念的事情，除了刚才谈的守岁，还有戴花脸。那是一种用纸浆轧制成的面具，用掺胶的彩粉画上戏里那些有名有姓、威风十足的大花脸。后边拴根橡皮条，往头上一套，自己俨然就变成那员虎将了。这花脸是依脸型做的，眼睛处挖两个孔，可以从里边往外看。但鼻子和嘴的地方不通气，戴上很闷，还有股臭胶和纸浆的味道，说出话来，声音变得又低又粗，却有大将威武不凡的气概，神气得很。

环球人物杂志：那现在呢，您的年都是怎么过的？

冯骥才：我曾写过一篇《春节八事》：大体就是年前到郊区赶赶年集，大多去天津城西的杨柳青、独流、静海一带，感受年的氛围——要说年味浓，还得到乡间；乡间感受完了，再去市里天后宫娘娘庙，它一直是天津城里人过年的中心；家中的装点也必不可少，过年必挂两幅画，一是古版杨柳青年画，二是民国时期画家王梦白的花卉作品，既有年的情致也有文人追求。

到除夕夜了，在祖先像前摆放供桌，燃烛焚香。然后便是吃年夜饭，燃放鞭炮。初一至初四是我一年中难得的私人时间，关掉手机闭门谢客，写写画画。初五，邀请好友品茗聊天，畅谈新年打算。每年初六为读者公开签名。至此，这个年大体就算过完了。

编辑/王晶晶 美编/苑立荣 图编/傅聪

编审/张勉

年味， 其实就是文化的味道

魏青

　　由中共珠海市委宣传部等单位策划的《寻找遗失的中国年味——我们怎么过年非遗图片展》，于1月21日至2月20日在圆明新园展出。此次图片展撷取一百余幅珍贵清代年画，通过年画图片的直观形式和精炼的文字，图文并茂地展示中国年的原汁原味（1月21日《珠江晚报》）

　　春节是一种道具，一种符号，一个载体，它本身包含的年俗文化元素可以滋养人们的心灵，使人们在怀旧中体味到审美价值，体味到人生意义。如今，年味寡淡是不争的事实。举办《寻找遗失的中国年味——我们怎么过年非遗图片展》，无疑是一种保护春节年俗文化的好形式。

　　春节原本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节日。这种期待感，现在在农村，已越来越被淡化，在城市就更不用说了，扫、贴、请、守、拜、耍和祭祀等仪式几乎被彻底淡忘，大家都把春节仅仅当成一个普通的放松假日，变成了名符其实的黄金周，物质化的东西多了，文化性的东西少了，年味也就寡淡了。

　　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说，年味变淡，是因为没找到新的过年载体。我们的年被“稀释”了。但只要重视和用心，不少过年载体可以被创造出来。比如天津剪纸火爆，主要原因是符合现代人需求；“聚宝盆”剪得很小，往衣柜上一贴，就有年意了；还有拇指盖儿大的小福字，往电脑上一贴，心里就有了安慰，年味也有了。

　　年味，其实就是文化味。所以年味既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乐趣，需要每个人自己营造。只有全民营造，才能完成春节从物质需求向精神和文化渴求的转变，让每个人都感受到浓浓的年味，从过年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快乐。

　　春节是古老文化，不是文物，它是有生命力的人性化活动。从这个角度上讲，春节也应该被赋予更丰富的文化意义。

　　我们怎么过年？这个问题需要政府的回答，也需要有民族文化感的企业家回答，更需要每个公民的回答，重拾中国年味，需要保持传统，需要修旧如旧，更需要老瓶装新酒，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兼容并蓄，保留内核，与时俱进。唯此，才能让春节的传统文化内涵发扬光大，生命力无限！

叶匡政：回家过年，中国人的文化密码

关于过年，鲁迅写过一篇短文，今天读来，仍五味杂陈。他大概是说，中国可哀的纪念太多，照例需保持沉默；即便是可喜的纪念，因怕有人乘机捣乱，也会受到防范遏制。有了这个前因，什么佳节都会落得被“绞死”的命运。只剩这过年，可资庆贺了。鲁迅调侃道，尤其是那整年的悲愤者和劳作者，更需要休息和高兴。那年春节，鲁迅称连放了三夜的爆竹，这成了他一年中仅有的高兴事。

　　我即便不算什么悲愤者，也是一个劳作者。今年过年前的心境，竟和鲁迅说的有些相似。既然我们不能不对那可哀或可喜的纪念保持沉默，到了过年，不如索性放下一切，休息和高兴一番。哪知年年这时节，总有媒体会讨论过年是不是“文化陋习”问题，看来还真给鲁迅说中了，甚至有人建议取消春节放假，不“绞死”这个中国人最大的节日，似乎就不满足。之所以有这类讨论，无非是因为人们对过年的理解越来越单一。

　　过年回家对中国人来说，其实不只是亲情之爱这么简单，在这个民族众多的文化仪式中，这个记忆大概保存得最为强劲了。经过数千年的传承，它早已内化为人们的情感密码，即使不明白，也会成为一种惯性行为。现在多把过年看作一种民俗，流传的也是一些民间传说。其实在古代，它首先是一种神圣而庄严的宗教礼仪。

　　“年”这个字到周代才有，商时称年为“祀”，“祀”的意思，就是四时已过，要奉祀神灵祖先了，过年的习俗便源于此。中国是农耕古国，人们生活得好坏完全依靠天地雨水和时序的变化。中国人自古相信，只有在自然神的引领和关照下，人类才能获得有保障、有秩序的生活。“年”是一年时序变化之始，所以在这个时节祭祀天地诸神、表达对天地的敬畏，便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政治活动。《礼记》记载，在立春前三天，天子便开始斋戒。立春日，天子要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东郊举行迎春典礼。正月第一个辛日，天子要代表国家举行祭天之礼，来祈祷天下谷物丰收。亥日，天子要带领官员一起，去亲自耕种用来祭祀天帝用的农田，用来表达对天地的敬意。

　　这是国家礼仪。到了民间，也有很多做法来表达对自然神和祖先的敬意。周代普通民众并不能立宗祠家庙，只能在家中祭祖，很多农村堂屋至今仍有摆设香几的习俗。随着时光流逝，村庄也可以立宗祠和家庙了，所以宗祠祭祀和祖先墓祭便成为民间过年一个重要内容。除此之外，腊月二十三祭灶王爷，除夕夜设天地桌接神，供奉天地诸神等，都是民间过年的重要礼仪。像河南等地，还把初十当作石头的生日，这一天不能用磨、碾等石制工具，人们向石头焚香致敬，设供物祭祀石头。这可能是从石器时代保存下来的礼仪。总之，无论国家还是民间，敬奉天地诸神和祖先的礼仪都是过年的主要内容。这些礼仪表达了对天地和先祖的遵从与敬畏，也使人们在春节中体会到了一种神圣感。

　　古人在正月还有很多禁忌，这些在《礼记》中也有记载。我们的先祖明白，对自然界的保护，其实是对人类自身的保护。比如正月禁止砍伐树木，不可捣毁鸟巢，不可杀害幼虫以及未出生的或刚出生的动物与幼鸟，不可捕杀幼兽、掏取鸟蛋，不可聚集大批民众，不可建筑城郭。这些禁忌，体现的都是传统中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意识。可惜的是，这样一些禁忌，很多已被我们遗忘。

　　这里只说了一点古人春节礼仪的片断，从这些片断，我们可以感受到春节的灵魂，在除旧布新、团贺喜庆的含义之外，还有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以及对先祖的追忆和缅怀。只有在与天地和谐共处的气氛中，人们从世间感受到的欢乐才更真切。

　　因为家族宗祠和祖先墓地都在故乡，祭祀又关系到整个家族和个人的命运，所以“过年回家”便成为很多离乡游子一个必然的选择。中国和西方宗教国家不同，宗教国家认为个人生命和价值均来自于神，所以他们过节过的也是圣诞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认为，孩子只有在需要父亲养育时，才依附父亲。这种需要一旦停止，自然联系也就解体，双方都恢复独立状态。如果他们继续结合在一起，便只能靠约定来维持。能有这种个人与家庭的契约观，是因为神在他们心目中体现了最高价值。中国传统文化是以生命和血缘为中心，展开对人生和世界的思考的，所以家族和父母自然被看作个人生命与价值的源头。

　　费孝通有过一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他说“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个人就是那块石头，而家、国、天下就像一圈圈波纹，人伦可以说是中国人思考一切的起点。这种对血缘的回溯而引发的情感，是天然而真实的。因为没有一个外在的神，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必然只有家才能成为一切价值的源头。家族中既有宗庙祠堂，也有祖先的墓地，这些都代表着来自天地和远古的一种生生不息的神圣力量。有人说家就是中国人的宗教，儒家文化确实体现了这种情怀。家族中的宗祠和祖先代表着个人与天命的关联，这种力量不仅超越了生命人世，甚至超越了天地万物，有着一种终极关怀的意味。人们回乡祭祖与天地神，也是为了感受这种关怀，从而体会到一种崇高的人生使命感。所以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过年回家绝非看看父母那么简单，它既表达了对祖先和天地神圣力量的一种敬畏和信仰，也包含着对个人生命价值的重新沉思和认定。

　　虽然很多传统仪式被人们忘记了，但“过年回家”作为一个强劲的文化密码却被保存下来。人们在这天也许少了一些敬神追远的念头，但歇息身心抚慰灵肉的渴望却仍然存在。这就是年年春运大军的动力，无论多么艰难，也要回家。其实，大家想回的不只是那个儿时的家，内心更渴望回到一个体现人文关怀的精神故乡。这种关怀是从家庭开始的，渐至邻里、亲人、朋友、乡里、社区，然后是整个国家和天下。这才是中国人“过年回家”背后的真正文化意味。我想，我们对这种传统文化心理多一些了解，对过年回家的思考和感受也会多一些。在今天，它仍是一种认宗寻源的文化仪式。

　　记得小时候，和父亲回太湖老家过年。除夕之夜，全村还要在族长率领下，到公共祠堂中一同燃放鞭炮，当年有喜事的人家会“放万鞭”。幼年的我正是从这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感受到家族的神圣和力量。在这淹没一切的轰鸣声中，人们的眼中闪着烟火的亮光，内心却是安宁祥和的，通过这家族的集体仪式，每个人都体会到“年”的意义，那就是感恩自然，敬畏时间，缅怀先祖，礼赞生命。

“年味淡了”是对民俗的误解

郑土有（复旦大学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中国青年报》（2016年02月05日 02 版）

名家笔下的年味

梁实秋先生生于1903年，亲历了晚清和民国之交北京的社会生活，他在《过年》一文中对中国传统“老式”过年习俗进行了回忆。很多人是在长大了以后，对过年的热情才渐渐消减，而梁先生则说自己是小时候不喜欢过年。所以，他在文中对当时年俗的描写也是以一种幽默调侃的口吻展开的，比如“街上除了油盐店门上留个小窟窿外，商店都上板，里面常是锣鼓齐鸣，狂擂乱敲，无板无眼，据说是伙计们在那里发泄积攒一年的怨气。大姑娘小媳妇擦脂抹粉的全出动了，三河县的老妈儿都在头上插一朵颤巍巍的红绒花。凡是有大姑娘小媳妇出动的地方就有更多的毛头小伙子乱钻乱挤。于是厂甸挤得水泄不通，海王村里除了几个露天茶座坐着几个直流鼻涕的小孩之外并没有什么可看，但是入门处能挤死人！”“火神庙里的古玩玉器摊，土地祠里的书摊画棚，看热闹的多，买东西的少。赶着天晴雪霁，满街泥泞，凉风一吹，又滴水成冰，人们在冰雪中打滚，甘之如饴。”这些风趣的“吐槽”令人读来不禁莞尔。

鲁迅先生对于旧历年的态度似乎非常平淡。1934年，他在一篇题为《过年》的文章中说，“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可见，鲁迅先生对于旧历年一向是很冷淡的，如1934年一般的过年的兴致在他的一生中也是极少的。

1946年初，张爱玲由上海往温州寻找胡兰成，途中她写下了三万多字的札记——《异乡记》，其中谈到了她所见到的农村过年杀猪等细节，拟人化地写出了当时被杀的猪的心理：“尖刀戳入猪的咽喉，它的叫声也并没有改变，只是一声声地叫下去。直到最后，它短短地咕噜了一声，像是老年人的叹息，表示这班人是无理可喻的。从此就沉默了……”

作为老北京人的代表，老舍先生对于老北京的年俗是如数家珍。1951年，他专门写了一篇《北京的春节》，来描写北京春节前后的日程、活动、吃食、礼仪、景观等：“过了二十三，大家就更忙起来，新年眨眼就到了啊。在除夕以前，家家必须把春联贴好，必须大扫除一次，名曰扫房。必须把肉、鸡、鱼、青菜、年糕什么的都预备充足，至少足够吃用一个星期的——按老习惯，铺户多数关五天门，到正月初六才开张。假若不预备下几天的吃食，临时不容易补充。还有，旧社会里的老妈妈论，讲究在除夕把一切该切出来的东西都切出来，省得在正月初一到初五再动刀，动刀剪是不吉利的。这含有迷信的意思，不过它也表现了我们确是爱和平的人，在一岁之首连切菜刀都不愿动一动。”

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一向以意境隽永而闻名，他在散文《过年》中对春节的回忆也充满了朴实的生活气息，还从中找到了自己与美术的缘分：“记得那时我所欣赏的，是‘六神牌’和祭品盘上的红纸盖。这六神牌画得非常精美，一共六版，每版上画好几个菩萨，佛、观音、玉皇大帝、孔子、文昌帝君、魁星……都包括在内。平时折好了供在堂前，不许打开来看，这时候才展览了。祭品盘上的红纸盖都是我的姑母剪的，‘福禄寿喜’‘一品当朝’‘连升三级’等字，都剪出来，巧妙地嵌在里头。我那时只有七八岁，就喜爱这些东西，这说明我与美术有缘。”

沈从文的创作常常以湘西为背景，以至于他已成为湘西的一个文化符号。对于湘西的年俗，沈从文先生也在《忆湘西过年》中进行了回忆：“我生长的家乡是湘西边上一个居民不到一万户的小县城，但是狮子龙灯焰火，半世纪前在湘西各县却极著名。我凭顽童资格，和百十个大小顽童，追随队伍各处走去，和大伙在炮仗焰火中消磨。玩灯的不仅要凭气力，还得要勇敢。为表示英雄无畏，每当场坪中焰火上升时，白光直泻数丈，有的还大吼如雷，这些人却不管是‘震天雷’还是‘猛虎下山’，照例得赤膊上阵，迎面奋勇而前。我们年纪小，还无资格参与这种剧烈活动，只能趁热闹在旁呐喊助威。因为始终能跟随队伍走，马不离群，直到天快发白，大家都烧得个焦头烂额，精疲力尽。队伍中附随着老渔翁和蚌壳精的，蚌壳精照例多选十二三岁面目俊秀姣好男孩子充当，老渔翁白须白发也做得俨然，这时节都现了原形，狼狈可笑。”

民国年味:老舍、胡兰成、林语堂、丰子恺等10大名家笔下的过年景象

　　老舍、胡兰成、林语堂等著，读书公会辑录

　　编按，1912年1月1日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决定使用西洋历法，以西元1月1日为“新年”（元旦），此一规定历经百年，影响至今。而中国民间仍习惯旧历过年，气象如旧。而后，袁世凯折衷采取，保留西元用法，同时批准旧历正月初一为春节，全国例行放假，这也是现代“春节”由来之始。北伐后统一的国民政府曾一度推行西洋公历（1929年1月1日1起），废除旧历，禁止过“春节”，民间对春节的庆祝却屡禁不止。后，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强制废除旧历。过年是中国人数千年来自家传统，而在新旧时代的夹缝里，自家传统有时反似多余。虽然如此，但传统节气在民间有如中国文化自身之命数，千劫如花，历久弥新。

　　虽是“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而“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谁人又云“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国人的过年就是一场年年岁岁岁岁年年的乡愁，就是一场团聚与相思。故此，有人说，“年过了，一切都过了”。乙未岁末，愿猴年新气象。兹辑录老舍、胡兰成、梁实秋、鲁迅、周作人、丰子恺、林语堂、琦君、冰心、孙犁等十位文化名家笔下的过年旧景，以兹怀想旧时的年味，享受当下的喜庆。读书公会谨按，乙未年腊月

　　老舍：北京的春节

　　按照北京的老规矩，过农历的新年(春节)，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头了。"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可是，到了严冬，不久便是春天，所以人们并不因为寒冷而减少过年与迎春的热情。在腊八那天，人家里，寺观里，都熬腊八粥。这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的，可是细一想，它倒是农业社会的一种自傲的表现--这种粥是用所有的各种的米，各种的豆，与各种的干果(杏仁、核桃仁、瓜子、荔枝肉、莲子、花生米、葡萄干、菱角米……)熬成的。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

　　腊八这天还要泡腊八蒜。把蒜瓣在这天放到高醋里，封起来，为过年吃饺子用的。到年底，蒜泡得色如翡翠，而醋也有了些辣味，色味双美，使人要多吃几个饺子。在北京，过年时，家家吃饺子。

　　从腊八起，铺户中就加紧地上年货，街上加多了货摊子--卖春联的、卖年画的、卖蜜供的、卖水仙花的等等都是只在这一季节才会出现的。这些赶年的摊子都教儿童们的心跳得特别快一些。在胡同里，吆喝的声音也比平时更多更复杂起来，其中也有仅在腊月才出现的，像卖宪书的、松枝的、薏仁米的、年糕的等等。

　　在有皇帝的时候，学童们到腊月十九日就不上学了，放年假一月。儿童们准备过年，差不多第一件事是买杂拌儿。这是用各种干果(花生、胶枣、榛子、栗子等)与蜜饯搀和成的，普通的带皮，高级的没有皮--例如：普通的用带皮的榛子，高级的用榛瓤儿。儿童们喜吃这些零七八碎儿，即使没有饺子吃，也必须买杂拌儿。他们的第二件大事是买爆竹，特别是男孩子们。恐怕第三件事才是买玩艺儿--风筝、空竹、口琴等--和年画儿。

　　儿童们忙乱，大人们也紧张。他们须预备过年吃的使的喝的一切。他们也必须给儿童赶作新鞋新衣，好在新年时显出万象更新的气象。

　　二十三日过小年，差不多就是过新年的"彩排"。在旧社会里，这天晚上家家祭灶王，从一擦黑儿鞭炮就响起来，随着炮声把灶王的纸像焚化，美其名叫送灶王上天。在前几天，街上就有多少多少卖麦芽糖与江米糖的，糖形或为长方块或为大小瓜形。按旧日的说法：有糖粘住灶王的嘴，他到了天上就不会向玉皇报告家庭中的坏事了。现在，还有卖糖的，但是只由大家享用，并不再粘灶王的嘴了。

　　过了二十三，大家就更忙起来，新年眨眼就到了啊。在除夕以前，家家必须把春联贴好，必须大扫除一次，名曰扫房。必须把肉、鸡、鱼、青菜、年糕什么的都预备充足，至少足够吃用一个星期的--按老习惯，铺户多数关五天门，到正月初六才开张。假若不预备下几天的吃食，临时不容易补充。还有，旧社会里的老妈妈论，讲究在除夕把一切该切出来的东西都切出来，省得在正月初一到初五再动刀，动刀剪是不吉利的。这含有迷信的意思，不过它也表现了我们确是爱和平的人，在一岁之首连切菜刀都不愿动一动。

　　除夕真热闹。家家赶作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老少男女都穿起新衣，门外贴好红红的对联，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哪一家都灯火通宵，不许间断，炮声日夜不绝。在外边做事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祭祖。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觉，而都要守岁。

　　元旦的光景与除夕截然不同：除夕，街上挤满了人；元旦，铺户都上着板子，门前堆着昨夜燃放的爆竹纸皮，全城都在休息。

　　男人们在午前就出动，到亲戚家，朋友家去拜年。女人们在家中接待客人。同时，城内城外有许多寺院开放，任人游览，小贩们在庙外摆摊，卖茶、食品和各种玩具。北城外的大钟寺，西城外的白云观，南城的火神庙(厂甸)是最有名的。可是，开庙最初的两三天，并不十分热闹，因为人们还正忙着彼此贺年，无暇及此。到了初五六，庙会开始风光起来，小孩们特别热心去逛，为的是到城外看看野景，可以骑毛驴，还能买到那些新年特有的玩具。白云观外的广场上有赛轿车赛马的；在老年间，据说还有赛骆驼的。这些比赛并不争取谁第一谁第二，而是在观众面前表演骡马与骑者的美好姿态与技能。

　　多数的铺户在初六开张，又放鞭炮，从天亮到清早，全城的炮声不绝。虽然开了张，可是除了卖吃食与其他重要日用品的铺子，大家并不很忙，铺中的伙计们还可以轮流着去逛庙、逛天桥，和听戏。

　　元宵(汤圆)上市，新年的高潮到了--元宵节(从正月十三到十七)。除夕是热闹的，可是没有月光；元宵节呢，恰好是明月当空。元旦是体面的，家家门前贴着鲜红的春联，人们穿着新衣裳，可是它还不够美。元宵节，处处悬灯结彩，整条的大街像是办喜事，火炽而美丽。有名的老铺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有的一律是玻璃的，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都是纱灯；有的各形各色，有的通通彩绘全部《红楼梦》或《水浒传》故事。这，在当年，也就是一种广告；灯一悬起，任何人都可以进到铺中参观；晚间灯中都点上烛，观者就更多。这广告可不庸俗。干果店在灯节还要做一批杂拌儿生意，所以每每独出心裁的，制成各样的冰灯，或用麦苗作成一两条碧绿的长龙，把顾客招来。

　　除了悬灯，广场上还放花合。在城隍庙里并且燃起火判，火舌由判官的泥像的口、耳、鼻、眼中伸吐出来。公园里放起天灯，像巨星似的飞到天空。

　　男男女女都出来踏月、看灯、看焰火；街上的人拥挤不动。在旧社会里，女人们轻易不出门，她们可以在灯节里得到些自由。

　　小孩子们买各种花炮燃放，即使不跑到街上去淘气，在家中照样能有声有光的玩耍。家中也有灯：走马灯--原始的电影--宫灯、各形各色的纸灯，还有纱灯，里面有小玲，到时候就叮叮的响。大家还必须吃汤圆呀。这的确是美好快乐的日子。

　　一眨眼，到了残灯末庙，学生该去上学，大人又去照常做事，新年在正月十九结束了。腊月和正月，在农村社会里正是大家最闲在的时候，而猪牛羊等也正长成，所以大家要杀猪宰羊，酬劳一年的辛苦。过了灯节，天气转暖，大家就又去忙着干活了。北京虽是城市，可是它也跟着农村社会一齐过年，而且过得分外热闹。

　　在旧社会里，过年是与迷信分不开的。腊八粥，关东糖，除夕的饺子，都须先去供佛，而后人们再享用。除夕要接神；大年初二要祭财神，吃元宝汤(馄饨)，而且有的人要到财神庙去借纸元宝，抢烧头股香。正月初八要给老人们顺星、祈寿。因此那时候最大的一笔浪费是买香腊纸马的钱。现在，大家都不迷信了，也就省下这笔开销，用到有用的地方去。特别值得提到的是现在的儿童只快活地过年，而不受那迷信的熏染，他们只有快乐，而没有恐惧--怕神怕鬼。也许，现在过年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可是多么清醒健康呢。以前，人们过年是托神鬼的庇佑，现在是大家劳动终岁，大家也应当快乐地过年。

　　老舍（1899-1966），现代小说家，著有《骆驼祥子》《茶馆》等，1966年自沉于北京太平湖。

　　胡兰成：过年

　　从我出生，胡村有己田茔田共二、三十亩的不过两三家，尚有两三家称为殷实的都是靠做点生意活动活动，总算梢田本钱接得着，年年梢得七、八亩田种，加上己田五、六亩，一年的饭米归得齐，外有茶山竹山养蚕来补凑，一家的壮丁男妇都早起夜做，还雇长工看牛佬，又常请百作工匠来做生活，人来客去现成肴馔搬得出，就见得是热闹堂堂有风光的人家了。此外多是耙山垦地不够吃，靠挑脚打短，去沿江客作割稻，到余姚挑私盐，来籴米添衣。最是年关难过，五元十元乃至四毫八毫都讨债躲债，衣饰与祭器亦在当典里不知没了多少。

　　虽然如此，汉唐以来盛时的礼乐，人世的慷慨繁华，民间亦还是奉行。每年过年必赶市办年货，家家杀鸡，有的还宰猪杀羊，又必舂年糕裹粽子。十二月廿三送灶君菩萨上天，除夕在檐头祭天地，祭天地要放爆竹。又堂前拜家堂菩萨，又供养灶君菩萨从天上回任，旧的菩萨画像送上天时焚化了，现在贴上新的，也是木版印的王者之像，旁边两行字：

　　天增岁月人增寿 春满乾坤福满门

　　祭毕分岁，全家团圆吃年夜饭，把邻人也你拉我请。小孩袋里都装满瓜子花生炒豆地瓜干，还有压岁钱。堂前高烧红烛，挂起祖宗的画像，陈列祭品，一家人守岁。堂前及灶间及楼上楼下房间皆四门大开，灯烛点得明晃晃，床脚下及风车稻桶里都撒上一撮炒米花年糕丝地瓜片，把锄头犁耙扫帚畚箕都平放休息，因为它们这一年里也都辛苦了。铜钱银子的债是讨到除夕亥时为止，但这一天便债主亦要客客气气，因凡百要吉利，不可说不好的话。据我所知，胡村人常年亦没有过为债务打架，诉警察或吃官司，有抵押中保的大数并不多，其余都不过是小数目出入。我小时家里，除夕就也有人手提灯笼来收帐讨债，怎样严重我虽不知，但总是除夕，时辰一过，天大的困难也过去了。做人忧心悄悄，但是仍旧喜气。

　　除夕守岁到子字初，送了旧岁，迎了新岁，才关门熄灯烛，上楼就寝，关门时放三响大爆竹。正月初一起来开门亦放三响，中国是虽乡村里，亦有如帝京里的爆竹散入千门万户，而如此繁华亦仍能是清冷冷的喜悦。

　　正月初一家家堂前挂的祖宗的画像，爷爷都是蓝色朝衣红缨帽，胸前绣的白鹤，娘娘都是凤冠霞帔，红袍宝带锦裙，也绣的白鹤，冠服亦不知是什么品级，面貌亦少有个性，却好比日本的人形是一切武士及美人的升华为一。我家挂在堂前的一轴，当中坐的爷爷，娘娘有元配及续弦两位，皆去世时年青，坐在两旁。西洋雕刻或绘画人像，总强调表情，惟印度佛像能浑然不露，但中国民间的画工更有本领单是画出天地人的人。我小时爬上椅子看八仙桌上的供品，听母亲说爷爷娘娘要骂了，我就又爬下来。我常时把爷爷娘娘看得很久，心里很喜爱，又见我母亲穿了新衣裳坐在堂前，也如同画像，只觉得天下世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我小时惦记着正月初一早起，及至醒来，天已大亮，新年新岁早已在楼下堂前了。我来不及奔下楼梯，只见父亲母亲与哥哥们都在吃汤圆与年糕，我洗过脸，开口先吃糖茶。正月初一惟早餐举火，中饭夜饭皆吃来年饭，肴馔亦都是除夕已做好的。彷佛祭供之品，人亦成了仙佛。我向长辈拜了年，就在堂前玩，把压岁钱问母亲换成大清钱，用红头绳编成一串，佩在腰间像一把剑，又围拢来作宝带。堂前堂哥哥推牌九，嫂嫂姊姊都来押，小孩则在地上簸铜钱。桥下祠堂里顶热闹，有七、八张赌桌，不知那里来的人人都身上忽然有了银毫铜元，掷骰子押牌九。我转转又转到母亲身边，母亲却和小婶婶只在堂前清坐说话儿，每年正月初一我皆不知要怎样才好，只觉爱惜之不尽。而傍晚又家家例须早睡，因昨夜是除夕守了岁之故。放了关门爆竹上床，我见瓦椽与窗隙还有亮光，心里好不怅然。这一天竟是没有起讫的，过得草草，像宋人词里的“挂蹻枫前草草杯”。

　　胡兰成（1906-1981），现代著名文士，政论家，志于中国礼乐的思想家，小说家张爱玲第一任丈夫。

　　梁实秋：北平年景

　　过年须要在家乡里才有味道，羁旅凄凉，到了年下只有长吁短叹的份儿，还能有半点欢乐的心情？而所谓家，至少要有老小二代，若是上无双亲，下无儿女，只剩下伉俪一对，大眼瞪小眼，相敬如宾，还能制造什么过年的气氛？北平远在天边，徒萦梦想，童时过年风景，尚可回忆一二。

　　祭灶过后，年关在你迩。家家忙着把锡香炉，锡蜡签，锡果盘，锡茶托，从蛛网尘封的箱子里取出来，作一年一度的大擦洗。宫灯，纱灯，牛角灯，一齐出笼。年货也是要及早备办的，这包括厨房里用的干货，拜神祭祖用的苹果干果等等，屋里供养的牡丹水仙，孩子们吃的粗细杂拌儿。蜜供是早就在白云观订制好了的，到时候用纸糊的大筐篓一碗一碗的装着送上门来。家中大小，出出进进，如中风魔。主妇当然更有额外负担，要给大家制备新衣新鞋新袜，尽管是布鞋布袜布大衫，总要上下一新。

　　祭祖先是过年的高潮之一。祖先的影像悬挂在厅堂之上，都是七老八十的，有的撇嘴微笑，有的金刚怒目，在香烟缭绕之中，享用蒸* ；，这时节孝了贤孙叩头如捣蒜，其实亦不知所为何来，慎终追远的意思不能说没有，不过大家忙的是上供，拈香，点烛，磕头，紧接着是撤供，围着吃年夜饭，来不及慎终追远。

　　吃是过年的主要节目。年菜是标准化了的，家家一律。人口旺的人家要进全猪，连下水带猪头，分别处理下咽。一锅纯肉，加上蘑菇是一碗，加上粉丝又是一碗，加上山药又是一碗，大盆的芥末墩儿，鱼冻儿，内皮辣酱，成缸的大腌白菜，芥菜疙瘩，——管够，初一不动刀，初五以前不开市，年菜非囤集不可，结果是年菜等于剩菜，吃倒了胃口而后已。

　　“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倒着”，这是乡下人说的话，北平人称饺子为“煮饽饽”。城里人也把煮饽饽当做好东西，除了除夕宵夜不可少的一顿之外，从初一至少到初三，顿顿煮饽饽，直把人吃得头昏脑涨。这种疲劳填充的方法颇有道理，可以使你长期的不敢再对煮饽饽妄动食指，直等到你淡忘之后明年再说。除夕宵夜的那一顿，还有考究，其中一只要放进一块银币，谁吃到那一只主交好运。家里有老祖母的，年年是她老人家幸运的一口咬到。谁都知道其中作了手脚，谁都心里有数。

　　孩子们须要循规蹈矩，否则便成了野孩子，唯有到了过年时节可以沐恩解禁，任意的作孩子状。除夕之夜，院里洒满了芝麻秸儿，孩子们践踏得咯吱咯吱响，是为“踩岁”。闹得精疲力竭，睡前给大人请安，是为“辞岁”。大人摸出点什么作为赏赍，是为“压岁”。

　　新正是一年复始，不准说丧气话，见面要道一声“新禧”。房梁上有“对我生财”的横披，柱子上有“一入新春万事如意”的直条，天棚上有“紫气东来”的斗方，大门上有“国恩家庆人寿年丰”的对联。墙上本来不大干净的，还可以贴上几张年画，什么“招财进宝”，“肥猪拱门”，都可以收补壁之效。自己心中想要获得的，写出来画出来贴在墙上，俯仰之间仿佛如意算盘业已实现了！

　　好好的人家没有赌博的。打麻将应该到八大胡同去，在那里有上好的骨牌，硬木的牌桌，还有佳丽环列。但是过年则几乎家家开赌，推牌九、状元红、呼么喝六，老少咸宜。赌禁的开放可以延长到元宵，这是唯一的家庭娱乐。孩子们玩花炮是没有腻的。九隆斋的大花盒，七层的九层的，花样翻新，直把孩子看得瞪眼咋舌。冲天炮、二踢脚、太平花、飞天七响、炮打襄阳，还有我们自以为值得骄傲的可与火箭媲美的“旗火”，从除夕到天亮彻夜不绝。

　　街上除了油盐店门上留个小窟窿外，商店都上板，里面常是锣鼓齐鸣，狂擂乱敲，无板无眼，据说是伙计们在那里发泄积攒一年的怨气。大姑娘小媳妇擦脂抹粉的全出动了，三河县的老妈儿都在头上插一朵颤巍巍的红绒花。凡是有大姑娘小媳妇出动的地方就有更多的毛头小伙子乱钻乱挤。于是厂甸挤得水泄不通，海王村里除了几个露天茶座坐着几个直流鼻涕的小孩之外并没有什么可看，但是入门处能挤死人！火神庙里的古玩玉器摊，土地祠里的书摊画棚，看热闹的多，买东西的少。赶着天晴雪霁，满街泥泞，凉风一吹，又滴水成冰，人们在冰雪中打滚，甘之如饴。“喝豆汁儿，就咸菜儿，琉璃喇叭大沙雁儿”，对于大家还是有足够的诱惑。此外如财神庙、白云观、雍和宫，都是人挤人，人看人的局面，去一趟把鼻子耳朵冻得通红。

　　新年狂欢拖到十五。但是我记得有一年提前结束了几天，那便是“民国元年”，阴历的正月十二日，在普天同庆声中，袁世凯嗾使北军第三镇曹锟驻禄米仓部队哗变掠劫平津商民两天。这开国后第一个惊人的年景使我到如今不能忘怀。

　　梁实秋（1903——1987），祖籍浙江杭县，生于北京。1949年到台湾。20年代开始新诗创作，“新月派”成员之一，后以散文小品知名于世，并独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四十卷。

　　周作人：过年的酒

　　在上海的朋友于旧历祭灶之日写信给我，末云：

　　过年照例要过，而支出大增，酒想买一坛而不大能，而过年若无酒，在我就不是过年了。

　　初二那天的信里又说：

　　酒已得一坛，大约四五十斤，年前有人说起极好极好，价为廿万，比市价八折，又有人垫款，谁知是苏州的绍兴酒，大失所望。绍酒好处在其味鲜，伪绍酒的味道乃是木侄侄的也。

　　话虽如此，在四五十斤的旁边小注云，已喝了三分之二，口渴的情形如见，东坡云饮酒饮湿，此公有点相近了。不过说起失望来，我也有相同的事，虽然并不是绍兴酒而是关于白干的。这样说来，好像我是比他还酒量大，因为弃黄而取白，其实当然不是。北京的伪绍酒是玉泉，大概也不免木侄侄，不过在我们非专家也还没啥，问题是三斤一玻璃瓶，我要吃上半个月，不酸也变味了，所以只好改用白酒，一斤瓶尽可以放许多日子。可是不知怎的，二锅头没有齐公从前携尊就教时的那么好吃，就是有人送我的一瓶茅台酒也是辣得很，结果虽不是戒酒，实际上就很少吃了。小时候啐一口本地烧酒，觉得很香，后来尝到茅台，仿佛是一路的，不知道现在的绍烧是否也同样的变辣了么?(文章来源于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

　　周作人（1885-1967），中国现代散文家、翻译家，原名周櫆寿，鲁迅二弟。

　　鲁迅:祝福(节选)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长一辈，应该称之曰“四叔”，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但也还末留胡子，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但是，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

　　第二天我起得很迟，午饭之后，出去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第三天也照样。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天色愈阴暗了，下午竟下起雪来，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满天飞舞，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况且，一直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我到镇的东头访过一个朋友，走出来，就在河边遇见她；而且见她瞪着的眼睛的视线，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我就站住，豫备她来讨钱。

　　鲁迅（1881-1936），现代文学的先锋人物，原名周樟寿，字豫才，后改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

　　丰子恺：过年

　　我幼时不知道阳历，只知道阴历。到了十二月十五，过年的气氛开始浓重起来了。我们染坊店里三个染匠全是绍兴人，十二月十六要回乡。十五日，店里办一桌酒，替他们送行。这是提早办的年酒。商店旧例，年酒席上的一只全鸡，摆法大有讲究：鸡头向着谁，谁要被免职。所以上菜的时候，要特别当心。但是我家的店规模很小，一共只有六个人，这六个人极少有变动，所以这种顾虑极少。但母亲还是很小心，上菜时关照仆人，必须把鸡头对着空位。

　　腊月二十三晚上送灶，灶君菩萨每年上天约一星期，二十三夜上去，大年夜回来。据说菩萨是天神派下来监视人家的，每家一个。他们高踞在人家的灶台上，嗅取饭菜的香气。每逢初一、月半，必须点起香烛来拜他。二十三这一天，家家烧赤豆糯米饭，先盛一大碗供在灶君面前，然后全家来吃。吃过之后，黄昏时分，父亲穿了大礼服来灶前膜拜，跟着，我们大家跪拜。拜过之后，将灶君的神像从灶台上请下来，放进一顶灶轿里。这灶轿是白天从市场上买来的，用红绿纸张糊成，两旁贴着一副对联，上写“上天奏善事，下界保平安”。我们拿些冬青柏子，插在灶轿两旁，再拿一串纸金元宝挂在轿上，又拿一点糖饼来，粘在灶君菩萨的嘴上。这样一来，他上去见了天神粘嘴粘舌的，说话不清楚，免得把别人的恶事和盘托出。于是父亲恭恭敬敬地捧了灶轿，捧到大门外去烧化。烧化时必须抢出一只纸金元宝，拿进来藏在厨里，预祝明年有真金元宝进门。送灶君上天之后，陈妈妈就烧菜给父亲下酒，说这酒菜味道一定很好，因为没有灶君先吸取其香气。父亲也笑着称赞酒菜好吃。我现在回想，他是假痴假呆，逢场作戏。因为他中了这末代举人，科举就废，不地伸展，蜗居在这穷乡僻壤的蓬门败屋中，无以自慰，惟有利用年中行事，聊资消遣，亦“四时佳兴与人同”之意耳。

　　二十三送灶之后，家中就忙着打年糕。这糯米年糕又大又韧，自己不会大，必须请一个男工来帮忙。这男工大都是陆阿二，又名五阿二。因为他姓陆，而他的父亲行五。两枕“当家年糕”约有三尺长；此外许多较小的年糕，有二尺长的，有一尺长的；还有红糖年糕，白糖年糕。此外是元宝、百合、橘子等等小摆设，这些都是由母亲和姐姐们去做，我也洗了手去帮忙，但是总做不好，结果是自己吃了。

　　姐姐们又做许多小年糕，形状仿照大年糕，预备二十七夜过年时拜小年菩萨用的。

　　二十七夜过年，是个盛典。白天忙着烧祭品：猪头、全鸡、大鱼、大肉，都是装大盘子的。吃过夜饭之后，把两张八仙桌接起来，上面供设“六神牌”，前面围着大红桌围，摆着巨大的铝制的香炉蜡台。桌上供着许多祭品，两旁围着年糕。我们这厅屋是三家公用的，我家居中，右边是五叔家，左边是嘉林哥家，三家同时祭起年菩萨来，屋子里灯火辉煌，香烟缭绕，气象好不繁华！三家比较起来，我家的供桌最为体面。何况我们还有小年菩萨，即在大桌旁边设两张茶几，也是接长的，也供一位小菩萨像，用小香炉蜡台，设小盘祭品，竟像是小人国里的过年。记得那时我所欣赏的，是“六神牌”和祭品盘上的红纸盖。这六神牌画得非常精美，一共六版，每版上画好几个菩萨，佛、观音、玉皇大帝、孔子、文昌帝君、魁星……都包括在内。平时折好了供在堂前，不许打开来看，这时候才展览了。祭品盘上的红纸盖都是我的姑母剪的，“福禄寿喜”“一品当朝”“连升三级”等字，都剪出来，巧妙地嵌在里头。我那时只有七八岁，就喜爱这些东西，这说明我与美术有缘。

　　绝大多数人家二十七夜过年，所以这晚上商店都开门，直到后半夜送神后才关门。我们约伴出门散步，买花炮。花炮种类繁多，我们所买的，不是两响头的炮仗和噼劈啪啪的鞭炮，而是雪炮、流星、金转银盘、水老鼠、万花筒等好看的花炮。其中，万花筒最好看，然而价贵不易多得。买回去在天井里放，大可增加过年的喜气。我把一串鞭炮拆散，一个一个地放，点着了火，立刻拿一个罐头瓶来罩住，“咚”地一声，连罐头瓶也跳起来。我起初不敢拿在手里放，后来经乐生哥哥教导，竟敢拿在手里放了。两指轻轻捏住鞭炮的末端，一点上火，立刻把头旋向后面。渐渐老练了，即行若无事。

　　年底这一天，是准备通夜不眠的，店里早已经摆出风灯，插上岁烛。吃年夜饭的时候，把所有的碗筷都拿出来，预祝来年人丁兴旺。吃饭碗数，不可成单，必须成双。如果吃三碗，必须再盛一次，哪怕盛一点点也好，总之要凑成双数。吃饭时母亲分送压岁钱，用红纸包好，我全部用以买花炮。吃过年夜饭，还有一出滑稽戏呢。这叫“毛糙纸揩洼”。“洼”就是屁股。一个人拿一张糙纸，把另一个人的嘴揩一揩。意思是说：你这嘴巴是屁股，你过去一年中所说的不祥的话，例如“要死”之类的，都等于放屁。但是人都不愿意被揩，尽量逃避。然而揩的人很调皮，出其不意，突如其来。哪怕你是极小心的人，也总会被揩。有时其人出前门去了，大家就不提防他。岂知道他绕了个圈子，悄悄地从后门进来，终于被揩去了。此时笑声、喊声使过年的欢乐气氛更加浓重了。

　　街上提着灯笼讨债的，络绎不绝，直到天色将晓，还有人提着灯笼急急忙忙地跑来跑去。灯笼是千万少不得的。提灯笼，表示还是大年夜，可以讨债；如果不提灯笼，那就是新年，欠债的可以打你几记耳光，要你保他三年顺境，因为大年初一讨债是禁忌的。但是这时候我家早已结账，关店，正在点起香烛接灶君菩萨。此时通行吃接灶圆子，管账先生一面吃圆子，一面向我母亲报告账务。说到盈余，笑容满面。他告别回去，我们也收拾，睡觉。但是睡不到两个钟头，又得起来，拜年的乡下客人已经来了。

　　年初一上午忙着招待拜年的客人。街上挤满了穿新衣服的农民，男女老幼，熙熙攘攘，吃烧卖，上酒馆，买花纸（即年画），看戏法，到处拥挤。

　　初二开始，镇上的亲友来往拜年。我父亲戴着红缨帽子，穿着外套，带着跟班出门。同时也有穿礼服的到我家拜年。如果不遇，就留下一张红片子。父亲死后，母亲叫我也穿着礼服去拜年。我实在很不高兴。因为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穿礼服上街，大家注目，有讥笑的，也有叹羡的，叫我非常难受。现在回想，母亲也是一片苦心。她不管科举已废，还希望我将来也中个举人，重振家业，所以把我如此打扮，聊以慰情。

　　正月初四，晚上接财神。别的事情排场大小不定，独有接财神，家家郑重其事，而且越是贫寒之家，排场越是体面。大概他们想：敬神可以邀得神的恩宠，今后让他们发财。

　　初五以后，过年的事基本结束，但是拜年，吃年酒，酬谢往还，也很热闹。厨房里年菜很多，客人来，搬出就是。但是到了正月半，也就差不多吃完了。所以有一句话：“拜年拜到正月半，烂溏鸡屎炒青菜。”我的父亲不爱吃肉，喜欢吃素。所以我们家里，大年夜就烧好一大缸萝卜丝油豆腐，油很重，滋味很好。每餐盛出一碗来，放在锅子里一热，便是最好的饭菜。我至今还忘不了那种好滋味。但是让家里人烧起来，总不及童年时的好吃，怪哉！

　　正月十五，在古代是一个元宵佳节，然而赛灯之事，久已废止，只有市上卖些兔子灯、蝴蝶灯等，聊以应名而已。二十日，各店照常开门做生意，学堂也开学，过年也就结束。

　　丰子恺（1898-1975），现代散文家、漫画家、音乐家，浙江嘉兴桐乡人，师从李叔同（弘一法师）。

　　林语堂：我并不要旧历新年，但旧历新年自己来了

　　中国阴历新年，是中国人一年中最大的佳节，其他节日，似乎均少节期的意味。五日内全国均穿好的衣服，停止营业，闲逛，赌钱，打锣，放鞭炮，拜客，看戏。那是个黄道吉日，每人都盼望有一个更好更荣华富贵的新年，每人都乐于增多一岁，而且还准备了许多吉利话向他邻居祝贺。

　　不能在元旦责骂女佣，最奇怪的是中国劳苦女人也清闲了，嚼着瓜子，不洗衣，不烧饭，甚至拿一把菜刀都不肯。这种懒惰的辩论是元旦切肉就会切掉运气，洗什么东西就会洗掉运气，把水倒掉就会倒掉运气。红色春联贴满在每家门上，写着：好运、快乐、和平、富贵、青春。因为这是个大地回春，生命、发达、富贵复归的节日。

　　街头屋前，到处是爆竹声，充塞着硫磺味。父亲失了他们的威严，祖父更比以前和蔼，孩子们吹口笛，带假面具，玩泥娃娃。乡下姑娘穿红戴绿，跑三四里路到邻村去看草台戏。村上的纨绔少年，恣意的卖弄他们的风情。那天是女人的解放日，洗衣烧饭的苦工解放日，有人饿了，就煎年糕来吃，或用现成的材料下一碗面，或到厨房里偷两块冷鸡肉。

　　中国政府早已正式废除阴历新年，但阴历新年依然故我，不曾被废除掉。

　　我是个极端摩登的人。没有人可以说我守旧。我不懂遵守旧历，而且还喜欢倡行十三个月的年历，每月只有四个星期或二十八天。换句话说，我的观点很科学化，很逻辑化。就是这点科学的骄傲，使我在过新年时大失所望。每人都假装着庆祝，一点没有真感情。

　　我并不要旧历新年，但旧历新年自己来了。那天是阳历二月四号。

　　科学的理智教我不要遵守旧历，我也答应照办。旧历新年来到的声音在一月初已经听到了，有一天我早餐吃的是腊八粥，使我立刻记起那是阴历十二月初八。一星期后，我的佣人来借额外的月薪，那是他旧历除夕所应得的。他下午息工出去的时候，还给我看他送给妻子的一包新衣料。二月一号、二号，我得送小费给邮差、运货车夫、书店信差等等。我常觉得有什么东西快来了。

　　到二月三号，我还对自己说：“我不过旧历新年。”那天早晨，我太太要我换衬衣，“为什么？”

　　“周妈今天洗你的衬衣。明天不洗，后天不洗，大后天也不洗。”要近乎人情，我当然不能拒绝。

　　这是我屈服的开始。早餐后，我家人要到银行去，因为虽然政府命令废除旧历新年，银行在年底照样有一种微小的提款恐慌。“语堂”，我的太太说，“我们要叫部汽车。你也可以顺便去理一理头发。”理发我可不在意，汽车倒是个很大的诱惑。我素来不喜欢在银行进进出出，但我喜欢乘汽车。我想沾光到城隍庙去一趟，看看我可以给孩子们买些什么。我想这时总有灯笼可买，我要让我最小的孩子看看走马灯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不该到城隍庙去的。在这个时候一去，你知道，当然会有什么结果。在归途中带了一大堆东西，走马灯，兔子灯，几包中国的玩具，还有几枝梅花。回到家里，同乡送来了一盆家乡著名的水仙花，我记得儿时新年，水仙盛开，发着幽香。儿时情景不自禁地出现在我眼前。我一闻到水仙的芬芳，就联想到春联、年夜饭、鞭炮、红蜡烛、福建桔子、清晨拜年，还有我那件一年只能穿一次的黑缎袍。

　　中饭时，由水仙的芳香，想到吾乡的“萝卜米果”（萝卜做的年糕）。

　　“今年没人送‘萝卜米果’来。”我慨叹的说。

　　“因为厦门没人来，不然他们一定会带来。”我太太说。

　　“武昌路广东店不是有吗？我记得曾经买过，我想我仍然能找到那家店。”

　　“不见得吧？”太太挑衅的说。

　　“当然我能够。”我回驳她。

　　下午三时，我已手里提一篓两磅半的年糕从北四川路乘公共汽车回来。

　　五时炒年糕吃，满房是水仙的芳香，我很激烈地感到我像一个罪人。“我不准备过新年”我下了决心说，“晚上我要出去看电影。”

　　“你怎么能？”我太太说。“我们已经请了X君今晚来家里吃饭。”那真糟透了。

　　五时半，最小的女儿穿了一身新做的红衣服。

　　“谁给她穿的新衣服？”我责问，心旌显得有点动摇，但还能坚持。

　　“黄妈穿的。”那是回答。

　　六时发现蜡烛台上点起一对大红蜡烛，烛光闪闪，似在嘲笑我的科学理智。那时我的科学理智已很模糊，微弱，虚空了。

　　“谁点的蜡烛。”我又挑战。

　　“周妈点的。”

　　“是谁买的？”我质问。

　　“还不是早上你自己买的吗？”

　　“真有这回事吗？”那不是我的科学意识，一定是另外一个意识。

　　我想有点可笑，但记起我早晨做的事，那也就不觉得什么了。一时鞭炮声音四起，一阵阵的乒乓声，像向我的意识深处进攻。

　　我不能不抵抗，掏出一块洋钱给我的仆人说：

　　“阿秦，你拿一块钱去买几门天地炮，几串鞭炮。越大越响越好。”

　　在一片乒乓声中，我坐下来吃年夜饭，我不自觉的感觉到很愉快。

　　林语堂（1895-1976），现代著名散文家、翻译家，早年留学欧美，后执教清华、北大等高校，曾两度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琦君：春酒

　　农村的新年，是非常长的。过了元宵灯节，年景尚未完全落幕。还有个家家邀饮春酒的节目，再度引起高潮。在我的感觉里，其气氛之热闹，有时还超过初一至初五那五天新年呢。原因是：新年时，注重迎神拜佛，小孩子们玩儿不许在大厅上、厨房里，生怕撞来撞去，碰碎碗盏。尤其我是女孩子，蒸糕时，脚都不许搁住灶孔边，吃东西不许随便抓．因为许多都是要先供佛与祖先的。说活尤其要小心，要多讨吉利，因此觉得很受拘束。过了元宵，大人们觉得我们都乖乖的，没闯什么祸，佛堂与神位前的供品换下来的堆得满满一大缸，都分给我们撒开地吃了。尤其是家家户户轮流的邀喝春酒，我是母亲的代表，总是一马当先，不请自到，肚子吃得鼓鼓的跟蜜蜂似的，手里还捧一大包回家。

　　可是说实在的，我家吃的东西多，连北平寄来的金丝蜜枣、巧克力糖都吃过，对于花生、桂圆、松糖等等，已经不稀罕了。那么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呢？乃是母亲在冬至那天就泡的八宝酒，到了喝春酒时，就开出来请大家尝尝。“补气、健脾、明目的哟！”母亲总是得意地说。她又转向我说：“但是你呀，就只能舔一指甲缝，小孩子喝多了会流鼻血，太补了。”其实我没等她说完，早已偷偷把于指头伸在杯子里好几回，已经不知舔了多少个指甲缝的八宝酒了。

　　八宝酒，顺名思义，是八样东西泡的酒，那就是黑枣(不知是南枣还是北枣)、荔枝、桂圆、杏仁、陈皮、枸杞子、薏仁米，再加两粒橄榄。要泡一个月，打开来，酒香加药香，恨不得一口气喝它三大杯。母亲给我在小酒杯底里只倒一点点，我端着、闻着，走来走去，有一次一不小心，跨门槛时跌了一跤，杯子捏存手里，酒却伞洒在衣襟上了。抱着小花猫时，它直舔，舔完了就呼呼地睡觉。原来我的小花猫也是个酒仙呢！

　　我喝完春酒回来，母亲总要闻闻我的嘴巴，问我喝了几杯酒。我总是说：“只喝一杯，因为里面没有八宝，不甜呀。”母亲听了很高兴。她自己请邻居来吃春酒，一定给他们每人斟一杯八宝酒。我呢，就在每个人怀里靠一下，用筷子点一下酒，舔一舔，才过瘾。

　　春酒以外，我家还有一项特别节目，就是喝会酒。凡是村子里有人急需钱用，要起个会，凑齐十二个人，正月里，会首总要请那十一位喝春酒表示酬谢，地点一定借我家的大花厅。酒席是从城里叫来的，和乡下所谓的八盘五、八盘八（就是八个冷盘，五道或八道大碗的热菜）不同，城里酒席称之为“十二碟”（大概是四冷盘、四热炒、四大碗煨炖大菜），是最最讲究的酒席了。所以乡下人如果对人表示感谢，口头话就是“我请你吃十二碟”。因此，我每年正月里，喝完左邻右舍的春酒，就眼巴巴地盼着大花厅里那桌十二碟的大酒席了。

　　母亲是从不上会的，但总是很乐意把花厅给大家请客，可以添点新春喜气。花匠阿标叔也巴结地把煤气灯玻璃罩擦得亮晶晶的，呼呼呼地点燃了，挂在花厅正中，让大家吃酒时划拳吆喝，格外的兴高采烈。我呢，一定有份坐在会首旁边，得吃得喝。这时，母亲就会捧一瓶她自己泡的八宝酒给大家尝尝助兴。

　　席散时，会首给每个人分一条印花手帕。母亲和我也各有一条，我就等于得了两条，开心得要命。大家喝了甜美的八宝酒，都问母亲里面泡的是什么宝贝。母亲得意地说了一遍又一遍，高兴得两颊红红的，跟喝过酒似的。其实母亲足滴酒不沾唇的。

　　不仅是酒，母亲终年勤勤快快的，做这做那，做出新鲜别致的东西，总是分给别人吃，自己却很少吃。人家问她每种材料要放多少，她总是笑眯眯地说：“大约摸差不多就是了，我也没有一定分量的。”但她还是一样一样仔细地告诉别人。可见她做什么事，都有个尺度在心中的。她常常说：“鞋差分、衣差寸，分分寸寸要留神。”

　　今年，我也如法炮制，泡了八宝酒，用以供祖后，倒一杯给儿子，告诉他是“分岁酒”，喝下去又长大一岁了。他挑剔地说：“你用的是美国货葡萄酒，不是你小时候家乡自己酿的酒呀。”

　　一句话提醒了我，究竟不是道地家乡味啊。可是叫我到哪儿去找真正的家醅呢？

　　琦君（1917-2006），原名潘希真，现代散文家，工于琴棋书画，浙江温州人，师从夏承焘，著有散文、小说、儿童文学等四十余种。

　　冰心：童年的春节

　　我童年生活中，不光是海边山上孤单寂寞的独往独来，也有热闹得锣鼓喧天的时候，那便是从前的“新年”，现在叫做“春节”的。

　　那时我家住在烟台海军学校后面的东南山窝里，附近只有几个村落，进烟台市还要越过一座东山，算是最冷僻的一角了，但是“过年”还是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

　　过年的前几天，最忙的是母亲了。她忙着打点我们过年穿的新衣鞋帽，还有一家大小半个月吃的肉，因为那里的习惯，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是不宰猪卖肉的。我看见母亲系起围裙、挽上袖子，往大坛子里装上大块大块的喷香的裹满“红糟”的糟肉，还有用酱油、白糖和各种香料煮的卤肉，还蒸上好几笼屉的红糖年糕当母亲做这些事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不只有我们几个馋孩子，还有在旁边帮忙的厨师傅和余妈。

　　父亲呢，就为放学的孩子们准备新年的娱乐。在海军学校上学的不但有我的堂哥哥，还有表哥哥。真是“一表三千里”，什么姑表哥，舅表哥，姨表哥，至少有七八个。父亲从烟台市上买回一套吹打乐器，锣、鼓、箫、笛、二胡、月琴弹奏起来，真是热闹得很。只是我挤不进他们的乐队里去！我只能白天放些父亲给我们买回来的鞭炮，晚上放些烟火。大的是一筒一筒的放在地上放，火树银花，璀璨得很！我最喜欢的还是一种最小、最简单的“滴滴金”。那是一条小纸捻，卷着一点火药，可以拿在手里点起来嗤嗤地响，爆出点点火星。

　　记得我们初一早起，换上新衣新鞋，先拜祖宗——我们家不供神佛——供桌上只有祖宗牌位、香、烛和祭品，这一桌酒菜就是我们新年的午餐——然后给父母亲和长辈拜年，我拿到的红纸包里的压岁钱，大多是一圆锃亮的墨西哥“站人”银元，我都请母亲替我收起。

　　最有趣的还是从各个农村来耍“花会”的了，演员们都是各个村落里冬闲的农民，节目大多是“跑旱船”，和“王大娘锔大缸”之类，演女角的都是村里的年轻人，搽着很厚的脂粉。鼓乐前导，后面就簇拥着许多小孩子。到我家门首，自然就围上一大群人，于是他们就穿走演唱了起来，有乐器伴奏，歌曲大都滑稽可笑，引得大家笑声不断。耍完了，我们就拿烟、酒、点心慰劳他们。这个村的花会刚走，那个村的又来了，最先来到的自然是离我们最近的金钩寨的花会！

　　我十一岁那年，回到故乡的福建福州，那里过年又热闹多了。我们大家庭里是四房同居分吃，祖父是和我们这一房在一起吃饭的。从腊月廿三日起，大家就忙着扫房，擦洗门窗和铜锡器具，准备糟和腌的鸡、鸭、鱼、肉。祖父只忙着写春联，贴在擦得锃亮的大门或旁门上。他自己在元旦这天早上，还用红纸写一条：“元旦开业，新春大吉”以下还有什么吉利话，我就不认得也不记得了。

　　新年里，我们各人从自己的“姥姥家”得到许多好东西。

　　首先是灶糖、灶饼，那是一盒一盒的糖和点心。据说是祭灶王爷用的，糖和点心都很甜也很粘，为的是把灶王的嘴糊上，使得他上天不能汇报这家人的坏话！最好的东西，还是灯笼，福州方言，“灯”和“丁”同音，因此送灯的数目，总比孩子的数目多一些，是添丁的意思。那时我的弟弟们还小，不会和我抢，多的那一盏总是给我。这些灯：有纸的，有纱的，还有玻璃的。于是我屋墙上挂的是“走马灯”，上面的人物是“三英战吕布”，手里提的是两眼会活动的金鱼灯，另一手就拉着一盏脚下有轮子的“白兔灯”。同时我家所在的南后街，本是个灯市，这一条街上大多是灯铺。我家门口的“万兴桶石店”，平时除了卖各种红漆金边的伴嫁用的大小桶子之外，就兼卖各种的灯。那就不是孩子们举着玩的灯笼了，而是上面画着精细的花鸟人物的大玻璃灯、纱灯、料丝灯、牛角灯等等，元宵之夜，都点了起来，真是“花市灯如昼”，游人如织，欢笑满街！

　　元宵过后，一年一度的光采辉煌的日子，就完结了。当大人们让我们把许多玩够了的灯笼，放在一起烧了之后，说：

　　“从明天起，好好收收心上学去吧。”我们默默地听着，看着天井里那些灯笼的星星余烬，恋恋不舍地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惆怅寂寞之感，上床睡觉的时候，这一夜的滋味真不好过！

　　冰心（1900-1999），中国现代散文家、诗歌翻译家、“社会活动”家，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

　　孙犁：记春节（节选）

　　如果说我也有欢乐的时候，那就是童年，而童年最欢乐的时候，则莫过于春节。

　　春节从贴对联开始。我家地处偏僻农村，贴对联的人家很少。父亲在安国县做生意，商家讲究对联，每逢年前写对联时，父亲就请写好字的同事，多写几副，捎回家中。

　　贴对联的任务，是由叔父和我完成。叔父不识字，一切杂活：打浆糊、扫门板、刷贴，都由他做。我只是看看父亲已经在背面注明的“上、下”两个字，告诉叔父，他按照经验，就知道分左右贴好，没有发生过错误。我记得每年都有的一副是：荆树有花兄弟乐，砚田无税子孙耕。这是父亲认为合乎我家情况的。

　　以后就是树天灯。天灯，村里也很少人家有。据说，我家树天灯，是为父亲许的愿。是一棵大杉木，上面有一个三角架，插着柏树枝，架上有一个小木轮，系着长绳。竖起以后，用绳子把一个纸灯笼拉上去。天灯就竖在北屋台阶旁，村外很远的地方，也可以望见。母亲说：这样行人就不迷路了。

　　再其次就是搭神棚……

　　最后是叔父和我放鞭炮。我放的有小鞭，灯炮，塾子鼓。

　　春节的欢乐，达到高潮。

　　这就是童年的春节欢乐。年岁越大，欢乐越少。二十五岁以后，是八年抗日战争的春节，枪炮声代替了鞭炮声。再以后是三年解放战争、土地改革的春节。以后又有“文化大革命”隔离的春节，放逐的春节，牛棚里的春节等等。

　　前几年，每逢春节，我还买一挂小鞭炮，叫孙儿或外孙儿，拿到院里放放，我在屋里听听。自迁入楼房，连这一点高兴，也没有了。每年春节，我不只感到饭菜、水果的味道，不似童年，连鞭炮的声音也不像童年可爱了。

　　今年春节，三十晚上，我八点钟就躺下了。十二点前后，鞭炮声大作，醒了一阵。欢情已尽，生意全消，确实应该振作一下了。

　　孙犁（1913-2002），现代小说家、散文家，河北衡水人。

冬天

汪曾祺

天冷了，堂屋里上了槅子。槅子，是春暖时卸下来的，一直在厢屋里放着。现在，搬出来，刷洗干净了，换了新的粉连纸，雪白的纸。上了槅子，显得严紧、安适，好像生活中多了一层保护。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床上拆了帐子，铺了稻草。洗帐子要挑一个晴明的好天，当天就晒干。夏布的帐子，晾在院子里，夏天离得远了。稻草装在一个布套里，粗布的，和床一般大。铺了稻草，暄腾腾的，暖和，而且有稻草的香味，使人有幸福感。

不过也还是冷的。南方的冬天比北方难受，屋里不生火。晚上脱了棉衣，钻进冰凉的被窝里；早起，穿上冰凉的棉袄棉裤，真冷。

放了寒假，就可以睡懒觉。棉衣在炉子上烘过了，起来就不是很困难了。尤其是，棉鞋烘得热热的，穿进去真是舒服。

我们那里生烧煤的铁火炉的人家很少。一般取暖，只是铜炉子，脚炉和手炉。脚炉是黄铜的，有多眼的盖。里面烧的是粗糠。粗糠装满，铲上几铲没有烧透的芦柴火（我们那里烧芦苇，叫做“芦柴”）的红灰盖在上面。粗糠引着了，冒一阵烟，不一会儿，烟尽了，就可以盖上炉盖。粗糠慢慢延烧，可以经很久。老太太们离不开它。闲来无事，打打纸牌，每个老太太脚下都有一个脚炉。脚炉里粗糠太实了，空气不够，火力渐微，就要用“拨火板”沿炉边挖两下，把粗糠拨松，火就旺了。脚炉暖人。脚不冷则周身不冷。焦糠的气味也很好闻。仿日本俳句，可以作一首诗：“冬天，脚炉焦糠的香。”手炉较脚炉小，大都是白铜的，讲究的是银质的。炉盖不是一个一个圆窟窿，大都是镂空的松竹梅花图案。手炉有极小的，中置炭墼（用炭末做成的块状燃料，多呈圆柱形），以纸媒头引着。一个炭墼能经一天。

冬天吃的菜，有乌青菜、冻豆腐。乌青菜塌棵，平贴地面，江南谓之“塌苦菜”，此菜味微苦。我的祖母在后园辟一小片地，种乌青菜，经霜，菜叶边缘作紫红色，味道苦中泛甜。乌青菜与“蟹油”同煮，滋味难比。“蟹油”是以大螃蟹煮熟剔肉，加猪油“炼”成的，放在大海碗里，凝成蟹冻，久贮不坏，可吃一冬。豆腐冻后，不知道为什么是蜂窝状。化开，切小块，与鲜肉、咸肉、牛肉、海米或咸菜同煮，无不佳。冻豆腐宜放辣椒、青蒜。我们那里过去没有北方的大白菜，只有“青菜”。大白菜是从山东运来的，美其名曰“黄芽菜”，很贵。“青菜”似油菜而大，高二尺，是一年四季都有的，家家都吃的菜。咸菜即是用青菜腌的。阴天下雪，喝咸菜汤。

冬天的游戏：踢毽子，抓子儿，下“逍遥”。“逍遥”是在一张正方形的白纸上，木版印出螺旋的双道，两道之间印出八仙、马、兔子、鲤鱼、虾……每样都是两个，错落排列，不依次序。玩的时候各执铜钱或象棋子为子儿，掷骰子，如果骰子是五点，自“起马”处数起，向前走五步，是兔子，则可向内圈寻找另一只兔子，以子儿押在上面。下一轮开始，自里圈兔子处数起，如是六点，进六步，也许是铁拐李，就寻另一个铁拐李，把子儿押在那个铁拐李上。如果数至里圈的什么图上，则到外圈去找，退回来。点数够了，子儿能进终点（终点是一座宫殿式的房子，不知是月宫还是龙门），就算赢了。次后进入的为“二家”“三家”。“逍遥”两个人玩也可以，三四个人玩也可以。不知道为什么叫做“逍遥”。

早起一睁眼，窗户纸上亮晃晃的，下雪了！雪天，到后园去折腊梅花、天竺果。明黄色的腊梅、鲜红的天竺果、白雪，生机盎然。腊梅开得很长，天竺果尤为耐久，插在胆瓶里，可经半个月。

舂粉子。有位邻居，有一架碓。这架碓平常不大有人用，只在冬天由附近的一二十家轮流借用。碓屋很小，除了一架碓，只有一些筛子、箩。踩碓很好玩，用脚一踏，吱扭一声，碓嘴扬了起来，嘭的一声，落在碓窝里。粉子舂好了，可以蒸粉、做“年烧饼”（糯米粉为蒂，包豆沙白糖，作为饼，在锅里烙熟）、搓圆子（即汤团）。舂粉子，就快过年了。

【腾讯文化观察】春节被吐槽最多的习俗

徐娉婷

盼着盼着，春节来了，可是有的人也开始恐惧了，已经吐槽开了。

有一位网友在天涯论坛上写道：“要被所谓的人情风俗累死：我有五个姨一个舅一个叔一个伯伯还有俩姑姑，这还是只是我这边的亲戚，老公那边也是大家口，算下来二三十家，光送礼就得好几千，钱还都是小事，主要是真累啊，过年才放七天假，东家跑西家蹿，疲于奔命，这是过年呢还是受罪？”

这条帖子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网友纷纷表示“不能同意更多！”

“走亲戚”这种习俗是怎么形成的呢？为什么会越来越让现代人反感？

“走亲戚”是传统社会的重要社交方式

拜年是春节最重要的传统习俗之一。“拜年”一词，原有的含义是为长者拜贺新年，也包括向长者叩头施礼、祝贺新年健康如意、问候生活安好等内容。遇到同辈亲友，也要施礼互贺。

中国人自明清起始，对拜年礼仪定下了不成文的规矩，有着一定的次序：首拜天地神祗，次拜列祖列宗，再拜高堂尊长，最后全家按辈份次序互拜。拜年时，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祝长辈人长寿安康，长辈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

拜亲朋也讲究次序：初一拜本家，初二、初三拜母舅、姑丈、岳父等，直至十六日。这种习俗早在宋朝时就已流行。我们俗称的“走亲戚”就是初二开始的走亲访友。千百年来，我国各地都形成了节日期间亲戚来往的习俗。走亲戚的风俗缘于历史上的农耕时代，平时大家一家一户在田里耕作都比较忙，趁春节期间没啥农活比较清闲，亲戚们之间相互走动、聊聊聊家常，增进感情。

在传统社会，社会救济系统建立在相对狭小的熟人社会之上，在东亚儒家文化圈，这个救济系统主要依靠血缘关系建立，比如，一个家庭急需用钱，首先想到的是向亲戚借。在过去农村盖房子，都是靠亲戚邻里相互协作才能完成这个浩大工程。血缘关系是最可靠的互助体系。而在西方，基督教、伊斯兰教这种独一神教社会，宗教组织承担了更大的救济功能。

“走亲戚”送礼看重的是礼节和情义，正所谓“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在以前物质匮乏的年代里，绝大部分家庭都比较贫寒，没有多少礼物可拿，有不少亲戚之间送了礼盒也不舍得打开，又用来送别的亲戚。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前。

在传统社会，亲戚网络是一个强大的互助系统

为何成为现代人的负担

无效社交

随着人口大量涌向城市，人与人之间的亲缘、地缘关系弱化，传统的熟人社会终结。以前在熟人亲戚身上的情感投资就是为了防止某一天的“不时之需”，现在这种投资渐渐失去意义。日常生活已经疏远的亲戚，再走也亲不了。现代社会，人们更加注重个人生活，更重视身边朋友的关系。仅仅是血缘关系，很难保证彼此之间必须保持某种特定的密切关系。

而且对于年轻人来说，似乎变成了“无效社交”。没有与好友玩的愉悦、陪父母的温馨，也没有一般意义上的社交的收获。交流浮于表面，找不到共同话题，聊一些婚姻、子女、财产等个人隐私，招人反感。而且春节一过，各回各城，作鸟兽散。

钱包压力

改革开放前普遍存在物资短缺，熟人送礼多以实物为主。1978 年后，市场化改革丰富了商品经济，几乎所有物品都能用钱买到，而且发达的商品流通也抹平了地域差别。与其花费心思挑选礼物，不如直接送钱来得实在。而且送礼未必能送到心坎上，送钱是没人拒绝的。一旦变成了送钱，量化起来就容易，谁送的多谁就有面子，形成攀比之风，让年轻人不堪重负。

春节送礼，对很多人来讲意味着钱包大瘦身。一项网络调查显示，近八成的网民表示，自己过年回家的花费已经超过了自己一个月以上的收入。其中花费在2000元以下的仅有25%，花费在2000元-10000元之间的占主流，得票率有59%，更有16%的网友表示回家一趟将花费在10000元以上。过年成了“过钱”，活生生把一些年轻人变成了“恐归族”。

代际冲突

对于年轻一辈而言，明知有以上负担，却还是不得不去“走亲戚”，一个原因是代际冲突。一位网友说“我一说不想去走亲戚，老人还特别顽固，生气，说我们不懂人情世故，不重视亲情。”老一辈还恪守着那些人情礼仪，在他们的圈子里这是一种舆论压力，谁家要是“不走亲戚”会被人骂不懂人情世故。

而且，中国人的父母与子女之间边界意识模糊，很多父母把孩子的婚姻大事当做自己的脸面问题，把孩子的生儿育女当做自己的终极任务。在“走亲戚”这点小事上自然也要管管，“我的亲戚就是你的亲戚”，其实父母的手足兄弟，对子女而言只是一年也难说上几句话的旁系亲属。

老外要“走亲戚”吗

在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后，乡村居民大量向城市流动，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契约社会，资源的分配、矛盾的解决全靠契约维持。从传统悠久的宗教救助组织到二战后西欧普遍的福利国家制度，国民的基本生活都有足够保障。个人在生活遇到困难时，更倾向于求助政府和社会组织，无需依赖亲友相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更加简单纯粹。

一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六年的美国人大卫对中国“走亲戚”的现象也很好奇。他说，在国外，他们过节比如圣诞节就比较简单，“就是和家人待在一起，享受几天团聚时光，一般不会到处跑，对别人的问候一般通过电话、EMAIL等方式解决。”不过在他眼里，中国人的忙碌也是一种幸福。

有的美国家庭圣诞节时会举办一个亲友大Party,把家族的几十口人聚在一起，非常热闹。省去了N站式走亲访友的麻烦。

有的“洋女婿”亲自体验过中国的走亲戚。据媒体报道，2015年春节，62岁的比利时男子河内，跟着广州妻子走亲戚，年初一去了五户亲戚家拜年，回来的时候感觉比上五台山还要累，光这些亲戚称呼就让人头疼：八叔婆、七姑姐、六姨妈，年初一还认识了一个比他小52岁的“表舅”。

在送礼方面，现代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礼物交换的象征意义往往远大于实际价值。美国人一般不会直接送钱给对方，只买一些象征性的礼物，通常不超过25美元，比如一瓶酒、一篮水果、一盒糖等等。德国人最喜欢送的礼物是书，廉价酒、巧克力也是常见的伴手礼，如果礼物昂贵，德国人会觉得很尴尬——在大量中国留德学生的回忆中，往往会出现礼物太贵导致对方拒收。

在韩国，“农历新年”是仅次于中秋节的第二大节日

同属儒家文化圈的韩国也过春节，这个节日在韩国叫“旧正”，也就是农历新年。韩国春节的第一道风景是“归省”——回家探亲。每年除夕之前，和中国一样也会出现一幅数千万人大流动的回家探亲壮观场面。人们利用各种交通工具，赶在大年初一之前回到故乡。

由于春节假期只有三天，他们除了和父母团聚，一般不会出去走亲戚。即便平时和亲友互赠礼物，一般送的也多是廉价的日用品或食品，如韩国人搬家后经常会收到手纸、洗衣粉等礼物，这在中国人看来是送不出手的。

结语：有些春节习俗是千百年遗留下来的传统，但是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有的习俗已渐渐落伍了。社会结构、人际关系和人们的观念都在转变，习俗也会随之潜移默化地改变，吐槽的人们只是正处于这个转折点。

回忆:老照片中的年味-中青在线

　　1953年春节，北京的儿童在天安门前放爆竹。

　　1961年春节，人们在江苏省南京夫子庙花灯市场上选购花灯。

　　1966年春节前夕，上海市民在商店里选购塑料花。塑料花作为年货曾在中国流行了20多年。

　　1980年春节前，四川彭县农民陈开方（前右）买了一台价值人民币520元的12英寸黑白电视机，引来乡亲们羡慕的目光。

　　1980年春节，浙江绍兴柯桥农民在购买年货。

　　1981年春节前夕，贵州省贵定县的农民在农村集市上。

　　1958年春节来临之际，河北省安平县河槽村刘洛瑞的家里已打扫干净，正在张贴春联。

　　1961年春节，山东沂源县农民在集市上选购年画。

　　1960年春节，辽宁省沈阳市郊五三人民公社社员刘乃庚一家在写春联、贴年画，喜迎春节。

　　1954年春节，河北省唐山解家套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小女孩陈小翠正在试穿妈妈刚做好的新衣。

　　1961年春节，北京逛厂甸庙会的孩子们最感兴趣的是大串糖葫芦。

　　除夕之夜，家人团圆，守岁围炉，温情四溢。图为1953年春节，天津市汉沽区芦台王德铸（左一）一家人吃团圆饭。

　　1985年春节，刚刚进入中国不久美国迪士尼动画人物和中国老百姓在八达岭长城形成奇妙的搭配。

　　1990年春节前后，在陕西西安“飞机城”阎良区，每天都可见一些胸挂红花的新郎用自行车驮着新娘从大街小巷经过。那个年代，用自行车接新娘曾经一度成为流行的结婚方式。

　　1986年春节，吉林长白山区二道白河一户农民在家门口燃放爆竹。

　　1990年春节期间，湖南省吉首市民族少年儿童图书馆在少儿放映厅举办《革命传统影片汇映周》，吸引了大批苗族、土家族等各族儿童。

　　1948年春节，上海儿童在街头抖空竹。

　　1950年代，“逛厂甸”的北京人争先恐后地观看“拉洋片”。厂甸是北京传统的春节集市。

　　1954年春节，河北省晋县五区刘靳庄的两位农村小姑娘快把秋千荡得和树梢头一般高了。　

　　1962年春节，北京市东单三条幼儿园的孩子，在跳绳、做游戏。

　　1963年春节，在北京中山公园一张简易乒乓球台上，两个孩子在练球。

　　1963年春节，在北京“体育庙会”上，西城区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的少年摔跤爱好者在进行表演比赛。

　　1978年春节，南京少先队员参加爱护环境，遵纪守法的游行。

　　1980年冬天，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接壤的大小兴安岭林区的鄂伦春族小孩在玩“打罐”游戏。

　　1951年春节，河北省乐亭县朱各庄小学的学生为村民表演秧歌舞。

　　1959年，河北省徐水县商庄人民公社社员用笙、笛等民间传统乐器吹奏乐曲，喜迎春节。　

　　1983年春节，江西省南丰县农民业余采茶剧团的演员正在化装，准备为农民演出。

　　1984年春节，山东省昌邑县青乡史家庄80岁老汉史学义在集市上舞彩球。　

　　1985年春节期间，山西省原平县的农民在表演《骑驴赶集》。

　　1995年春节，甘肃庆阳地区富有特色的民居——“地坑院”迎来了舞狮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