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常常怀念蔡元培？

 

黎在珣

 

20世纪初的北京大学一直是后来大学教育无法企及的一个梦想。1916年12月26日，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发布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从此，不只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个丰碑式的人物——蔡元培——诞生了。

蔡元培让人念念不忘的，有“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的办学方针。

蔡元培后来的许多大学校长，总有一个被作为前提接受下来的东西，那就是人是作为类而存在的，那么，他们就应该是共同的，因此他们热衷于追求一个普遍的东西，一个要大家都接受的秩序。这对一部分人来说也许是适当的，但对另一部分人而言，却是痛苦的，因为现实中人和人的性格、能力和志趣等常常是不同的。

蔡元培让人念念不忘的，有简政放权。许多人包括现在一些名牌大学的校长一旦拥有权力，就会产生一种使用权力征服他人的冲动，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任意地支使着在下的人们。他们不仅不会简政放权，还喜欢揽权，常常做越俎代庖的事。而蔡元培则不然。陈独秀到任后，凡北京大学文科“人事、行政，一切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不稍加干涉”(罗章龙：《椿园载记》)。

蔡元培让人念念不忘的，还有他礼贤下士，不拘一格延揽英才之举。记得杨福家教授说过，他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当校长，一个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延揽精英人才。

蔡元培就职当天上午，就到西河沿的中西旅馆走访陈独秀，劝说陈独秀到北京大学就任文科学长。汪原放当时和陈独秀同住在旅馆，他在日记中写道：“12月26日，早9时，蔡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从这天起，“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陈独秀被蔡元培的诚意感动，决定举家北迁，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陈独秀长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着手广延人才，充实师资力量。陈独秀给胡适去信，希望胡适“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胡适来往书信选》)。经过陈独秀等人不懈的努力，北京大学文科的面貌逐渐被改变。先前“教授和学生们多声名狼藉，他们时常放纵于赌博或嫖妓”(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67页)的现象也逐渐稀少。

用蔡元培的话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从此，“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所以有人说：“蔡元培慧眼识陈独秀，聘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由此创造了北京大学辉煌的历史。”

如果只是力邀陈独秀这样声名显赫的新派人物（陈独秀当时“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第55页），蔡元培不会收获那么多的敬意。让人敬佩的还有他在聘用教师时重学问重真本领，不像我们现在许多校长唯学历，甚至要查三代（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的学校）。

据一个名为《1949年后的梁漱溟》的书介绍，1916年隆冬的一天，当刚刚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向23岁的梁漱溟表达邀请他到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的想法时，梁漱溟说：“我才疏学浅，蔡先生美意委我重任，我怕但不起这副担子。论学历，我只是顺天中学堂的毕业生；论学问，我仅仅是近几年埋头自学，略知佛学一二，并不精通印度哲学。”

在解释自己的决意时，蔡元培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的看法是，一座大学，学生自然是来深造的，先生又何尝不是来深造的呢？对一个大学教师的要求，要讲学历、资历，也要讲学问、本领，更重要的是真学问，真本领！全而专，固然好；不全而有一技之专，在一个方面有真学问、真本领，为何不可在这个方面为人师？不会还可以再学，再深造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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