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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文化遗传的基因——思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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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因是结构和功能的统一体。
已停止功能活动的机体是没有思因的，所以，不要想通过尸体解剖找到思因。 ―作者
“思因”一词，是作者为了描述方便“创造”的。意为“思维的基本因子”。词形与“基因”相近。英文（因为我想将这本书翻译成英文，故又不得不造一个英文词）为ideogene。词头.ideo－ 源于希腊字idea，意思是思维、观念。英文中有 ideology（思维学或观念学）， ideosynchysis（思维混乱）等词的词头与之对应，加上一个人人皆知的词gene（基因），词意一看就明，即思维的基因。基因是生物遗传的信息基础，思因是文化遗传的信息基础。那么，思因到底是什么？怎样才能搞清思因的面目？这就是本章要讨论的问题。
思因的起源
思因起源于人类系统形成时
所谓起源，就是偶然性变成必然性的时刻，就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时刻。对任何事物的起源，人们都想知道那个时刻（是否有点儿过于好奇了？）。可我们对太远的过去和太远的将来知道得都太少，所以事物的起源总是成为谜。其实，那个时刻对我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时刻。在那以后，存在的就是应该存在的事，而在那以前，只有各种存在的可能性。
基因的起源是何时？怎样？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虽然，人们做了许多实验、模拟原始生命产生的经过，可谁知道他模拟得象不象呢？可是不管基因是何时生成的，怎样生成的，它已经存在了，而且我们可以较确切地说它就是生命的信息基础，这就够了。基因存在这一事实至少告诉我们两件事：一是曾经有那么一个时刻，基因这种信息形式成了现实；二是在那个时刻以前基因只是一种存在的可能性，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我们知道，地球形成以后的头10几亿年是化学进化的时代，也就是“基因”处于种种可能性中的时代。那时的地球就象个大的化学反应缸，各种元素在高能（宇宙信息）作用下起着反应，生成各种各样的分子。总的趋势是生成稳定的、可缓冲巨能冲击的分子。当然，生成的这种稳定性较强的分子，若能长久地保住它的稳定性就最好不过了。换句话说，这种分子能永远存在就好了，这种性能能遗传就好了，因为这样就会使刚形成的地球系统稳定了。象我们前面说过的，地球系统的稳定需要生物系统的存在。这就是生物系统或基因出现的必要性。必要性是偶然向必然转化的动力。
基因就是在信息作用规律必要性的要求下偶然产生的。当然，只有组成基因的核酸还不算是生命。只有同时有了蛋白质的情况下，才能构成一个较完整的生命机器。同样，蛋白质和生命现象的存在也是“必要的偶然性”。
我抽象地描述一下基因的起源，是为了更好地解释思因的起源。从基因产生的经过我们可以得知，在地球系统形成以后的化学进化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产生基因的可能性，而考虑到生物系统的生成才出现了基因这种信息的。严格地说，是出现了基因这种信息形式才产生了生物系统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基因出现以前也有许多种化合物产生，有些化合物的分子量可能也不小，但它们没有自我复制的功能，也不能与蛋白质很好的耦合形成一个系统。所以那些化合物没有成为生命系统的基本信息形式。但它们仍是地球系统的成员，基因（核酸）只不过是众多分子中的幸运儿罢了，因为它代表了信息进化的方向。基因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系统的形成。
与生物系统相比较，通过类比，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思因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系统的形成。相似地，在人类系统出现以前，思因就象生物系统形成前的基因一样，只是一种可能性，一种必要的可能性。在生物系统生成以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分子（生物系统生成后也一样存在）。分子的质和量之间都有本质的差异。只有核酸这种“质”的分子才能构成有自我复制功能，并能指导合成蛋白质的生物基本信息。同样，在人类系统出现以前，生物系统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思维方式（对环境的反应方式，这些方式在人类系统产生后也可存在，就象基因产生后还有万千的化学世界一样）。但这些思维机制还不是思因（就象各种其它化合物不是基因一样）。因为那些思维机制虽然能维持其存在，但不能象人的思因那样能高效、准确地复制，更不能通过高效的媒介传播而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以，思因是思维方式 在生物系统中质变的结果，就象基因是化合物在地球系统内质变的结果一样。关于思因是怎样产生的，在文化进化一章中还有论述。
思因是人类特有的信息形式
现在读者急于知道的可能是，思因到底是什么。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我所能说的就是思因有哪些特点、功能等，我可以说思因不是什么，但很难确切地说它是什么。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讨论文化遗传学的规律。就象达尔文和孟德尔不知道遗传因子（后被称为基因）是什么，照样发现了生物遗传学的规律一样。
思因是一种信息形式，是宇宙守恒信息的一部分。所以从本质上讲也是一种波。但它不象基因那样借化学能的有序形式来行使功能。思因不是纯化学的，不是纯结构的。思因的存在形式是化学――物理的，是结构――功能的。与思因研究关系最密切的学科是生理学和心理学，前者从结构解释功能，后者从功能的角度说明存在。
思因是人类所特有的信息形式。虽然广义地说，所有生物都有思维的能力，而且有些高等动物也有它们自己的、人所不能理解的语言。但那些思维因素都够不上被称作思因，原因是这些思维机制不能完成复杂的抽象思维以形成象人类一样的高精度语言、文字。我愿意把思因这个名字只冠给人的思维因子，而不是泛指所有生物的思维因子，是因为思因是所有地球上思维机制的最高点，有如基因是所有地球上化合物的最高点一样。所谓的最高点，意为新系统形成的转折点，化学进化达到最高点后形成了生物系统。生物进化达到最高点后产生了人类系统。思因是人所特有的，是因为由思因作用所产生的思想和文化是人所特有的。我强调思因是人类特有的信息形式，并不否定其它生物也有思维或语言。我的意思是它们思维机制的质还不够高，不能代理信息进化的主流（详见文化进化）。
思因的产生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因为人类系统是生物系统的子系统，人类的出现有赖于生物系统的存在，而人类系统的产生又增强了生物系统存在的稳定性。思因的存在取决于人类生物结构和功能的完善。可以这样认为，一切生物的进化经历都是在为思因的出现打基础。生物从无神经系统进化到有神经系统再到有中枢神经系统，从单细胞生物到多细胞，从单胚 到三胚层，从无性繁殖到有性繁殖，从卵生到胎生，从变温到恒温，从单循环的血液系统到心肺双循环等等，这一切进化都是基因量变造成的。而所有这些结构和功能的进化又无不带来思维方式（就是对环境反应能力）的质的改变。结构愈复杂、功能就愈精确。当生物进化到人类时，其结构已是如此地完美，以致在这些精美的结构基础上形成了思因这种信息形式。
思因信息是以基因信息为基础的，同时它又是基因信息的继续。思因的作用结果，是通过基因制造的精密结构，把地球等环境来源的物理信息梳理一番，反射出去。之所以说它的信息形式是化学――物理的，就是说思因不象基因那样以纯化学的形式存在，可以被提取、纯化。科学家可以指着一个试管说“这里面装的是就是基因”。然而至少现在人们还不能分离出思因。因为思因是一个功能单位，是使人们形成概念的功能单位。但人们现在还不能确定人脑是通过什么机制形成概念的，也不知道记忆的存在形式。曾有人试图从大脑中（老鼠的）提取记忆蛋白或“学习”蛋白。我不认为这是个好思路。因为记忆不会是纯结构的、不会是纯化学的。记忆是人类复制的思因，它是在结构（而且是整体结构）基础上的一种功能状态。所以离开了功能整体，结构就失去了意义。一个思因就是人脑结构的一个功能状态。结构是由基因提供的、是基础，功能就是思因，是把信息从结构中提取出来的过程。
思因是存在于潜意识中
我请读者原谅我的无能，我实在说不出思因“是”什么。思因是在心理学家所说的“潜意识”中的。我很欣赏精神分析家对人格的观念划分，他们把人格在观念上（而不是在结构上）分为原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所谓“原我”是指人格中最原始的部分，包括各种欲望（生存欲、性欲、攻击欲等），原我被认为是生活的能源。原我的功能活动一般在潜意识下进行，人们无法直接意识到。只有通过梦、催眠术、自由联想或精神病人的症状等状态才能间接地了解一些。所谓“自我”，是可以被自己意识到的“我”的成份，其主要功用是协调自身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感受现实的同时接受超我的批判和制约，把原我的无休止的欲望限制在现实允许的范围内。自我的功能活动大部分是在意识状态下进行的。“超我”是社会加在人格上的压力，超监督自我控制能力的作用，它根据社会观念来监督是非善恶，从而构成原我欲望表现程度的准绳。超我的功能活动一部分在意识状态进行，大部分在潜意识状态下起作用。心理学家的这种人格划分，实际上是一种功能划分。思因就是界于潜意识与意识之间的，是把潜意识提升到意识状态的一种机构。所谓意识状态，我的理解是“用语言思维”的状态。因为意识状态下的一切行为都是合乎逻辑的，而逻辑是语法构成的，语法是语言的方法。所以，不管我们是否明显感到，意识状态下的思维都是用语言在思维。相应的，潜意识状态就是“不用语言思维”或“用非语言思维”的状态。当然，这儿说的思维是广义的、即指生物对外界的反应。这样，我们可以把潜意识和意识看作思维的两个阶段，但并不是所有的潜意识都能上升为意识。尤其是在思因出现以前（指其它生物），从潜意识上升到意识是很困难的，在有些生物简直是不可能的。
如果一定要说出原我等的结构基础的话，我认为原我就是生物各系统间的信息交流，可以通过外周神经的电化学反应完成，也可经血流系统通过激素（化学）作用完成。之所以称原我是“本能”，就是说，它是很“低”级的、生物性的功能，在我们感觉到以前已经结束了。这种功能可以不依赖中枢神经系统而存在。然而这的的确确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原我是很自私的，每一个欲望都要求无限度地满足。总之，原我存在于人的血液、神经、内分泌、呼吸、循环、泌尿、生殖、消化等各个系统中，以这些系统的结构为基础，并以它们之间的联系为结果。所有这些系统间信息交流（多半是电化学信息）的结果就构成了原我。因为原我要求无限度地满足，由于它的极端自私，所以它不需要和外人交流，也就没有语言（语言是为了个体间交流用的，个体内系统间的交流不必有语言也能被理解，因为个体内系统间交流所用的是另一种“语言”）。
自我是指各系统信息与人脑的交流。在自我范围内，我们是用语言在思维的，用语言在指导行动。因为自我机能是处理自体与现实的关系，包括自我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而在处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时就需要对原我有个度量、以决定它的外逸程度。在我的印象中，原我是“液态”的、无形的浑沌状态。它在人体内涌动、总想找个发泄孔，想上升到意识状态来。然而它量太大了，力太强了，象海洋一样。于是当原我的内容被体会到时，都是用词汇包装好了的，词汇就象桶一样盛着原我那液态的内容。这个桶是有形的，我们能感觉得到。包装原我以使自体处于有意识状态的目的是，便于自我认清他在现实中的地位，使无形式的内容具有了形式就可以进一步地比较。
在人类系统中，信息的流通是双向的。一部分信息极力想从潜意识里涌出来，还有一部分信息则从意识状态融化入潜意识的液体中。融化的信息就是“超我”。超我是一个原我和整个社会的原我之间的协调，是我的原我通过我的自我包装后经传播送到你那儿，再经你的自我进入你的原我。超我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原我总和，这一总和经社会成员的集体包装就形成了道德、法律等有形成份，可以把它当作全社会的自我，因为它是用语言表示的。个体的原我虽然要求无限度地满足，可处于社会中的个体的原我不可能完全满足，一个人的原我欲望可能是与另一个人的相冲突，或与所有社会成员的原我相矛盾。也就是说，原我和超我是冲突的双方，原我的满足程度要受超我的制约。超我限制原我的方式是通过自我，把有形的道德、法律等“社会自我”溶化入个体的原我中，从而使个体的原我要求超限度满足的成份不能外逸。在这儿，自我就象个双向的阀门，它一方面让超我信息流入原我领域，另一方面又让原我成份流出来，去构成超我的一部分（超我是社会成员原我的共性）。在原我的欲望得到最大限度满足的同时，又构成了对另一个原我的制约。原我是不可感知的，也就是不可直接交流的。原我的交流（即原我与超我的交流）一定要通过可感知的成份――语言，也就是一定要经过意识状态。
思因是构筑语言的基本单位
人类与其它动物的区别就在于，我们可以通过意识状态，通过语言，较顺利地交流潜意识的内容。我们能够汇集全体社会成员的原我以形成一个超我。这是其它生物很难做到的。由于有超我的存在，全体社会成员的原我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同时受到最小限度的损伤。应该指出，原我的欲望是为基因的生存服务的。欲望被满足的愈多，基因的生存能力就愈强。原我的无休止的欲望是由基因自私性决定的。有机的生物体无一不是基因的奴隶，机体尽一切努力维护基因的存在和传代。在人类，超我的存在成功地阻止了原我的相互攻击，也就有效地减小了人类基因的自私性。其结果，是使全人类的基因得到了比其它生物和平得多的生存环境。
超我的本质是集体原我，但超我的存在形式则是“集体自我”。因为没有一个个体能涵养这个大原我，这个无形的、无限的海洋。所以所有社会成员就都把他的原我包装成自我，并把这个自我显示给大家看，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构成了“集体自我”，形成了群体文化。现在，我们不难看出，文化的存在实际上是为了人类能更好地生存。更广义地看，超我的形成是基因的需要，人类系统的形成是生物系统的需要。因为超我增加了基因存在的稳定性，即人类系统的形成增加了生物系统的稳定性和有序程度。在人类系统内，基因的自私性受到了制约，就象拥挤的街道装上了红绿灯，限制个体的结果使整体得到了整洁。
在人类系统内之所以能形成超我，是因为有思因的存在。思因是处于潜意识中的，是意识的前体。它也象液体一样无形，但已不是无限的了，一个思因所含的内容上升到意识状态后就形成一个概念，即一个思因对应着一个词汇。所以，思因是原我的一部分，或者说思因把原我分割成了一部分（我不敢肯定），而这一部分原我会被自我以一个概念的形式感知。当个体把感知到的自我（概念）传播出去的时候，他就是在参与超我的构筑，参与文化的形成了。反过来讲，文化的形成就是由思因的作用的结果。
思因的功能
思因的主要功能是稳定母系统
在讨论思因的功能以前，先简述一下基因的功能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按前述的定义：文化遗传学就是用类比的方法，通过比较生物遗传和文化遗传现象，找出文化遗传的规律。所以，与生物遗传学比较，在本书中到处都是，这是我所用的主要方法。
广义地说，基因的功能是使地球系统稳定，因为从效果看，基因的存在，生物系统的存在，的确增加了地球系统的稳定性（见前章）。然而在另一方面，基因为了完成上述功能，必须满足以下条件：①保持基因形式和内容的基本稳定，使这一系统能长久地存在下去；②创造一个环境，使基因能够存在并繁殖；③改变其内容以适应母系统的变化。为了满足第一个条件，基因所要做的是有复制自己的能力。为满足第二个条件，基因就要有创造其自身的携带者的能力，也就是控制、指导合成蛋白质的能力。由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决定的机体只是基因的携带者。第三个条件的满足要求基因有突变的功能。因为只有那些在恰当的时候恰当地突变了的基因才能更好地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总之，基因的功能（狭义）有三：复制、控制性状和突变。如果没有这三个功能，生物系统就很难存在，地球系统的稳定性也就不强了。
比较而言，思因的功能是使相应的母系统――生物系统稳定，因为思因是生物系统的子系统（人类系统）的基本信息。同样，为了完成这个主要功能，思因的具体功能是：①复制②控制性状；③突变。在仔细讨论这三个功能之前，有必要把什么是思因的性状解释一下。
在生物遗传学中，所谓基因的性状是指在基因信息指导下所合成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在结构或功能上具有特殊性，人们就把这种蛋白质的特性称为一个性状。如耳垂的大小被认为是一个遗传性状。这个性状的特殊性在于蛋白质结构，而这个特殊性又是由基因决定的。所以性状是基因的性状。它们是对应关系，一个基因，一个性状。（也有一个基因多个性状，或一个性状由多个基因控制的。但性状总是相对基因而言的，没有无基因的性状。）基因是不可见的，而性状则是可定性的，定量观察的。人们正是通过观察性状和性状的变化来了解基因的。通过比较，我们能很容易地找出文化遗传的性状来。
文化遗传的性状是思因作用的结果，是在思因信息指导下形成的。性状是思因的性状，所以没有无思因的性状。思因是不可被意识到的（有点儿像基因，基因是不可见的），而文化遗传的性状则是存在于意识领域的，是可被感知的、有形的，以语言为基础的。其实，它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一切人类的文化就构成了思因的总性状。就如整个人的机体是基因的总性状一样。和生物遗传学相似，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文化和变化来了解思因。（关于性状是怎么形成的，性状的分类等见本节末）。
（1）思因的复制
思因复制是一个化学一物理的过程
我想先简述一下基因复制的过程，然后再讲思因复制的问题。
生物遗传信息的传递，无论是有性还是无性繁殖，都是通过基因的复制来实现的。以原有的亲代基因为模板，复制一份完全相同的信息，从而保证了基因这个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持续存在。基困信息的形式是借分子内原子的有序排列形成的，所以基因复制的过程是化学合成的过程，因而也就需要有界面的接触。思因的复制就不同，因为思因不是纯化学的，所以要求的界面关系不严。由于界面关系的不同，复制的方式也就不同。以基因而论，因为受界面传播的限制，所以新生个体的信息（生物信息）来源只能是亲代。在文化遗传，因为无界面限制，信息可通过媒介从社会的各个角落传来。（关于文化遗传的特征请参见第四章）。
从哲学角度讲，复制就是继承，就是保持事物形式的稳定性。生物基因的复制在保证物种稳定的同时，记录了生物进化的结果。生物所复制的是其祖先进化的结果，同时也是新历程的起点，突变就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文化遗传的思因复制也是继承的终点，进化的起点。因为对思因到底以什么形式，存在在何处还不了解，所以我们还不能象讲解基因复制那样说出一整套来。但我们还是可以推测出一些来的。
基因的复制是比较简单的，所需要的是模板，原料（包括合成新DNA的核苷酸、能量及合成酶等）和环境（生物机体）。DNA的双螺旋打开后就成了两个模板，按照碱基互补原则，分别生成两条子链，亲代留一份，另一份就是子代的了。从子代的角度讲，其信息来源只是它的亲代（有性繁殖是双亲），称信息源的单一性。而从亲代的角度讲，一次生物信息的传播活动（复制）只能产生一个子代，表现为传播效应的单效性。用于合成新基因的原料是化学物子。整个复制环境也是个化学反应的环境，液态，恒温（在哺乳动物）等。在文化遗传中，思因的复制就复杂得多了。首先，信息的来源不是单一的。思因复制的模板不是存在于一个人的头脑中的，而是存在于全人类的头脑中。除新生儿外（假设胎儿是没有思因的），都在复制着人类的思因（通过学习）。而同时，所有的人又都在被复制。一个人传播出去的文化信息可以被无数的人所复制。所以在传播效应上也表现为多效性。在另一方面，我们还不能肯定地说合成思因的原料是什么，所能说的就是，思因的形成要有人的存在。复制思因所要求的环境不是液体，而是感官。因为思因信息的传播更依赖物理作用。
思因复制的目的是交流潜意识
基因的复制结果是产生一个与模板对应的DNA分子；思因复制的结果，是在受传者的潜意识里留下一个概念融化后的痕迹。一个思因的复制就是传播者把他的思因（无形的，潜意识中的，概念前身体）用概念（或词，词是语言中可以独立运用的最小单位）这一有形的“桶”包装一下，传给受传者的“自我”，自我又把这个“桶”在“原我”里捞一把，于是原我就按照这个桶的模样（实际上是传播者的思因）在潜意识的液态中“合成”了一个思因。这个思因虽存在于潜意识的海洋中，可任何时候，当“自我”需要时就可重新被感知，以词的形式出现在意识中。思因好象是有形的液体，或者是对形有记忆的液体。一旦思因复制成了以后，它虽然散在于潜意识的海洋里，可它已对“形”有了记忆，可以随时从无形变为有形。现代神经解剖学的发展可以对这种“由无形变有形”的能力做些解释；科学家们看到，人脑中的神经细胞都不是“单线联系”的，每个神经元都向外发出许多突触，与不同层次，不同部位的神经细胞广泛接触。另一方面，每个细胞又都不止接触一个它细胞的突触。所以人脑的神经在信息传播方面也是多元性（来源不单一）和多效性（去路不单一）的。神经元之间是以电冲动（物理的）联系的。这种存在于复杂结构间的物理联系就像海洋一样。一个外来刺激通过感官的感受，就把其他物理形式的信息（声、光、温、触等）转换成了生物电讯号，输入的电讯号形式是与感官的感受相关的。当这个电讯号进入大脑的“海洋”时，就会根据讯号形式的不同引起不同的细胞群产生电兴奋，形成一个功能性的联合体，就是我所说的思因了。被兴奋的细胞并不聚集在一起，并不因功能上的联系而发生什么结构的改变，“海洋”还是海洋。然而在这个海洋中已有“桶”度量了一次了。一个思因可能就是一组神经细胞的兴奋状态，思因的不可提取性就在这里，因为它是存在于结构和功能之间的。
因为思因不是纯结构的。所以我们很难说形成思因的原料是什么，也很难说形成的思因是什么。如果有朝一日人们能肯定地说记忆是以什么方式存在的话，我就可以说出思因的存在方式了。
思因是人类系统的基本信息，其他生物没有思因，也就没有思因的复制活动（这样绝对地说，我是很心虚的）。为什么呢？所谓思因的复制，就是通过意识状态传递无意识领域里的内容。思因从传播者的“海洋”里跳到受传播者的“海洋”里。在“跳”的过程中要经过传播者，受传者两个“自我”的塑性，不可否认，一般生物都有“原我”，即本能的存在。但我们不能肯定说动物有“自我”，更不敢说它们有流畅的“自我”交流体系。所以，它们的“原我”的密闭性，是随着基因的复制而复制的，是生下来就有的“本能”。它们的原我还不能象人类一样很准确地跳来跳去，在人类，传播者潜意识中的思因，经意识状态传到受传者的潜意识中后，会形成与传播者相同的思因，复制时间表示思因对基因的依赖性，即相同的神经电兴奋，这就是思因的复制。
思因的复制是发生在基因复制之后的，就象人类系统产生在生物系统之后一样。图3-1表示在人的生命周期内，生物遗传和文化遗传事件发生的时间。
在繁殖过程中完成基因的复制。
②、③在胚胎发育和生长时成为基因的载体和子代基因的制造者。
③ 降生后开始文化基因的复制（思因的复制），复制以死亡为终。
③、④ 成为思因的载体和“模板”。
如图所示，生物遗传信息的传递主要在婴儿出生以前，而文化遗传信息的传播活动主要发生于婴儿出生以后，并且“活到老学到老”，思因的复制持续一生。思因的复制是以基因产物为基础和起点的。
基因和思因的复制活动有很大的差别。在基因，复制活动发生在细胞活动周期的某一特定时期内（称S期）。在S期细胞主要进行基因的复制活动，也就是DNA的合成。而基因的另一个功能，指导蛋白质的合成则主要在另一个细胞时期内进行（G期）。所以，在生物遗传中，复制的性状控制功能在时间上是有先后的。可是，在思因的复制过程中，一定要经过意识状态，即思因若要复制，先要合成相应的性状，把这一性状传给受传者后，再由受传者把性状化成思因。因此，在文化遗传中，复制和性状控制的功能活动是不分的。复制的过程就是指导合成性状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单纯讨论思因复制很困难的原因。讲复制就必然要涉及性状控制，所以下面我们就讨论性状控制的问题，同时也能进一步弄清思因复制的一些细节。
(2) 思因性状的生成
性状是可以感知的
讲起性状来话就多了，因为它是可被意识到的，有形的。不象思因那样，那是关于思想的思想的思想。当人的思想深入到意识边缘的时候，所要思考的就是不可思的东西了。此时的思考就象水中捞月一样，刚一着手，它就化了。我只能说“哪有个月亮”，可我不能拿给你看。
基因的性状是生物信息作用的结果，是“DNA RNA 蛋白质”中心法则的具体体现，生物信息作用从DNA经RNA流向蛋白质，使蛋白质具有了基因所需要的结构和功能。一旦这一结构和功能具有了特征性，或因变化而被人察觉了，我们就称它为一个性状。性状是人们对客观存在的主观划分，所以性状是以人的感觉为前提的。例如，色盲这种遗传病被认为是一个性状。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人体蛋白质的一个结构或功能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特征。如果人类中没有色盲这种现象，没有异常或特殊性，“色觉”这个性状就可能不存在。性状是通过比较鉴别出来的。对不能构成相应对比的事物人们就不能分类。另一方面，所谓基因的不可见性不是指我们看不见DNA分子。我们通过一些实验方法（如X线衍射，分子杂交等）的确可以认出DNA分子。但是人们不能武断地说“这一段就是某某基因”，我们能这样说是根据性状的变化。因为这段DNA分子如果发生了变化（缺失、重复、改变――突变），相应的性状就发生了变化。人们正是通过性状的可被察觉的变化，来判断基因的有无的。也就是说，对“不可见”的基因的分类，是以“可见的”性状为依据的。
在文化遗传中也是如此，思因是存在于潜意识中的，不可感的，所以我们只能通过意识范围内的性状来研究思因的作用规律。和生物遗传学一样，通过可见的现象研究不可见的现象，或者说研究那些不会被直接感到的现象。人们习惯于把被藏起来的现象称为规律。细想想，哪个规律的发现不是从现象（可见的）着手的呢？人们先用现象来发现规律，然后又用规律来解释现象。可以解释现象的规律会被视为真理。可令人烦恼的是现象总是在增加，“真理”并不能阻止现象的产生，倒是现象导致新“真理”的产生。到底有无绝对的真理？我的回答是：“难道有吗？”如果有人问我：“你是否在追求绝对真理？”我将回答“是它在追我”。
那么，思因性状是怎么产生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想预防性的回答另一个问题；也许有人问“是先有思因的还是先有性状的？”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在文化进化一章里也有讨论，我这里先说一下简单的答案：“同时有的”。这个答案有助于我们讨论性状产生的问题。
性状产生就是语言生成的过程
我们说思因的性状是可思的，实际上它就是语言及与语言类似的一切人造的抽象符号体系。所以，思因性状产生的问题就是语言是如何产生的问题。同时也是心理学家所说的“自我”是如何产生的问题。
语言的产生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因为，它已经产生了（一般说来，存在的或曾经存在的都是必要的和必然的）。人类的语言在信息守恒方面似乎意义不大。因为人们用于说话的能量相对而言是太少了，可以忽略不计。但语言的出现在信息进化上却有重要的意义。由于人类有了语言，所以不但可以使本我的思维上升到自我而被意识到，而且还可以通过语言交流思维（包括自我和本我）。更重要的是，由于语言的存在，“自我”之间可以比较，融合，最后形成“超我”。超我的存在使人类系统更稳定，也就使生物系统的有序程度提高了。这就是语言产生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所在。虽然从系统形成的角度讲思因与其性状——语言是同时产生的，但具体分析问题时，还得有个先后。我们倾向于说语言的产生是思因作用的结果（在生物学中，人们说蛋白质的产生是基因作用的结果）。意识活动的基础是潜意识。语言的功能是把潜意识中的思维提取出来。就是把那些浑沌的，无形的但又是构成一个思因的思绪包装起来。我们用包装好了的，有形的语言进行有意识状态下的思维以形成“自我”。
我对回答“语言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之类的问题不感兴趣（主要是回答不了），感兴趣的是语言是怎么产生的。而对这个问题也只能做一些猜测性的解释。从生理上讲，语言的产生需要有能组织语义的中枢神经系统和能造出不同音高、音强、音长、音质的发声器官，包括能活动的主动发音器官（如：唇，舌，软腭，小舌，声带等），和不能活动的被动发音器官（如上齿，齿龈，硬腭等），还有发音的储能器——肺，和扩音共鸣器——口腔，鼻孔，咽喉等。语言的生理基础代表着生物进化的最高点，它使“语言”这种信息现象成为可能和必然。所以，人类语言之所以能够产生，首先是因为我们有这么完善的生理基础。生理活动是心理活动的起源和基础。由于人类的生理机能高度发达、协调，才有心理机制的精确、复杂。从心理的角度讲，在语言出现以前，就已有模糊的“自我”了。此时的动物（还不是人）对过去的经验有印象，这种印象是生物体自身信息交流结果在大脑中的储存。也就是说，动物能把潜意识的思维归纳成一个不十分确定的“思因”了。为什么不确定呢？因为这还只是它自己的“思因”。它还没办法与同类比较以把这个“思因”确定来。即动物的“自我”还没真正形成，因为它们还不能通过“自我”的交流以形成“超我”，它们的“语言”还不是社会性的，还不能被其群体成员真正理解以唤起与传播者相似的潜意识思维。例如，某种高级动物在一个事件中，无意之间发出了一个有一定音形的声音，而且这种声音在它的作用对象上产生了一个影响。于是，已有初级“自我”的动物就对此事件中它所发出的声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时，它也许就忆起了以前的那个印象，于是发出同样的声音，希望产生同样的结果。可是，在那个声音真正具有语言的意义以前，希望的结果总是落空。原因是传播者的内心体验（潜意识）经表达后，并不能引起受传者相应不变的内心感受，不能被受传者所理解。如果第一次的嘷叫表达了一种胡说八道心理，被理解了，而这次同样的表达可能就被曲解。不被理解的原因很多。从传播者的角度讲，由于受语言生理条件的限制，它还不能形成稳定、精确的自我意识，发音器官也不能保证音形的稳定，所以很有可能因为它表达的失真而造成曲解。在这种情况下，传播者前后两次传播活动所要表达的内容可能是相同的（也可能不相同，那被曲解的可能性就更大，因为传播者自己都不知道传什么。），可是生理基础的薄弱限制了表达，使两次表达所采取的形式出现差异，这当然是很难被理解的。例如，第一次表达厌倦心理时，传播者口唇紧闭，声带振动，气流从鼻腔流出，发出一个有一定音强和音长的辅音[m]。而再次表达同样心境时，它却把口唇张开了，虽然音强、音长等与上次的可以相同，可是由于这次发音声门以上的发音器官不形成任何阻碍，呼出的气流可以畅通无阻地通过咽腔，口腔或鼻腔，于是就形成了一个[a]元音。[m] 和[a]可能被用来表达同一个内心体验，也可能在表达另一个内心体验时被应用了，这种内容和形式不能稳定结合的“语言”怎么能被理解呢？更何况决定一个音形的因素还不止口唇这一项，任何主动发音器官的功能改变都能改变音形，也就都能影响语义的传达。所以语言的产生不仅需要传播者能随心所欲地控制发音器官，而且还要求他能对控制的结果，即所用发音器官的组合有精确的记忆，以便再次应用。在另一方面，如果从受传者的角度分析语言形成以前的传播活动，就会发现造成传播失败的其它原因。在这里，我们首先假设传播者的表达是准确无误的，即先后数次表达的内容和形式是稳定的，为表示厌倦心理就总是用[m]辅音。可是准确无误的表达是否一定能得到准确无误的理解呢？不一定。同样是受生理机制的限制，要受传者从一个声音中抽象出一个概念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首先，若要理解传播者的抽象讯号，受传者自己得有抽象的能力和经验。要理解“他讨厌我”这个概念，受传者自己要有讨厌其它事物的经历，并曾思考过怎样表达它。只有这样，当传播者发出“我讨厌你”的讯号时，受传者才会意识到“讨厌”的含义和传播者所希望的结果。而且，只有当传播者的讯号和受传者的经验性表达接近时，受传者才能较全面地理解传播者的意图。
由此可见，要完成一个圆满的传播过程是十分十分艰难的。语言的功能不仅是意识自我，更主要的是使别人意识到这个自我的存在。这就是语言学家认为的语言的功能，他们说“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非常科学的定义!)。可人类能制造出这个“工具”是多么伟大!(或者该说，这个工具能制造出人类？)。很难想象语言的产生要经历多少年，经过多少次失败的传播。我们可以从孩子学说话的过程看出人类语言产生经过的缩影，这个过程重演了语言(文化)进化的过程，就象胎儿的胚胎发育重演了生物进化的历程一样。
一个健康的婴儿刚生下来时和人类的祖先一样，只有生理性条件反射，有良好的感官和发声器官。一句话，有了制造文化信息和接受信息的生理基础。但他还不能理解成人传给他的语言信息，更不能用语言与成人交流。可为什么孩子可以在短短二年的时间里就能学会经过数万年才形成的语言呢？关键是环境，确切地说是传播者的文化水平。人类语言的形成过程之所以要上万年，是因为那时没有人“会”语言。人们要经历无数次失败的交流才能“达成协议”，公认一个声音代表某个特定的含义。因为每个人都独立思考自己以形成一个“自我”。而独立的“自我”相遇时就会产生矛盾；有的以[m]表示厌倦，有的以[a]表示，还有的用[m]表示满足。要让这些“自我”相互融合，形成一个“大我”，语言就形成了。这种形成“大我”的讨价还价是十分麻烦、耗时的，因为谁都认为自己的对，想成为绝对权威，而谁又都成不了裁判语言的绝对权威。这种现象在今天的婴儿说来就不存在了。因为他身边的每个成人都是“权威”，都能对他说的语言进行裁判，所有的成人都“会”语言。从传播者的角度讲，我们不能准确无误地表达我们的思维内容。一开始时他一定是不理解的，可是我们的确明明白白地知道那个语言的含义，于是就反复地把一个声音和一个事物联系起来向他传播，并通过对他的反应加以褒贬赏罚来加强其印象。于是这种准确无误地重复(这正是人类祖先们难以办到的)和数次奖赏就使孩子理解了所传的内容。最难懂的就是最先学的几个词，因为孩子要通过它学会“懂”的方法。(在人类语言形成过程中也是如此，最难形成的就是早期的一批词汇，人类要通过它们学会形成语言的方法)。从受传者的角度讲，孩子要能对以往的传播经历有记忆。在这方面婴儿并不比人类祖先占有更多的优势。和远祖一样，孩子也先形成一个独立的“自我”，随后他就用这个“自我”和社会交流。这次他非常不幸，他的“自我”总是与社会矛盾。观察孩子的学语时期，我们会发现他总是在不停地讲，讲那些他懂而我们不懂的话。他在试着把他的“自我”表达出来。要是在远古时代，他的许多“语言”也许会被大家公认而成为公用语言。可不幸的是现在的人们已感到语言够多了。于是所有那些我们不懂的“语言”就都被视为“错误 ”，并强行一一纠正。我们只承认现在的语言是正确的，所以毫不留情地扼杀了许多孩子们创造的词汇（那怕我只记住一个我所创造词也好哇，都没有了，真有点儿可惜）。正因为如此，因为我们有这个严厉的审判官（现存语言），语言的学习过程才能在短期内基本完成。
语言的产生是思因准确复制的前提
现在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思因复制的问题了（请读者原谅我论述的不严整，这很难避免）。在前面我说过，所谓思因的复制实际上就是通过语言使受传者体会到传播者的思维内容，即通过有形的思维得到无形的思维。复制过程的关键是，人能把潜意识中的思维有形化，使那些星云一样的、非线性的思维变成线性的、易于表达的思维。虽然思因的关键步骤是在潜意识中完成的，目前还不能确切地讲出上述思维转换过程的机制，但我们通过观察意识领域内的传播活动也能加深对思因复制的了解。意识范围内的传播活动（即“自我”的交流），既是思因性状的存在形式，又是思因复制过程的中介体。所以，许多学科都对文化传播的问题感兴趣。我认为，文化传播只是思因复制过程中“有形”的阶段，文化传播的实质是通过教育和学习，完成思因的复制，使社会新成员得到一份思因拷贝，而拷贝的组成则是全体社会成员乃至全人类的思因总和，即与“超我”对应的，潜意识的思因。其它比较关心教育的学科有人类学和社会学。人类学对教育的观点是，教育是传播文化的过程，是同一群体内文化从这一代传到另一代。或者是跨群体的文化传播，文化从一个群体传入另一个群体。人类学强调文化知识是如何传播到群体中去的。社会学对教育的看法是，教育是社化的过程。社化过程是指个人与某社会群体结合的过程，所以社会学强调的是个人逐步学习，掌握本领，最终扮演一个社会角色。文化遗传学与上述两门学科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更多地注意了思维的有形成份，（所以人类学强调这种有形成份在人类群体中的播散、而社会学则强调播散的结果）而前者则认为，有形文化的传播是为了无形思因的复制，思因的复制又是为了基因的更好复制……，复制的目的是维护整个宇宙系统的稳定。
语言的产生使思因复制成为可能。这里所说的语言不是指一般的口头语言，广义一些的“语言”是指所有人造的符号体系。这些符号体系的存在形式可以是声，也可以是光、触、嗅等所有与人体感官对应的信息形式（参见“文化遗传学引论”一章）。符号体系的功能是使思因能更顺利准确地复制。粗略说来，人类所创造的语言有：口头语言、文字语言、数字语言、艺术语言、电脑语言等。不过所有这些语言的基础还是口头语言。
对口头语言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恐怕永远也说不清了。有位苏联学者认为，最初的人类语言只是某种姿势的伴随物；在声音可以分离开来以后，它们保留了姿势的含义。围绕这种说法，有许多有趣的理论，例如“汪汪”理论，它认为言语是通过模仿自然的声音（如狗叫、雷鸣或波涛）形成的。再有“感叹”理论，这个理论试图说明讲话是由偶然地表现感情――疼痛的、高兴的、害怕的、满意的――所产生的。其它还有“哟-嗨-嗬”理论，认为语言是用力使劲时发出的呼噜声演变的。我以为，这些理论都偏重语言的“声”是怎么来的。实际上，语义的来源比语音的起源更主要。而且语言的产生不仅需要传播者有精确地控制发声器官的能力，还要求他有用这个声音代表一个含义的能力。人类正是具备了这两种能力才创造出语言的。总之，语言的产生首先是发声与某些经验行为相联系，在这种联系稳定后，声音与特定的经验相脱离而代表一个抽象的含义，即不需要经历那个与声音相联的事件，只凭声音就能“感受”那个相关事件的经过。当这种抽象被公认以后，其声音形式（包括音高、音长、音强、音质及其变化）就是语言了。
语言的产生和人类的劳动行为也是不可分的。类人猿不是动物界中的强者。要猎得大的野兽就要联合行动。谢天谢地人不象狮虎一样雄壮，它们不用花很大力气就能得到猎物，余下的时间又都睡掉了。倒是不忙不闲的人类，因为要联合狩猎才有机会发展了信号交流，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语言。实际上，口头语言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如果地球环境没有大气，人不但不能有口头语言（声不能传播，因为没有媒介），而且连耳朵甚至整个人类都没有。反过来说，口头语言的出现是人类利用了声波在地球上的可传性和人对它的可感性而创造出来的。在口头语言产生的时代或那以前，类人猿一定也应用另一种“语言”—－体语，借体态、手势、面部表情传递信息的“语言”。这种语言的环境基础是可见光及其可感性。虽然这种语言现在也在被广泛地应用着、发展着，可它表达的不确定性和对可见光的依赖性减少了它的使用价值。相反，口头语言则表达明确，而且白天晚上都能用，当然就被优先发展了。可是口头语言本身还是相当无力的。它只是对潜意识的抽象表达，绝不能把所感到的，或所要表达的内心体验毫无遗漏地表达出来。当我们看到一个美丽的日落景色时，无论我们怎么尽力也表达不尽那种涌在心中的美感。恋爱也是最常见的“说不清”的感受。“太美了！”和“我爱你！”所表示的能占我们感受的多少呢？这种语言的乏力感迫使我们常常在表达过后加上一句“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以期望听者能从中体会到更多传播者的内心感受。
口头语言是乏力的，因此人们为了尽可能多地表达其内心感受，就又创造了音乐、绘画等艺术语言。艺术语言是人类借助声、光的可传、可感、可塑性所创造的另一种符号体系。它传达着一种模糊的信息，借以表达“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那部分内心感受，试图唤起受传者类似的感受。艺术语言更接近潜意识，也就更能唤起人们在潜意识中的感受，只是所唤起的感受还是“无法用语言表达”。
如果说口头语言是声音对事物抽象的结果，那么文字语言就是对口头语言中声的抽象。美国传播学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谈到文字的产生时说：“人类在学会把声音和它们指的对象分离开以后，又学会了把声音同发出声音的人也分离开来，从而使它们更易于携带。”这里第一次分离是指语言的产生，第二次分离是指文字的产生。与口头语言一样，文字语言的产生也经历了漫长的进化过程。大约在二、三万年以前，人们为了表达某种感情或记录重要事件就开始在岩石上作画了。内容多是与当时生活密切相关的。如告诉后代画下的野兽特别凶残，怎样才能降服它等。而绘画者一定是先向其传播对象口头讲解了那画的含义。渐渐地，由于画看得多了，也听讲得多了，当再碰到类似的画儿时，即使讲解的人不在场，人们也看得懂了。此时，绘画符号就具有了文字的意义了。因为它已成为一种公认的，对该说的那些话的抽象物了。看到符号，耳边仿佛响起了传播者的话，内心也体会到了那些话的内容。一个思因的复制不再需要面对面的交谈，只要“面对面”就能完成了。文字的目的就是记录声音，通过记录语音，传达语义。
文字的产生，使传播活动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详见文化进化）。但是，由于文字是口语的抽象结果，所以它必然也存在口语的局限。也就是说，它也是无力的，不能表达所有的感受。而且它还失去了讲话时的环境、表情、动作、语调等伴随物，因此表现力更弱。好在这种弱点被后来出现的图像语言弥补了。图像语言因电影、电视等新媒介形式的出现而成为可能的，它是口头语言和文字绘画语言的综合，因此能更准确，更完美地完成思因的复制。
总结这一小节，我认为，语言、文字等文化基础产生的背后是有规律作用的，犹如蛋白质性状的产生是基因作用的结果一样。文化性状的产生是为了复制思因。所以，“思因→ 媒介→文化”就是文化遗传的中心法则。比较生物遗传的中心法则，“DNA（基因）→RNA（化学媒介）→蛋白质”。我们可以说，在文化遗传中，信息的流动方向是从思因，经媒介传播，到思因性状→文化的。与生物遗传不同的是，生物基因的复制（因为是化学的）不需要媒介就可以完成，所以由蛋白质到DNA的逆中心法则不必成立；可在文化遗传中，就一定要有“逆中心法则”的存在才能完成思因的复制。所以，文化遗传的信息流动法则实际是“思因→媒介→文化→媒介→思因”。其中信息处于媒介和性状（文化）阶段时是可感知的、意识状态下的，而思因则是在潜意识中的。还要强调的是，文化遗传的中心法则不是生物中心法则的延续。原因是两种遗传现象发生于不同的信息系统中，在形式上已失去了对应性。一个基因可以决定一种蛋白质特性，但绝不能决定一种思维状态，更不能决定一个文化性状。所以，我个人觉得，应该重新考虑行为遗传学的研究方向和方法（详见“文化遗传的启示”一章）。但是，文化遗传绝不是和生物遗传无关的。相反地，它们的关系十分密切，达到缺一不可的地步，因为这两个现象所发生的系统是母子关系。没有孩子，母亲一词就失去了意义。当然，没有母亲，孩子也就不能存在了。
（3）思因的突变
性状的改变反映思因的突变
这又是个不得不讨论的难题。思因连形态都没有，可怎么讨论它的变化呢？和以前一样，到生物遗传学中去找开门的钥匙。
在生物遗传学中，突变是指遗传的物质基础发生了改变，包括DNA分子中碱基的改变和染色体畸变。到目前为止，人们发现突变的方法还不是直接去检查遗传基础，不是去看DNA分子中碱基是否多了、少了或变了。新突变的发现都是以变异的存在为前提的（所谓变异，是指性状的改变）。也就是说，我们还不能直接察觉基因是否发生了突变，我们要通过可观测的性状变化，推测出基因发生了突变。随后要花很大力气才能找到（有时还找不到）基因改变的部位。应该明确的是，突变是改变而不是创造。改变就要有被修改的对象，就象我们改写错别字一样，要先有个写错的字在那儿才能去它把改正过来。只是基因的突变常常是把写对的字改错。当那些“字”没错儿的时候，我们对它没什么异样的感觉，或简直就没感觉。可一旦错了，我们就感到了。基因若不突变或有变形的话，我们干脆感不到有那个基因存在，而一旦突变发生并引起性状改变了，这才引起我们的注意。如果基因的突变没有引起性状的变异，我们也不能察觉到这个突变。
文化遗传与生物遗传相似。我现在也还没有办法直接观察思因的变化，因为它是存在于潜意识中的、无形的。所以只能通过观察意识状态下，文化性状的改变来推测思因的突变。这样，我把发生于潜意识中的、无形变化的问题，引到意识领域里来讨论了。还有一点相似之处是，思因的突变也是改变、是更新。至于新思因是怎么产生的问题，更详细地放在文化进化一章中讨论。
“新”概念的产生是思因突变的结果
在生物遗传中，一个基因是DNA上的一个功能片段，它可以指导合成一个多肽链或一个酶，即所合成的蛋白质已初具规模，可以独立进行一些功能活动了，它的改变也很容易被察觉了。那么，怎么定义一个思因呢？我想应该这样：一个思因，是指人脑（或神经系统）的一个功能状态。在这个状态下，有关的潜意识思维可以被以一个词的形式感知。思因与词相对应，是因为词是语言中可以独立运用的最小单位。美国语言学家布鲁姆菲德（Leonard Bloomfield）曾给词下定义为“最小的单位”。也就是说，词是语言中最小的功能单位，是意识状态下借以思维的最小单位，就象多肽链或一个酶一样，可以独立进行功能活动了。在生物遗传中，不是所有的基因都以合成蛋白质的形式表示它的存在。科学家们把基因分为两类：一是可指导合成蛋白质的，称为结构基因；另一种不直接为合成蛋白质输送信息，而是控制结构基因，告诉它何时表达、表达多少。人们称这类基因为调节基因。这种基因表面看来作用不大，实际上是“后台老板”。在文化遗传中也有类似的现象，有些词似乎无直接含义（如地、的、是、故），但语法意义极大，它们协助由词形成的概念构成句子，从而表达较完整的思想。词所代表的概念是有形的、很稳定的，但概念背后的思因则是不稳定的、多变的、无形的。例如“热情”一词，当传播者首次向我传这个词时，我在接受了这个词形的同时，得到一个词义，也复制来了一个思因。内心感受是“亲切、大方、好交际”等模糊的印象，我把这些相关的思维都放到“热情”这个包里了，并贴好一个标签说，“这里面放着‘热情’”。以后我再有这种感觉时，我就直接读标签说“他很热情”。但这只是我的包儿，你可能也有个贴“热情”标签的包，可又有谁知道那里面装的什么货色呢？可能与“和蔼、幽默、受人爱戴、可靠、聪明、快活、美丽、有想象力、强壮……”等有关的感受都被包进去了。所以，对一个词来说，其概念的内涵是常被人们当做标准、定义来用的，它把人的思绪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而概念的外延则更能体现传播者或受传者的内心世界，因为外延代表一个概念的不确定性。
我对词和概念等问题发一番议论的目的，是为思因的突变找一个可观察的标志。在生物学方面，如果生物的结构和功能上出现了新特征，而且这种特征还能遗传给子代的话，我们就会推测说，其遗传物质的基础发生了突变。相应地，如果人类文化中出现了新概念，并由此产生了新思想、新技艺，我们也可推论说那是突变思因作用的结果。是新概念的产生，使我们有理由推测说思因发生了突变。
那么，思因突变到底是什么变了？怎么变的？回答还是要借助于生物遗传学。在基因发生突变的情况下，我们知道是DNA中碱基的顺序发生了变化，或者有遗传物质（包括染色体水平）的增多和减少。突变的方式也就是与DNA变化相关的化学反应。由于思因不是纯化学的、不是纯结构的。所以从生理的角度讲，突变的是神经系统的一个功能状态，可能是神经元之间的联络方式发生了变化。从心理的角度看，突变的是潜意识中、与原概念相关的思维。突变常常不是对原思因的全盘否定，而是局部的修改，是对旧思因反思的结果。
突变是发生在复制活动之后的。在传播压力下，人们接受了一个概念就等于复制了一份思因。在此以后，当他再接收到与该事物相关的信息时，他总是先去查他自己的“思因库”，去看已有的思因是否能容纳这个信息。在意识领域里的反应就是，看新信息是否在旧概念的内涵之内。如果新信息仍可被旧概念所概括，说明这个信息只不过是已有概念的一个合理的外延，受传者接受这个信息只是该思因的进一步复制。用更直观的话说，就是加深了我们对一个概念的认识，并没改变我们对这个概念的依赖。相应地，思因也没发生突变。在另一方面，如果新获得的有关一事物的信息，与已有的概念对不上号时就可能发生突变。突变可以分为两种情形。其一是，对这一新信息以往没有过解释或解释不了。这个内涵需要一个新的包装和标签，也就是要形成一个有新名称的概念。如果不这样，与新概念相关的潜意识，思维就不能进入到意识领域来，或进来后造成思维混乱。所以这种突变的结果要求在意识领域内有个了相应的新外壳、新词汇。新词汇是对已知事物进行解释的新概括，例如，十七世纪的科学家们发现机械波的能量传播需要空气、水或固体作为媒介。而光是电磁波，于是认为它的能量传播也该有媒介，似乎这样才能解释光的传播。然而对这种媒介以往既无认识，也无描述，所以只能把它所该具有的性质作内涵，冠以“以太”的名字，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概念。另一种突变的情形是较隐蔽的。在这种情况下，突变的结果并不使与概念相关的词汇发生改变，可概念的内涵已发生了质的改变。因为在意识状态下的词汇不发生变化，所以不了解内情的人就不知它已发生了变化。与前一种突变不同，在前情况下“新词汇是对已知事物进行解释的新概括”，在这里则是对旧概念的新解释。例如“原子”的概念，在它最初形成时，其本意是指构成世界万事万物本原的最小粒子，认为世界是由原子组成的。可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观察到现象的增多，旧的原子的概念就越来越无力去描述和解释新事实了。科学家们先是发现物质的本原不是原子而是分子，物质是由分子构成的，而不是由原子构成的，随后又发现原子也不能保住其“最小粒子”的地位，原子是可分的。这样，在从“原子”这个旧概念中派生出一些新概念的同时，“原子”这个概念也已不再是原来的含义了。现在“原子”概念的内涵被定义为“参加化学反应的最小单位”。所以，今人谈起“原子”来和先人所言及的“原子”已大不一样了。
在思因突变事件中，并不是所有思因的突变机会都相同。与抽象概念相关的思因更易突变，抽象的程度越大，突变的可能性越大。我们可以根据概念性质的不同，分析一下这种情况。根据概念所反映的对象是事物的本身还是事物的某种属性，可把概念分为实体概念和属性概念。前者多用具体名词表达，后者多用抽象名词或形容词表达。如铁锤和金属这两个概念，前一个概念所反映的对象只是一种具有特定属性的实体，是个单独概念。而后一概念反应一类具有某些属性的物质，是个普遍概念，或者说是属性概念。很明显，属性概念的外延比实体概念的大得多。外延大就意味着该概念的适用范围广，同时也意味着受影响的程度大。因为外延指的是“具有概念所反映的本质属性的那些对象”，所以外延越大，对象越多。这样，其中任何对象被发现有了新的属性都会改变原概念的含义，使相应的思因发生突变。拿“金属”这个概念来说吧，古老的含义是“可以克木的固体，坚韧而有光泽的物质”。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人们渐渐认识到了更多种类的“金属”和相应的属性，现在说起金属，人们会说“它是”具有导热性、导电性和延展性等特征的一类物质，一般说来易失去电子成为正离子，其氢氧化物是碱，“而且有些金属是液态的”。虽然我们现在还用“金属”这个概念，可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因为与概念有关的思因发生了突变。而这种突变在实体概念中则少见，如“铁锤”、“桌子”等，这些概念总是让人想起其形状和用途，因为它太具体了，简直就没有变的余地。
思因的突变虽然可因词形和词义的变更而被察觉，但这也不是绝对的。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说，不是所有的思因突变都能在词上引起变化。另一个意思是，不是所有的词汇改变都意味着思因发生了突变。类似的现象在生物学中也有，即有些基因的突变并不引起性状的改变，而性状的改变又不完全是由基因决定的。不引起性状改变的基因突变可以称为“同义突变”，因为决定某个氨基酸在多肽链位置上的密码子不只是一个。例如，决定缬氨酸的密码子有四个（GUU、GUC、GUA、GUG），如果突变使其中的一个变成了另一个，密码子气所决定的还是缬氨酸，也就等于没发生突变，因为这不会引起性状的改变。可如果是GUC变成了GCC，缬氨酸就会变成丙氨酸，就会引起性状的改变。另一方面，性状的改变也不都是基因作用的结果，因为生物的生长发育（即性状的形成）是遗传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很难说那个性状是“纯”由基因控制的或“纯”由环境决定的。例如“身高”这一性状一般认为是遗传因素决定的。因为同卵双生双胞胎（遗传物质一样）的体重可以有所不同，可身高几乎总是一样。但环境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一性状。试想一下，如果在生长发育期间，儿童得不到足够的营养的话，那他即使有再好的遗传基础也“发挥”不出来。更极端地说，如果不给他食物的话，其遗传基础就会被彻底摧毁！在思因突变方面，似乎所有的突变都在词形或词义上引起了改变。可是，因为我们还不能精确地认清潜意识中思因的性质，所以很能难绝对地说“不存在不引起性状改变的思因突变”。但我可以较肯定地说，不是所有的性状改变都是思因突变的结果。与生物遗传相似，文化的遗传也有“环境”的影响。所谓“环境”就是事物赖以生存的基础。从系统的角度讲，所有“母”系统和“兄弟”系统都是一个特定系统的环境，这个环境无时不在影响着系统，决定着它的生成、变化和灭亡（详见文化选择和进化等有关章节）。生物系统中基因的环境是地理，气候等母系统（地球系统）其它生物“兄弟”系统等提供的。当然，太阳系统等其它宇宙大系统也是生物系统存在的环境。以此类推，影响思因活动的环境除了生物系统所具有的以外，还要加上人类系统本身。虽然最终决定思因发展方向的并不是人类（见文化选择和进化），但人类毕竟是思因活动最强的影响因素。各种文化性状的的产生是信息作用规律的必然结果，可这个结果的实现是人为的。以词的形成为例，人们先把事物装入一个声音信号中去，硬性地规定那个声音就代表该事物，随后又创造出各种书写符号来记录声音。结果把本来可以叫做“狗”的动物称为“猫”了；把有关绿绿的、高高的，有个圆柱子杆的，分许多枝叶的物体和有关的思维称为“树”了；把在一起依恋，分离后思念等情感及一切有关的心跳，呼吸、甚至消化道反应都概括为“爱”。对这些形成语言时就被包装起来的思维内容我们都承认，用它思考、交流。谁也没后悔过，说当初把“猫”叫“狗”就好了，或把“爱”叫“恨”就好了。我们也没有必要后悔。因为词象我们的错别字一样，只不过是一个与实体有关的代号，只是为了辨认方便才给不同事物起了不同的错别字。如果同一个事物有两个以上的错别字，并不代表事物本身发生了变化，就象我们改个姓名或有个绰号并不改变我存在的形式一样。所以对那些“同物异名”的性状说来，其思因并没发生突变，即与该事物相关的思维（尤其是潜意识中的思维）并没变，所改变的只是思因的表达方式（性状），而且性状的改变是人类环境（包括地理等人类生存环境）造成的。关于性状差异的问题将在“文化变异”一章中仔细讨论。
坦白地说，“思因”这一章是最令我头痛的。我不但要去感知，思考那些不可感，不可思的潜意识，还要把它讲出来。常常会有些思想如梦里的记忆一样，不知从哪儿来，也不晓得要到哪儿去，稍纵即逝，一碰就化。就好象处身于一个太极未分的环境中，等待那些浑沌的、不可名状的思绪沉淀下来。而一旦得到了那宝贵的沉淀，又不知用什么容器来盛装，真个是得意而忘形了。
当潜入潜意识中没抓到思想的鱼时，会产生再次下潜，向深处探求的欲望，于是下潜就成了目的，谁还在乎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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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停止功能活动的机体是没有思因的，所以，不要想通过尸体解剖找到思因。 ―作者
“思因”一词，是作者为了描述方便“创造”的。意为“思维的基本因子”。词形与“基因”相近。英文（因为我想将这本书翻译成英文，故又不得不造一个英文词）为ideogene。词头.ideo－ 源于希腊字idea，意思是思维、观念。英文中有 ideology（思维学或观念学）， ideosynchysis（思维混乱）等词的词头与之对应，加上一个人人皆知的词gene（基因），词意一看就明，即思维的基因。基因是生物遗传的信息基础，思因是文化遗传的信息基础。那么，思因到底是什么？怎样才能搞清思因的面目？这就是本章要讨论的问题。
思因的起源
思因起源于人类系统形成时
所谓起源，就是偶然性变成必然性的时刻，就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时刻。对任何事物的起源，人们都想知道那个时刻（是否有点儿过于好奇了？）。可我们对太远的过去和太远的将来知道得都太少，所以事物的起源总是成为谜。其实，那个时刻对我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时刻。在那以后，存在的就是应该存在的事，而在那以前，只有各种存在的可能性。
基因的起源是何时？怎样？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虽然，人们做了许多实验、模拟原始生命产生的经过，可谁知道他模拟得象不象呢？可是不管基因是何时生成的，怎样生成的，它已经存在了，而且我们可以较确切地说它就是生命的信息基础，这就够了。基因存在这一事实至少告诉我们两件事：一是曾经有那么一个时刻，基因这种信息形式成了现实；二是在那个时刻以前基因只是一种存在的可能性，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我们知道，地球形成以后的头10几亿年是化学进化的时代，也就是“基因”处于种种可能性中的时代。那时的地球就象个大的化学反应缸，各种元素在高能（宇宙信息）作用下起着反应，生成各种各样的分子。总的趋势是生成稳定的、可缓冲巨能冲击的分子。当然，生成的这种稳定性较强的分子，若能长久地保住它的稳定性就最好不过了。换句话说，这种分子能永远存在就好了，这种性能能遗传就好了，因为这样就会使刚形成的地球系统稳定了。象我们前面说过的，地球系统的稳定需要生物系统的存在。这就是生物系统或基因出现的必要性。必要性是偶然向必然转化的动力。
基因就是在信息作用规律必要性的要求下偶然产生的。当然，只有组成基因的核酸还不算是生命。只有同时有了蛋白质的情况下，才能构成一个较完整的生命机器。同样，蛋白质和生命现象的存在也是“必要的偶然性”。
我抽象地描述一下基因的起源，是为了更好地解释思因的起源。从基因产生的经过我们可以得知，在地球系统形成以后的化学进化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产生基因的可能性，而考虑到生物系统的生成才出现了基因这种信息的。严格地说，是出现了基因这种信息形式才产生了生物系统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基因出现以前也有许多种化合物产生，有些化合物的分子量可能也不小，但它们没有自我复制的功能，也不能与蛋白质很好的耦合形成一个系统。所以那些化合物没有成为生命系统的基本信息形式。但它们仍是地球系统的成员，基因（核酸）只不过是众多分子中的幸运儿罢了，因为它代表了信息进化的方向。基因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系统的形成。
与生物系统相比较，通过类比，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思因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系统的形成。相似地，在人类系统出现以前，思因就象生物系统形成前的基因一样，只是一种可能性，一种必要的可能性。在生物系统生成以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分子（生物系统生成后也一样存在）。分子的质和量之间都有本质的差异。只有核酸这种“质”的分子才能构成有自我复制功能，并能指导合成蛋白质的生物基本信息。同样，在人类系统出现以前，生物系统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思维方式（对环境的反应方式，这些方式在人类系统产生后也可存在，就象基因产生后还有万千的化学世界一样）。但这些思维机制还不是思因（就象各种其它化合物不是基因一样）。因为那些思维机制虽然能维持其存在，但不能象人的思因那样能高效、准确地复制，更不能通过高效的媒介传播而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以，思因是思维方式 在生物系统中质变的结果，就象基因是化合物在地球系统内质变的结果一样。关于思因是怎样产生的，在文化进化一章中还有论述。
思因是人类特有的信息形式
现在读者急于知道的可能是，思因到底是什么。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我所能说的就是思因有哪些特点、功能等，我可以说思因不是什么，但很难确切地说它是什么。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讨论文化遗传学的规律。就象达尔文和孟德尔不知道遗传因子（后被称为基因）是什么，照样发现了生物遗传学的规律一样。
思因是一种信息形式，是宇宙守恒信息的一部分。所以从本质上讲也是一种波。但它不象基因那样借化学能的有序形式来行使功能。思因不是纯化学的，不是纯结构的。思因的存在形式是化学――物理的，是结构――功能的。与思因研究关系最密切的学科是生理学和心理学，前者从结构解释功能，后者从功能的角度说明存在。
思因是人类所特有的信息形式。虽然广义地说，所有生物都有思维的能力，而且有些高等动物也有它们自己的、人所不能理解的语言。但那些思维因素都够不上被称作思因，原因是这些思维机制不能完成复杂的抽象思维以形成象人类一样的高精度语言、文字。我愿意把思因这个名字只冠给人的思维因子，而不是泛指所有生物的思维因子，是因为思因是所有地球上思维机制的最高点，有如基因是所有地球上化合物的最高点一样。所谓的最高点，意为新系统形成的转折点，化学进化达到最高点后形成了生物系统。生物进化达到最高点后产生了人类系统。思因是人所特有的，是因为由思因作用所产生的思想和文化是人所特有的。我强调思因是人类特有的信息形式，并不否定其它生物也有思维或语言。我的意思是它们思维机制的质还不够高，不能代理信息进化的主流（详见文化进化）。
思因的产生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因为人类系统是生物系统的子系统，人类的出现有赖于生物系统的存在，而人类系统的产生又增强了生物系统存在的稳定性。思因的存在取决于人类生物结构和功能的完善。可以这样认为，一切生物的进化经历都是在为思因的出现打基础。生物从无神经系统进化到有神经系统再到有中枢神经系统，从单细胞生物到多细胞，从单胚 到三胚层，从无性繁殖到有性繁殖，从卵生到胎生，从变温到恒温，从单循环的血液系统到心肺双循环等等，这一切进化都是基因量变造成的。而所有这些结构和功能的进化又无不带来思维方式（就是对环境反应能力）的质的改变。结构愈复杂、功能就愈精确。当生物进化到人类时，其结构已是如此地完美，以致在这些精美的结构基础上形成了思因这种信息形式。
思因信息是以基因信息为基础的，同时它又是基因信息的继续。思因的作用结果，是通过基因制造的精密结构，把地球等环境来源的物理信息梳理一番，反射出去。之所以说它的信息形式是化学――物理的，就是说思因不象基因那样以纯化学的形式存在，可以被提取、纯化。科学家可以指着一个试管说“这里面装的是就是基因”。然而至少现在人们还不能分离出思因。因为思因是一个功能单位，是使人们形成概念的功能单位。但人们现在还不能确定人脑是通过什么机制形成概念的，也不知道记忆的存在形式。曾有人试图从大脑中（老鼠的）提取记忆蛋白或“学习”蛋白。我不认为这是个好思路。因为记忆不会是纯结构的、不会是纯化学的。记忆是人类复制的思因，它是在结构（而且是整体结构）基础上的一种功能状态。所以离开了功能整体，结构就失去了意义。一个思因就是人脑结构的一个功能状态。结构是由基因提供的、是基础，功能就是思因，是把信息从结构中提取出来的过程。
思因是存在于潜意识中
我请读者原谅我的无能，我实在说不出思因“是”什么。思因是在心理学家所说的“潜意识”中的。我很欣赏精神分析家对人格的观念划分，他们把人格在观念上（而不是在结构上）分为原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所谓“原我”是指人格中最原始的部分，包括各种欲望（生存欲、性欲、攻击欲等），原我被认为是生活的能源。原我的功能活动一般在潜意识下进行，人们无法直接意识到。只有通过梦、催眠术、自由联想或精神病人的症状等状态才能间接地了解一些。所谓“自我”，是可以被自己意识到的“我”的成份，其主要功用是协调自身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感受现实的同时接受超我的批判和制约，把原我的无休止的欲望限制在现实允许的范围内。自我的功能活动大部分是在意识状态下进行的。“超我”是社会加在人格上的压力，超监督自我控制能力的作用，它根据社会观念来监督是非善恶，从而构成原我欲望表现程度的准绳。超我的功能活动一部分在意识状态进行，大部分在潜意识状态下起作用。心理学家的这种人格划分，实际上是一种功能划分。思因就是界于潜意识与意识之间的，是把潜意识提升到意识状态的一种机构。所谓意识状态，我的理解是“用语言思维”的状态。因为意识状态下的一切行为都是合乎逻辑的，而逻辑是语法构成的，语法是语言的方法。所以，不管我们是否明显感到，意识状态下的思维都是用语言在思维。相应的，潜意识状态就是“不用语言思维”或“用非语言思维”的状态。当然，这儿说的思维是广义的、即指生物对外界的反应。这样，我们可以把潜意识和意识看作思维的两个阶段，但并不是所有的潜意识都能上升为意识。尤其是在思因出现以前（指其它生物），从潜意识上升到意识是很困难的，在有些生物简直是不可能的。
如果一定要说出原我等的结构基础的话，我认为原我就是生物各系统间的信息交流，可以通过外周神经的电化学反应完成，也可经血流系统通过激素（化学）作用完成。之所以称原我是“本能”，就是说，它是很“低”级的、生物性的功能，在我们感觉到以前已经结束了。这种功能可以不依赖中枢神经系统而存在。然而这的的确确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原我是很自私的，每一个欲望都要求无限度地满足。总之，原我存在于人的血液、神经、内分泌、呼吸、循环、泌尿、生殖、消化等各个系统中，以这些系统的结构为基础，并以它们之间的联系为结果。所有这些系统间信息交流（多半是电化学信息）的结果就构成了原我。因为原我要求无限度地满足，由于它的极端自私，所以它不需要和外人交流，也就没有语言（语言是为了个体间交流用的，个体内系统间的交流不必有语言也能被理解，因为个体内系统间交流所用的是另一种“语言”）。
自我是指各系统信息与人脑的交流。在自我范围内，我们是用语言在思维的，用语言在指导行动。因为自我机能是处理自体与现实的关系，包括自我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而在处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时就需要对原我有个度量、以决定它的外逸程度。在我的印象中，原我是“液态”的、无形的浑沌状态。它在人体内涌动、总想找个发泄孔，想上升到意识状态来。然而它量太大了，力太强了，象海洋一样。于是当原我的内容被体会到时，都是用词汇包装好了的，词汇就象桶一样盛着原我那液态的内容。这个桶是有形的，我们能感觉得到。包装原我以使自体处于有意识状态的目的是，便于自我认清他在现实中的地位，使无形式的内容具有了形式就可以进一步地比较。
在人类系统中，信息的流通是双向的。一部分信息极力想从潜意识里涌出来，还有一部分信息则从意识状态融化入潜意识的液体中。融化的信息就是“超我”。超我是一个原我和整个社会的原我之间的协调，是我的原我通过我的自我包装后经传播送到你那儿，再经你的自我进入你的原我。超我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原我总和，这一总和经社会成员的集体包装就形成了道德、法律等有形成份，可以把它当作全社会的自我，因为它是用语言表示的。个体的原我虽然要求无限度地满足，可处于社会中的个体的原我不可能完全满足，一个人的原我欲望可能是与另一个人的相冲突，或与所有社会成员的原我相矛盾。也就是说，原我和超我是冲突的双方，原我的满足程度要受超我的制约。超我限制原我的方式是通过自我，把有形的道德、法律等“社会自我”溶化入个体的原我中，从而使个体的原我要求超限度满足的成份不能外逸。在这儿，自我就象个双向的阀门，它一方面让超我信息流入原我领域，另一方面又让原我成份流出来，去构成超我的一部分（超我是社会成员原我的共性）。在原我的欲望得到最大限度满足的同时，又构成了对另一个原我的制约。原我是不可感知的，也就是不可直接交流的。原我的交流（即原我与超我的交流）一定要通过可感知的成份――语言，也就是一定要经过意识状态。
思因是构筑语言的基本单位
人类与其它动物的区别就在于，我们可以通过意识状态，通过语言，较顺利地交流潜意识的内容。我们能够汇集全体社会成员的原我以形成一个超我。这是其它生物很难做到的。由于有超我的存在，全体社会成员的原我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同时受到最小限度的损伤。应该指出，原我的欲望是为基因的生存服务的。欲望被满足的愈多，基因的生存能力就愈强。原我的无休止的欲望是由基因自私性决定的。有机的生物体无一不是基因的奴隶，机体尽一切努力维护基因的存在和传代。在人类，超我的存在成功地阻止了原我的相互攻击，也就有效地减小了人类基因的自私性。其结果，是使全人类的基因得到了比其它生物和平得多的生存环境。
超我的本质是集体原我，但超我的存在形式则是“集体自我”。因为没有一个个体能涵养这个大原我，这个无形的、无限的海洋。所以所有社会成员就都把他的原我包装成自我，并把这个自我显示给大家看，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构成了“集体自我”，形成了群体文化。现在，我们不难看出，文化的存在实际上是为了人类能更好地生存。更广义地看，超我的形成是基因的需要，人类系统的形成是生物系统的需要。因为超我增加了基因存在的稳定性，即人类系统的形成增加了生物系统的稳定性和有序程度。在人类系统内，基因的自私性受到了制约，就象拥挤的街道装上了红绿灯，限制个体的结果使整体得到了整洁。
在人类系统内之所以能形成超我，是因为有思因的存在。思因是处于潜意识中的，是意识的前体。它也象液体一样无形，但已不是无限的了，一个思因所含的内容上升到意识状态后就形成一个概念，即一个思因对应着一个词汇。所以，思因是原我的一部分，或者说思因把原我分割成了一部分（我不敢肯定），而这一部分原我会被自我以一个概念的形式感知。当个体把感知到的自我（概念）传播出去的时候，他就是在参与超我的构筑，参与文化的形成了。反过来讲，文化的形成就是由思因的作用的结果。
思因的功能
思因的主要功能是稳定母系统
在讨论思因的功能以前，先简述一下基因的功能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按前述的定义：文化遗传学就是用类比的方法，通过比较生物遗传和文化遗传现象，找出文化遗传的规律。所以，与生物遗传学比较，在本书中到处都是，这是我所用的主要方法。
广义地说，基因的功能是使地球系统稳定，因为从效果看，基因的存在，生物系统的存在，的确增加了地球系统的稳定性（见前章）。然而在另一方面，基因为了完成上述功能，必须满足以下条件：①保持基因形式和内容的基本稳定，使这一系统能长久地存在下去；②创造一个环境，使基因能够存在并繁殖；③改变其内容以适应母系统的变化。为了满足第一个条件，基因所要做的是有复制自己的能力。为满足第二个条件，基因就要有创造其自身的携带者的能力，也就是控制、指导合成蛋白质的能力。由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决定的机体只是基因的携带者。第三个条件的满足要求基因有突变的功能。因为只有那些在恰当的时候恰当地突变了的基因才能更好地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总之，基因的功能（狭义）有三：复制、控制性状和突变。如果没有这三个功能，生物系统就很难存在，地球系统的稳定性也就不强了。
比较而言，思因的功能是使相应的母系统――生物系统稳定，因为思因是生物系统的子系统（人类系统）的基本信息。同样，为了完成这个主要功能，思因的具体功能是：①复制②控制性状；③突变。在仔细讨论这三个功能之前，有必要把什么是思因的性状解释一下。
在生物遗传学中，所谓基因的性状是指在基因信息指导下所合成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在结构或功能上具有特殊性，人们就把这种蛋白质的特性称为一个性状。如耳垂的大小被认为是一个遗传性状。这个性状的特殊性在于蛋白质结构，而这个特殊性又是由基因决定的。所以性状是基因的性状。它们是对应关系，一个基因，一个性状。（也有一个基因多个性状，或一个性状由多个基因控制的。但性状总是相对基因而言的，没有无基因的性状。）基因是不可见的，而性状则是可定性的，定量观察的。人们正是通过观察性状和性状的变化来了解基因的。通过比较，我们能很容易地找出文化遗传的性状来。
文化遗传的性状是思因作用的结果，是在思因信息指导下形成的。性状是思因的性状，所以没有无思因的性状。思因是不可被意识到的（有点儿像基因，基因是不可见的），而文化遗传的性状则是存在于意识领域的，是可被感知的、有形的，以语言为基础的。其实，它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一切人类的文化就构成了思因的总性状。就如整个人的机体是基因的总性状一样。和生物遗传学相似，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文化和变化来了解思因。（关于性状是怎么形成的，性状的分类等见本节末）。
（1）思因的复制
思因复制是一个化学一物理的过程
我想先简述一下基因复制的过程，然后再讲思因复制的问题。
生物遗传信息的传递，无论是有性还是无性繁殖，都是通过基因的复制来实现的。以原有的亲代基因为模板，复制一份完全相同的信息，从而保证了基因这个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持续存在。基困信息的形式是借分子内原子的有序排列形成的，所以基因复制的过程是化学合成的过程，因而也就需要有界面的接触。思因的复制就不同，因为思因不是纯化学的，所以要求的界面关系不严。由于界面关系的不同，复制的方式也就不同。以基因而论，因为受界面传播的限制，所以新生个体的信息（生物信息）来源只能是亲代。在文化遗传，因为无界面限制，信息可通过媒介从社会的各个角落传来。（关于文化遗传的特征请参见第四章）。
从哲学角度讲，复制就是继承，就是保持事物形式的稳定性。生物基因的复制在保证物种稳定的同时，记录了生物进化的结果。生物所复制的是其祖先进化的结果，同时也是新历程的起点，突变就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文化遗传的思因复制也是继承的终点，进化的起点。因为对思因到底以什么形式，存在在何处还不了解，所以我们还不能象讲解基因复制那样说出一整套来。但我们还是可以推测出一些来的。
基因的复制是比较简单的，所需要的是模板，原料（包括合成新DNA的核苷酸、能量及合成酶等）和环境（生物机体）。DNA的双螺旋打开后就成了两个模板，按照碱基互补原则，分别生成两条子链，亲代留一份，另一份就是子代的了。从子代的角度讲，其信息来源只是它的亲代（有性繁殖是双亲），称信息源的单一性。而从亲代的角度讲，一次生物信息的传播活动（复制）只能产生一个子代，表现为传播效应的单效性。用于合成新基因的原料是化学物子。整个复制环境也是个化学反应的环境，液态，恒温（在哺乳动物）等。在文化遗传中，思因的复制就复杂得多了。首先，信息的来源不是单一的。思因复制的模板不是存在于一个人的头脑中的，而是存在于全人类的头脑中。除新生儿外（假设胎儿是没有思因的），都在复制着人类的思因（通过学习）。而同时，所有的人又都在被复制。一个人传播出去的文化信息可以被无数的人所复制。所以在传播效应上也表现为多效性。在另一方面，我们还不能肯定地说合成思因的原料是什么，所能说的就是，思因的形成要有人的存在。复制思因所要求的环境不是液体，而是感官。因为思因信息的传播更依赖物理作用。
思因复制的目的是交流潜意识
基因的复制结果是产生一个与模板对应的DNA分子；思因复制的结果，是在受传者的潜意识里留下一个概念融化后的痕迹。一个思因的复制就是传播者把他的思因（无形的，潜意识中的，概念前身体）用概念（或词，词是语言中可以独立运用的最小单位）这一有形的“桶”包装一下，传给受传者的“自我”，自我又把这个“桶”在“原我”里捞一把，于是原我就按照这个桶的模样（实际上是传播者的思因）在潜意识的液态中“合成”了一个思因。这个思因虽存在于潜意识的海洋中，可任何时候，当“自我”需要时就可重新被感知，以词的形式出现在意识中。思因好象是有形的液体，或者是对形有记忆的液体。一旦思因复制成了以后，它虽然散在于潜意识的海洋里，可它已对“形”有了记忆，可以随时从无形变为有形。现代神经解剖学的发展可以对这种“由无形变有形”的能力做些解释；科学家们看到，人脑中的神经细胞都不是“单线联系”的，每个神经元都向外发出许多突触，与不同层次，不同部位的神经细胞广泛接触。另一方面，每个细胞又都不止接触一个它细胞的突触。所以人脑的神经在信息传播方面也是多元性（来源不单一）和多效性（去路不单一）的。神经元之间是以电冲动（物理的）联系的。这种存在于复杂结构间的物理联系就像海洋一样。一个外来刺激通过感官的感受，就把其他物理形式的信息（声、光、温、触等）转换成了生物电讯号，输入的电讯号形式是与感官的感受相关的。当这个电讯号进入大脑的“海洋”时，就会根据讯号形式的不同引起不同的细胞群产生电兴奋，形成一个功能性的联合体，就是我所说的思因了。被兴奋的细胞并不聚集在一起，并不因功能上的联系而发生什么结构的改变，“海洋”还是海洋。然而在这个海洋中已有“桶”度量了一次了。一个思因可能就是一组神经细胞的兴奋状态，思因的不可提取性就在这里，因为它是存在于结构和功能之间的。
因为思因不是纯结构的。所以我们很难说形成思因的原料是什么，也很难说形成的思因是什么。如果有朝一日人们能肯定地说记忆是以什么方式存在的话，我就可以说出思因的存在方式了。
思因是人类系统的基本信息，其他生物没有思因，也就没有思因的复制活动（这样绝对地说，我是很心虚的）。为什么呢？所谓思因的复制，就是通过意识状态传递无意识领域里的内容。思因从传播者的“海洋”里跳到受传播者的“海洋”里。在“跳”的过程中要经过传播者，受传者两个“自我”的塑性，不可否认，一般生物都有“原我”，即本能的存在。但我们不能肯定说动物有“自我”，更不敢说它们有流畅的“自我”交流体系。所以，它们的“原我”的密闭性，是随着基因的复制而复制的，是生下来就有的“本能”。它们的原我还不能象人类一样很准确地跳来跳去，在人类，传播者潜意识中的思因，经意识状态传到受传者的潜意识中后，会形成与传播者相同的思因，复制时间表示思因对基因的依赖性，即相同的神经电兴奋，这就是思因的复制。
思因的复制是发生在基因复制之后的，就象人类系统产生在生物系统之后一样。图3-1表示在人的生命周期内，生物遗传和文化遗传事件发生的时间。
在繁殖过程中完成基因的复制。
②、③在胚胎发育和生长时成为基因的载体和子代基因的制造者。
③ 降生后开始文化基因的复制（思因的复制），复制以死亡为终。
③、④ 成为思因的载体和“模板”。
如图所示，生物遗传信息的传递主要在婴儿出生以前，而文化遗传信息的传播活动主要发生于婴儿出生以后，并且“活到老学到老”，思因的复制持续一生。思因的复制是以基因产物为基础和起点的。
基因和思因的复制活动有很大的差别。在基因，复制活动发生在细胞活动周期的某一特定时期内（称S期）。在S期细胞主要进行基因的复制活动，也就是DNA的合成。而基因的另一个功能，指导蛋白质的合成则主要在另一个细胞时期内进行（G期）。所以，在生物遗传中，复制的性状控制功能在时间上是有先后的。可是，在思因的复制过程中，一定要经过意识状态，即思因若要复制，先要合成相应的性状，把这一性状传给受传者后，再由受传者把性状化成思因。因此，在文化遗传中，复制和性状控制的功能活动是不分的。复制的过程就是指导合成性状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单纯讨论思因复制很困难的原因。讲复制就必然要涉及性状控制，所以下面我们就讨论性状控制的问题，同时也能进一步弄清思因复制的一些细节。
(2) 思因性状的生成
性状是可以感知的
讲起性状来话就多了，因为它是可被意识到的，有形的。不象思因那样，那是关于思想的思想的思想。当人的思想深入到意识边缘的时候，所要思考的就是不可思的东西了。此时的思考就象水中捞月一样，刚一着手，它就化了。我只能说“哪有个月亮”，可我不能拿给你看。
基因的性状是生物信息作用的结果，是“DNA RNA 蛋白质”中心法则的具体体现，生物信息作用从DNA经RNA流向蛋白质，使蛋白质具有了基因所需要的结构和功能。一旦这一结构和功能具有了特征性，或因变化而被人察觉了，我们就称它为一个性状。性状是人们对客观存在的主观划分，所以性状是以人的感觉为前提的。例如，色盲这种遗传病被认为是一个性状。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人体蛋白质的一个结构或功能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特征。如果人类中没有色盲这种现象，没有异常或特殊性，“色觉”这个性状就可能不存在。性状是通过比较鉴别出来的。对不能构成相应对比的事物人们就不能分类。另一方面，所谓基因的不可见性不是指我们看不见DNA分子。我们通过一些实验方法（如X线衍射，分子杂交等）的确可以认出DNA分子。但是人们不能武断地说“这一段就是某某基因”，我们能这样说是根据性状的变化。因为这段DNA分子如果发生了变化（缺失、重复、改变――突变），相应的性状就发生了变化。人们正是通过性状的可被察觉的变化，来判断基因的有无的。也就是说，对“不可见”的基因的分类，是以“可见的”性状为依据的。
在文化遗传中也是如此，思因是存在于潜意识中的，不可感的，所以我们只能通过意识范围内的性状来研究思因的作用规律。和生物遗传学一样，通过可见的现象研究不可见的现象，或者说研究那些不会被直接感到的现象。人们习惯于把被藏起来的现象称为规律。细想想，哪个规律的发现不是从现象（可见的）着手的呢？人们先用现象来发现规律，然后又用规律来解释现象。可以解释现象的规律会被视为真理。可令人烦恼的是现象总是在增加，“真理”并不能阻止现象的产生，倒是现象导致新“真理”的产生。到底有无绝对的真理？我的回答是：“难道有吗？”如果有人问我：“你是否在追求绝对真理？”我将回答“是它在追我”。
那么，思因性状是怎么产生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想预防性的回答另一个问题；也许有人问“是先有思因的还是先有性状的？”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在文化进化一章里也有讨论，我这里先说一下简单的答案：“同时有的”。这个答案有助于我们讨论性状产生的问题。
性状产生就是语言生成的过程
我们说思因的性状是可思的，实际上它就是语言及与语言类似的一切人造的抽象符号体系。所以，思因性状产生的问题就是语言是如何产生的问题。同时也是心理学家所说的“自我”是如何产生的问题。
语言的产生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因为，它已经产生了（一般说来，存在的或曾经存在的都是必要的和必然的）。人类的语言在信息守恒方面似乎意义不大。因为人们用于说话的能量相对而言是太少了，可以忽略不计。但语言的出现在信息进化上却有重要的意义。由于人类有了语言，所以不但可以使本我的思维上升到自我而被意识到，而且还可以通过语言交流思维（包括自我和本我）。更重要的是，由于语言的存在，“自我”之间可以比较，融合，最后形成“超我”。超我的存在使人类系统更稳定，也就使生物系统的有序程度提高了。这就是语言产生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所在。虽然从系统形成的角度讲思因与其性状——语言是同时产生的，但具体分析问题时，还得有个先后。我们倾向于说语言的产生是思因作用的结果（在生物学中，人们说蛋白质的产生是基因作用的结果）。意识活动的基础是潜意识。语言的功能是把潜意识中的思维提取出来。就是把那些浑沌的，无形的但又是构成一个思因的思绪包装起来。我们用包装好了的，有形的语言进行有意识状态下的思维以形成“自我”。
我对回答“语言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之类的问题不感兴趣（主要是回答不了），感兴趣的是语言是怎么产生的。而对这个问题也只能做一些猜测性的解释。从生理上讲，语言的产生需要有能组织语义的中枢神经系统和能造出不同音高、音强、音长、音质的发声器官，包括能活动的主动发音器官（如：唇，舌，软腭，小舌，声带等），和不能活动的被动发音器官（如上齿，齿龈，硬腭等），还有发音的储能器——肺，和扩音共鸣器——口腔，鼻孔，咽喉等。语言的生理基础代表着生物进化的最高点，它使“语言”这种信息现象成为可能和必然。所以，人类语言之所以能够产生，首先是因为我们有这么完善的生理基础。生理活动是心理活动的起源和基础。由于人类的生理机能高度发达、协调，才有心理机制的精确、复杂。从心理的角度讲，在语言出现以前，就已有模糊的“自我”了。此时的动物（还不是人）对过去的经验有印象，这种印象是生物体自身信息交流结果在大脑中的储存。也就是说，动物能把潜意识的思维归纳成一个不十分确定的“思因”了。为什么不确定呢？因为这还只是它自己的“思因”。它还没办法与同类比较以把这个“思因”确定来。即动物的“自我”还没真正形成，因为它们还不能通过“自我”的交流以形成“超我”，它们的“语言”还不是社会性的，还不能被其群体成员真正理解以唤起与传播者相似的潜意识思维。例如，某种高级动物在一个事件中，无意之间发出了一个有一定音形的声音，而且这种声音在它的作用对象上产生了一个影响。于是，已有初级“自我”的动物就对此事件中它所发出的声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时，它也许就忆起了以前的那个印象，于是发出同样的声音，希望产生同样的结果。可是，在那个声音真正具有语言的意义以前，希望的结果总是落空。原因是传播者的内心体验（潜意识）经表达后，并不能引起受传者相应不变的内心感受，不能被受传者所理解。如果第一次的嘷叫表达了一种胡说八道心理，被理解了，而这次同样的表达可能就被曲解。不被理解的原因很多。从传播者的角度讲，由于受语言生理条件的限制，它还不能形成稳定、精确的自我意识，发音器官也不能保证音形的稳定，所以很有可能因为它表达的失真而造成曲解。在这种情况下，传播者前后两次传播活动所要表达的内容可能是相同的（也可能不相同，那被曲解的可能性就更大，因为传播者自己都不知道传什么。），可是生理基础的薄弱限制了表达，使两次表达所采取的形式出现差异，这当然是很难被理解的。例如，第一次表达厌倦心理时，传播者口唇紧闭，声带振动，气流从鼻腔流出，发出一个有一定音强和音长的辅音[m]。而再次表达同样心境时，它却把口唇张开了，虽然音强、音长等与上次的可以相同，可是由于这次发音声门以上的发音器官不形成任何阻碍，呼出的气流可以畅通无阻地通过咽腔，口腔或鼻腔，于是就形成了一个[a]元音。[m] 和[a]可能被用来表达同一个内心体验，也可能在表达另一个内心体验时被应用了，这种内容和形式不能稳定结合的“语言”怎么能被理解呢？更何况决定一个音形的因素还不止口唇这一项，任何主动发音器官的功能改变都能改变音形，也就都能影响语义的传达。所以语言的产生不仅需要传播者能随心所欲地控制发音器官，而且还要求他能对控制的结果，即所用发音器官的组合有精确的记忆，以便再次应用。在另一方面，如果从受传者的角度分析语言形成以前的传播活动，就会发现造成传播失败的其它原因。在这里，我们首先假设传播者的表达是准确无误的，即先后数次表达的内容和形式是稳定的，为表示厌倦心理就总是用[m]辅音。可是准确无误的表达是否一定能得到准确无误的理解呢？不一定。同样是受生理机制的限制，要受传者从一个声音中抽象出一个概念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首先，若要理解传播者的抽象讯号，受传者自己得有抽象的能力和经验。要理解“他讨厌我”这个概念，受传者自己要有讨厌其它事物的经历，并曾思考过怎样表达它。只有这样，当传播者发出“我讨厌你”的讯号时，受传者才会意识到“讨厌”的含义和传播者所希望的结果。而且，只有当传播者的讯号和受传者的经验性表达接近时，受传者才能较全面地理解传播者的意图。
由此可见，要完成一个圆满的传播过程是十分十分艰难的。语言的功能不仅是意识自我，更主要的是使别人意识到这个自我的存在。这就是语言学家认为的语言的功能，他们说“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非常科学的定义!)。可人类能制造出这个“工具”是多么伟大!(或者该说，这个工具能制造出人类？)。很难想象语言的产生要经历多少年，经过多少次失败的传播。我们可以从孩子学说话的过程看出人类语言产生经过的缩影，这个过程重演了语言(文化)进化的过程，就象胎儿的胚胎发育重演了生物进化的历程一样。
一个健康的婴儿刚生下来时和人类的祖先一样，只有生理性条件反射，有良好的感官和发声器官。一句话，有了制造文化信息和接受信息的生理基础。但他还不能理解成人传给他的语言信息，更不能用语言与成人交流。可为什么孩子可以在短短二年的时间里就能学会经过数万年才形成的语言呢？关键是环境，确切地说是传播者的文化水平。人类语言的形成过程之所以要上万年，是因为那时没有人“会”语言。人们要经历无数次失败的交流才能“达成协议”，公认一个声音代表某个特定的含义。因为每个人都独立思考自己以形成一个“自我”。而独立的“自我”相遇时就会产生矛盾；有的以[m]表示厌倦，有的以[a]表示，还有的用[m]表示满足。要让这些“自我”相互融合，形成一个“大我”，语言就形成了。这种形成“大我”的讨价还价是十分麻烦、耗时的，因为谁都认为自己的对，想成为绝对权威，而谁又都成不了裁判语言的绝对权威。这种现象在今天的婴儿说来就不存在了。因为他身边的每个成人都是“权威”，都能对他说的语言进行裁判，所有的成人都“会”语言。从传播者的角度讲，我们不能准确无误地表达我们的思维内容。一开始时他一定是不理解的，可是我们的确明明白白地知道那个语言的含义，于是就反复地把一个声音和一个事物联系起来向他传播，并通过对他的反应加以褒贬赏罚来加强其印象。于是这种准确无误地重复(这正是人类祖先们难以办到的)和数次奖赏就使孩子理解了所传的内容。最难懂的就是最先学的几个词，因为孩子要通过它学会“懂”的方法。(在人类语言形成过程中也是如此，最难形成的就是早期的一批词汇，人类要通过它们学会形成语言的方法)。从受传者的角度讲，孩子要能对以往的传播经历有记忆。在这方面婴儿并不比人类祖先占有更多的优势。和远祖一样，孩子也先形成一个独立的“自我”，随后他就用这个“自我”和社会交流。这次他非常不幸，他的“自我”总是与社会矛盾。观察孩子的学语时期，我们会发现他总是在不停地讲，讲那些他懂而我们不懂的话。他在试着把他的“自我”表达出来。要是在远古时代，他的许多“语言”也许会被大家公认而成为公用语言。可不幸的是现在的人们已感到语言够多了。于是所有那些我们不懂的“语言”就都被视为“错误 ”，并强行一一纠正。我们只承认现在的语言是正确的，所以毫不留情地扼杀了许多孩子们创造的词汇（那怕我只记住一个我所创造词也好哇，都没有了，真有点儿可惜）。正因为如此，因为我们有这个严厉的审判官（现存语言），语言的学习过程才能在短期内基本完成。
语言的产生是思因准确复制的前提
现在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思因复制的问题了（请读者原谅我论述的不严整，这很难避免）。在前面我说过，所谓思因的复制实际上就是通过语言使受传者体会到传播者的思维内容，即通过有形的思维得到无形的思维。复制过程的关键是，人能把潜意识中的思维有形化，使那些星云一样的、非线性的思维变成线性的、易于表达的思维。虽然思因的关键步骤是在潜意识中完成的，目前还不能确切地讲出上述思维转换过程的机制，但我们通过观察意识领域内的传播活动也能加深对思因复制的了解。意识范围内的传播活动（即“自我”的交流），既是思因性状的存在形式，又是思因复制过程的中介体。所以，许多学科都对文化传播的问题感兴趣。我认为，文化传播只是思因复制过程中“有形”的阶段，文化传播的实质是通过教育和学习，完成思因的复制，使社会新成员得到一份思因拷贝，而拷贝的组成则是全体社会成员乃至全人类的思因总和，即与“超我”对应的，潜意识的思因。其它比较关心教育的学科有人类学和社会学。人类学对教育的观点是，教育是传播文化的过程，是同一群体内文化从这一代传到另一代。或者是跨群体的文化传播，文化从一个群体传入另一个群体。人类学强调文化知识是如何传播到群体中去的。社会学对教育的看法是，教育是社化的过程。社化过程是指个人与某社会群体结合的过程，所以社会学强调的是个人逐步学习，掌握本领，最终扮演一个社会角色。文化遗传学与上述两门学科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更多地注意了思维的有形成份，（所以人类学强调这种有形成份在人类群体中的播散、而社会学则强调播散的结果）而前者则认为，有形文化的传播是为了无形思因的复制，思因的复制又是为了基因的更好复制……，复制的目的是维护整个宇宙系统的稳定。
语言的产生使思因复制成为可能。这里所说的语言不是指一般的口头语言，广义一些的“语言”是指所有人造的符号体系。这些符号体系的存在形式可以是声，也可以是光、触、嗅等所有与人体感官对应的信息形式（参见“文化遗传学引论”一章）。符号体系的功能是使思因能更顺利准确地复制。粗略说来，人类所创造的语言有：口头语言、文字语言、数字语言、艺术语言、电脑语言等。不过所有这些语言的基础还是口头语言。
对口头语言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恐怕永远也说不清了。有位苏联学者认为，最初的人类语言只是某种姿势的伴随物；在声音可以分离开来以后，它们保留了姿势的含义。围绕这种说法，有许多有趣的理论，例如“汪汪”理论，它认为言语是通过模仿自然的声音（如狗叫、雷鸣或波涛）形成的。再有“感叹”理论，这个理论试图说明讲话是由偶然地表现感情――疼痛的、高兴的、害怕的、满意的――所产生的。其它还有“哟-嗨-嗬”理论，认为语言是用力使劲时发出的呼噜声演变的。我以为，这些理论都偏重语言的“声”是怎么来的。实际上，语义的来源比语音的起源更主要。而且语言的产生不仅需要传播者有精确地控制发声器官的能力，还要求他有用这个声音代表一个含义的能力。人类正是具备了这两种能力才创造出语言的。总之，语言的产生首先是发声与某些经验行为相联系，在这种联系稳定后，声音与特定的经验相脱离而代表一个抽象的含义，即不需要经历那个与声音相联的事件，只凭声音就能“感受”那个相关事件的经过。当这种抽象被公认以后，其声音形式（包括音高、音长、音强、音质及其变化）就是语言了。
语言的产生和人类的劳动行为也是不可分的。类人猿不是动物界中的强者。要猎得大的野兽就要联合行动。谢天谢地人不象狮虎一样雄壮，它们不用花很大力气就能得到猎物，余下的时间又都睡掉了。倒是不忙不闲的人类，因为要联合狩猎才有机会发展了信号交流，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语言。实际上，口头语言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如果地球环境没有大气，人不但不能有口头语言（声不能传播，因为没有媒介），而且连耳朵甚至整个人类都没有。反过来说，口头语言的出现是人类利用了声波在地球上的可传性和人对它的可感性而创造出来的。在口头语言产生的时代或那以前，类人猿一定也应用另一种“语言”—－体语，借体态、手势、面部表情传递信息的“语言”。这种语言的环境基础是可见光及其可感性。虽然这种语言现在也在被广泛地应用着、发展着，可它表达的不确定性和对可见光的依赖性减少了它的使用价值。相反，口头语言则表达明确，而且白天晚上都能用，当然就被优先发展了。可是口头语言本身还是相当无力的。它只是对潜意识的抽象表达，绝不能把所感到的，或所要表达的内心体验毫无遗漏地表达出来。当我们看到一个美丽的日落景色时，无论我们怎么尽力也表达不尽那种涌在心中的美感。恋爱也是最常见的“说不清”的感受。“太美了！”和“我爱你！”所表示的能占我们感受的多少呢？这种语言的乏力感迫使我们常常在表达过后加上一句“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以期望听者能从中体会到更多传播者的内心感受。
口头语言是乏力的，因此人们为了尽可能多地表达其内心感受，就又创造了音乐、绘画等艺术语言。艺术语言是人类借助声、光的可传、可感、可塑性所创造的另一种符号体系。它传达着一种模糊的信息，借以表达“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那部分内心感受，试图唤起受传者类似的感受。艺术语言更接近潜意识，也就更能唤起人们在潜意识中的感受，只是所唤起的感受还是“无法用语言表达”。
如果说口头语言是声音对事物抽象的结果，那么文字语言就是对口头语言中声的抽象。美国传播学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谈到文字的产生时说：“人类在学会把声音和它们指的对象分离开以后，又学会了把声音同发出声音的人也分离开来，从而使它们更易于携带。”这里第一次分离是指语言的产生，第二次分离是指文字的产生。与口头语言一样，文字语言的产生也经历了漫长的进化过程。大约在二、三万年以前，人们为了表达某种感情或记录重要事件就开始在岩石上作画了。内容多是与当时生活密切相关的。如告诉后代画下的野兽特别凶残，怎样才能降服它等。而绘画者一定是先向其传播对象口头讲解了那画的含义。渐渐地，由于画看得多了，也听讲得多了，当再碰到类似的画儿时，即使讲解的人不在场，人们也看得懂了。此时，绘画符号就具有了文字的意义了。因为它已成为一种公认的，对该说的那些话的抽象物了。看到符号，耳边仿佛响起了传播者的话，内心也体会到了那些话的内容。一个思因的复制不再需要面对面的交谈，只要“面对面”就能完成了。文字的目的就是记录声音，通过记录语音，传达语义。
文字的产生，使传播活动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详见文化进化）。但是，由于文字是口语的抽象结果，所以它必然也存在口语的局限。也就是说，它也是无力的，不能表达所有的感受。而且它还失去了讲话时的环境、表情、动作、语调等伴随物，因此表现力更弱。好在这种弱点被后来出现的图像语言弥补了。图像语言因电影、电视等新媒介形式的出现而成为可能的，它是口头语言和文字绘画语言的综合，因此能更准确，更完美地完成思因的复制。
总结这一小节，我认为，语言、文字等文化基础产生的背后是有规律作用的，犹如蛋白质性状的产生是基因作用的结果一样。文化性状的产生是为了复制思因。所以，“思因→ 媒介→文化”就是文化遗传的中心法则。比较生物遗传的中心法则，“DNA（基因）→RNA（化学媒介）→蛋白质”。我们可以说，在文化遗传中，信息的流动方向是从思因，经媒介传播，到思因性状→文化的。与生物遗传不同的是，生物基因的复制（因为是化学的）不需要媒介就可以完成，所以由蛋白质到DNA的逆中心法则不必成立；可在文化遗传中，就一定要有“逆中心法则”的存在才能完成思因的复制。所以，文化遗传的信息流动法则实际是“思因→媒介→文化→媒介→思因”。其中信息处于媒介和性状（文化）阶段时是可感知的、意识状态下的，而思因则是在潜意识中的。还要强调的是，文化遗传的中心法则不是生物中心法则的延续。原因是两种遗传现象发生于不同的信息系统中，在形式上已失去了对应性。一个基因可以决定一种蛋白质特性，但绝不能决定一种思维状态，更不能决定一个文化性状。所以，我个人觉得，应该重新考虑行为遗传学的研究方向和方法（详见“文化遗传的启示”一章）。但是，文化遗传绝不是和生物遗传无关的。相反地，它们的关系十分密切，达到缺一不可的地步，因为这两个现象所发生的系统是母子关系。没有孩子，母亲一词就失去了意义。当然，没有母亲，孩子也就不能存在了。
（3）思因的突变
性状的改变反映思因的突变
这又是个不得不讨论的难题。思因连形态都没有，可怎么讨论它的变化呢？和以前一样，到生物遗传学中去找开门的钥匙。
在生物遗传学中，突变是指遗传的物质基础发生了改变，包括DNA分子中碱基的改变和染色体畸变。到目前为止，人们发现突变的方法还不是直接去检查遗传基础，不是去看DNA分子中碱基是否多了、少了或变了。新突变的发现都是以变异的存在为前提的（所谓变异，是指性状的改变）。也就是说，我们还不能直接察觉基因是否发生了突变，我们要通过可观测的性状变化，推测出基因发生了突变。随后要花很大力气才能找到（有时还找不到）基因改变的部位。应该明确的是，突变是改变而不是创造。改变就要有被修改的对象，就象我们改写错别字一样，要先有个写错的字在那儿才能去它把改正过来。只是基因的突变常常是把写对的字改错。当那些“字”没错儿的时候，我们对它没什么异样的感觉，或简直就没感觉。可一旦错了，我们就感到了。基因若不突变或有变形的话，我们干脆感不到有那个基因存在，而一旦突变发生并引起性状改变了，这才引起我们的注意。如果基因的突变没有引起性状的变异，我们也不能察觉到这个突变。
文化遗传与生物遗传相似。我现在也还没有办法直接观察思因的变化，因为它是存在于潜意识中的、无形的。所以只能通过观察意识状态下，文化性状的改变来推测思因的突变。这样，我把发生于潜意识中的、无形变化的问题，引到意识领域里来讨论了。还有一点相似之处是，思因的突变也是改变、是更新。至于新思因是怎么产生的问题，更详细地放在文化进化一章中讨论。
“新”概念的产生是思因突变的结果
在生物遗传中，一个基因是DNA上的一个功能片段，它可以指导合成一个多肽链或一个酶，即所合成的蛋白质已初具规模，可以独立进行一些功能活动了，它的改变也很容易被察觉了。那么，怎么定义一个思因呢？我想应该这样：一个思因，是指人脑（或神经系统）的一个功能状态。在这个状态下，有关的潜意识思维可以被以一个词的形式感知。思因与词相对应，是因为词是语言中可以独立运用的最小单位。美国语言学家布鲁姆菲德（Leonard Bloomfield）曾给词下定义为“最小的单位”。也就是说，词是语言中最小的功能单位，是意识状态下借以思维的最小单位，就象多肽链或一个酶一样，可以独立进行功能活动了。在生物遗传中，不是所有的基因都以合成蛋白质的形式表示它的存在。科学家们把基因分为两类：一是可指导合成蛋白质的，称为结构基因；另一种不直接为合成蛋白质输送信息，而是控制结构基因，告诉它何时表达、表达多少。人们称这类基因为调节基因。这种基因表面看来作用不大，实际上是“后台老板”。在文化遗传中也有类似的现象，有些词似乎无直接含义（如地、的、是、故），但语法意义极大，它们协助由词形成的概念构成句子，从而表达较完整的思想。词所代表的概念是有形的、很稳定的，但概念背后的思因则是不稳定的、多变的、无形的。例如“热情”一词，当传播者首次向我传这个词时，我在接受了这个词形的同时，得到一个词义，也复制来了一个思因。内心感受是“亲切、大方、好交际”等模糊的印象，我把这些相关的思维都放到“热情”这个包里了，并贴好一个标签说，“这里面放着‘热情’”。以后我再有这种感觉时，我就直接读标签说“他很热情”。但这只是我的包儿，你可能也有个贴“热情”标签的包，可又有谁知道那里面装的什么货色呢？可能与“和蔼、幽默、受人爱戴、可靠、聪明、快活、美丽、有想象力、强壮……”等有关的感受都被包进去了。所以，对一个词来说，其概念的内涵是常被人们当做标准、定义来用的，它把人的思绪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而概念的外延则更能体现传播者或受传者的内心世界，因为外延代表一个概念的不确定性。
我对词和概念等问题发一番议论的目的，是为思因的突变找一个可观察的标志。在生物学方面，如果生物的结构和功能上出现了新特征，而且这种特征还能遗传给子代的话，我们就会推测说，其遗传物质的基础发生了突变。相应地，如果人类文化中出现了新概念，并由此产生了新思想、新技艺，我们也可推论说那是突变思因作用的结果。是新概念的产生，使我们有理由推测说思因发生了突变。
那么，思因突变到底是什么变了？怎么变的？回答还是要借助于生物遗传学。在基因发生突变的情况下，我们知道是DNA中碱基的顺序发生了变化，或者有遗传物质（包括染色体水平）的增多和减少。突变的方式也就是与DNA变化相关的化学反应。由于思因不是纯化学的、不是纯结构的。所以从生理的角度讲，突变的是神经系统的一个功能状态，可能是神经元之间的联络方式发生了变化。从心理的角度看，突变的是潜意识中、与原概念相关的思维。突变常常不是对原思因的全盘否定，而是局部的修改，是对旧思因反思的结果。
突变是发生在复制活动之后的。在传播压力下，人们接受了一个概念就等于复制了一份思因。在此以后，当他再接收到与该事物相关的信息时，他总是先去查他自己的“思因库”，去看已有的思因是否能容纳这个信息。在意识领域里的反应就是，看新信息是否在旧概念的内涵之内。如果新信息仍可被旧概念所概括，说明这个信息只不过是已有概念的一个合理的外延，受传者接受这个信息只是该思因的进一步复制。用更直观的话说，就是加深了我们对一个概念的认识，并没改变我们对这个概念的依赖。相应地，思因也没发生突变。在另一方面，如果新获得的有关一事物的信息，与已有的概念对不上号时就可能发生突变。突变可以分为两种情形。其一是，对这一新信息以往没有过解释或解释不了。这个内涵需要一个新的包装和标签，也就是要形成一个有新名称的概念。如果不这样，与新概念相关的潜意识，思维就不能进入到意识领域来，或进来后造成思维混乱。所以这种突变的结果要求在意识领域内有个了相应的新外壳、新词汇。新词汇是对已知事物进行解释的新概括，例如，十七世纪的科学家们发现机械波的能量传播需要空气、水或固体作为媒介。而光是电磁波，于是认为它的能量传播也该有媒介，似乎这样才能解释光的传播。然而对这种媒介以往既无认识，也无描述，所以只能把它所该具有的性质作内涵，冠以“以太”的名字，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概念。另一种突变的情形是较隐蔽的。在这种情况下，突变的结果并不使与概念相关的词汇发生改变，可概念的内涵已发生了质的改变。因为在意识状态下的词汇不发生变化，所以不了解内情的人就不知它已发生了变化。与前一种突变不同，在前情况下“新词汇是对已知事物进行解释的新概括”，在这里则是对旧概念的新解释。例如“原子”的概念，在它最初形成时，其本意是指构成世界万事万物本原的最小粒子，认为世界是由原子组成的。可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观察到现象的增多，旧的原子的概念就越来越无力去描述和解释新事实了。科学家们先是发现物质的本原不是原子而是分子，物质是由分子构成的，而不是由原子构成的，随后又发现原子也不能保住其“最小粒子”的地位，原子是可分的。这样，在从“原子”这个旧概念中派生出一些新概念的同时，“原子”这个概念也已不再是原来的含义了。现在“原子”概念的内涵被定义为“参加化学反应的最小单位”。所以，今人谈起“原子”来和先人所言及的“原子”已大不一样了。
在思因突变事件中，并不是所有思因的突变机会都相同。与抽象概念相关的思因更易突变，抽象的程度越大，突变的可能性越大。我们可以根据概念性质的不同，分析一下这种情况。根据概念所反映的对象是事物的本身还是事物的某种属性，可把概念分为实体概念和属性概念。前者多用具体名词表达，后者多用抽象名词或形容词表达。如铁锤和金属这两个概念，前一个概念所反映的对象只是一种具有特定属性的实体，是个单独概念。而后一概念反应一类具有某些属性的物质，是个普遍概念，或者说是属性概念。很明显，属性概念的外延比实体概念的大得多。外延大就意味着该概念的适用范围广，同时也意味着受影响的程度大。因为外延指的是“具有概念所反映的本质属性的那些对象”，所以外延越大，对象越多。这样，其中任何对象被发现有了新的属性都会改变原概念的含义，使相应的思因发生突变。拿“金属”这个概念来说吧，古老的含义是“可以克木的固体，坚韧而有光泽的物质”。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人们渐渐认识到了更多种类的“金属”和相应的属性，现在说起金属，人们会说“它是”具有导热性、导电性和延展性等特征的一类物质，一般说来易失去电子成为正离子，其氢氧化物是碱，“而且有些金属是液态的”。虽然我们现在还用“金属”这个概念，可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因为与概念有关的思因发生了突变。而这种突变在实体概念中则少见，如“铁锤”、“桌子”等，这些概念总是让人想起其形状和用途，因为它太具体了，简直就没有变的余地。
思因的突变虽然可因词形和词义的变更而被察觉，但这也不是绝对的。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说，不是所有的思因突变都能在词上引起变化。另一个意思是，不是所有的词汇改变都意味着思因发生了突变。类似的现象在生物学中也有，即有些基因的突变并不引起性状的改变，而性状的改变又不完全是由基因决定的。不引起性状改变的基因突变可以称为“同义突变”，因为决定某个氨基酸在多肽链位置上的密码子不只是一个。例如，决定缬氨酸的密码子有四个（GUU、GUC、GUA、GUG），如果突变使其中的一个变成了另一个，密码子气所决定的还是缬氨酸，也就等于没发生突变，因为这不会引起性状的改变。可如果是GUC变成了GCC，缬氨酸就会变成丙氨酸，就会引起性状的改变。另一方面，性状的改变也不都是基因作用的结果，因为生物的生长发育（即性状的形成）是遗传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很难说那个性状是“纯”由基因控制的或“纯”由环境决定的。例如“身高”这一性状一般认为是遗传因素决定的。因为同卵双生双胞胎（遗传物质一样）的体重可以有所不同，可身高几乎总是一样。但环境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一性状。试想一下，如果在生长发育期间，儿童得不到足够的营养的话，那他即使有再好的遗传基础也“发挥”不出来。更极端地说，如果不给他食物的话，其遗传基础就会被彻底摧毁！在思因突变方面，似乎所有的突变都在词形或词义上引起了改变。可是，因为我们还不能精确地认清潜意识中思因的性质，所以很能难绝对地说“不存在不引起性状改变的思因突变”。但我可以较肯定地说，不是所有的性状改变都是思因突变的结果。与生物遗传相似，文化的遗传也有“环境”的影响。所谓“环境”就是事物赖以生存的基础。从系统的角度讲，所有“母”系统和“兄弟”系统都是一个特定系统的环境，这个环境无时不在影响着系统，决定着它的生成、变化和灭亡（详见文化选择和进化等有关章节）。生物系统中基因的环境是地理，气候等母系统（地球系统）其它生物“兄弟”系统等提供的。当然，太阳系统等其它宇宙大系统也是生物系统存在的环境。以此类推，影响思因活动的环境除了生物系统所具有的以外，还要加上人类系统本身。虽然最终决定思因发展方向的并不是人类（见文化选择和进化），但人类毕竟是思因活动最强的影响因素。各种文化性状的的产生是信息作用规律的必然结果，可这个结果的实现是人为的。以词的形成为例，人们先把事物装入一个声音信号中去，硬性地规定那个声音就代表该事物，随后又创造出各种书写符号来记录声音。结果把本来可以叫做“狗”的动物称为“猫”了；把有关绿绿的、高高的，有个圆柱子杆的，分许多枝叶的物体和有关的思维称为“树”了；把在一起依恋，分离后思念等情感及一切有关的心跳，呼吸、甚至消化道反应都概括为“爱”。对这些形成语言时就被包装起来的思维内容我们都承认，用它思考、交流。谁也没后悔过，说当初把“猫”叫“狗”就好了，或把“爱”叫“恨”就好了。我们也没有必要后悔。因为词象我们的错别字一样，只不过是一个与实体有关的代号，只是为了辨认方便才给不同事物起了不同的错别字。如果同一个事物有两个以上的错别字，并不代表事物本身发生了变化，就象我们改个姓名或有个绰号并不改变我存在的形式一样。所以对那些“同物异名”的性状说来，其思因并没发生突变，即与该事物相关的思维（尤其是潜意识中的思维）并没变，所改变的只是思因的表达方式（性状），而且性状的改变是人类环境（包括地理等人类生存环境）造成的。关于性状差异的问题将在“文化变异”一章中仔细讨论。
坦白地说，“思因”这一章是最令我头痛的。我不但要去感知，思考那些不可感，不可思的潜意识，还要把它讲出来。常常会有些思想如梦里的记忆一样，不知从哪儿来，也不晓得要到哪儿去，稍纵即逝，一碰就化。就好象处身于一个太极未分的环境中，等待那些浑沌的、不可名状的思绪沉淀下来。而一旦得到了那宝贵的沉淀，又不知用什么容器来盛装，真个是得意而忘形了。
当潜入潜意识中没抓到思想的鱼时，会产生再次下潜，向深处探求的欲望，于是下潜就成了目的，谁还在乎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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