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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话反说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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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话反说的“辩证法”
1965年6月，我在参加了8个月的农村“四清”工作之后，回到北京机械学院，上级并没有安排我立即回教研室从事教学工作，而是让我去校办机械工厂，搞“半工半读”的教学。
六十年代初，全中国尚未从“全民大炼钢”、“三年困难”的噩梦中完全清醒过来，立即又搞起“批右倾”、“四清”等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大学里还有“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主席语录进课堂”、“半工半读”等等。
北京机械学院积极响应刘少奇提出的“大搞半工半读”的号召，将当时的一、二年级学生的教学安排为半工半读方式，两个年级隔周轮换下厂“学工”，不下厂的那一周课堂学习。没过多久，又让机械系三年级的两个班搞“四四制”式的半工半读试点，每天4小时课堂学习，4小时下工厂。
所谓“学工”，就是将学生分配到车间的各工组参加生产劳动。我当时被分配在机械加工车间的车工三组，组里的学生每人开一台车床，边学徒边生产。当然，刚开始时是让学生做一些粗加工的工序。每个工人师傅带领十来个学生，我跟着车工三组的张树勅师傅，协助他辅导学生。
学院附属工厂的厂长张d，年过半百，又黑又胖，是个很面善的老头，听说他早先也曾在机床教研室教书，后来被调来管理工厂。他作风果断，搞生产管理还真有一套，把校办工厂搞得十分红火，在他率领之下，开发并生产了一些高精产品——单晶炉、静压主轴的精密仪表车床等。尤其是拉制单晶硅（半导体芯片材料）的单晶炉，成为全国首创的产品，使这个不大的校办厂在全国机械行业里小有名气。【题外话：由于这单晶炉，文革后期发生了一桩震动全国的公案。当时上海搞大型单晶炉的开发，把它作为一个重大的政治攻关项目，上海“革委会”的头头马天水派人，到北京机械学院索要单晶炉的全套设计图纸。因牵涉机密文件的手续问题，没有即刻拿到手，不可一世的“上海帮”大动肝火，在文汇报发文声讨，严厉批判，斥责北京机械学院竟敢“对无产阶级保密”，把在学院当家的“军宣队”吓得屁滚尿流。】 因此，不仅校领导很看重，全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也都很敬佩、并喜欢这位老厂长。
正是这位张d，在学院决定开始“半工半读”时，要求学院派一部分专业课的教师跟随学生下工厂“半工半教”。我因此成为这部分专业教师的一员，离开教研室，到校办工厂上班。
下厂的第一天，张d看见我们这些教师没穿工作服在车间转悠，立即批了条子，让我们每人去××科领取一套工作服。先去的很快就空着手回来了，××科的负责人说，因为下厂的教师们不属于正式的工厂编制，别说厂里没有预备这些工作服，就是厂长批准了，花钱也没处买去（当年购买衣物、布料都必需“布票”，而布票是定量供给的）。张d又下令：“新的工作服没有，那就发给旧的。”我们终于每人领到一套旧工作服，第二天都穿了工作服来上班。我领到了一件旧背带裤外带几张旧布块。这背带裤又肥又短，而且本来的深蓝色已褪成深浅不一的灰紫色。我用那些旧布块，把裤脚接长2寸，再给膝盖处缝上两大块补丁。下厂教师穿的工作服都是既不合身、又颜色斑斓，我们打量着彼此的滑稽模样，都忍俊不禁。那年头物资极端匮乏，人们穿衣都提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在正规国营工厂工作，一般定期（1年～2年）发给一套工作服，这也算一笔不小的收入了。实际上在规定期限内原来的工作服远远还未穿旧，新发的工作服就可以让给家人穿（身材高大的汉子为了妻子就特意领一套小号的；妻子为了丈夫就得要一套大号的）。后来我们校办工厂为了进一步节约，又规定每次领新工作服时，必须把旧工作服上缴。其实，谁也不会傻到把仅穿过一两年、还是七八成新的旧工作服上缴，于是乎，工厂回收来的总是那些穿了多年、破烂褪色的旧工作服（还有一些烂得提不起来的，剪成一片片的，留作补丁）。正好，现在给了我们，让它们“为社会主义再立新功”。虽然领到的工作服如此褴褛不堪，这些被改造惯了的知识分子们却相当知足，好歹比没有强得多吧。我领到的这件破旧的背带裤，此后跟随着它的新主人足足八年有余，后来“战备搬迁”至汉中，上山伐木、筑路、开荒种地、烧砖炼瓦、建造土屋……下山盖厂房，浇筑预制构件、当吊装工……它简直是功勋卓著！那是后话。
我们在厂里，除了和学生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也抽出少许时间讲一些课，内容是与生产技术关系密切的专业知识。这也正是张d建议教师下厂的主要目的，他还经常很认真地来旁听这些课程。
这一天，我给学生讲课，题目是《车床加工的精度》，张d又来旁听。当我讲到车加工零件的几何精度有“圆度”、“端面垂直度”、“同心度”等时，张d突然站起来插话道：
“打住，打住！我要讲几句。你们当老师的这些知识分子呀，脑子里就是太缺乏辩证法！不要口口声声说什么‘圆度’、‘垂直度’，这些名称统统不符合辩证法！哪里有绝对的‘圆’？哪里有绝对的‘垂直’？哪里有真正的‘同心’？加工误差是绝对存在的！所以呀，正确的叫法应该是‘不圆度’、‘不垂直度’、‘不同心度’……”
他的这一通评论说得我目瞪口呆，半天回不过神来。我懵懵懂懂、别别扭扭、非常绕嘴地用了许多“不××度”，结结巴巴地接着把课讲下去。
那是一个大讲“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大讲特讲“辩证法”的年代。我从少年到青年，历经许多次政治运动，脑袋里也装进去了不少相当左的“正统”思想。可是，让老张d在我的课堂上当众这么一搅，一是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二是满心的不服气。毕竟当时有点年轻气盛，事后，私下里壮着胆去找张d辩论。另一天下班的路上，我追上了他。
“您在课堂上讲了许多‘辩证法’，我觉得很受启发，但是还有些地方不明白。”我毕恭毕敬，表情很谦虚地说。
“你说，你说，你哪里还搞不懂。”老张d和颜悦色地对我说。
“我原来也知道，加工误差是绝对存在的，而精确度则是相对的。加一个‘度’字就是承认误差的存在，就包含了这个‘相对’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原来的各项精度的名称并不违反辩证法，再给每个名称加上一个‘不’字，似乎有点多余。要是照您的说法，形容词有褒义词和贬义词，贬义都是绝对的，褒义都是相对的，为了符合辩证法，今后所有的褒义词一律作废，只许用贬义词，碰到表示褒义时再加个‘不’，来个‘否定之否定’，这样‘正话反说’，就全面符合辩证法了！？是不是有点儿别扭啊？比如说，‘三好学生’、‘四好连队’的名称由于都用了褒义词‘好’，也成问题啦，怎么改呀？（你敢改吗？）……就说‘加工精度’吧，也应改成‘加工不精度’喽？”我一口气不喘地连续说了一通，然后，脸上做出一付天真无邪的表情，内心却不无忐忑地瞧着老张d。
“……，嗬嗬嗬嗬……，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呀……”老张d仍是和颜悦色地，低声笑着，把手轻轻一挥，转向去他家的小路，走了。我被他撇在那里，莫名其妙地发呆了好一会儿，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你老张d自己不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么！？”
次年，中国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漫长的“十年浩劫”之中，我远离了专业理论和技术，直到文革结束之后的某一天，我查阅国家工业标准时，不由自主地瞪大了眼睛。那是文革中颁布的新标准文献，精度项目中，赫然出现了一系列的“不××度”，连加工表面的“光洁度”也被改成了“粗糙度”。天哪！这不是真真地应了我那“贬义词取代褒义词”、“正话反说”的歪论吗！？
再回味当年老张d在我讲课中插入的那段宏论，我恍然大悟，那一定不是老张d自己的发明，想必是他借×级干部的资格，从什么“内部参考”之类读到这种高论，再趸来的吧！
在上一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一大群“不××度”盘踞在中国的国家工业标准里，闪烁着“辩证法”的诡谲之光，竟达二十余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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