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文人徐调孚先生为中学生写过一本《中国文学名著讲话》（与朱自清《经典常谈》一样好，但如今罕见了），里面说起《唐诗三百首》（巧得很，朱先生也为它写过一篇导读），“是一部非常通俗的选本，通俗到不入任何藏书家之手，似乎任何一位收藏夹收藏了这本书，便有损他高贵的尊严。”

 

我不是藏书家，所以曾经藏过不少“三百首”。第一种是小时候在成都科技大学的书亭遭遇的，是中华书局1959年版的重印的陈婉俊补注本，我最喜欢那种字体和版式。后来见一种买一种，都是旧注，如喻守真的详注（送同学留学美国了），如章燮注疏（陪我去西湖读书了）。最可爱的是带插图的衡塘退士原编，像插图的《千家诗》一样。在乌江边的一个小码头，还在一家小书店发现一种中国书店的影印本（大概就是中华书局所依据的“四藤吟社”本），有姚莹序，陈晋蕃跋。晋蕃是婉俊的弟弟，也是注本的第一个学生；姚莹是婉俊夫君的外祖父，也是桐城派大家姚鼐的学生，我有他的《寸阴丛录》和《识小录》……

 

中华书局在出版说明中指出，“编者孙洙，别号衡塘退士”。据自清先生说，某种刻本在衡塘退士署名下有一方“孙洙”印，就把他当做编选者了。在中国书店的那本书里，夹着一页纸片儿，是我从徐珂《清稗类钞》抄录的一段文字（我都忘了怎么会找到那段话的），大概说乾嘉间太仓李家五个兄弟喜欢做诗文选本，“授弟子以衣钵”。其中特别提到，老大锡瓒“所选《能与集》与晚年自号衡塘退士所选之《唐诗三百首》尤为脍炙人口。其于三百首则自署曰衡塘退士，盖晚年所辑也。”不同版本的《唐诗三百首》似乎都没提到这个传说，不知为什么。

 

现在三百首泛滥如冰岛的火山灰，我也终于找回“高贵的尊严”，不再多看它们一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