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闹日食，“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这句话可以“恰到好处”地放在这儿了。我对天文，素来是叶公好龙，是“空想的爱好者”，喜欢思想的东西，而不在乎观测的东西；不愿费工夫摆弄仪器，连照相机也只用傻瓜的。

 

我想起九十年前（1919年5月29日）的那次日食。天上的太阳黑了，大地出了个新太阳。

 

爱因斯坦不在乎光速的Michelson-Morley实验（他建狭义相对论时，隐约知道那个实验的零结果），却关心爱丁顿的日食观测。他焦急地向荷兰的朋友Paul Ehrenfest打听：“你那儿有没有听到过丁点儿的英国日食观测的消息？”洛伦兹来电说，“爱丁顿初步发现太阳边缘的星光偏移在0.9秒到1.8秒之间。”电文很模糊，似乎没有否定任何结果：0.85秒（弧）是牛顿理论的，也是爱因斯坦在1911年根据等效原理的预言，1.75秒才是广义相对论（GR）场方程的。爱因斯坦却很自信，他告诉妈妈，“洛伦兹电告我英国远征队证实了光线经过太阳的偏转。”看来，他对具体的观测结果又不那么关心了。他对一个学生说，“我知道理论是正确的。”

 

学生问，假如实验表明他的理论错了呢？“那么我会为亲爱的上帝感到悲哀；理论是对的。”

 

我想问，假如1914年的日食大概证实了（从当时观测精度看，这是可能的）爱因斯坦在1911年的那个与牛顿一致的计算结果，还会有后来的Gμν吗？

 

“在原则上,单靠可观测量去建立一个理论,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正好相反，是理论决定我们观测到什么。” 这是海森堡回忆的老爱的一句话，这句在20世纪物理学里很“真”的话，在许多做经验科学的人看来，似乎有点儿荒谬。也许，正因为这一点意识的缺失，很多学问还是“眼睛的功课”，而不是大脑的工作。很多同学，除了用新的工具来重复老师的经验，已经找不出“理由”去发现和思考“看不见的”基础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