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台北故宫遇见《国宝的形成》特展，见了许多真宝贝，今年却在那儿遇见了许多“伪好物”。伪好物是米芾发明的词儿，大约等于启功先生判断自己作品真伪时常说的，“假的好”。明知是假的，人家还喜欢，就是“伪好物”。台北故宫拿出40多件“苏州片”来呈现16—18世纪的“伪”风尚。（明万历到清嘉庆年间，苏州专诸巷、桃花坞一带民间绘画高手聚集，专做假书画，“作品”影响深远，赢得“苏州片”的名号。我竟怀疑原来可能叫“苏州骗”。）我有幸赶上了特展的尾巴，第二天就要结束了。

展品多青绿山水和人物故事，所传作者多仇英、文徵明等。两样画风都不是传统文人画的主流，却成为“模仿”的主要题材，大概是迎合了市井文化的时尚——这与今天的假货体现了一样的精神。

伪好物是无名艺术家的半商业行为的现实产物，却牵着一个常令我疑惑的理论问题——艺术的目标（或精神或本质或什么别的代表性名目）是创新还是创美？自近现代绘画流行“主义”，自杜尚把他的马桶拿来展览，艺术家似乎已经不在乎“美”了。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画的是纳粹对生命和文明的摧毁，但它本身也摧毁美的“杰作”。近年中国书法也流行“丑书”，书法被演艺为五花八门的与汉字无关的行为。作者自以为在创新探索，而观者只能向壁大呕。反正我是宁愿重复地看传统的碑版名迹乃至伪好物，也不想多看一眼异化的真正的笔歌墨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