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香蜜轩，那是三年前为马元春同学洗尘。他这次回来是参加香港的一个活动，然后是宝安的一个活动，因为他曾经在加拿大卫生部做过多年的兼职，对其卫生政策比较熟悉。

1989年，马元春在母校获植物化学硕士学位后留校，1992年破格晋升副教授不久即赴英国留学，获得Portsmouth大学药物和生物医药学院制药科学博士学位。后转加拿大创业，现任加拿大天然药业集团总裁及CEO。该公司于1996年由马元春创立，主要从事天然药物的研究、开发及生产，现有三家生产基地，业务繁忙，生意兴隆，且曾接待过不少同学。

多年来，马元春分别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从事天然药物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发表论文100多篇。一直致力于天然药物的标准化与现代化研究，在植物药质量控制及标准方面颇有建树，如银杏、红景天、西洋参、三七，灵芝的分析研究方法为美国药典、中国药典等采用为标准方法及工业标准，并担任“加拿大国家标准委员会”（the Association of Official Analytical Chemists，AOAC）天然药物专家委员会成员、美国官方化学家学会专家组成员、加拿大天然药物研究会董事会成员。此外，他还受邀担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客座教授以及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农业食品部的专家指导委员会成员。当然，也是母校的客座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宴席中，大家讨论到中药概念的相关问题。因为中药、西药、天然药物、膳食补充剂，这些词在日常语言里被随意混用，但它们分属完全不同的监管范畴与证据体系。明确区分它们之间的含义，可以使我们减少某些不必要的争论。

什么是现代药物？

现代药（Modern Medicines）是指19世纪以来，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技术方法研究、开发、生产和使用的药品。

现代药（主要指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的分类体系主要依据来源、作用机制、剂型以及注册管理四个维度进行划分。目前最主要的是按来源与性质分类，包括：

天然药物：来源于植物、动物、矿物或微生物，经加工提炼而成。例如从微生物培养液中提取的抗生素。

合成药物：通过化学合成或半合成方法制成，具有结构清楚、剂量精确、疗效较快的特点民福康。

生物制品：基于免疫学原理，利用微生物或其产物制成，如疫苗、抗毒素和诊断液等。

另外，中国按注册分类，包括：创新新药（1类）；改良型新药（2类）；仿制药（3类）。按管理分类：分为处方药（需医师处方）和非处方药。

一般而言，现代药具有两大特征：一是药效评价，通过严格的临床试验、药理学实验、毒理学研究等科学方法验证；二是药物成分明确、结构清晰、作用机制相对精准。因此，在中国现代药学体系中，“西药”并非官方分类名词，国家药品分类体系通常将其归入“化学药品”（代码1）和“生物制品”（代码2）大类，以区别于中成药。

什么是保健品？

保健品与药品之间有一条清晰的界线，但在市场传播中这条线经常被模糊。

保健品的本质仍然是食品。它可能有调节机体功能的作用，但其上市审评主要检验污染物、细菌等卫生指标，不要求证明治疗疾病的效果；说明书不能像药品那样标注适应症、不良反应和严格的用法用量。药品则必须经过临床试验验证，并通过监管机构审评批准，才能获得标注“治疗某某疾病”的资格。营养补充剂

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是：同一种物质可以以两种身份上市。维生素C可以作为“药准字号”药品生产，在GMP车间里接受严格的质量控制；也可以作为“食字号”保健品生产，标准低得多。决定它属于哪一类的，不是分子本身，而是申报路径和监管承诺。

什么是天然药物？

“天然药物”听起来像是中药的同义词，但在概念上，两者所指不同。

天然药物通常指从自然界（植物、动物、矿物）中获取的、经现代工艺提取或制备的药用物质，其研发和评价遵循现代药理学与临床医学的逻辑。它可以是单一化合物（如从红豆杉中提取的紫杉醇），也可以是标准化提取物（如银杏叶提取物）。它的“天然”描述的是来源，而不是它的理论依据。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青蒿素：它源自植物黄花蒿，但它的发现、提取、结构鉴定和临床评价走的是现代药理学路径，最终成为全球广泛使用的抗疟药，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中药。麻黄碱来自麻黄，但它作为化学药使用，与麻黄在中医理论中的用法并不等同。因此，就来源而言是自然界的，天然药物不等于理论框架的传统性。

中药与西药的误解

基于以上，中药与西药的划分其实是一种误解，但中医界有一个简洁的概括：以中医理论指导临床用药的是中药，以西医理论指导临床用药的是西药。这个概括的核心不在物质来源，而在指导理论和使用语境。这个定义来自于中医界，既然现代药是指19世纪以来，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技术方法研究、开发、生产和使用的药品。那么与之相对应的，中药就是以中医理论指导临床用药的药物。

因此同是天然药物，按“性味归经”“君臣佐使”来组方和表述用途，它就是中药；按现代药理学分离活性成分、用现代医学术语表述适应症，它就是西药。那么，青蒿素抗疟是按现代药理学路径发现的，则属于西药范畴；而青蒿在中医理论中用于“清虚热、解暑热”，则是中药用法。同样的植物，可以出现在两个体系中，但指导它的理论不同，它就被归入不同的类别。

这就导致一个悖论。想想看，当代谁还会去按照性味归经理论开发新药，那么如何判定“现代中成药”究竟是中药还是西药，就成了一个难题。即使临床上，不少中西医结合医生既按照中医理论组方，也按照现代药理组方，他们应用的究竟是中药还是西药？1980年代，曾经有一种“西药中药化”的尝试，尽管无疾而终但也毕竟热过一段时间。但本质上，是对这种划分的挑战，也体现了民间对这一划分的种种误解：

（1）中药与西药的划分原则是“天然 vs 化学合成”。两者的核心分野不在于物质来源，而在于指导理论和使用语境。阿司匹林最初来自柳树皮，麻黄碱来自麻黄，它们都是天然产物，但作为西药使用；反过来，人工种植、炮制的中药材，其“中药”身份来自它在中医药理论体系中的位置，而不是因为它“自然生长”。把中药等同于“天然的”，西药等同于“化学的”，会立刻陷入逻辑困境：从植物中提取的单体化合物，到底算哪一边？

（2）“天然”意味着更安全。美国国家补充与整合健康中心（NCCIH）明确提醒：“天然”不等于更安全或更有效。自然界产生的有毒化学物质并不比人工合成的少，如汞、蛇毒、砷、蓖麻毒素，都是天然的。在草药领域，卡瓦与严重肝损伤相关，麻黄则因心血管风险和死亡风险被美国FDA禁止作为膳食补充剂销售。中药同样如此，马兜铃酸的肾毒性和致癌性是一个被广泛记录的教训。“是药三分毒”这句老话，对中药和西药同样适用。

（3）中药“多靶点、整体调节”，西药“单靶点、头痛医头”。这个对比捕捉到了两种药物发现范式的差异，但将其绝对化会掩盖更重要的事实。西药的确常以单一分子靶点（受体、酶、离子通道）为起点进行设计，但许多现代药物在体内的实际作用网络远比“单靶点”复杂。中药复方的多成分特征确实使其药理图景更复杂，但这本身并不构成疗效或安全性的证明。复杂性是一种需要被研究和管理的属性，而不是一种豁免验证的资格。无论成分多么复杂，一种干预是否“能治病”，最终要回到可重复的临床证据上来。

（4）只要按“中药”身份使用，就可以不按现代药物的标准来检验。以中医理论指导用药，决定的是它在中医诊疗体系中的位置和用法，而不是降低“声称能治疗某种疾病”所需的证据门槛。一个产品如果宣称能降血糖、抗肿瘤，无论它被归入中药还是西药，它面对的都是同一个根本问题：证据是什么，效果多大，风险是什么。理论体系可以不同，但“声称能治病”这个主张本身，需要接受与其主张相匹配的检验。

总而言之，中药、西药、天然药物、膳食补充剂之间的界线，首先是指导理论与证据体系的界线，其次才是文化或哲学传统的界线。把“天然”当作安全证书，把“传统”当作疗效证明，把“分类身份”当作豁免验证的理由，都会让真正重要的问题被绕开。一颗药丸来自哪里、被归入哪一类，并不自动告诉人们它能不能治病、有多安全。这些问题，只有证据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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