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知乎，发布于 2020-05-15 00：24

​引言的引言

此文是为了我校沛然计划的中期考核而写作的。沛然计划是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一个学生人才培养项目。虽然这个计划现在看起来快黄了。原要求是提交一篇“经典研究报告”。很遗憾，研究生这几年还真没定下心去”研究“中医经典，写不出自己心目中合格的”经典研究报告“，只好胡乱凑出了这篇方法论层面的文章。可惜，虽然说的都是心里话，但是因为篇幅所限，能力又不足，文字写出来就好像胡言乱语，自顾自呻吟一番似的。所以如果读完以后，没看明白我想说什么，这很正常。

引言

本文不是对经典条文本身的解读，而是希望探讨一种读经典、理解中医理论的方式。与其说这是一份“研究报告”，更不如说是一份读书笔记和心路历程。读中医经典这件事，本身门槛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将经典读到研究的高度，需要付出相当大的精力和耐心。因此本文绝不敢自称为研究。同时本文所表达的观点也只是现有阅读量的整合，有所偏颇属于自然，请各位老师斧正。

1. 难懂的经典和过圆的解释

经典很难读懂。这个结论应该不是笔者的臆想，而是很多如我们这样的中医学子、医师、甚至是研究者的共识。在本科选课时，我所就读的中西医专业只要求选一门经典课程，绝大多数的同学都选了《内经选读》。除了课程安排比较方便，也多少有一种心态：《内经》为经典之首，先读总是没错的。而我的直觉却是反的：我选了其他三门经典，惟独没选《内经》。

事后与同学交流才更印证了我的想法。《内经》有太多内容无法读懂，尤其是“病机十九条”等条文，更是和目前接触的体系完全不同，除了强背，难以吸收。而对于我来说，比起“医经”，从“经方”出身的后三门经典确实更加贴近实际也更容易懂。尽管如此，无论是伤寒六经还是温病卫气营血，对脏腑辨证的角度而言都是全新而不同的体系。每个体系看起来都是完整的。那么这些体系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可以互相替代吗？他们与《内经》的表达又如此不同，可不可以互相参照呢？《内经》那些读不懂的条文本意又是如何？无数的疑问骤然升起。

同时，另外一个问题出现在《中医内科学》的考试中。考试的最后一般是几道病案分析。做的多了就逐渐发现，无论对于疾病开出怎样的方子，我们总能在学过的体系中找到合适的圆满的说辞相配。有时对于一道题，两个人各执一套，谁也没法说服对方。似乎中医的医理分析总是仅存于文本，典籍上能说得通的事情就是合理的。真的是合理的吗？我们这样的援引都是正确的吗？通过文本的翻译我们真的就理解古人所说的意思了吗？总有万般疑问萦绕心头。

2. 理论的“整体”与实践的“破碎”

上了临床后，跟多了老师就另有一种新的体会。以往，我们在学校被教授道“中医中最重要的两点，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这是每个中医生必然记住的一句话。而我们在学习时，理论和实践也是很“整体”的，每一个派别每一种理论，似乎都能在病例上的得到自洽。但是，临床待多了就会发现，真正的实践绝不是如此“整体”的。比如崇尚经方的老师，在遇上咳嗽咳痰时会用上金荞麦一类毫不“经方”的药物；而加减治疗往往也是根据多出来的症状配上有相关作用的药物，例如抽筋加入伸筋草等，颇有“对症下药”的意味。而针灸的世界中，学说更为繁复，这类操作也就更为普遍。各类“不怎么传统的”微针系统，全息系统，加上各种奇穴、经验穴……

无论是在所谓“中医思维”的整体性上，还是中医治疗的整体观上，这类操作都仿佛往原来似乎完整的理论圆球上插上的一把尖刀——还不是一把，而是无数把。似乎一切都指向一处：即中医经典理论本身就不是我们理解上的，具有那么高的完整性。

阻碍我们理解经典的，除了不同经典系统各自的差异之外，还有重要的一关，就是古今世界观的差异。经典中的很多类比，有来源于自然，但是也有很多来源于传统文化。例如干支纪年的历法学是中医时间医学的基础，政治的五德论也是五行生克的根本来源之一……乃至于在文字上，古文与白话文的很多理解也不尽相同。古人和现代的很多大家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一直以来对于中医的培养都很讲求文字功底和文化功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的去接近经典的本意。

3. 隐喻与讹变，一把剪刀

经典是否具有神圣性？是否需要一字不改的学？其实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藏在背后的答案已经很明显了。但是这样的问题却会困扰很多学生甚至一辈子。由于难读，难懂，离临床好像很远，经典（尤其是《内经》）好像已经越走越远，逐渐走上了神龛，脱离了生活。大家会认为经典具有神圣性，甚至去崇拜。有很多人认为，《内经》是忽然出现的，且“出现即顶峰”，乃至采用地外文名或者史前文明的说法来论证《内经》的神圣性。当然，这是不符合唯物史观的。

在我的读书过程中，经典理论有一个祛魅的过程——即发现了隐喻和讹变的存在。当一个现象发生，人类无法通过现有的知识去解释，只能假借化用原有的知识体系去设立譬喻，隐喻就这么诞生了。而讹变，通常是发生在文献编辑中对于通假的错误理解，错简以及将注释转抄为正文等情况。《走出巫术丛林的中医》解释了五行是来源于政治隐喻。贾春华从语言学隐喻的角度阐释了很多中医理论的设喻来源。讹变的例子也有很多。比较著名的一个就是《素问·水热学论》“肾，胃之关也”一句。历来医家都将这句做肾胃两脏之关系解，甚至张景岳还为此句特设一方“胃关煎”。但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简帛却证明了本句原文应该是“肾，谓之关也”，“胃”通“谓”。

看到了那么多隐喻与讹变，一段时间里中医经典理论在我的眼中好像也没价值了起来。似乎可以把理论体系一眼看到底了，但是依然有个声音在问我“这就是答案吗？”。直到我读到了黄龙祥教授在《经脉理论还原与重构大纲》中，将古典经脉理论以“水隐喻”和“树隐喻”将行血之脉和联系之脉的理论划出了一条清晰地界限。我才突然意识到，这两种情况可能可以作为一把剪刀，将原本看似完整无缺的理论裁剪还原出来。真正躲在隐喻之后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4. 临床家与研究者：角色决定态度

在和同学讨论一些经典内容的时候，有人会质疑我“你又没实践过这个理论，你怎么知道它是错的？”又或者是“你没做出来，你怎么知道别人做不到”（如内景反观一类话题）。我有时在思考，自从认定了隐喻和讹变的存在之后，我似乎会先入为主地去怀疑经典文献。尽管科学态度告诉我们，怀疑应该是先入为主的，但是在中医理论上，这么做对吗？

后来我在搜索宗教学相关知识时发现，对于宗教理论（当然，这里不是将中医比作宗教）而言，有两类人员参与研究。一类是有信仰的神学家，他们往往从“信”出发，去实践教条，论证并且研究。另一类是宗教学家，他们可以有信仰，而大多是不信仰的。他们往往从“不信”出发，通过逻辑学、人类学、历史学等严格的调理去审视教条。所以身份角色的不同，导致了先入为主的态度不同，但是研究对象乃至目标是可以一致的。

中医也是如此。作为临床家，我们往往是从“信”而出发，以此作为实践的基础。遇到问题拿手边的钥匙开锁。开得开就认可它，开不开就换一把钥匙。这也就是为什么胃关煎会诞生——虽然错拿了钥匙，但是确实打开了医家手边的那把锁。而作为研究者，我们审视每条经典的来龙去脉，解构它，然后重新组装，看看它是不是符合原来的含义。中医研究者的问题在于，有时候会认不清自己的角色到底是临床家还是研究者，也就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态度的混乱。然而究竟，这两种角色的目标是一致的，只要严谨探究，最后终能在山顶汇合。

5. 结语：寻找珍珠

黄龙祥教授在一篇论文中，将中医有价值的一个个核心经验比作一粒粒珍珠，他们被理论的链条串起来，形成了一串项链。如何打开这串链子得到真正的珠子？那需要我们有打开项链的意识，找到分辨链子和珠子的方法，甚至要有合适的工具——比如剪刀。

但是光打开项链，珠子洒满一地就完事儿了？不是，我们可能需要用新的、现代的载体把它们重新串起来，然后展示，最终交到后人的手里。所以读经典考证经典实践经典，更重要的是要将结果固定下来，将思路和方法教给下一代，这才是让中医经典继续焕发生命的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