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7-19，张树剑教授的针灸学术史研究最新力作——《中国针灸思想史论》，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一、内容简介

《中国针灸思想史论》是“铜人文丛”中的一本。本书为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中国针灸思想史研究”的最终成果，也是作者多年来在该领域研究的集中成果，分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侧重于理论解读，主要运用知识考古的方法，回溯与重新阐释传统针灸的概念理论，着重讨论针灸理论形成时期的文化背景因素的影响；第二部分侧重于史论，引入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对针灸学术史上重要命题与影响其理论演变的重要人物与事件作了分析。该书较为全面地呈现了针灸学术史上的重要概念命题的形成与演变，尤其对技术思想的演变历程与重要节点作了分析。

二、作者简介

张树剑，医学博士，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曾于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等机构访问研究。多年来致力于针灸学术史、中医思想史研究，于针灸史的研究方法与疆域颇有开拓之功。

三、编辑推荐

张树剑教授在针灸史领域浸淫十三年的研究成果，对古典针灸概念作了系统的源流分析，同时从思想史与社会史的角度对针灸的诸多核心命题，比如子午流注、药物归经、辨证论治、针刺消毒等作了深入阐发，许多问题云开见月，水落石出。该书沟通医学与史学，兼具内史、外史与临床关照多元视角，是医史研究与针灸学术界充满期待的力作。

四、著作目录

绪论：从概念到理论到学术史

上编 概念与理论流变

第一章 论经脉

第二章 论身形

第三章 论腧穴

第四章 论刺法

第四节 从律管候气到针刺候气

第五章 针灸理论与概念的观念再识与解析

下编 学术史专题讨论

第一章 针灸的传统：历史与比较的视角

第二章 “子午流注”针法思想与宋元针灸理论之固化

第三章 中药归经：容易迷失的导游

第四章 宋代解剖图及其立场

第五章 新旧之辩——20世纪50年代朱琏“新针灸学”的浮沉

第六章 针刺消毒史：近代以来的曲折遭遇与社会反应

第七章 对针灸“辨证论治”的讨论

第八章 由“干针”的“入侵”与“独立”谈针灸概念、理论内涵之变革

第九章 现代针灸临床新学派背景与前景透视

征引文献

后记：江河不废之东方学术

五、专家评论

当我们在谈论“中医针灸”时，会考虑“中医针灸有一成不变的传统吗？”张树剑的问题意识提示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时至今日，海内外依然有诸多新的针灸流派不断涌现，他们有着与传统的正统理论迥然不同的理论体系。《中国针灸思想史论》的研究视野突破了针灸流派、学派分类的正统思路，以历史学、医学社会学、历史人类学等方法重新审视中医针灸的传统，尝试绘制针灸知识的新图景。

——高晞，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作者以其精致的文字、对针灸乃至中医理论独到的“历史情景化”理解，向我们展示了针灸知识和理论的缘起及其历史演进，不仅以历史主义的态度，从针灸的相关概念、理论辨析入手，将针灸乃至中医思想理论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对其做了合乎情理的理解和阐释，而且通过具体的专题研究，让读者意识到，宋元以来理论化的针灸并非中国传统针灸的全部，中医在不同时代思潮影响下不断阐释而日臻精致而复杂理论，与具体的临床实践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和紧张。

——余新忠，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对于针灸，仅从具体的知识、技术是难以解释清楚的，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思想观念的层面，作深度研究和阐释。《中国针灸思想史论》就是循此理路，探求理解和认识针灸，进而明了前行方向的力作，且其面世也堪谓逢时。

——赵京生，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教授

六、后记：江河不废之东方学术

2006年秋天，在布满爬山虎的南京古城墙下，我与几位同道聊天。他们问我博士期间想写什么题目，我说我计划研究针灸的早期历史，没有什么宏伟的构想，就是想知道针灸是怎么来的。彼时我也知道，多年以来针灸学科的研究传统一贯是跟着现代医学跑的，在学术成果的评价上也一直追求发SCI，如此情境下，我的想法确实有些不合时宜。不过，我一贯与时宜是有些距离的，这算是我的一点倔强。

带着这样一种无知无畏的想法，我开始了研究，虽然有过心理准备，但还是没想到学术之路艰辛至此。一转头间，在针灸学术史研究的道路上已经颠踬前行了13年，对于“想知道针灸是怎么来的”这件事，一直在不断地推延时间，不敢轻易地把研究交付。如今13年了，在师友的鼓励下，终于诚惶诚恐地交出了这份很不完善的作业。现在回想当初在业师赵京生先生的指导下读书，字字句句地读古籍，用不同颜色的笔把秦汉典籍中的医学术语标记出来，犹历历在目。作为一个自诩爱读书的人，做这样的工作原本以为是愉快的，但真正以读书为职业之后才体会到无边的枯燥与漫漫不知前路的无力。读过博士的朋友都了解，导师给你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创见”。创见不是神光一现的灵感，而是从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爬梳出来。文献与历史研究是在“故纸堆里寻创见”，何其难也。从彼时起一直到今天，我在这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路道上蹒跚而行，无数个深宵，面对窗际的耿耿星云与手边叠成危楼的书籍，思量无绪，愁心不展。

博士毕业虽然许多年了，但是赵京生老师多年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敦促与指导。赵老师以学问渊深、为人谦冲而享誉学界，其开辟的针灸概念与理论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学术范式，近年以来在此范式下的研究成果已蔚为可观。赵老师早年的著作《针灸经典理论阐释》，开辟了这一范式的典范。十多年前，我与一班青年同道跟从赵老师梳理针灸学的概念术语，在时人看来，这样的工作是费力不讨好的，大家都喜欢追逐见效快的项目。做学问不是吃退烧药，起效越快越好，恰恰相反，学问的形成需要扶本培元，非积年之功不可竟也。若干年过去了，现在所有的想法都与当年经年之功阅读原始文献有关，读书这一剂补药的药效可谓持久。

针灸文献界另一位前辈学人是黄龙祥先生，作为一位坚守内心、独立思考的杰出学者，黄老师多年来著述不断，其《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已成经典，现在针灸文献与学术史的研究或多或少受到该书的影响。10年前，黄老师计划把民国时期的针灸文献做一个系统的整理研究，委托我作为南方项目组的负责人。因此机缘，我得以与黄老师一起工作，如今也是10载星霜了。本书的部分章节即是从民国针灸研究中生长出来的果实。黄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无时或忘，“做一项研究，写一本书，要50年后回顾依然有价值”。虽然还不到50年，但可以想见黄老师的《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与赵老师的《针灸经典理论阐释》肯定是能做到的。本书作为两位师长的趋步之作，虽然浅薄，但也希望未来在回顾我们这一代学人的成绩时能算一点分数。

本书或多或少有一些与前人不同的地方，就是在史学研究的部分略多用功以及略涉及一些海外的视野。6年前我去复旦大学历史系访问，幸遇历史学家高晞先生作为我的访问导师。高老师将我带入史学研究的门内，令我对这一学科研究的路径、方法有一些认识。记得第一次在复旦光华楼的咖啡厅里与高老师见面，我说我正在做一项有关近现代针灸学家朱琏的研究，高老师立即告知我香港与欧洲也有学者有类似研究发表，其学术敏锐度可见一斑。当天晚上，高老师十分周到地把相关的英文资料发给我，我连夜读后，感慨之至。原以为朱琏研究是一个比较新鲜的题目，但是海外早就有学者关注了。“德不孤，必有邻”，诚然。当晚我引用刘东先生的话发了一条微博：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从未因此而遗忘中国。

提到微博。感谢微博令我与青年史学家于赓哲教授相识，并相互引为知己。于老师又引介我认识了余新忠教授，后来与两位先生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读他们的著述，常常令我夜半击节赞叹，给我深深的触动与启发。大陆虽然于医疗史研究起步较晚，但由于余、于两位先生的成绩，开垦出了一片繁盛之地，可谓不遑多让于欧美及我国港台诸地。中国台湾在医疗史的研究上曾经异军突起，在中文学术圈中长期领先，其中与我的研究关系最为紧密的是“中研院”史语所的李建民先生。李先生的《发现古脉——中国古典医学与数术身体观》在大陆出版后，我的研究才刚刚起步。阅读了这一部极其精彩的学术著作之后，我知道了针灸医学史的另一种写法。后来与李先生交往渐密，于学问细微处李先生常常给我难以察觉的助益。海外针灸史以美国学者吴章（Bridie Andrews）教授的研究最为精深，吴章教授性格开朗，与之多次良晤，作为历史学家，其对针灸医学的认识经常与我不谋而合。学问之乐趣，空谷足音总抵不过友声嘤鸣更令人兴奋吧。

曾经有一年，我在剑河边上读书。经常骑着单车穿过剑河边上的草坪，来到剑桥大学科学史系的小楼或李约瑟研究所的小院，聆听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们讨论科学的意义。我的访问导师白玛丽（Mary Brazelton）博士对中国医疗史的研究颇有见地，给我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建议。本书的“针灸的传统：历史与比较的视角”一章原本是在李约瑟研究所发表的一次演讲稿，这是著名医史学家马堪温先生纪念演讲基金资助的第一讲，马先生已长眠于剑河流水之畔，但是他丰厚的学术遗产却滋养着学界后人。在此也感谢我的学生张建兰将演讲稿译成中文。剑桥北部有一个小院，吴继东先生在此设了一间不大的针灸诊所。吴先生原本是针灸文献研究的前辈，其学问做得十分细致，后来旅居英国之后，为针灸在英国的推行做出了杰出的成绩。周末或有闲暇，习惯留连于吴先生的寓所，就着几杯白葡萄酒，品评当下针灸学界与江湖上的故事。

在我的学术之途上，给予我帮助与启迪的师友尚有许多，有些固然经常见面，有些亦素昧平生，有些甚至仅仅是通过互联网交流，在此不敢一一列举名字，深恐挂一漏万。我喜欢用学术社区（Academic Community）这一概念，大家在一个社区里，砥砺问难，渐渐地就互相产生了联系，也渐渐地形成了一代又一代学人的精神。学术的乐趣，也在其中了。

今年是近代针灸学家承淡安先生诞辰120周年，先生于上世纪30年代针灸这一门学问有存亡续绝之功，是公认的现代针灸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东方学术，自有其江河不废之故”，诚哉斯言。针灸的历史，学脉绵长，未来也必将生生不息。也谨以此书向先生致敬。

张树剑2019年9月10日初稿于金陵逆斋，2019年9月14日定稿于雅典大学

七、董洪涛：读《中国针灸思想史论》有感（来自“善生活养有道”2020-10-27）

学术不是停留在字面上的，学术要服务大众，当然需要代有传承。今时我们传承往圣先贤的学术，这不但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种责任。我的朋友张树剑博士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他的新书《中国针灸思想史论》即是关于针灸思想史的传承。

对于张博士的这本书，我想从三个方面谈谈我的感想。

第一，目前前针灸思想史领域的三位老师

我们都知道，针灸是一门治病的学科。针灸治病疗效极高，而且取效快速。《内经》有谓：“效之信，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天。”我是针灸专业毕业的，目前正在从事着针灸的临床。我的工作是用针灸的理法方穴治病，但对于针灸理论的发展，以及针灸思想的考量、针灸的未来应用则没有下多少功夫。我相信，大多数的针灸医生都没有在这方面进行过相关的思考。正如本书赵京生教授的序言所说：“针灸业界、学界对针灸未来应用与研究的何去何从又相当迷茫”。

幸好，有黄龙祥、赵京生、张树剑这些学者们，他们埋头耕耘着针灸思想史，筚路蓝缕，开创出一门全新的学科：中国针灸思想史学。很荣幸，在南京中医药大学读硕时，赵京生老师即是我的授课老师。那时赵老师给我们每周上两次课，系统地讲解了一遍《内经》中的针灸思想。可惜的是当时我并没有好好珍惜，只是当成一门课来听讲，听完即放下，课后也没有深入地思考针灸思想的历史与发展。现在想来，机会已经失去，此生再难得有重新列入赵老师门墙，并聆听赵老师为我讲解针灸思想的缘分了。

我一直认为，学术的东西从来就应该是兼容的，每一门学术都应该与其他的学术有关联。以针灸思想史为例，虽然是关乎针灸的思想史，但亦是文化史、哲学史，其与中医人的学术底蕴以及其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关系。张博士的这本书正体现了他的学术底蕴，以及其人生观和价值观。我的读书感悟是，张博士学术境界高远，笔力深厚，其为文言之有物，且所创新，并非空泛之谈，亦非人云亦云之语。

第二，张博士的《经脉理论还原与重构大纲》读后感

两年前，黄龙祥教授的《经脉理论还原与重构大纲》一书出版，张博士即写了篇读后感。其时张博士在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我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从事临床工作，他专程飞来看我。那天的晚饭后他从电脑中打开一篇文章，即是他写的读后感。他一字一句地读了一遍，边读边解释他对于黄教授此书的一些学术观点的看法。张博士的文笔非常好，有些段落写的极美，极有感召力。张博士对于他认为写的漂亮的段落，读得有声有色，甚为得意。并告诉我，这篇文章写了足足一个多月，确为深思熟虑之。两年来我时时回忆起张博士这篇读后感，总觉意犹未尽，希望能再有机会细读一番。

今天夫人从南京回来，带来张博士赠送的《中国针灸思想史论》一书。我非常欣喜，马上展书浏览。先看其序言，再阅其目录，竟然没有发现这篇文章。我认为这篇虽然是黄龙祥教授《中国古典针灸学大纲》的读后感，其实也是针灸思想的一部分，附入此书之中还是很合适的。希望以后在张博士的其他著述中能读到这篇读后感。我想，读者朋友们应该也期待着这篇文章，实在是值得一读。

第三，本身展现了中国针灸思想的实用价值

针灸临床工作者都应该研究针灸思想，因为针灸思想是为临床服务的。指导针灸的临床实践，非有针灸思想不可。由此说，历代针灸学人的思想以及针灸思想的发展史即与针灸临床密切相关。

生活中为什么许多人不喜欢读思想史？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少浅尝辄止的研究者总喜欢把古人塑造成玄学家、道学家，或者是不近人情的纯粹理论学家。由此导致了思想史成了小众的学术。

事实上，中医人最有温度，尤其是古代的中医先贤们。他们虽然学富五车，理论精微，但都没有离开过临床。可以说，他们首先是一个中医临床家，然后才是一个学者，或者是一个中医理论学家。

作为中医人，张博士即是这样一个有温度的人。他好做古诗，好吃美食，对于生活与工作都有着极大的兴趣和好奇心。我与张博士相识相知近30年，我们都是在山东中医药大学读本科，且都考入南京中医药大学读硕士。彼时的懵懂少年，今时已经成长为学术界的大咖，令人赞叹不已。我的《选择中医》一书的序言即出于他的手笔。曾有不少读者告诉我，《选择中医》的序言写的极有水平。借着张博士的序言，我的书方能有了些许的色彩。虽然目前张博士是一位大学教授，但在我看来，他更是一个既有思想，又有活力的开路者。这本《中国针灸思想史论》即体现了他的温度和情怀。

这本书所讨论的中国针灸思想其实并不远离临床，反而更切实于临床。比如，张博士对于穴的考证、对刺法的研究、对针灸理论与概念的解析，都与临床息息相关。可以说，《中国针灸思想史论》不仅是一本展示针灸知识和理论的著述，还是一本有着临床实用价值的学术史。

我从事中医临床多年，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中医临床离不开中医思想。作为中医人，对于中医思想掌握的高度和深度决定着其临床的疗效。而且，越是反复临床之后，越愿意去接触并研究中医思想，即使中医思想很抽象，很难懂。针灸亦是如此。这些年来，受张博士的影响，凡他所读所用的诸多思想史、学术史方面的书，我都会买来读读。虽然不是为了做学术史研究，但对我提高疗效还是极有帮助的。而且，我也感悟到，学习中医学术史，包括思想史，还能提升我的中医素养，有益于我在中医领域的进步。

我离开了体制多年，理论上说，我只需要埋首于自己的门诊与临床，好好提高临床疗效即可，不需要再写论文，或关注中医学界的学术成果。事实上，我离开了体制后反而更有中医责任感和使命感了，我总是认为，中医兴亡，我辈有责。我从来都是一个中医人，即使身在体制之外，我仍然要去挺起中医的脊梁。为此，我积极培养中医年轻人，有教无类；同时，我致力于写作中医文章，传播我的中医正信正念，目前是每天至少创作3000字，日日不懈；并且，我也积极阅读中医学术领域的各种新文章、新观点，保持着与中医学术圈的同步。

我相信，每一个有热血的中医人都是有责任的，张博士即是这样一位不懈进取的中医人。他的《中国针灸思想史论》代表着他在中医学术界的地位，我为他的成就而骄傲。我也希望他能著出更多的好书，既丰富中医学术，又可以满足我的读书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