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邱龙虎. 科学史之父视野中的科学——乔治·萨顿的科学观评析. 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5（1）：151-153

摘要：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认为科学具有相对客观性、指向真理的进步性、统一性、不可掩盖的价值，尤其是精神价值和隐含其中的科学的人性。萨顿的科学观具有广泛代表性又独具特色，对于我们审视今天的科学及其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科学究竟是什么”？这是科学哲学家一直以来思考的重大问题，也是科学史家必须面临的重要问题，因为它指导着科学史的研究发展方向。从逻辑实证主义到科学文化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科学哲学界对此问题始终没有一致的答案。

乔治·萨顿一生硕果累累，因其对科学史学科的卓越贡献而被誉为“科学史之父”，其科学观不同于科学哲学界对科学的传统认识，也不同于科学史界对科学的一般认识，具有广泛代表性又独具特色，对于我们审视今天的科学及其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科学的相对客观性

萨顿曾多次给科学下定义，刚开始萨顿把科学定义为：“是系统化的实证知识，或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曾被认为是系统化的实证知识。”[1]随着对科学史研究的深入，他的科学观逐渐发生了变化。他曾说：“自从1９12年开始为这个学科奋斗以来，我个人的科学概念不断加宽。现在它包括了所有客观的和可证实的知识整体。”[2]

萨顿的科学客观性观点源自他对科学史研究和对实验精神的分析。他认为科学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客观的，基本上同种族条件和国家条件无关。而实验精神可作如下分析：“通过多次直接细心地观察确立事实，重复一一对照检验这些事实，形成前提。当涉及许多变化因素的时候，只允许一个因素变化，其他保持不变，考察情况怎样。尽最大可能多做这类实验，努力使这些实验具有最大的准确性。”[2]但同时，他认为科学的客观性是相对的，“从哲学上说，科学最伟大的成果是知识相对性的观念，也就是说，我们对可科学的信赖尽管是在稳定地增长，但总是有保留的，也是有限度的。”[3]

二、科学的发展进步论

萨顿认为科学是进步的，并为人类的好奇心和“求真”激情所驱使。科学的进步最终是指向真理，追求真理的科学家不墨守任何教条的理论，他们“坚定地运用科学精神之一切可能的形式将使我们越来越接近真理”。[4]但是，也许真理永远无法达到。萨顿说：“科学中没有完全的必然，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没有完全的怀疑。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除了认为误差的限度正在逐渐减小的那种感受以外，每一件事情都是值得怀疑的。这个限度永远不会缩小为零”。[3]（P12）

科学的进步是一种缓慢的累积，因为人们的偏见和执守旧的理论使得科学思想传播缓慢。但 是，科学的进步是革命性的。从物质世界来看，引起物质世界变化的指南针、印刷术、蒸汽机、发电机、电话、电报还有电影、飞机等科学成果都是革命的；从精神世界来看，哥白尼、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等这些伟人的世界观都是革命的，哥白尼、伽利略引起我们关于世界的观点的改变，达尔文引起我们关于生物进化观点的改变，“这种改变可以是一种尺度的改变、一种结构的改变或一种意义的改变。”[3]（P11）在科学进步的过程中，原有的理论总被新理论替代。但是新旧理论的替换并非一帆风顺，旧的科学思想有时会重现天日，如把牛顿批判过的旋涡理论被Ｅ．拜洛特引入宇宙论。[2]（P41）

萨顿认为，科学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发展，受到社会许多因素的制约。以工业和商业为例，他说，“工业的需求常常对科学提出新的问题，因此我们说工业指引了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科学的进步不断导致新工业的诞生，后者给老工业带来新的生命。”[2]（P32） “商业的需要也会影响科学的发展，不仅影响自然科学和地理学（这不用多说），甚至还影响数学的发展。”[2]（P33）

但是，科学有着相对独立发展的自主性，“重大的社会事件在发生之前和之后会影响到科学以及人类的其他活动；不管科学具有多大的活力和独立性，它从来不是在政治的真空中发展的。但是每一个科学问题都不可抗拒地只在逻辑所限制的范围内提出和它有关的新问题。每一个新发现都像作用在一个新方向上的压力，而使科学的一个新分支生长起来，至少也是一个小的新分支。科学的整个结果看上去就像是一棵生长着的树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中，对环境的依赖性是十分明显的，但是生产的主要原因——生长的压力、生长的冲动——是在这棵树的内部，而不是在它的外部。”[4]（P36）

三、科学统一论

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萨顿得出科学的统一性——从古今的时间跨度和世界各地的地域广度来看，科学始终是统一的。

自然统一性是科学统一性的基础。反之，科学的存在和成功，是对自然统一性的最好证明。在萨顿看来，“科学是由不同民族、国籍、信仰、语言的人们共同建立的。”[3]（P1）第一，各学科相互交织着共同进步。第二，在不同地方，有时用不同方法同时做出相同的科学发现，这也蕴涵着一种内在的一致性。针对“西方中心论”的观点，萨顿认为，“科学的种子、包括实验方法和数字，实际上科学全部形式的种子是来自东方的。在中世纪，这些方法又被东方人民大大发展了。”[2]（P142）他从广义的角度将科学史分为四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从经验上获得知识；第二阶段，希腊人建立了美和力的理性基础，很多希腊知识是从东方的资料得来的；第三阶段，中世纪，近代科学“酝酿的时代”；[3]（P51）第四阶段，近代科学，“文艺复兴时期辛勤的科学工作最终将古代和中世纪传统缓慢转变为近代科学”。[5]萨顿认为在科学史的四个阶段中，第一阶段是东方的，第三阶段是大部分东方的，只有第二和第四阶段才是西方的。为什么人们忘记了科学的东方起源呢？萨顿解释说，在十二世纪到十六世纪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对人类产生了深刻影响，虽然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产生了很多伟大的人物，但是基督教在政治和智力上的霸权和学术重心的地位使得西方的优越地位一直在增大。“一直到十六世纪，这种一直扩展中的文明是如此深深地被西化了，以至于人们——甚至那些东方人——开始忘记了它的东方起源。”[4]（P81）他认为，“直到14世纪，东方人和西方人是在企图解决同样性质的问题时共同工作的。从16世纪开始，他们走上不同的道路。分歧的根本原因，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是西方科学家领悟了实验的方法并加以应用，而东方的科学家却未能领悟它。”[3]（P5）

萨顿说：“建立在人类经验总和之上的自然界一致性和科学一致性的这个假定如此牢固，是不能轻易怀疑的。”[4]（P32）而人类看起来虽然不尽相同，但最终追求目标是统一的。因此，自然界的统一性、科学的统一性和人类的统一性是三位一体的。

四、科学的价值

为了理解科学的意义和价值，萨顿认为必须回顾过去。“每一个文化的进步，终究是由于科学的成就而获得的。”[4]（P99）对于科学在未来社会中的重要性，他说：“这种重要性必将继续增加，因此科学在教育中的相对重要性也将增加。这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没有一个清醒而明智的人会企图扭转人类命运的轨道，扭转知识、科学、甚至技术的不可抗拒的增长。”[3]（P28）萨顿再三指出科学的精神价值远大于其物质价值，一些文人和科学家不理解科学的精神价值，他强调指出：“无论科学的成果多么宝贵，尽管它在各种生活中——从功利主义直到最高的情操——都证明是无限宝贵的，但比起揭示这些成果的精神，它们就不足称道了。”[4]（P96）

萨顿说，“科学的精神正是一种革新和冒险的精神，是指向未知世界的最鲁莽的探险。而它的进攻性力量是如此之大，它的革命性的活动是既不可能被制止，也不可能被限制在它自己的领域内的。它迟早要去征服其他领域，并把光明照耀到迷信和不公正仍在泛滥的一切黑暗地方。”[4]（P44－45）就建设性而言，科学的精神是建设的最强力量，也是破坏的最强力量。而且，“科学像宗教一样，包含有无私、诚实、严肃。”[4]（P95）但“科学既不是哲学，也不是宗教，更不是艺术。它完全是实证知识的总和，而且极其严密。科学既不同于它的实际应用，也不同于无价值的理论化的盲目信仰。”[4]（P96）

五、科学的人性

萨顿认为，科学是具有人性的，将自然的研究与人的研究分离甚至对立起来既不可行也不明智，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自然的研究是由人来进行。萨顿举例说，即使是纯粹的数学，它还是“人的大脑的一种经验，一种物质化了的思想……它扎根在自然之中而表达人的心智。”[4]（P30）所以，“一个完美的科学体系，或者似乎是完美的科学体系，也可以说是像我们看到的一篇写得很好的论文所具有的那种足够完美的科学体系，这样一种体系是非常美丽好看的，足以激发起初学者的热情，乃至确定其学术生涯。它十分抽象，几乎是超人性或者无人性的，但实际上——不明讲——它真正是有人性的。”[3]（P61）在萨顿看来，现在的科学正远离人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 一，科学的发展已经很难看出人参与其中的意识和作用，看不出是关于人的科学了；第二，人类不当使用科学导致科学非人性化。二战中科学的人性在德国发生扭曲，萨顿指出：“这些德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自己的‘技术’迷恋症的受害者。他们是彻底的‘技治论者’，人们可以看到，希特勒先生提出的某些问题会使他们的技术性头脑怎样兴奋起来。”[3]（P18－19）萨顿认为，“他们对技术的专注以及由此而来的麻木不仁和无知无觉达到那样一种程度，致使他们的精神对人性已完全排斥，他们的心灵对仁慈已毫无感觉。”[3]（P19）萨顿认为，尽管科学给人类带来益处，但必须把科学和文化的其他部分结合起来，使“科学人性化”。否则，人类的前途与命运难以掌握。因此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但是，科学的人性是暗含的，只有经过科学教育的人本主义者才能够发掘科学的人性，而且科学的人性隐含于它的起源和发展中。萨顿认为科学工作人性化方法是加强科学史教育。

六、结语

萨顿的科学观是一种实证主义倾向的科学观，他强调科学的价值尤其是精神价值和科学的人性，这是萨顿科学观最具特色的地方。萨顿多次强调科学的重要性，因此国内有些学者认为萨顿有“科学主义”的倾向，但其实这是对萨顿的误读，违背了萨顿新人文主义的初衷。萨顿同样重视科学之外其他文化的作用。他认为科学不是生活的全部。科学史家科恩作了中肯的评价——萨顿“爱描写科学理念的美感和科学家们对事业的英勇献身，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成为一名‘科学至上主义者’，而且他对科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邪恶副产品拥有一种严肃的判断力。”面对科学发展带来的巨大好处，萨顿没有被冲昏头脑，他呼吁进行一场“新人文主义的综合”，使“科学人性化”。继萨顿之后，因宣称科学与人文分裂对立而闻名的斯诺却在当时没有看到科学主义的危害，“他1954年的著名演讲，还在为科学争更多的名分和更高的地位”。[6]萨顿关于科学价值的论述要求我们不仅留意到科学的建设性作用，更须堤防科学的破坏性危害，当前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副作用已经显现出来，我们须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萨顿的科学的人性观要求我们重视科学与人文的结合，在发展科学的同时重视传统人文的传承。

“在当代科学哲学中，大体上有四种科学发展模式——累积模式、进化模式、革命模式和渐进模式。”[7]萨顿关于科学发展模式的论述中蕴涵以上四种，他指出科学进步是缓慢地积累和向真理渐进的过程，虽然真理可能永远无法达到；科学观念前后的改变具有革命的性质；科学理论的替代是一种曲折反复的进化过程。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萨顿得出科学的统一性。除萨顿外，培根、马赫、石里克、孔德、彭加勒、爱因斯坦、辛普森、Ｂ·巴伯、威尔逊等哲学家、科学家也同样认为科学具有统一性。

萨顿的科学统一性和他们的科学统一性具有历史共性，体现了一定历史时期科学界、史学界和哲学界对科学的理解，但唯有萨顿是从科学史研究得出的结论，给哲学界和科学界的科学统一性追求增加了科学史实佐证。萨顿的科学统一性对于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规划和发展具有指导作用。长期以来，我国教育体系中高度重视主干课程和专业课程的建设，无视萨顿提出的科学内部的统一性以及科学与其外部的统一性，结果培养出专才而培养不出通才。就我国科学研究规划而言，科学统一性要求系统性和协调性，我们需在科学全盘发展过程中集中发展部分尖端科学技术。

总之，萨顿的科学观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并存，对于审视今天的科学及其带来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萨顿科学观中的有些观点值得商榷，如他将科学视为少数人的事业，将科学与技术截然分开，认为目前社会出现的问题都是由于技术的急剧发展和人的贪婪造成。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