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李树雪. 语境论对传统科学史观的反思与消解.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3，30（6）：68-72

摘要：语境论作为一种世界观与方法论，在逐步被人们所理解的同时，也渗透到科学史的研究中，对传统科学史观进行了诸多反思。文章不仅从历史语境对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和批判主义三种传统科学史观提出反思，而且从社会语境的角度对传统科学史观进行了理性消解。文章主张语境的、价值中立而多元的科学史观，为语境论科学史观的建立作理论上的辩护。

表面上看，科学史的写作实践似乎旨在阐述一个核心问题——科学技术是如何发展的？但随着科学史研究实践的不断深入，“科学是什么？”“科学史的本质是什么？”等一系列的元理论问题摆在了科学史学家的面前。从历史语境看，科学史学家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逐步形成了对科学史本质的认识，即科学史观。从社会语境来看，科学史观又会对当时当地的科学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不难理解“每一部科学史或是科学方法论著述都代表着一种科学史观和编史方法论”[1]，这充分说明传统科学史观的多元性、特殊性。以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和批判主义的科学史观为代表的传统科学史观是代表了不同的科学史研究进路。但“随着语境（Context）观念在当代思维领域中的普遍渗透，一种语境主义世界观（Contextualism as a World View）逐渐显现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发展中。”[2]因此，语境论科学史作为近年来科学史研究的一个分支，是语境论向科学史界延伸的必然结果，其对传统科学史观的反思与消解，显示了语境论科学史观的独特魅力。

一、对功利主义科学史观的反思与消解

功利主义科学史观的核心主旨是主张科学史研究的实用性，其目的是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史学辩护。功利主义的科学史研究，从科学史以学科史的形式出现到综合科学史的出现，其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是历史语境和社会语境共同促进了其发展。

从语境论的角度讲，任何科学事件的发生与发展都是在特定语境下形成的。只有将这些科学事件写出来，才能突出科学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所起到的作用，从而为科学的发展辩护，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求得支持，这是功利主义科学史得以发展的社会语境。培根为此而决定组织力量撰写天文学、化学等学科史，《自然的和实验的历史》于 1662 年成功出版，标志着近代学科史的发端，第一次将科学技术推动人类文明演进表现出来，从中体会到科学技术在人类发展中的特殊力量。

在这种语境氛围下，科学家们结合自身的科学实践而转向学科史的写作中，他们希望通过学科史来获得社会对科学的理解和支持，这是研究学科史的唯一目的，也正是功利主义的具体表现，更是在特定语境下的“语用实现”。这个时期写出来的科学史，严格地从语义分析的角度看，是学科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史。也就是从语形上来说，其不具备解释功能，只是一种“描述”而非对科学事件的“说明”。就拿英国科学史学家托马斯（ThomsSprat）在 1667 年完成的《皇家学会史》来说，它是在追溯英国皇家学会历史前身的基础上，集中表达了皇家学会对推动科学发展的社会作用，从而为新科学的发展寻求一种政策支持和社会的理解[3]4。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科学史不是为了展示科学是如何发展的，而是为了体现其社会作用，不难看出当时的学科史写作的特点：对某一学科进行编年史的现状描述，让人们“通过阅读前辈的探索经历而受到激励，……即使我们先前获得的知识对于科学的发展不是必需的，但它毕竟是大大促进了未来的进程”[3]3。这种功利主义的科学史观在当时当地的学科史发展中有突出的作用，实现了社会对科学发展的认同，尽管是不可取的，但从历史语境讲是合乎情理的。

再从社会语境的角度去分析，18 世纪的文化特征是突出科学与进步，把科学看做是社会进步的源泉，其时已认识到没有科学的发展社会就不会进步。

尤其是近代实验科学成为主流科学，实验方法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后，人类才始觉科学可以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看法，不同的方法对认识世界的结果是不同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科学可以改变人类对世界的信念，也就是说科学革命不仅仅是一场科学的变革，更是一种观念的更新，这样的思想在当时的学科史中会有很大篇幅的记载。科学技术在为社会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的同时，也改变了经济结构，经济结构又会引起上层建筑的巨变，这也充分说明科学技术改变了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会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拓宽空间。

如何看待这种功利性？ 从语境分析的角度讲，语境是语义、语形和语用的集合。从这个角度去反思功利主义的科学史观，发现这种功利性很强的科学史观，在其特定语境限制下，其语形结构必然是陈述语句式地肯定，才能强调科学的功效，这样的语形就会限制语义的延伸，因此其语用的实现就必然不是去考虑科学的本质是什么、科学是如何发展的、其规律是什么样的，而主要是以编年体的方式去深化科学对人类的社会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语境论主张语境对语义的限制，因此这样的学科史就不会上升到对科学的解释和说明层次，这也是功利主义科学史观的局限性。尽管在语境论看来，其思想可以在语境下得以消解，但当时的科学史没有上升到解释和说明层次，让后人从前人的经验中总结教训、得到某一方面的启迪，只是为科学寻求在社会建制化方面的合理性，实现科学发展的社会认同。因此，其致命的缺陷是非理性主义的。

二、对实证主义科学史观的反思与解构

如果功利主义科学史观“是出于科学史学之外的某种目的和需要”[4]的话，实证主义科学史观的核心主旨，是通过利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科学史，让人们认识到科学知识推动了人类进步，科学的积累过程就是科学史。诚然，19 世纪的自然科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理念、研究手段等诸多方面与前几个世纪的研究有了很大的不同，以前对自然界无从认识的世界在人们面前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人们感觉过去神秘的世界变得清晰起来，因而科学的进步不仅让人们认识到自然世界的规律，更重要的是打破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哲学理念。

在这样的一种语境下，科学史界逐步认识到科学史的研究绝不仅是为科学的发展寻求社会支持、得到社会认可那么简单，而应该是在符合科学发展内在逻辑的情况下，借助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严格实证、强调事实，达到认识科学是什么的目的。这种实证主义的思想为 20世纪的科学史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历史语境看，实证主义科学史观能够想到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自然科学本身发展的历史，这种编史方案其本身有一定的进步性，较功利主义的科学史观有了很大的不同，其核心主旨试图去掉研究者个人的爱好、主观意愿，而是从客观的角度去收集、分析、考证史料，从而达到对科学发展的深刻认识，书写出符合历史逻辑的科学史。这样的一种思想，其预设的语境前提是科学是可以实证的，似乎是“科学的”。因而在萨顿（G．Sarton）时期极大地发挥了这种实证主义的思想，“科学史之父”的萨顿认为“我们的主要目标不是简单地记录孤立的发现，而是解释科学思想的进步和人类觉悟的逐步发展，理解并扩展我们在宇宙进化中的职责地位”[5]。

这段话已深刻表明萨顿对科学史的认识，他清楚地认识到科学史不仅仅是简单地记录科学事件的编年史，而是要去解释科学是如何在人类发展历史中起到进步作用的，其核心是第二层的工作，从而达到明确我们地位的作用。这里的“我们”实际就是科学发展的主体——人，他所主导的科学史要研究科学主体人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因为萨顿已清楚地看到“科学史的目的……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其中，科学的进步是被注意的中心，而一般历史常作为背景而存在。”[6]这种思想的出发点看起来是科学的、合理的，也符合当时的语境诉求，但是从后期的研究实践来说，又走向了材料的堆砌、无法取舍，直至走向无法自拔。因此尽管他想“赋予科学史以新的原理和新的研究方法，使之成为一门新的历史学科，这种新人文主义似乎可以取代旧人文主义”[7]。

但是，由于他的语境前提是建立在科学是系统的、实证的知识的一种限定上，那么在这个语境之外的东西就无法写入科学史，但其确实是存在的。这就像写到牛顿的炼金术研究一样，在一些科学史的著作中没有提到，但是他作为科学事件却是存在的。

上述对实证主义科学史观的反思，从历史语境的角度讲，固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尤其是像萨顿的人性化科学史观，他的主张是科学合理的，在当时的语境下能看到了科学与人文之间融合是难能可贵的，可是从语义学的角度来分析，要达到对科学事件的语义学说明是非常难的。比如材料如何选取、如何节略、与人文怎样结合等诸多问题，都会导致语义上的不准确性，如果不回到历史的语境中，没有当时的语境限制，就缺乏语境的洞察力，就不会产生真实的语义分析。这也是造成《科学史导论》未写完的真正原因。因为科学史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历史，有一个史料的选择过程，对同一件科学事件也有一个语境测量的问题。比如对光速的测定，不同的测量手段就是在不同的语境下完成的，那么科学史应该如何记录这一事件就会有建立在不同语境上的不同的语义学分析。

反观实证主义科学史的发展历程，尽管到今天还有人为其辩护，因为其一些主张具有科学合理性，但其编史方案还是编年史的方式，无法将人的主体作用渗透到科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没有了人的参与就没有语境的预设，也就没有从语境的角度去设计编史方案，从语境的角度去决定材料的取舍，因而难以得到科学史发展的真正要领，但是从开创科学史的研究上，实证主义科学史研究，尤其是萨顿的科学史观是其典型代表，这也充分说明在特定语境下的特殊人物从事了特殊的工作，致使科学史走向了专业化的、学科化的独立发展之路，也为科学史学（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对批判主义科学史观的反思与解构

批判主义科学史观的产生是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伴随着后现代思潮在各方面的不断渗透，特别是在美国职业科学史学家兴起之后，对科学史的研究不再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反思，而是在汲取历史理论的基础上，去重新思考科学史的研究状况，呈现了一种多元的、综合性的发展态势。其实质性的溯源是在默顿（Ｒ．K．Merton）的博士论文发表之后，他没有从科学史的内史出发去研究英国 17 世纪的科学技术，而是将科技放在社会与文化的语境中去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诸多因素的关系。

默顿作为萨顿的学生，他完全没有遵循导师的研究进路，是在另一个语境下提炼自己的科学编史学思想，他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给科学史的研究框定了一个“特定”的语境——从科学发展的外部因素去解释科学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批判理性主义科学史观，在特定的语境下，对科学史的解释进行社会语义学分析，而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历史语义下的研究。因此，默顿认为科学不但包括科学方法和运用这些方法获得的科学知识，更包括规范科学活动的文化价值和道德。那么要真正揭示科学发展的历程，必须考虑上述的这些因素，这也正是默顿科学史研究的语义所指。

柯瓦雷（A．Koyrè）的概念分析法与萨顿、默顿等人的科学史观完全不同，他在《牛顿研究》中认为，“科学思想史旨在把握科学思想在其创造性活动的过程本身中的历程，关键是要把所研究的著作置于其思想和精神氛围之中，并依据其作者的思维方式和好恶偏向去解释它们。”[8]这段话足以说明，柯瓦雷对科学史研究的出发点是立足在科学思想的创造性活动上，然后从“语境”上去理解这种创造活动本身的历程，而且要在原作者的语境上去理解，而不能根据自己的观点、思维方式或是喜好去解释，这一点与科学史的反辉格式解释是完全一致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柯瓦雷注意到了语境的使用，但是由于其对科学概念的关注而没有系统地从语境论的角度去思考科学思想史应该怎样去研究，这是其不足之处。那么如果只从科学的创造性活动来看，柯瓦雷关注的是概念和科学事件，而且受当时语境的影响，也只是把对人类有进步意义的“真理”，从概念分析的角度作了诠释，而非广义的科学史研究。

所以，柯瓦雷的科学史观集中把与科学发展相关的哲学史、思想史当做了科学创造活动的语境，在这个语境前提下，进行了他的独创性研究——概念分析，他试图从对科学观念演进分析中得出科学是如何发展这一实践活动，这是他的工作之一；之二就是通过分析一个概念的产生和发展，去探讨影响这一概念的社会因素，以及由于这一概念的演进所造成的思想影响。其实这些“关系”就是语境要素，要理解这些关系，只能在同一个语境下才会有共同的思想。柯瓦雷的科学史观试图通过在一个共同的语境（与科学观念相关的哲学史和思想史）下表明科学的发展历程，其语义学所指就是科学观念的内在演变。

这种科学概念的内在演变与社会建构论有很大的不同。社会建构论在谈到科学的发展时，注重强调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认为科学的发展是受利益驱动而导致的，科学知识是植根于特定历史和文化的人们协商、对话的结果，不是通过客观方法的“发现”，而是在社会交往中的“发明”。这种思想似乎在批判理性主义的光环下消解了诸多主义，但是却失去了人类发展的进步性、规律性。科学史是为了寻找科学的客观性、进步性和规律性，但不能忽略科学发展中主体人的主观性。因此，语境论的科学史观在保证科学客观性的基础上，要满足人的主体立场、观点和知识结构，这一点正如库恩“未成为亚里士多德式的物理学家，但我却在某程度上学会像他们那样思考了”[9]。这充分说明研究科学史回到当时当地语境的重要性，这正是语境论科学史最大的魅力。

四、对传统科学史观进行反思与消解的意义

对传统科学史观进行反思与消解的目的是为语境论科学史观的提出作理论上的辩护，语境论的科学史观主张科学史的语境性、多元性、价值中立性，反对科学史研究的功利主义思想，更排斥科学史的辉格式解释，因而其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在本体论层面上，有助于理解科学并认识科学史的本质。

科学史的本质要从科学是什么谈起，没有对科学的定义就书写它的历史那肯定是盲目的，而科学的定义与语境相关，在什么样的语境下就产生什么样的科学。这正如讨论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一样，从现代科学的定义去看中国古代，那肯定中国古代是没有科学的，最起码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实验验证。所以科学史的研究是从历史的角度去研究科学的发展，对“科学”的定义，也要在“语境化”与“去语境化”的前提下去论述。这就是说，从语境论的角度讲，科学的概念本身就是语境的产物，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与牛顿的物理学的不同就是因为语境发生了变化，亚里士多德对物理的认识是建立在自己预设的语境中，牛顿的物理学中的质量、长度、时间不变等规定也是一种语境的限定，超越这个语境限定的牛顿物理学是不成立的，但是，不成立也不能说它不是科学，应该说是科学发生了语境转换，所以只有从语境的角度认识科学史才能认识到科学史的本质和其研究规范。

其次，在认识论角度，有助于理解科学的可错性与可修正性。在语境中理解科学及其发展的历史，从中可更好地理解科学的可错性与可修正性。

科学史研究中强调的语境，不同于人与人之间对话的“语境”，科学史的语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防止意义产生歧义的条件限定。这个条件限定是与历史和社会相关的，因而从认识论上讲，语境的展开也是很具体的，不是让人捉摸不透的。在 15 世纪之前，中国之所以能产生当时世界一流的科学技术，是与中国的文明有很大的关系，科学与文明一直交织在一起，但是科学史不能替代文明史，这是社会语境和历史语境共同决定的。西方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是与古希腊文明有着很大的关系，没有文明作为背景是无法产生科学的，这也就是说不同的语境为东西方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不同的平台。

然而在这样的发展中，诸多例子可以证明，科学并不代表正确或是真理，虽然在当时当地是正确的，但在另一个语境下就被证明是错误的。如托勒密“地心说”，在他提出来以后，人们并没有认为是错误的，经历了1400多年后，通过人们长期的观察，发现有好多现象并不是这种理论解释的那样，因而观察与理论形成了反差，不得不被“日心说”取代，日心说成为了当时的科学。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日心说也被证明是错误的。这样的一种错误代替错误，正是“语境变换”的最好例子，在一种语境下是科学的东西，在另一种语境下就不是科学。所以语境论的科学史研究不仅要写出文明史背景下的科学，也要解释错误理论的产生与修正过程。

再次，从方法论意义上讲，有助于突破传统研究模式，形成新的学术范式。

自然科学需要有一定的研究方法，科学史的研究同样需要很好的方法。科学史的历史属性决定其离不开实证的方法，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替代实证的方法，但实证方法不等同于实证主义，这是两回事。从对历史理解来看，科学史的研究注定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实证，知其然，二是分析，知其所以然。因此语境论的核心主张是用语境的分析方法去研究科学事件，从而达到科学史的语境重建，以建立一个科学史研究新的逻辑起点，这个逻辑起点要超越传统的科学史观，要超越传统的研究方法，在多元的、价值中立的语境前提下，形成新的研究范式。新的研究范式要从历史学的理论中汲取合理的成分，不能因为科学史的地位特殊就把历史排除在外，尤其是国内的科学史属于一级学科，更容易与历史的研究脱离关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不能把科学史当做一般历史去研究，要杜绝人们对科学史的偏见，将科学史与一般历史等同起来，用研究一般历史的方法去研究科学史。这两种方式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因而这种新的学术规范是在历史规范下的逻辑统一，不仅停留在科学史的史学层面，还要考虑科学层面和逻辑的合理性，这正是语境论科学史观的核心所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