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赵克. 科学之编史学传统比较. 自然辩证法通讯，2013，35（5）：30-35+125-126

摘要：“科学”一词的语义差异，源自该语词的语境差异。从编史学角度，借助国标与分类学之阶元分类法有助于对科学的编史学传统进行定位。这些传统受"科学观"和"历史观"的双重影响并对科学史的主题与论域产生影响。通过定位比较表明：兰克的编史学传统，是非科学史传统；与繁荣的分科史相比，萨顿的综合史传统后继乏人；黙顿的断代科学史传统，是社会学传统；李约瑟的科学史传统，是文明史传统；柯瓦雷的思想史传统，是人文传统；除兰克传统外，其他所有传统虽然全部对科学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都既未能形成与专业科学史的有效对话，又都未能有效沟通两种文化。相比之下，雅默的思想史传统既克服了各传统的缺点又具有新的优点，成为科学编史学领域融合性较好的纲领。

对治科学史者而言，最大的难题似乎是如何处理好两组关系：其一是处理好与具体学科史，如物理学史、化学史等之间的关系。该问题随着2006年以来新国标（标准号是“GB/T 13745-92”）的执行尤显突出。其二是处理好与不同科学史传统，尤其是社会史、哲学史、文化史、文明史之间的关系。这两组关系，在科学编史学的元视阈下一直存在，且都与对“科学”概念的理解与使用有关。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学科和交叉学科的不断涌现，借助国标与分类学之阶元分类法，重新审视、厘清科学史不同传统的差异，对科学史学科建设、准确定位和理解科学史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更好地促进与专业科学史的对话、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两种文化，为进一步促进科学史学科建设具有前提性作用和借鉴意义。

一、编史学的元视阈

严格说来，知识就是知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深浅、难易以及逻辑值的真假之别。学科（discipline）是在一定知识存量的基础上，对知识进行分门别类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系统的知识簇群。学科虽无高低贵贱之分，但因其首先是依据研究对象、研究特征、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知识之间的派生来源关系等标准进行分门别类的产物，因此，学科是一个具有分类学之阶元特征的社会学和管理学概念。对编史学而言，学科是一个元对象或第一着眼点。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学科和交叉学科的不断涌现，国家于2006年对《学科分类与代码》（简称，国标GB）重新进行了修订并于同年执行，成为学科发展、教育、科技统计、学科建设等方面工作的一个重要依据。

在国标中，共设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五大门类（或领域）；58门一级学科、573门二级学科、近6000门三级学科。其中，五大门类中的“某某科学”也是对相应“学科”门类的称呼而非对学科“性质”的界定。相对应的编史学分别为自然科学史、农业科学史、医药科学史、工程与技术科学史、人文与社会科学史。一般的，若非标明研究对象，“科学史”仅指自然科学史；“历史”主要是指人文与社会科学门类下的具有人文性质的社会史；科技史则包括农业科技史、医药科技史、工程与技术科技史。自然科学类主要有数学、信息科学与系统科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生物学八门一级学科；（自然）科学（学科）史主要是指这八门历史。其中，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天文学史、地球科学史都已是相应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而长期纠结着科技史界的中医学与中药学的定位，则是医药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而非（自然）科学门类。

在科学史界，对科学史究竟是属于人文学科还是自然科学一直存在争议。无争议的是：依据国教标（缩写，GJB），对自然科学史专业的毕业生大多授予的是理学学位而非人文学位。这与国标把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天文学史、地球科学史纳入相应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是一致的。之所以存在争议，主要隐含着两种历史观的差异。

历史，简称史。其一是专指在人类社会中曾经或已经发生过的事件及其对事件的记录、诠释或研究，这种理解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解方式，按照这种理解，历史不包括自然科学史；其二是指过去已经或曾经发生的事件，即把历史看成是一种时间函数或时间表征。按照这种理解，是否包括自然科学史主要看“研究对象”。在更一般意义上，只要是过去已经或曾经发生的事件都叫历史，那么，作为以往人类实践活动结晶的自然科学如果按照从简单到复杂、从易到难的演绎体系编辑而成，在本质上也可以说是一门门历史学科。如此以来，一方面，数学与数学史，物理学与物理学史等等学科之间的差异被削弱了；同时也带来了只有数学家才能做数学史，只有物理学家才能做物理学史，诸如此类的直接后果。然而，数学与数学史，物理学与物理学史毕竟不是同一门学科。其中，国标作为区分学科的依据，也为编史学提供了重要视阈。

二、兰克传统的主题性偏离

在史学界，德国史学家兰克（Ranke， L.， 1795-1886）有“近代史学之父”和“科学史之父”的双重美誉。这与兰克对史学方法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兰克主张：治史者须摆脱先入为主的观念和价值判断，客观地搜集研读档案资料后，以客观的态度如实地呈现历史的原貌。[1]

这一主张，对后来东西方近现代史学都有重大影响。自近代以来，“客观性”已成为对包括治史者、司法和其他一些门类的社会工作者（如新闻行业）的门槛性、基准性要求，成为一种治学风范与时代精神。国人胡适之、傅斯年、陈寅恪等人在史学研究上倡导的“科学史”，亦是取近代自然科学研究形成的一种精神风范，即客观性、严谨性、系统化之意。虽然傅斯年把兰克传统推向极端，认为历史学建设应象生物学、地质学一样，其成果列成“科学报告”，但就这些史学家们的研究主题而言，只要在研究过程中自始至终关注史料的真实性、论述的严谨性与系统化，其主题可以是条顿骑士、也可以是宗教教义。总之，只要贯彻的是兰克的治学风范，即使与自然科学毫无相干，也被视为“科学史”。因此，对治学（自然）科学史者而言，兰克等人的“科学史”存在主题性偏离，或令人对兰克的“科学史之父”美誉感到困惑、瞠目。

兰克传统的主题性偏离，首先源自“科学”一词的语义差异，以及该语词使用环境的差异。在词源学上，英文与法文语词science一词都源自拉丁语词scio，后来又演变为scientin，最后才写为science，本意是指“知识”或“学问”。但是从中世纪到启蒙运动时期，语词science专门指代任何经过系统化的或记录下来的“（客观）知识”。[2]

简言之，自启蒙运动之后，英文与法文语词science一词，除非加限定词外，作为名词仅泛指“自然科学”，或是对该类的总称。但是，在德语中的Wissenschaft一词最接近拉丁文原意，其意泛指一切系统化的知识。在其指代的范围中，基本涵盖了现国标的五大门类，当然也包括系统化后成为学科、学术、学问的历史知识、神学知识和玄学知识等。因此，兰克的“科学史之父”的德文（Vater der Wissenschaft Geschichte）和英文（The Father of Scientifi c History）的具体表述所指代的主题是不同的。

对使用汉语治学科学史者而言，“科学”一词虽古已有之，但其本意是“科举之学”的略语。在现代汉语中使用的“科学”一词主要源自日本。在日本明治时代的启蒙思想家西周认为，西方的学问跟中国的学问大不相同，中国（古代的）学问的特点是通才之学，西方的学问是一科一科的，所以他使用“科学”作为英文science一词的对应译词，取“分科之学”之意（即学科）。在中国，有史可据最早在现代汉语意义上明确使用“科学”一词的学者是康有为。他出版的《日本书目志》中就列有《科学入门》《科学之原理》等书目。甲午海战之后直到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使用“科学”一词的频率逐渐增多。[3]

在中华民国时期，通过中国科学社的传播，“科学”一词随之流传至今。因此，在现代汉语语境中与英文语词science对应的“科学”一词，主要用来指自然科学，而非人文社会诸学科。也就是说，科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在现代汉语、英语与德语语境中大不相同。兰克的“科学史”主题是指遵循客观性、严谨性和系统化治学风范的“历史科学（或学科）”。

如果说兰克传统的主题性偏离其目的是为了把近代科学理性，即对象的客观性、方法的实证性、表述的严谨性、结论的真实性注入到近现代史学中，为史学注入真实性（可靠性），那么在后现代传统中的激进的历史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女性主义、激进生态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以及抛弃其基本规范的解释学（诠释学）、某些冠以科学论（science studies）的科学的社会研究和科学的文化研究诸流派，则把主体性偏离或偷换主题变为基本方法，其目的则是以丑化或消弭科学的理性传统为取向的。在后现代主义者“力图在科学中驱逐实在、抹杀客观、告别理性、消解真理、建构事实，以及用修辞雄辩、谈判协商、多数赞同之类的手段解决科学争论，从而最终走向消弭科学”的过程中，“把科学理论混同于叙事（narratives）、巫术、神话，把科学思想等同于寓言、比喻、幻觉，把科学本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4]这是引起1996年索卡尔（Sokal， A. D.）挑起新科玄大战的内在根源。索卡尔指出：

“我的文章的最基本的糊弄人的地方不在于它那大量的错误，而在于其中心论题的可疑性以及引证来支持它的‘推理’。我声称量子引力（在1厘米的1/1024的尺度上的一个猜测性理论）有着深刻的政治意义（当然是‘进步’的）。为了证明这一不可靠的命题，首先，我引用了现在还有争议的海森堡与玻尔的哲学观点，断言（并没有论据）量子物理学与‘后现代认识论’存在着深刻的一致性。其次，通过含糊的‘非线性’‘流量’和‘相互联通性’等花言巧语，把德里达与广义相对论、拉康与拓扑学、伊里伽莱与量子力学拼凑成一个大杂烩。

《社会文本》接受我的文章，只能表明其理论，也即后现代文学理论的自负走向了逻辑上的极端。……如果所有的都是叙事或‘文本’，那么真实世界就是多余的了；甚至物理学也变成了另一种文化研究分支。更进一步说，如果所有的都是修饰或‘语言游戏’，那么内在的逻辑相容性也是多余的。一种被人们早已抛弃的理论诡辩也同样能够充当理论的功能。不可理解性变成了理论的一个优点，隐晦、比喻或双关语已经代替了证据和逻辑。我自己的文章，如果有所不同的话，也只能代表这种公认的风格的一种极普遍的表现。”[5]

后现代思潮的主体性偏离或偷换主题的内在逻辑形式是：若A蕴涵主题d、e、n，则d≡e≡n，如，科学是一种知识，巫术是一种知识，则巫术与科学具有恒等性。事实上，不仅在科学界而且在人文领域，正是在近代以科学为代表的理性精神的激励下才造就了一大批大师级的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如陈寅恪等）。可以说，近代科学不仅塑造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风骨和风范，而且使这一风范成为一种社会自觉与理想，它是近现代社会进步的灵魂。在后现代主义者“驱逐实在、抹杀客观、告别理性、消解真理、建构事实”的过程中，直接和间接抛弃和冲击的恰恰是时代的灵魂。仅仅就“建构事实”这点而言，如果“事实”不是“发现”，而是“发明”与“建构”的（即可以“莫须有”），那么，不仅仅是科学将沦为“巫术、神话”，而且整个以“事实”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全部近现代社会的理性主义传统（如司法与新闻原则）及其规范都将彻底瓦解。

三、四大基本传统比较

对治科学史者而言，美籍比利时科学史家萨顿（Sarton，G.，1884-1956）是公认的“科学史之父”，这是该领域对兰克的“科学史之父”称誉感到困惑或瞠目的主要原因。萨顿作为弃文（哲学）从理（数学、化学），文理兼修的科学史家，在当时，选择与科学家而非那些自我感觉高人一等的人文学者结盟，是其职业生涯的成功之处。1912年，萨顿在比利时的根特市创办了Isis杂志，为科学史的发展提供了理论阵地。

自1918年7月开始，萨顿被卡内基研究院任命为科学史副研究员。在哈佛时期，萨顿在教授科学史课程33的基础上，提出了博士生培养计划，最终使科学史独立成系，这使科学史学科得以传承与壮大。1924年，萨顿与美国生物化学家亨德森（Henderson，L.J.，1878-1942）一起创建了国际科学史学会，Isis随之成为国际科学史学会官方刊物，这是科学史研究社会建制化的重要步骤。在1952年萨顿退休时，为表彰他对科学史所做的杰出贡献，国际科学史学会理事会在同年12月召开的年会上投票决定以萨顿的名义设立一个科学史奖，即萨顿奖（Sarton Medal）。自萨顿奖颁发以来该奖一直被认为是国际科学史界的最高奖。

萨顿尝试把科学与人文统一起来。“新人文主义”是其核心思想。在科学史研究方面，萨顿原计划完成一部详尽的、全球通史性的九卷本《科学史》著作，但是生前只完成了3卷本的巨著《科学史导论》。包括：

《从荷马到奥玛开阳》《从拉比·本·以斯拉到罗杰·培根》（2册）《十四世纪的科学与学问》（2册），共3卷5册。该巨著在详细的文献基础上，以半个世纪为一时间段，对从古代到14世纪的科学发展做了详尽的编年史式的叙述，收入了这期间几乎所有欧洲、亚洲的较重要的人物，逐个考证过去年代在许多知识部门出现过的实证知识。真正以《科学史》命名的两卷分别是《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和《在公元前最后三个世纪中的希腊化时代的科学与文化》。1965年，在法兰克福出版了萨顿的德文本《自然科学史研究》。由于自近代以来，科学知识呈指数增长，分科越来越细，萨顿综合性的、百科全书史式的治科学史方式难以为继。

除萨顿外，在专业中几与萨顿同样著名，与科学史相关的带有综合性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俄裔法国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A.柯瓦雷（Koyré，A.，1892-1964）、英国生物科学技术史家、化学家李约瑟（Needham，J.，1900-1995）、美国杰出的社会学家黙顿（Merton，R. K.，1910-2003）。由于业内对这几个人的工作比较熟悉，特列表比较（见表1）：

表1　与科学史有关的四大传统比较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科学思想史研究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柯瓦雷早期主要从事宗教史研究，转而致力于研究柏拉图（Plato，ca.B.C. 427-347）、伽利略（Galileo，G.，1564-1642）、牛顿（Newton，I.，1642-1727）。他最著名的工作是1953年在美国的霍普金斯大学所作的“从封闭世界到无穷宇宙”的系列讲座。

探讨从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1401-1464）和布鲁诺（Bruno， G.，1548-1600）到牛顿早期现代科学的兴起，以及科学家感知的世界图景的变化。比较集中的关注了科学发现与宗教或哲学世界观的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柯瓦雷认为，希腊人有限的、层次分明的、和谐有序的、天球层层相套的宇宙（cosmos）图景被打碎，代之而起的是无限的、均匀各向同性的、几何化的宇宙（universe）观。他强烈地批判了他称之为“positivist”的观点，认为伽利略、牛顿在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带来的不是经验主义的自然观，而是一种视阈的转变（a shift in perspective），即看待世界的理论观的转变。同时他还强烈批评了科学仅仅是对既有现象的发现的观念（notion），认为科学的核心是理论（定律、规律），通过与现象有关的定律描述、预言新的事实，强调了理论的自主性与预言功能。因其接近于科学哲学而实为科学史的研究方式及其贡献，1961年柯瓦雷获得“萨顿奖”。同年，柯瓦雷发表法文本《天文学革命：哥白尼、开普勒、鲍莱利》。在柯瓦雷去世后的第一年出版了英文本《牛顿研究》。柯瓦雷在思想史研究中突出的是自然科学的进步带来的视阈性转换，尤其是世界观层面的变化，直接加深了对科学进步与科学史学科的理解。柯瓦雷的工作对欧美科学哲学家如库恩（Kuhn，T.S.，1922-1996）、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P.K.，1924-1994）等人产生了重大影响，并被推向极端。若从哲学角度看，完全可以说柯瓦雷是科学哲学历史学派的开创者。

四、人文与自然科学的有效沟通

构成自然科学的知识主要有两种基本类型：概念知识与理论知识；构成科学事实的基本单元也有两种：

经验事实与理论事实。从思想史角度看，科学进步主要表现为新概念、新理论的产生与完善。如果说萨顿传统在沟通人文与自然科学方面存在巨大困难，那么雅默（Max Jammer，or Moshe Jammer，1915-2010）的思想史传统却很好地实现了这一目标。

雅默是出生于德国的以色列物理学家、科学史家和物理学哲学家。[6]终身致力于物理学、物理学哲学与科学（思想）史事业。1942年，雅默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获实验物理学博士学位。在1952年去哈佛大学以前，他一直在该校讲授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到哈佛后不久他去了普林斯顿大学任讲师，与爱因斯坦成为亲密同事，并先后在哈佛大学、俄克拉荷马大学、波士顿大学任教。1956年，雅默在以色列的希伯莱大学创建了一个系并担任该系物理学教授，随后成为该校董事长和校长。他与人合作创建了特拉维夫大学的科学哲学研究所并任以色列科学促进联合会主席。此外，他还是欧、美和加拿大诸多大学的客座教授。

雅默的主要成果有：《空间概念：在物理学中的空间理论史》（1954，1960，1969，1993）4版；《力的概念：动力学基础研究》（1957，1962，1999）3版；《经典与现代物理学中的质量观》（1961，1964，1997）3版；《量子力学的概念发展》（1966，1989）2版；《量子力学哲学：历史视阈中的量子力学解释》（1974）；《爱因斯坦与宗教：物理学与神学》（1999）；《在当代物理学与哲学中的质量观》（2000）；《同时性概念：从古代到爱因斯坦及其超越》（2006）。从所罗列的雅默的成果可见：（1）集中于力学与物理学领域；（2）围绕一门学科中的关键概念、理论，并以概念、理论的发展阐述其演进历程；（3）同时具有物理学、物理学史和物理学哲学的特点。这种同时具有学科中的问题、学科中的问题史、学科哲学特点的研究是思想史研究的经典范式。这种范式之所以属于“史”，是因其研究方式具有时序性或史学（人文与哲学）特征，其内容是某一学科中早已存在的关键概念或核心问题；之所以属于“学”是因其所选主题需要具备一定的功底（才能推演和更深刻的阐释主题）。

从编史学角度看，科学思想史研究在沟通人文与自然科学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并有助于克服其他类型固有的缺陷。无论是综合性通史、断代史还是社会史其首先关注的都是“面”，但是“面”铺的太开，关注点就难以集中，工作量大；而非通史性的思想史研究通常是以某门具体学科下的特定概念、特定理论（定律或规律）为研究对象，主题集中、主线明确、纵向贯通性高、思想性强等特点，这成为其有别于综合史（通史，断代史）、文明史、社会史三大传统的独特优势，并且更有利于科学思想（概念、理论）的传播。此外，综合性科学通史通常是以宏观的社会、政治或文化史为标准对科学史作阶段划分，而不是依据相应的具体自然科学学科领域的阶段性、标杆性进展为依据，易于忽视各门具体科学存在成熟有早有晚和实际进展的差异，若以综合史的方式介入到具体学科史领域难免有“错位”现象；而社会史传统又有“喧宾夺主”，甚至是偷换“主题”之嫌。

总之，科学（思想）史具有自己的独立学科领域，而不是以“自然科学进步”为核心的“万花筒”。把科学史写成以“自然科学进步”为核心的社会史、文化史，甚至是文明史恰恰是综合性的自然科学史存在的普遍遗憾与缺陷。这种遗憾与缺陷易于使人浅尝辄止，妨碍了与各门具体专业史家的“对话”。

但是，就思想史传统而言亦并非无可挑剔。仅就雅默的几本“大师”之作而言，在出版3次的《力的概念：动力学基础研究》一书中，雅默指出：“一般地，人们想当然的认为概念仅仅受成功运用的制约。事实上，在标准的教科书甚至是详细的论文中，关于概念的本质，即便是有，也只提供了很少信息。其本质完全被忽视在实际运用的迷宫中。”[7]

显然，雅默对这种状况不满。但是反过来看，如果不如此，一些专题性论文将不仅仅是论文，仅仅是三五个关键词大约每个都可以做成象雅默本人那样的二三百页的专著。作为思想史专题本无可厚非，但是就科学知识和常识的传承与学科发展而言，作为一门门“学（科）”而非“史”的整体性、演绎性就很少有时间来保障。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恰如J.诺斯在《美国科学家》对雅默2006年版的《同时性概念：从古代到爱因斯坦及其超越》一书的评价时所指出的：“《同时性概念》，融汇了历史、物理学与哲学中的资源，对我们的同时观和同时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颇受欢迎的考察。

本书涵盖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材料。然而，存在着严重的遗漏。因为雅默抛开了近些年来一些最有趣的关于时间和同时性本质的讨论，到最后我还担心究竟是否如此，毕竟这才是本主题的最深刻、持久的话题。”[8]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