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哲学园 2023-11-27 00:00 发表于广东

作者简介：陈波（1957-），男，湖南常德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1），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国际哲学学院（IIP）院士，主要从事逻辑哲学、逻辑史和分析哲学研究（陕西西安 710119）。

人大复印：《逻辑》2020 年 01 期

原发期刊：《河北学刊》2019 年第 6 期 第 1-14 页

摘要：1949-2019年，中国逻辑学紧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脚步，走过了70年的历程，两者的发展轨迹高度重叠：1949-1979年的前30年，中国逻辑学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走了一些弯路，且发展动能严重不足，总体状况不尽如人意。1979年前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各种新的学术信息如排山倒海般涌入，很多中国逻辑学者走出国门，到国外大学或研究机构访学或攻读学位，逐渐熟悉甚至融入逻辑学教学与研究的国际主流之中，开拓了逻辑研究的许多新领域，并在逻辑学的各个分支领域内取得重要进展，获得了骄人的成绩，迎来了中国逻辑学教学与研究的发展和繁荣。由此引出的经验教训是：学术研究不能在隔绝状态中发展，要充分拥抱国际学术界，同时坚持独立思考；要始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不同的学术立场和观点在相互碰撞中得到改善与发展；要培养学术自信心，逐渐从跟随式学习进展到原创性领先。

1.1949年前的中国逻辑学

中国先秦逻辑与古希腊逻辑、古印度逻辑并称为世界逻辑发展的三大源流之一，但前者没有连续的发展历史，在汉代之后几乎就隐身不见了。尽管在晚明时期，李之藻曾与人合作翻译出版西方逻辑著作《名理探》，利窦玛、徐光启合作翻译出版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但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在清朝后期，严复等中国学人出于救亡图存的使命感，翻译出版了一些西方逻辑著作，如《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和《辩学》，以及日本大西祝的《论理学》等，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民国时期，有不少学子远洋留学，其中一些人在国外大学开始学习甚至研究逻辑学。这些学子陆续翻译和出版了西方包括日本的逻辑学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在1920—1940年代间，“中国译介西方逻辑传统逻辑著作近30种，其中包括国外大学流行教材，如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兼该校研究院主任枯雷顿所著《逻辑概论》”[1](P2)。与此同时，学有所成者开始撰写逻辑教科书，并在国内高级中学、师范学校和大学讲授逻辑学课程。其中比较重要的逻辑学教材有：蒋维乔的《论理学教科书》(1913年)、张子和的《新论理学》(1914年)、屠孝实的《名学纲要》(1925年)、朱兆萃的《论理学ABC》(1928年)、王章焕的《论理学大全》(1930年)、沈有乾的《论理学》(1936年)和《高中论理学》(1938年)、金岳霖的《逻辑》(1937年)、章士钊的《逻辑指要》(1943年)，等等。

1920年，伯特兰·罗素来华讲学一年，曾在北京大学讲授数理逻辑，原定四讲，一讲后因病辍讲，该讲内容根据记录整理成书，于1921年由北京大学新知出版社以《数学逻辑》为书名出版；翌年，有人译介出版了《罗素算理哲学》。数理逻辑始为国人所知。1927年，汪奠基的《逻辑与数学逻辑论》出版，分别讲授传统形式逻辑和数学逻辑原理。这是由国人自著的首部数理逻辑教材。其他讲述数理逻辑的著作有：沈有乾的《现代逻辑》(1933年)、汪奠基的《现代逻辑》(1937年)、金岳霖的《逻辑》(1937年)和牟宗三的《逻辑典范》(1940年)。其中，唯有金岳霖的《逻辑》取得很大的成功，使用最广，影响最大。该书是金岳霖在清华大学讲授逻辑学的教材，分为四部：第一部讲授传统逻辑的推理理论；第二部对传统逻辑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批评，特别是讨论主宾式命题的主项存在问题；第三部介绍怀特海和罗素的三大卷巨著《数学原理》(1910—1913年)中的逻辑系统，包括命题演算、谓词演算、类演算和关系演算；第四部讨论逻辑和逻辑系统，涉及逻辑系统的完全性、一致性和独立性，逻辑的许多基本概念如“必然”、“矛盾”、“蕴涵”，所谓“思想三律”(即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的性质与地位，等等。正是通过金岳霖的《逻辑》及其教学活动，为中国培养了最早一批现代逻辑学方面的人才。其中，不乏世界级的大家，如王浩；还有许多优秀专家学者，如沈有鼎、王宪钧、胡世华、周礼全、殷海光等。可以恰如其分地说，金岳霖是中国现代逻辑学的奠基者。

在逻辑史著作方面，最有影响的是胡适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英文，1922年；中译本，1983年)，“这是我国第一部中国古代逻辑的断代史专著，也是用英文向西方介绍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第一部专著。其内容丰富，颇有创见，对后世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具有参考价值和启发作用”[2](P423)。还有章士钊的《逻辑指要》(1943年)，该书既是一本逻辑教材，也是一部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著作，力图实现作者“融贯中西，特树一帜”的雄心壮志。

2.苏联逻辑教科书的影响

1949年以后的十多年，出于当时情势，中国视苏联为“老大哥”，全面向苏联学习，逻辑学方面当然也不例外，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是多部苏联逻辑教材的中译本出版，有些教材还有多种中译本。这些教材包括：维诺格拉道夫、古齐明的《逻辑学》(1950年)，这是一本由苏联教育部核定的中等学校逻辑教科书；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1950年)，马卡洛夫主编的《逻辑教学大纲》(1956年)，高尔斯基的《逻辑学》(1957年)，高尔斯基、塔瓦涅茨主编的《逻辑》(1957年)等。其中，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与高尔斯基、塔瓦涅茨主编的《逻辑》的中译本发行量最大，使用者最多。

从后两本教材的章节设置，可以大致知悉苏联逻辑教科书的形貌。斯氏的《逻辑》由12章组成：逻辑的对象；逻辑思维基本规律；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概念，主要讲概念的本性、内涵与外延、种类等；概念的定义；概念的划分、分类；判断，主要讲直言判断的结构及种类等；判断(续)，主要讲直言判断之间的真假关系、直言判断的否定等；推论、直接推论；三段论式；归纳法；证明。这本教材的内容限于亚里士多德逻辑，甚至没有涉及复合判断及其推理。高尔斯基、塔瓦涅茨主编的《逻辑》由16章组成：逻辑学的对象和意义；概念，主要讲概念的特征、内涵与外延、种类等；对概念进行的逻辑推演，主要讲概念的限制与概括、定义、划分及分类等；判断，主要讲判断的定义、结构与种类等；简单判断(即直言判断)的种类；复合判断的种类；推理、直接推理；三段论法；选言推理、假言推理和关系推理；归纳推理；判明现象的因果联系的方法，即穆勒五法；类比法；假说；证明；证明中的错误；逻辑的基本规律。与斯氏的《逻辑》相比，这本教材增加了复合判断及其推理的内容。

苏联逻辑教科书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限于传统形式逻辑的内容，主要限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即直言命题及其推理，有些增加了斯多亚派的命题逻辑的内容，即复合命题及其推理，但大都包含培根、密尔的归纳逻辑的内容；二是力求把对逻辑原理的阐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即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阐释概念、判断、推理、真假以及逻辑思维基本规律，逻辑教科书中有不少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内容，有的教材干脆设一章专谈形式逻辑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这样的苏联逻辑教科书，形塑了后来二三十年内中国逻辑教科书的基本格局，内容上大体按如下顺序展开：逻辑学的对象和意义，概念，直言判断，复合判断，直接推理和三段论，复合判断推理，传统归纳逻辑，证明与反驳，逻辑思维基本规律。只不过有些教科书把逻辑思维基本规律放在教科书开头第二章，有些放在末尾一章；在对逻辑原理及其问题的探讨上，力求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顺便提到，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翻译出版了一本新的苏联逻辑教科书，即楚巴欣、布洛德斯基主编的《形式逻辑》。原作出版于1977年，系审定的大学哲学系教材，与前面的教材已经有很大不同，主要是吸收了现代数理逻辑的内容，其结构如下：导言；第一篇，普通逻辑：思维的基本逻辑形式和方法，包括如下5章：概念；判断，主要讲直言判断，也涉及复合判断与模态判断；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即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推理，主要讲直言推理与三段论、复合判断推理及归纳推理等；科学思维的逻辑方法，主要讲分类、定义、证明与反驳、公理化方法、求因果五法、假说与概率方法等。第二篇，符号逻辑，包括以下6章：命题逻辑的图表体系，命题逻辑公式的范式；命题逻辑的自然推理，形式化的三段论，谓词逻辑的自然推理，模态逻辑。显然，这是一个拼盘式结构，试图把传统形式逻辑与现代数理逻辑的内容拼接在一起，有“内容过于芜杂、缺乏内在联系”的弊端，但毕竟沿着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相结合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3.毛泽东主导的逻辑问题大讨论

在20世纪前中期，中国学术界先后有两次逻辑问题大讨论，其背后都有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子。“20世纪30年代前后，以苏联为中心，出现了一股以辩证法否定形式逻辑的浪潮。1930年，苏联哲学界展开了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其中包括把形式逻辑等同形而上学加以全盘否定。这是我国30年代批判与否定形式逻辑的背景。1940年斯大林为形式逻辑恢复名誉，苏联哲学界对形式逻辑的批判暂告结束，1947年苏联恢复形式逻辑的教学，1950年斯大林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肯定了形式逻辑的作用，形式逻辑在苏联的地位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50年代影响我国逻辑学发展的背景。”[1](P8)

1930年代，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如许凯兴、郭湛波、叶青、艾思奇、潘梓年、李达等，受当时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响，纷纷撰文，把形式逻辑等同于唯心主义以及与辩证法相对立的形而上学，甚至要求取消其作为一门学科或科学的地位。毛泽东在其经典著作《矛盾论》初版中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后在再版修订时删除。1953年，马特发表《论逻辑思维的初步规律》一文，认为形式逻辑是低级逻辑、辩证逻辑是高级逻辑，重启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关系的大讨论。1956年，周谷城发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提出“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主从虽有别，却时刻不能分离”的“主从说”，此说是对“高低级说”的一种挑战。周谷城的文章引起轩然大波，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阅读了当时所发表的许多逻辑论战文章，并多次召开相关会议，要求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支持这场有关逻辑问题的大讨论。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邀请一些哲学和逻辑学学者到中南海谈逻辑问题，受邀的逻辑学者有金岳霖、周谷城、王方名、黄顺基等；在此前或此后，毛泽东还多次会见老友周谷城，与其探讨逻辑问题，并表达对其观点的支持[3]。在毛泽东的参与、支持甚至主导下，这场关于逻辑问题的大讨论进行得十分热烈，持续了好多年，期间在报刊上发表的相关论文被结集为三大卷《逻辑问题讨论集》，分别于1959年、1960年、196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0—1960年代所讨论的一些主要逻辑问题，如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形式逻辑的对象、性质和作用，形式逻辑的客观基础，在形式推理中真实性和正确性的关系，形式逻辑的修正、改造和发展方向，归纳推理和归纳方法，等等[4]，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逻辑技术问题，而是关于逻辑的哲学问题。这些讨论的积极后果是，把传统形式逻辑与唯心主义及形而上学剥离开来，将其奠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从而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取得了合法地位，使其后来有可能得到传播、普及和某种程度的发展。但这些讨论也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后果：(1)由于受当时苏联的影响，讨论的对象局限于传统形式逻辑，对新的数理逻辑关注不够，甚至采取排斥和批判的态度，从而使中国的逻辑学研究失去了与当时的国际潮流接轨的机会，迟滞和延缓了中国逻辑学的现代化进程。(2)使哲学认识论、辩证法的诸多概念和范畴充斥于逻辑理论著述和教科书之中，许多原来对哲学而言是中性的逻辑技术问题，也被生拉活扯地安上了一条哲学尾巴，从而使本来作为哲学工具的逻辑反而过多地依赖于哲学。(3)养成了逻辑学界一部分人的空疏学风，不进行具体的创造性的逻辑研究，而热衷于就一些老掉牙的问题进行不着边际的哲学空谈[5](P9-10)。

4.逻辑学在中国的两次大普及

1950—1960年代，作为有绝对权威的政治领袖，毛泽东多次在谈话甚至中共文件中强调，写文章要讲逻辑，党政干部要学点儿逻辑。在他的号召下，党政干部和青年学生掀起了一股学逻辑的热潮，形成了逻辑学在中国的首次大普及。当时国内成立了一些相应的学术机构，选印了一些先前用中文出版的中外逻辑著作。例如，三联书店于1960年代编辑出版了《逻辑丛刊》，其中收录以下11本书：《名理探》(傅汎际译义，李之藻达辞)，《穆勒名学》(穆勒著，严复译)，《名学浅说》(耶方斯著，严复译)，《辨学》(耶方斯著，王国维译)，《论理学纲要》(十时弥著，田吴炤译)，《新论理学》(张子和著)，《名学纲要》(屠孝实著)，《逻辑》(金岳霖著)，《逻辑指要》(章士钊著)，《逻辑与逻辑学》(潘梓年著)，《逻辑史选译》(齐亨等著，王宪钧等译)。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由金岳霖、汪奠基、沈有鼎、周礼全、张尚水五位资深专家学者出面，编撰了《逻辑通俗读本》，全书分5章，主要讲概念、判断、推理、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论证。此书的特点是概念明确、简明扼要、通俗易懂，适合初学形式逻辑的人使用。此书于1962年初版，1964年再版，1978年修订，书名改为《形式逻辑简明读本》，多次印刷，被广泛阅读，影响了好几代中国读者。

1977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国恢复高考制度。1978年，中国大学迎来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经考试录取的大学生。同年，国家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青年一代求知若渴，读书在整个社会蔚然成风。由于仍受到毛泽东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的文科大学生都要学习逻辑课程。为了满足未能考上大学者的学习需求，国家开办了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诸多专业中，形式逻辑都是必考科目。1981年，彭漪涟、余式厚合著的《趣味逻辑学》一书出版，该书围绕逻辑原理讲故事，通过故事来说明逻辑原理，对读者具有很大的亲和力，受到热烈欢迎，我至今仍然清晰记得阅读此书所带来的愉悦。1984年，吴家国受教育部委托编写的《普通逻辑自学考试大纲》出版；1989年，吴家国、马玉珂主编的《普通逻辑原理》出版，此书大卖。除了正规大学、成人自学高考外，还有各种形式的民间办学，其中规模最大、最有影响的是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据其官网介绍，自1982年开办以来，已培养各类学员50多万人，其中大部分学过形式逻辑。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逻辑自学考试培训班遍地开花，大学逻辑教师四处兼职授课，逻辑书籍的销售十分火爆，有些书动辄销售几万册或几十万册，甚至几百万册。这个阶段是形式逻辑在中国的第二次大普及。

顺便提及，陈波后来撰写的两本逻辑书在传播和普及逻辑知识方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是《逻辑学是什么？》，列入北京大学出版社“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于2002年出版，2015年出版插图精装版；二是《逻辑学十五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名家讲座通识书系”于2008年出版，2016年出版第2版。这两本书都受到广泛欢迎，分别销售数万册甚至几十万册。

5.大学逻辑通识教育的演变

从1949年到2019年，中国大学的逻辑教育可分为改革开放以前和之后的两个阶段。鉴于逻辑教学的重要性，下面用较大篇幅通过列示国内高校先后使用的主要逻辑教科书来说明这种演变。

1960年代，由于与苏联的密切关系，中国人民大学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镇。1958年，该校逻辑教研室编撰的《形式逻辑》出版，该书大致遵循苏联逻辑教科书的路子，由如下10章组成：绪言，讲形式逻辑的对象和意义；概念；判断；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推理，直接推理；直言三段论；假言三段论与选言三段论；归纳推理；类比与假说；证明。判断章末尾有一个附录：概念判断在汉语中的表现形式，重点探讨逻辑形式在汉语中的特殊表现与应用，这以后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所编撰的逻辑教材的一大特点。该书出版后多次印刷，1980年出版第2版，1984年出版第2版修订本。第2版在内容体例上仍如第1版，但增加了两个附录：论说文的逻辑分析；逻辑简史。正如诸葛殷同所言，这两本书“国内发行量很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

1962年，金岳霖主持编撰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形式逻辑》，参与者多为国内资深的逻辑学专家，如吴允曾、周礼全、晏成书、诸葛殷同等，于1963年完成初稿，由周礼全统稿，于1965年定稿，由于发生“文化大革命”，迟至1979年才正式出版。该书内容基本上仍局限于传统形式逻辑，但与苏联教科书相比有了很大扩展，由如下7章组成：形式逻辑的对象和作用；概念；判断，涉及直言判断、关系判断、复合判断和模态判断；演绎推理，涉及直接推理、三段论、关系推理、复合判断推理和模态推理；归纳推理；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只讲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不讲充足理由律；论证，兼及证明与反驳。后有附录：逻辑史资料。这本教材可谓是传统形式逻辑方面的优秀作品，最大的特点是内容精审，阐述准确，文字简洁典雅，例证经过精心选择，习题也经过精心设计。我当年多次认真阅读此书，做过其全部练习题，奠定了我在逻辑学方面初步的知识和技能基础。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开始了新时代征程。1978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逻辑讨论会上，张家龙提交了题为《形式逻辑的现代化》的论文，主要批评国内传统逻辑教材中的诸多问题，提议用现代逻辑来丰富和发展传统形式逻辑，编写新的纳入现代逻辑精神、内容和方法的逻辑教科书。1979年8月，王宪钧在第二次全国逻辑讨论会上提交《逻辑课程的现代化》一文，提出要改革为高校文科生开设的逻辑学课程，将其现代化。张、王二人的主张在此后多年内引发了关于“逻辑现代化”的激烈争论，形成了关于逻辑课程如何现代化的三种主要主张：一是“取代论”，即用现代数理逻辑取代传统形式逻辑；二是“吸收论”，即在传统逻辑框架内吸收现代逻辑的部分内容；三是“并存论”，即认为传统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各有其优势和必要性，分别开设，和谐共存。几十年演变下来，最后占主导地位的还是由“吸收论”演变而来的“逻辑导论型”教材，兼及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的内容。

“吸收论”最成功的教材是由吴家国主编的《普通逻辑》，系教育部组织统编的高校文科逻辑教材，由国内11所高校的11名学养丰厚的逻辑学教师集体编写，由吴家国统稿，于197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又作了三次修订，出版了四个版本，每次修订都纳入越来越多的现代逻辑内容。1995年，该书荣获国家教委颁发的“第三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迄今该书累计印刷或已超过300万册，被广泛使用，产生了巨大影响。吴家国后来撰文谈到编写该教材的指导思想：“普通逻辑应以传统逻辑的精华为其主体，适当吸收数理逻辑的基础知识，形成二者融合的教学体系；逻辑形式中不仅应包含有演绎推理，而且应包含归纳推理；三段论规则可以区分为构造规则、一般规则和导出规则，它们在层次上是不同的；矛盾律与排中律的适用范围并没有宽与窄的区别；充足理由律可以保留，但它不是普遍的逻辑规律，而是论证的规律；在论证中，应当把论证方法与论证规则协调起来，以消除逻辑矛盾。”[7]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中国逻辑学界对世界逻辑教学状况的了解越来越充分，一些英文版逻辑教科书被国内学者认真研读。在陈波的筹划和安排之下，在西方大学被广泛使用的三部逻辑教科书的中译本出版：柯匹等的《逻辑学导论》(第11版)，张建军等译，于2007年出版；2014年，又翻译出版了该书第13版。该书中译本在中国出版后颇受欢迎，持续畅销。赫尔利的《简明逻辑导论》(第10版)，陈波、宋文淦等译，于2010年出版。卡哈尼等的《逻辑与哲学》(第9版)，张建军等译，于2017年出版。胡泽洪等还翻译出版了柯匹的《逻辑要义》(2013年)。在西方逻辑教材的影响之下，中国学者先后编撰出版了一批带有“逻辑导论”性质的教材。

首先要提到的是宋文坚主编的《新逻辑教程》，周北海、刘壮虎、李小五和邓生庆参与撰写，于1992年出版。该书凸显现代逻辑的框架，重点在于阐述现代演绎逻辑和现代归纳逻辑的基本内容，由如下10章组成：逻辑的对象、方法和意义；命题逻辑的公式；真值表、范式、形式证明；命题演算；传统谓词逻辑；谓词逻辑的公式；谓词逻辑的运算、推理和证明；模态逻辑；素朴集合论；归纳逻辑。在该书的基础上，由宋文坚主编、郭世铭副主编，北京大学逻辑教研室集体参与撰写的《逻辑学》，于199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由如下7章组成：绪言；命题逻辑；词项逻辑；一元谓词逻辑；谓词逻辑；归纳逻辑；逻辑方法。后有附录：应用逻辑简介，简要介绍了模态逻辑、时态逻辑、直觉主义逻辑、多值逻辑、自由逻辑等。与国内其他逻辑教材相比，这两本书均以现代逻辑为主，适当保留传统形式逻辑的有价值内容，对现代逻辑原理和方法的阐述也最为系统、深入和准确。可惜它们在国内大学使用得较少。

1984—1992年，陈波在中国人民大学逻辑教研室任教，在他的参与或主导下，由该教研室同人集体编写的《逻辑学》于1996年出版，包括如下10章：绪论；概念；命题逻辑；词项逻辑；谓词逻辑；模态逻辑；归纳逻辑；逻辑基本规律；证明与反驳；谬误。该书属于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的“结合型”，分别于2008年、2014年出版了第2版和第3版，在国内大学被相当广泛地使用。陈波到北京大学任教后撰写了《逻辑学导论》，于2003年出版，包括如下6章：逻辑是关于推理和论证的科学；命题逻辑；词项逻辑；谓词逻辑；归纳逻辑；非形式逻辑。后有附录：形式化方法和形式系统。分别于2006年、2014年出版第2版和第3版，删去附录。该教材更接近西方“逻辑导论型”，也被相当广泛地使用。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先后出版的其他比较重要的逻辑学教材有：诸葛殷同等的《形式逻辑原理》(1982年)，中山大学逻辑教研室的《逻辑导论》(1996年)，何向东主编的《逻辑学教程》(1999年)，彭漪涟主编的《逻辑学导论》(2000年)，王路的《逻辑基础》(2004年)，黄华新、张则幸的《逻辑学导论》(2004年)，胡泽洪等的《逻辑学》(2007年)，南开大学逻辑教研室的《逻辑学基础教程》(2008年)，以及由多位逻辑学专家集体编撰的教育部“马工程”重点教材《逻辑学》(2017年)，等等。

6.数理逻辑的教学和研究

中国做数理逻辑教学和研究的分为两拨：一是中国逻辑学会下设的现代逻辑研究会，其中大多数人更多地关注数理逻辑的教学活动和教材编写，较少从事严格意义上的数理逻辑研究；二是中国数学学会下设的数理逻辑分会，其成员更多地从事数理逻辑研究，但较少与中国逻辑学会的成员接触和交往，故后者对他们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太熟悉。我本人就是这样的代表之一，对中国数理逻辑的研究状况和具体进展不太清楚，以下的简略概述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在鞠实儿主编的《当代中国逻辑学研究1949—2009》一书中，由赵希顺撰写的第二章“数理逻辑”(该书第50—122页)；二是我本人在改革开放后随中国逻辑学一起成长的经历和感受。

1930年代至1950年代初，沈有鼎、王宪钧、胡世华、莫绍揆等从国外学成回国，数理逻辑开始在中国发展。尽管受到苏联批判数理逻辑的影响，到1960年代，中国数理逻辑的教学与研究还是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翻译、撰写了不少数理逻辑教科书，胡世华、莫绍揆、沈有鼎等在国际顶级刊物《符号逻辑杂志》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1970年代及以后，金岳霖的学生、美籍华裔数理逻辑家王浩多次回国讲学，其报告整理成《数理逻辑通俗讲话》正式出版(1981年)，中国学者得以了解西方数理逻辑发展的新状况和新进展。

改革开放后，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批数理逻辑教科书的编撰与出版，例如，胡世华、陆中万合著的《数理逻辑基础》(上、下册，1981年)，王宪钧的《数理逻辑引论》(1982年)，莫绍揆的《数理逻辑初步》(1980年)、《数理逻辑教程》(1982年)和《递归论》(1987年)，以及他翻译的克林的《元数学导论》(1987年)，王世强的《模型论基础》，张锦文的《公理集合论导引》(1991年)，哈密尔顿著、朱水林译《数理逻辑》(1987年)，晏成书的《集合论导引》(1994年)，等等。据我个人的认知，王宪钧的《数理逻辑引论》得到最广泛的使用，莫绍揆的《数理逻辑初步》也被广泛阅读，在传播数理逻辑方面所起的作用最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数理逻辑专家，如吴文俊、唐稚松、杨东屏、张锦文、周浩旋、洪加威、罗里波、沈复兴、丁德成、朱梧槚、李祥、李未、冯琦、张清宇、张羿、杨跃、赵希顺等，他们取得了许多具有国际水准的研究成果，活跃于国际前沿研究领域[1](P50-122)。近些年来，复旦大学的郝兆宽、杨睿之与在新加坡任教的杨跃等合作，在推进集合论和哥德尔思想研究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7.辩证逻辑研究的一时兴盛

辩证逻辑被认为是研究辩证思维的形式、方法和规律的科学。从1949年到1980年代末甚至1990年代早期，辩证逻辑在中国大陆一时兴盛。在我看来，这是由多方面原因共同造成的结果：(1)中国传统哲学，如《周易》、老庄、佛学等，热衷于宏大叙事，讲究事物、现象之间的流转变化，讲究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同一问题，力求避免板滞、拘泥、执着，颇有辩证思维的味道。(2)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影响很大，黑格尔的代表性著作被冠以“大逻辑”“小逻辑”的名称，其“正—反—合”的辩证法常被称为“辩证逻辑”。(3)继承和改造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是主流意识形态，某些经典著作中提及和倡导“辩证逻辑”。(4)苏联哲学界倡导和研究辩证逻辑，有些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如罗森塔尔的《辩证逻辑原理》(1962年)，阿里克塞也夫的《思维形式的辩证法》(1961年)，柯普宁的《辩证法、逻辑、科学》(1981年)和《作为认识论和逻辑的辩证法》(1984年)等，在中国学术界很有影响。

1980—1990年代，国内出版了很多关于辩证逻辑的研究著作，甚至编撰了多本教科书。国内辩证逻辑研究被概括为以下七种不同的研究进路：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比较研究的进路；范畴理论的研究进路；科学方法论的研究进路；非经典逻辑的研究进路；现代逻辑与逻辑哲学新成果的辩证审视进路；应用研究进路；思想史研究进路[1](P357-386)。在思想史研究进路方面，周礼全的《黑格尔的辩证逻辑》(1989年)被视为代表性作品。在这些研究中，也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洞见和成果，但总体说来，由于与唯物辩证法区分不清，许多研究成果的逻辑学味道不浓，没有得到广泛的接纳和认可。近年来，主要由于悖论研究的推动，国际学术界一些从事非经典逻辑研究的学者对辩证法的逻辑意义予以关注，有些国内学者(特别是某些次协调逻辑学者)也打出了“辩证逻辑”的旗帜与之进行建设性对话，成为国内辩证逻辑研究的一个较有活力的方向。

8.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持续深入

我认为，在1949—2019年间的中国，与逻辑学其他分支相比，中国逻辑史研究是一个取得重要进展和丰硕成果、且依然充满争议而活力四射的研究领域。我同意如下的归纳概括：期间的“中国逻辑史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即新中国成立后前17年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开拓期、20世纪80年代中国逻辑史的学科建设期和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深化与反思期。……二期与三期的划分是以国家‘六五’计划重点项目《中国逻辑史》(五卷本)1989年面世为标志，前期以学科建设为主体，后期研究与反思并重，形成不同的中国逻辑学立场”[1](P396)。第一期的代表性成果有：沈有鼎的《墨经的逻辑学》(1960年代以论文形式发表，1980年结集出版)，詹剑峰的《墨家形式逻辑》(1956年)，汪奠基的《中国逻辑思想史》(1960年完稿)、《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分析》(1961年)以及他当时发表的一些论文[1](P399)。

下面着重谈谈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后两个时期。关于究竟应该如何研究中国逻辑史、采用什么样的解释框架，在不同的研究者之间、特别是在不同代际的研究者之间，充满了争议和歧见，有不同的研究进路。其中，大致可以区分出如下两条主要进路：

第一条进路是选取某些西方的(狭义或广义的)逻辑理论——例如传统形式逻辑、数理逻辑、非形式逻辑、论辩理论或符号学——作为解释中国经典中相关材料的框架，通过参考这些背景理论来重构中国古代逻辑，通过比较研究来得出关于中国古代逻辑的优势和劣势的判断。坚持此条进路的学者大都强调人类思维的一般性和逻辑理论的普遍性，利用西方逻辑理论来解释中国经典，关注中西逻辑理论的统一性、相似性和融合性。有些研究者所选取的解释框架是西方传统形式逻辑、甚至是现代数理逻辑的观念、方法和技术。这类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李匡武主编的《中国逻辑史》(五卷本，1989年)，系国家“六五”规划重点项目成果，还有与之配套的《中国逻辑史资料选》(五卷本，1991年)；孙中原的《中国逻辑史》(先秦卷，1987年)和《中国逻辑研究》(2006年)；周云之的《中国逻辑史》(2004年)，等等。此外，宋文坚、程仲棠、王路等坚持用西方形式逻辑理论来解释中国典籍中的材料，但他们只把形式逻辑看作一种能够确保从前提必然得出结论的理论。根据他们的研究，中国古代不存在类似于亚里士多德逻辑的东西，因此中国古代没有逻辑——只有名学、辩学和论辩学。还有一些研究者，如李先焜、蔡伯铭、陈宗明、陈道德、曾祥云等则认为，符号学是研究中国逻辑史的更优范式；传统上以西方形式逻辑为范式的研究，任意截取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材料，对之胡乱解释，前后不融贯，背离典籍原意，有生搬硬套、简单比附、误读误释等严重弊端；而采用符号学范式，把中国古代逻辑看作包括语形、语义和语用的一种自然语言的逻辑符号学，可以更忠实地解读中国古代典籍的整体和原意，给出更合理、更圆融的解释。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陈宗明的《中国语用学思想》(1997年)，林铭钧、曾祥云的《名辩学新探》(2000年)，陈道德、曾祥云的《符号学视野下的先秦名辩学研究》(2017年)等。

第二条研究进路着力强调逻辑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联，坚持运用建基于“历史分析和文化诠释”之上的比较方法，力图在中国文化原初特征的基础上来诠释和建构中国古代逻辑，凸显人类思维方式中的差异性和不同文化中逻辑理论的特殊性，反对把中国逻辑的材料硬塞进西方逻辑的框架之中并据此对两者作简单比附。坚持此进路的学者大都在南开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受博士生导师崔清田教授的学术影响，以他为核心形成了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南开学派”。崔清田认为：“逻辑学是关于逻辑思维的结构、形式的科学，受文化的影响；不仅具有逻辑的共同性，也具有特殊性。……特殊性，指逻辑学在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下显现的特点，如居主导地位的推理类型的不同，以及对推理形式表述方法的差异等。以这种逻辑观为前提和依据，不认同西方传统逻辑及符号逻辑是唯一的逻辑学，承认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而具有各自特点的逻辑学，因而承认‘中国逻辑’是中国国学中的一种学问，而不是发现于中国的西方逻辑学。‘中国逻辑’具有相同于西方逻辑学的共同性，同时也具有不同于西方逻辑学的特殊性。”[8]按这种方式所获得的主要研究结论是：中国古代逻辑是有别于传统形式逻辑的名学和辩学，后者以“推类”为主导推理类型，推类有类比推理的性质，属或然性推理。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温公颐、崔清田主编的《中国逻辑史教程》(1988初版，2001年第2版)，崔清田主编的《名学与辩学》(1997年)，崔清田的《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2004年)，王克喜的《古代汉语与中国古代逻辑》(2000年)，翟锦程的《先秦名学研究》(2004年)，刘明明的《中国古代推类逻辑研究》(2012年)，曾昭式的《先秦逻辑新论》(2017年)，等等。

鞠实儿沿着强调逻辑与文化相互关联的道路走得更远，其论述主张，逻辑学理论受到文化要素、社会环境、认知主体的动机等因素的影响，不同文化的逻辑必定具有不同的特色，甚至可以说，不同文化也许会拥有不同的逻辑。文化相对性和逻辑多样性不能被西方传统中的形式的和非形式的逻辑所容纳。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广义论证理论，主张用它来作为重构中国逻辑史的框架[9]。鞠实儿与他的学生沿着这条路径发表了一些研究论文，但尚未见系统性专著问世。

还需要提到，近十多年来出版了几种总结和反思中国逻辑学近百年历程的著作，如赵总宽主编的《逻辑学百年》(1999年)，宋文坚的《逻辑学的传入与研究》(2005年)，以及本文多次引用的鞠实儿主编的《当代中国逻辑学研究1949—2009》(2013年)。

中国对因明学的研究包括藏传因明和汉传因明。我同意如下判断：“新中国对汉传因明的研究也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至1966年为第一阶段……波澜不兴；第二阶段是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至结束，在大陆，因明研究和传习完全停止；197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因明研究如枯木逢春，欣欣向荣。”[1](P397)据我所知，在第三阶段，有三位研究者取得了突出成绩：沈剑英，其因明著作包括《因明学研究》(1985年)和《佛教逻辑研究》(2013年)；郑伟宏，有多种因明著作：《因明正理门论直解》(2008年)，《汉传佛教因明研究》(2007年)，《因明大疏校释、今译、研究》(2010年)，《佛教逻辑通论》(2016年)；张忠义，其因明著作包括《因明新论》(主编，2006年)，《因明》(主编，2007年)和专著《因明蠡测》(2008年)。进入21世纪后，因明学研究进入国家“抢救绝学”计划而获得大力支持，许多新近毕业的哲学博士亦投身于因明学研究之中，此领域目前热度很高，有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9.西方逻辑史研究的寂寞推进

与中国逻辑史研究相比，西方逻辑史研究在中国大陆似乎从来就没有大热过，在这个领域内持续研究的学者数量也较少，但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和进展。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学人很少作系统的西方逻辑史研究，一般是在逻辑教科书中写入一点儿“逻辑简史”，常作为附录；翻译出版了几种逻辑史著作，例如，齐亨等著、王宪钧等译的《逻辑史选译》(1961年)，苏联波波夫著、马兵译的《近代逻辑史》(1964年)等。周礼全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亚里士多德逻辑，发表过一些论文，例如，《亚里士多德关于推论的逻辑理论》(1963年)，《亚里士多德论矛盾律和排中律》(1981年)。1980年，中国逻辑学会成立了西方逻辑史研究会。这以后出版了一批西方逻辑史研究著作，例如，王宪钧的《数理逻辑引论》(1982年)，其中第三部分概述了从莱布尼茨到哥德尔的数理逻辑发展史；江天骥主编的《西方逻辑史研究》(1984年)，杨百顺的《西方逻辑史》(1984年)和《比较逻辑史》(1989年)，马玉珂主编的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西方逻辑史》(1985年)，朱水林的《形式化：现代逻辑的发展》(1987年)，郑毓信的《现代逻辑的发展》(1989年)，宋文坚的《西方形式逻辑史》(1991年)，郑文辉的《欧美逻辑学说史》(1994年)，卢卡西维茨著、李先焜等译的《亚里士多德三段论》(1995年)，刘晓力的《理性的生命——哥德尔思想研究》(2000年)，张留华的《皮尔士哲学的逻辑面向》(2012年)，郝兆宽的《哥德尔纲领》(2018年)，等等。但早期出版的一些书大都基于二手资料，缺乏可靠性和系统性。进入21世纪后，弗雷格、皮尔士和哥德尔受到学术界的较多关注，年轻学者如刘靖贤、张留华、刘新文、郝兆宽等发表了一些颇具分量的研究成果。

张家龙长期从事西方逻辑史研究，在这个领域内取得了重要成果。他与人合作翻译了两部重要的逻辑史著作：肖尔兹的《简明逻辑史》(1977年)和《逻辑学的发展》(1985年)，后者是一部相当翔实、系统而严谨的逻辑史著作；撰写出版了多部逻辑史研究专著：《数理逻辑发展史——从莱布尼茨到哥德尔》(1993年)，《从现代逻辑的观点看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理论》(2016年)；文集《逻辑史论》(2016年)；主编《逻辑学思想史》(2004年)。其中，《数理逻辑发展史——从莱布尼茨到哥德尔》是中国大陆首部全面系统地论述从莱布尼茨到哥德尔的数理逻辑史著作。它首先提出了研究数理逻辑史的方法论原则，将数理逻辑的发展分为前史、初创、奠基和发展等四个时期，采用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相统一的原则加以论述，总结出数理逻辑发展的外部动因和内在规律，阐明了社会实践和数理逻辑理论的辩证关系；对数理逻辑重大成果的论述侧重于逻辑方法的分析，对一些重大成果的哲学意义作了总结和概括。

王路早年作为周礼全的硕士研究生，受其指导研究亚里士多德逻辑，出版了专著《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说》(1991年)。这是一部比较可靠且有深度的研究性著作。后来，王路翻译出版了《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1994年)，弗雷格的《算术基础》(1998年)，并出版了个人研究专著《弗雷格思想研究》(1996年)。此外，他翻译出版了多种逻辑史原典或研究著作：罗斯的《亚里士多德》(1997年)，吉尔比的《经院辩证法》(2000年)，司各脱的《第一原理》(2004年)，奥卡姆的《逻辑大全》(2006年)，等等。

10.归纳逻辑研究的不断深入

根据任晓明等的研究[10]，1980年代，中国学术界引入了现代归纳逻辑，随后对归纳逻辑的研究实现了从古典归纳逻辑到现代归纳逻辑的转向，其中有三大次一级的转向：从非形式研究转向形式研究以及形式研究与非形式研究的结合；从因果归纳逻辑转向概率归纳逻辑；从巴斯卡概率转向非巴斯卡概率。江天骥(1915—2006)在中国归纳逻辑研究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1984年，在沈阳开设关于现代归纳逻辑的系列讲座；1985年，在《不列颠科学哲学杂志》发表英文论文《科学理性：形式的还是非形式的？》[11]；1987年，出版专著《归纳逻辑导论》，系统讨论了现代归纳逻辑；199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现代归纳逻辑的论文。此外，江天骥还影响其同事桂起权，并引导他的博士生(如朱志方、陈晓平和任晓明)以及中国许多其他大学中的同行转向归纳逻辑研究，最终在他周围集结了一个归纳逻辑研究的学派。

王雨田(1928—2012)在归纳逻辑的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曾负责国家863计划中的归纳逻辑与人工智能课题，主编《归纳逻辑导引》(1992年)和《归纳逻辑与人工智能》(1995年)。鞠实儿的《非巴斯卡概率逻辑研究》(1993年)也是中国归纳逻辑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之一。该书系统地分析了沙克尔的潜在惊奇理论和科恩的归纳支持及归纳概率分级，由此建构了鞠氏的非巴斯卡概率的形式系统——一个具有类法则程度假设的句法系统。其他重要的归纳逻辑著作有：邓生庆的《归纳逻辑：从古典向现代类型的演进》(1991年)，李小五的《现代归纳逻辑和概率逻辑》(1992年)，任晓明的《当代归纳逻辑探赜》(1993年)，陈晓平的《归纳逻辑和归纳悖论》(1994年)和《贝叶斯方法与科学合理性——对休谟问题的思考》(2010年)，桂起权等的《机遇与冒险的逻辑》(1995年)，熊立文的《现代归纳逻辑的发展》(2004年)，邓生庆、任晓明的《归纳逻辑百年》(2006年)，等等。

鞠实儿在1993年发表的一篇英文论文[12]中论证休谟问题在逻辑范围内不可解，或在逻辑中没有方法对它作出正面或反面的解答；他在逻辑学的范围之外给出局部合理性概念和归纳的局部辩护方法(LJI)，并以此说明归纳法的合理性可以得到局部辩护、拒斥或悬置；他还给出了科学研究的局部归纳重建程序。2001年，陈波撰文论证说，在休谟问题背后隐含着三个站不住脚的假设：休谟实际上接受了普遍必然的知识，追求演绎的必然性，并且要在感觉经验的限制下来说明因果关系的必然性和经验知识的普遍性。这些条件是相互冲突的，这使得休谟问题在逻辑上不可解。他对归纳推理提出了一个基于实践必然性的辩护，并提出了一个全面的归纳逻辑研究纲领[13]。

潘天群、唐晓嘉等在决策论与博弈论及其逻辑中做了不少有价值的工作。潘天群撰述、出版了多部决策论和博弈论方面有影响的著作：《行动科学方法论导论》(1999年)，《博弈生存——社会现象的博弈论解读》(2002年)，《社会决策的逻辑结构研究》(2003年)，《博弈思维——逻辑使你决策致胜》(2005年)，《合作之道——博弈中的共赢方法论》(2010年)等。近些年来，唐晓嘉与其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在博弈决策逻辑方面做了很多有水准的工作。她在新近发表的一篇文章[14]中，从“决策理论研究需要什么”和“现代逻辑可以做些什么”这两个角度讨论了现代逻辑在决策理论研究中的多元应用价值：可以为决策研究提供形式刻画的语言工具，在形式刻画的基础上定义决策算法，描述并论证主体的策略能力；还可以揭示决策所面临的难题与困境，寻求解困思路。她还呼吁逻辑学者应投身于决策理论的研究中去，与决策论学者一道共同推动决策理论的发展，并推动新的逻辑理论和技术的创立。

11.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的兴起

1960年代至1990年代早期，以王方名、张兆梅、孙祖培等为代表，注重研究形式逻辑在汉语中的特殊表现和应用。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孙祖培的《文章与逻辑》(1986年)，陈宗明的成名作《说话写文章中的逻辑》(1989年)。1960年代以后，周礼全研读了奥斯汀和塞尔等的言语行为理论、格赖斯的会话含义学说以及语义学和语用学方面的其他文献，把自然语言逻辑研究引入中国。所谓“自然语言逻辑”，是指透过自然语言的指谓性和交际性来研究自然语言中的推理的逻辑学科。

周礼全(1921—2008)对中国自然语言逻辑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在1960年代，他撰文论证，形式逻辑应当研究自然语言表达式在特定背景下的具体意义。在1980年代及以后，他主张，应在现代逻辑学、现代语言学和现代修辞学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自然语言逻辑研究，把现代逻辑应用到自然语言的分析中，建立新的逻辑系统，从而扩大和丰富逻辑理论的作用范围，为人们的日常思维和交际提供更为有效的工具。他主编的《逻辑学——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1994年)一书，力图贯彻自己的上述主张。该书把语用学分为三个层次：形式语用学、描述语用学和应用语用学。在作者看来，认知逻辑、道义逻辑、命令逻辑、问题逻辑等属于形式语用学；语境、言语行为、会话含义、假设和修辞等属于描述语用学；演说、讲演、辩论和其他相关内容则属于应用语用学。他还发展了关于语境的语用概念和四个层次的意义。在其指导和影响下，出现了两代研究自然语言逻辑的中国逻辑学者：

第一代包括王维贤、李先焜、陈宗明，他们合著的《语言逻辑引论》(1989年)，系中国自然语言逻辑方面的首部专著。此外，个人专著有：王维贤的《语言学论文集》(2007年)，李先焜的《语言、符号和逻辑》(2006年)，陈宗明的《汉语逻辑概论》(1993年)和《中国语用学思想》(1997年)。在中国传播、研究符号学方面，这几全学者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代包括邹崇理、蔡曙山、黄华新、胡泽洪和夏年喜等。邹崇理、蔡曙山是周礼全的博士研究生。邹崇理聚焦于自然语言的形式语义学，如蒙塔古语法、范畴语法和转换生成语法等，著有《逻辑、语言和蒙塔古语法》(1995年)、《自然语言逻辑研究》(2000年)和《逻辑、语言和信息》(2002年)。蔡曙山主要关注语言行为理论和语用逻辑，试图进一步发展奥斯汀和约翰·塞尔的工作并建立语用逻辑的形式系统，著有《语言行为和语用逻辑》(1998年)和《语言、逻辑和认知》(2007年)。黄华新主要研究认知语用学，如预设、隐喻、论辩等，与人合著《描述语用学》(2005年)、《汉语句义的形式分析》(2011年)、《符号学导论》(2016年)、《逻辑、语言与认知》(2017年)等；与人合译《隐喻的逻辑》(2009年)和《语言的逻辑分析》(2011年)；还与人合作主编了语言与认知方面的多套丛书。

第三代中国自然语言逻辑研究者正在成长过程中，其中廖备水的研究最为突出，他结合人工智能研究自然语言论辩及其逻辑，参与高水准的国际合作课题，发表了很多具有国际前沿水准的研究成果。

12.哲学逻辑的传入与兴盛

根据陈波的表述，哲学逻辑是于1930—1940年代开始兴起的，自1950年代至今仍在蓬勃发展的一个新兴的逻辑学科群体。它以数理逻辑(主要是一阶逻辑)为直接基础，以传统的哲学概念、范畴以及逻辑在各门具体学科中的应用为研究对象，构造出各种具有直接哲学意义的逻辑系统。这个学科群体包括两大子群：一是变异逻辑，形式上表现为经典逻辑的择代系统，包括相干逻辑、直觉主义逻辑、自由逻辑、偏逻辑、反事实条件句逻辑、多值逻辑、量子逻辑、模糊逻辑等；二是应用逻辑，形式上表现为经典逻辑的扩充系统，如模态逻辑、道义逻辑、时态逻辑、认知逻辑、问题逻辑、命令逻辑、优先逻辑等，它们都是经典逻辑的扩充系统[15](P13)。

用较短的篇幅对这个广大的研究领域作全面、准确的概述，几乎是不可能的，此仅介绍一些代表性人物的工作，以窥其全豹。

1980年代以来，国内先后出版了一批关于哲学逻辑的介绍性著作、教科书和研究专著。例如，王雨田主编的《现代逻辑科学导引》(上册1987年，下册1988年)，该书是组织当时国内中青年学者编写的，对当时国外逻辑学现状作了近乎全方位的扫描。类似性质的著作，还有崔清田主编的《今日逻辑科学》(1990年)。重要成果还有：周礼全的《模态逻辑引论》(1986年)，切莱式著、郑文辉等译的《模态逻辑引论》(1989年)，马库斯等著、康宏逵译的《可能世界的逻辑》(1993年)、周北海的《模态逻辑导论》(1997年)，弓肇祥的《广义模态逻辑》(1993年)和《认知逻辑新发展》(2004年)，周祯祥的《道义逻辑》(1999年)，李小五的《无穷逻辑》(上册1996年，下册1998年)、《条件句逻辑》(2003年)、《模态逻辑讲义》(2005年)、《人工智能逻辑讲义》(2005年)和《动态认知逻辑专题》(国内英文版，2010年)，宋文淦的《问题逻辑》(1998年)，周昌乐的《认知逻辑导论》(2001年)，桂起权等的《次协调逻辑与人工智能》(2002年)，唐晓嘉的《认知的逻辑分析》(2003年)，杜国平的《经典逻辑与非经典逻辑基础》(2005年)，余俊伟的《道义逻辑研究》(2005年)，等等。以上研究成果都以某种方式为促进哲学逻辑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张清宇(1944-2011)在哲学逻辑领域内具有广博的知识和研究兴趣，但主要研究弗协调逻辑，著有《哲学逻辑研究》(1997年)和《弗协调逻辑》(2003年)。前者系与郭世铭、李小五合著，比较翔实、准确地阐释了一阶逻辑、模态逻辑、时态逻辑、条件句逻辑、多值逻辑、相干逻辑、直觉主义逻辑、弗协调逻辑和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张清宇在弗协调逻辑领域内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他在深人剖析了da Costa的弗协调逻辑系统的基础上，构建了弗协调条件句逻辑系统PIW、C[，n]W、弗协调模态逻辑C[，n]G′、极小的弗协调G′、H时态逻辑、弗协调逻辑系统Z[，n]和Z[，n]US、极小的弗协调U、S时态命题逻辑系统，拓展了弗协调逻辑的研究方向，丰富了弗协调逻辑的理论系统，促进了我国的弗协调逻辑研究。”[1](P153)

冯棉在哲学逻辑领域内主要研究相干逻辑、直觉主义逻辑和模态逻辑，出版了多种著作：《经典逻辑与直觉主义逻辑》(1989年)，《广义模态逻辑》(1990年)，《相干与衍推逻辑》(1993年)，《可能世界与逻辑研究》(1996年)，《相干逻辑研究》(2010年)，《结构推理》(2015年)，《相干与衍推谓词逻辑》(2018年)。这些研究成果在促进哲学逻辑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徐明主要从事时态逻辑研究，与贝尔纳普等人合著英文著作Facing the Future:Agents and Choices in Our Indeterminist World(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并在《符号逻辑杂志》和《哲学逻辑杂志》等逻辑学顶尖杂志上发表了20多篇论文。

周北海于1999年在《符号逻辑杂志》上发表论文，建立了一种新型模态逻辑语义框架——嫁接框架，证明了模态逻辑系统S1的完全性。2010年，他与毛翊合作在国际著名期刊《综合》上发表论文，提出通名的四层语义学。

刘奋荣主要研究理性主体逻辑，发展出多个模型来解释信息如何动态地改变个人和其他主体的偏好。其英文著作《关于偏好动力学的推理》[16]用现代信息流和行动逻辑来发展一种整合性的新理论，解释了什么是偏好以及偏好如何改变。此外，还提供了动态逻辑系统，这些系统描述了造成偏好改变的外在触发条件，其中包括新信息、建议和命令。该书为许多领域(从哲学和计算机科学到经济学、语言学和心理学)建立了新桥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刘奋荣当前的研究集中于在社会背景下对信息流和决策作逻辑分析——这种分析既是关于个人主体的，也是关于群体的。

王彦晶主要研究认知逻辑，在国际A&HCI期刊发表了多篇论文。近年他提出并推进了认知逻辑方面的一项综合性科研计划——关于“知道是否/如何/为什么/什么/谁”(knowing whether/how/why/what/who)的逻辑，从而超越了关于知道一个命题(knowing that)的标准认知逻辑[17](P499-533)。

13.逻辑哲学的逐渐兴旺

1980—1990年代，苏珊·哈克的《逻辑哲学》(1978年)被中国逻辑学者广泛阅读。通过此书，逻辑哲学开始被中国逻辑学界所知悉。据陈波的界定，逻辑哲学力图揭示隐藏在各种具体逻辑理论背后的基础假定、背景预设或前提条件，并质疑和拷问它们的合理性根据以及作其他选择的可能性。关于逻辑的哲学研究，主要是从两个角度进行的：一是认识论角度；一为本体论角度[15](P17)。

陈波通过研读哈克的《逻辑哲学》及其他英文著作，对逻辑哲学有所了解，并逐渐开始了他的独立研究。在这一领域，他出版了四部著作：《逻辑哲学引论》(1990年)，《逻辑哲学导论》(2000年)，《逻辑哲学》(2005年)，《逻辑哲学研究》(2014年，系《逻辑哲学导论》的修订增补版)，其中有的著作面世后得到广泛阅读，并被一些高校用作教科书。他的《悖论研究》一书(2014年)对悖论进行了相当全面的考察，对其中一些悖论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从2007年开始，陈波已在国际A&HCI期刊发表20多篇英文论文，其中绝大多数属于逻辑哲学研究范畴。

王路在《逻辑的观念》(2000年)一书中提出，逻辑只是一门考察从前提必然得出结论的学科；其他类型的所谓“逻辑”，例如“归纳逻辑”和“辩证逻辑”，都不是真正的逻辑，因为它们并不专注于“必然得出”的关系。该书在下述问题上引发了广泛和激烈的争论：什么是逻辑？人们应当如何研究逻辑？古代中国究竟有没有逻辑？应当如何研究中国逻辑史？人们应当如何学习西方哲学？他的另一本书《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2003年)探索了“to be”和“truth”在哲学上的重要性以及它们恰当的汉语翻译，也在逻辑和哲学领域内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张建军是最早系统研究悖论的中国学者，主要关注数学悖论、语义悖论、认知悖论、合理行动悖论以及悖论的一般认识论与方法论研究。他在悖论方面出版了多种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逻辑悖论研究引论》(2002年初版，2014年修订)。在该书中，他讨论了悖论的组成要素、分类以及各种悖论的来源和特征；他还对多种解悖方案作了比较研究，探索了正确解悖的标准，并区分了悖论研究的不同层级以及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张建军主编的《当代逻辑哲学前沿问题研究》(2014年)，考察和评价了自1970年代以来西方逻辑哲学领域内的新进展。

任晓明、桂起权在《非经典逻辑系统发生学研究》(2011年)一书中对一些非经典逻辑系统，如模态逻辑、内涵逻辑、道义逻辑、直陈条件句的逻辑、归纳概率逻辑、模糊逻辑、量子逻辑、多值逻辑、次协调逻辑、形式化的辩证逻辑和论证逻辑等作了发生学式的考察，由此引出的结论是：逻辑哲学的中心问题就是形式系统内外的推理有效性概念是否恰当符合的问题。他们强调指出：“与科学哲学界可错主义已经占上风的情况相对照，目前我国逻辑界知识无误论的影响还太强大，这很可能成为逻辑‘改革与开放’的一大思想障碍！逻辑的改革理应胆子更大些、步子更快些！新的实践必将开拓逻辑新领域，冲破旧的划界标准。人们绝不会因看到‘不是逻辑’的警示牌而停止前进。逻辑革新论者要善于以逻辑哲学为武器，鼓励对经典系统的各种背离以及各种竞争对手的出现，也就是为新的非经典逻辑鸣锣开道！”[18](P222)

胡泽洪重点关注真理论和自由逻辑及其在哲学上的特征，出版了两部逻辑哲学著作：《逻辑的哲学反思》(2004年)，《逻辑哲学研究》(与人合著，2014年)。《逻辑哲学研究》认为，逻辑哲学是研究逻辑特别是现代逻辑及其发展中的哲学问题的学科。该书由前言和如下9章构成：逻辑的范围与性质；逻辑、语言与存在；真与真理论(上、下)；涵义与指称；模态逻辑及其哲学问题(上、中、下)；自由逻辑及其哲学问题。其中前5章是对逻辑特别是现代逻辑本身的整体性哲学思考，后4章则选取模态逻辑与自由逻辑两个具体的现代逻辑分支，探讨其中的哲学问题。

李娜及其指导的博士生最早对公理化真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这项研究覆盖了经典公理化真理论、基于直觉主义的公理化真理论和基于集合论的公理化真理论。他们发表了不少有分量的论文，所承担的相关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在结项时被评为“优秀”。

熊明主要研究真理论和说谎者悖论，出版了《算术、真与悖论》(2017年)一书。他发展出了一个新的真理模式——相对化的T-模式，其途径是把塔斯基的T-模式(“A”是真的，当且仅当A)推广到关系框架中，也就是说，对框架中的任意可能世界u和v来说，如果v对u是可及的，那么“A”为真在v中成立，当且仅当A在u中成立。凭借这种新的T-模式，他获得了关于说谎者悖论研究的一些新结果，大多发表在国际A&HCI重要期刊上。

14.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的传入

1990年代，非形式逻辑和批判性思维被引入中国，这两个概念高度重叠。现任《非形式逻辑》杂志主编拉尔夫·约翰逊和安东尼·布莱尔提出：“非形式逻辑是逻辑的一个分支，其任务是讲述日常生活中分析、解释、评价、批评和建构论证的非形式标准、尺度和程序。”[19]根据陈波的研究，“批判性思维”有如下四重含义：起源于美国、后来风行欧美的一场教育改革运动；现代社会中合格公民和创新型人才所必须具备的思维气质、倾向和习惯；在面对相信什么或做什么时，人们作出合理决定的一系列思考技能、方法和策略；一种旨在培养批判性思维习惯和能力的课程设置[20]。

2000年以后，非形式逻辑的专著和教科书，特别是批判性思维方面的英文书籍被大规模地译成中文，其中一些著作甚至有多个中译本。一些中国学者发表了不少非形式逻辑和批判性思维方面的介绍性论文，并出版了有关这方面的教科书，主要有：武宏志、周建武的《批判性思维：论证逻辑视角》(2005年初版，2010年第2版，2016年第3版)，刘壮虎、谷振诣的《批判性思维教程》(2006年)，杨武金的《逻辑与批判性思维》(2009年)，董毓的《批判性思维的原理和方法》(2010年)，陈慕泽、余俊伟的《逻辑与批判性思维》(2011年)。在我看来，刘壮虎、谷振诣的《批判性思维教程》与董毓的《批判性思维的原理和方法》相比其他几本教材而言要好得多。目前，不少中国大学开设了批判性思维的课程。武宏志在传播和研究非形式逻辑和批判性思维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发表了多篇批判性思维论文，撰写或合著了多部教科书，并在延安大学成立了21世纪新逻辑研究院(2008年)。其中，《论证型式》(2013年)对论证型式提供了系统介绍和独立研究。熊明辉、谢耘等在SSCI和A&HCI期刊上发表了关于非形式逻辑、批判性思维和论辩理论的研究成果。

15.法律逻辑研究的转型

198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对法律逻辑进行研究，并出版了一些相关的教科书。但在这一阶段，所谓的“法律逻辑”只不过是传统逻辑原理加上法律和司法方面的例子。2000年以后，西方一些关于法律推理和论证的著作得以译成中文出版，一些法律学者开始参与法律逻辑研究。中国学者使用不同的资源或工具——如传统形式逻辑、数理逻辑、非形式逻辑、批判性思维、论辩理论、法律推理和论证的理论、法理学和法哲学——来研究法律、司法侦查和司法审判等方面的逻辑问题，并发展出具有独立特色的法律逻辑理论。雷磊认为：“法律逻辑适用于法认识论，典型领域为法律适用理论。法律逻辑是法律论证理论的组成部分，适用于法的证立而非法的发现的层面，研究的重心在于法律规范的结构理论与法律论证的模式理论。规范理论致力于规范的类型学说和规范体系的构造，法律论证理论则聚焦于法律论证的基本模式。但它们只构成了法律逻辑的对象理论，法律逻辑还需要有一种元理论。后者由三组问题组成：规范是否是逻辑规训的对象？是否需要一种特殊的规范逻辑？这种规范逻辑是否具备特殊的逻辑法则？法律逻辑面临着两方面的限制，即是否承认法学是一门科学，以及法律逻辑本身可能隐含着领域或视角的限制。法律化和形式化应当成为法律逻辑未来着力的方向。”[21]法律逻辑方面的著作包括：王洪的《法律逻辑》(2001年初版，2016年第2版)和《制定法推理与判例法推理》(2013年初版，2016年第2版)，张继成的《实用法律逻辑教程》(2004年)，张保生的《法律推理的理论与方法》(2000年)，谢兴权的《通向正义之路——法律推理的方法论研究》(2000年)，陈锐的《法律推理》(2006年)，罗仕国的《科学与价值：作为实践理性的法律推理导论》(2008年)，熊明辉的《诉讼论证——诉讼博弈的逻辑分析》(2010年)，等等。

16.一些逻辑研究机构相继设立

1978年以前，中国缺乏专业的逻辑学研究机构。自1990年代起，一些大学相继成立了逻辑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如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1997年)，中国政法大学逻辑研究所(2002年)，南京大学现代逻辑和应用逻辑研究所(2003年)，北京大学逻辑、语言和认知研究中心(2004年)，西南大学逻辑与智能研究中心(2004年)，北京师范大学逻辑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2005年)，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现代逻辑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所(2007年)，清华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逻辑学联合研究中心(2013年)，等等。自创立以来，这些研究机构发展良好，其中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已逐渐从一个国际学术潮流的“跟随者”变成了“引领者”之一[22]。

17.中国逻辑学家开始走上国际学术舞台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国逻辑学界与西方逻辑学界处于近乎隔绝的状态，对国外逻辑学的发展状况缺乏必要的了解，只有极个别的中国逻辑学家能够在欧美逻辑学、数学和哲学期刊上发表极少量的研究成果。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逻辑学的状况与1978年以前的30年相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的逻辑学者与国际同行有了实质性接触，很多学者都有出国访学一年以上的经历，有的在国外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有的参加乃至主办、主持国际性学术会议或工作坊，在SCI、SSCI、A & HCI逻辑学和哲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在著名的英语出版社出版个人研究专著，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有赵希顺、陈波、叶峰、刘奋荣、熊卫、廖备水、王彦晶、熊明等。此外，可以列举者有鞠实儿、黄华新、周北海、刘虎、王玮、马明辉、文学锋、熊明辉、谢耘、潘天群、徐慈华、琚凤魁、张力锋，等等。这是中国逻辑学界研究力量和研究水准全面提升的最有说服力的标志[22]。

18.结语：经验与教训

回首既往，感慨良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奋斗了70个年头的中国逻辑学界，曾走过弯路，也历经曲折，但依然怀抱理想，肩负使命，顽强进取，从不言放弃，终于越过坎坷，迎来中国逻辑学发展和繁荣的景象。仔细反省，至少有以下三条经验教训可以作为未来发展之镜鉴。

其一，学术研究不能在隔绝状态中发展，要充分拥抱国际学术界，同时坚持中国学术的独立品格和独立思考。

学术在本质上是一项公共事业，可用一个词来刻画其公共性：分享。首先，一个学者通过分享学术共同体中其他成员的作品，从中获得疑惑、启发、参照和挑战等，来激活自己的思想；通过站在巨人的肩上，由此才可能获得宽广的视野和卓越的思想。其次，一个学者通过让别人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并从他人那里获得反馈、批评、挑战，来改进、深化和发展自己的观点或立场，或者让学术共同体中其他同人来做这样的工作。一个学术共同体越小，被某种偏见所笼罩的可能性越大；相反，一个学术共同体越大，被某种偏见所控制的可能性就越小。再次，一个学者只有通过独立思考来获得某种独特的见解，才有资格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一个独立成员，去与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切磋、交流，对这个学术共同体作出自己的贡献。假如他放弃独立思考，人云亦云，任何独立的观点和见解都没有，所造成的结果是：别人是1—9，他只不过是0，本身没有什么价值可言，通过添加在别人后面，用来凸显别人的学术意义和价值。中国逻辑学界70年的历程再次印证了如上说法：当它与外部世界处于隔绝状态时，其自身的学术状态也相当不好；当它打开国门去拥抱世界学术时，其自身的学术潜力也被激活，得到了发展和繁荣。面向未来，中国逻辑学界应始终牢记这一点，并在此基础上坚持中国学术的独立品格和独立思考。

其二，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不同学术观点在相互碰撞中得到改善和发展。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一个巨大好处是：提供其他的可能性，展示另外的前景，来对已有的思想和学术起到纠偏作用。相反，若只让一花独放、一枝独秀、一家独霸，所带来的常常是学术上的单调、板结、停滞，甚至是死寂。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出于对数理逻辑的仰慕，有些逻辑学界的同人一度想让数理逻辑独霸中国逻辑学的天下，甚至想把逻辑冻结于数理逻辑特别是一阶逻辑的水平上，但现实是：出于各种考虑特别是现实需要，西方逻辑学界仅把已有的数理逻辑当作方法和工具，去发展出新的变异逻辑和扩展逻辑，去发展出各种逻辑哲学理论，甚至去发展非形式逻辑和批判性思维，来弥补已有的数理逻辑的缺陷和短板。中国逻辑学界应牢记这一经验教训，始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不同学术观点去充分交流、碰撞，从而不断获得改善和提高。

其三，培养中国学术自信心，从跟随式学习进展到原创性领先。

自近代以来，中国在与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的接触中常被动地处于学生的位置上：别人发展科学和技术，我们学习别人的科学和技术；别人研究哲学，我们研究别人的哲学；别人发现或发明逻辑，我们学习和研究别人的逻辑。在中国学术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这个阶段曾经是必要、不可缺的一环，但现在我们必须超越，也有能力超越。我们要进入下一个阶段：别人研究X，我们研究别人怎么研究X，还要与别人一道去研究X，在X的研究上作出中国人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已从跟随式学习进展到原创性领先。中国逻辑学界也要这么做，致力于原创性领先，在逻辑学领域作出中国逻辑学的重要贡献。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