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栋按：本文先秦史籍指《国语》《春秋左传》与《战国策》三书。

关于先秦两部重要史籍《国语》与《春秋左传》（后入经籍）之编纂成书、作者是否为左丘明及真伪，可谓聚讼纷纷，颇成问题。据相关文献史料，有以下三种说法：

第一，汉代的传统说法，《国语》与《春秋左传》皆春秋时鲁国太史左丘明（与孔子同时代）所撰写。如：

（1）《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2）《汉书·司马迁传·赞曰》说：“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䉵（音zhuàn，同撰）异同为《国语》。”

第二，晚清近代的怀疑说法，指疑古学派多持《左传》为西汉末刘歆采掇《国语》原文而成。如：

（1）崔述《洙泗考信余录·卷三》说：

《史记·自序》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由是世儒皆谓《国语》与《春秋传》为一人所撰，东汉之儒遂题之曰《春秋外传》。

余按：《左传》之文，年月井井，事多实录，而《国语》荒唐诬妄，自相矛盾者甚多；《左传》记事简洁，措词亦多体要，而《国语》文词支蔓，冗弱无骨，断不出于一人之手明甚。且《国语》，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即《国语》亦非一人之所为也。

盖《左传》一书采之各国风采，《师春》一篇其明验也。《国语》则后人取古人之事而拟之为文者，是以事少而词多；《左传》一言可毕者，《国语》累章而未足也。故名之曰《国语》，语也者，别于记事而为言者也。黑白迥殊，云泥远隔，而世以为一人所作，亦已异矣。

（2）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下册·〈春秋左氏传〉著作时代的各家说》说：

取《左氏》解《春秋》始于刘歆（书中的“君子曰”，都是刘歆的话）。……刘歆“始引《传》文以解《经》”既明见于本传。“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又出于他的口述，他为争立《左氏传》又这等出力，当时儒者又因此事恨之刺骨，足见他对于《左氏传》的成立有极大的关系。我们把改变《国语》为《左传》的责任归到他身上，实在算不得冤枉。

（3）张岱年《中国哲学大辞典》说：

《左传》，亦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解释《春秋》的古文经传。儒家经典之一。所记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比《春秋》多出十七年。其作者、年代与真伪历来争辩甚多。《汉书·艺文志》认为是春秋时期鲁太史左丘明所撰，共三十卷。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系西汉刘歆改编。近人则认为是战国初时学者据各国史料编成。

第三，现代的最新说法，《国语》《左传》同为左丘明所撰写，只不过亦有后人改编时“窜入”的内容。如赵淡元《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说：

实际上传统看法是对的。《国语》与《左传》同为左丘明所作，但二书的性质不同，一为历史资料汇编，一为历史著作……《国语》是左丘明为作《左传》而编辑的一部资料书。《左传》是根据《国语》中的有关资料及其他一些材料写成。故《左传》措辞精要，成一家之言；而《国语》文词支蔓，记事不连贯，二书不像出自一人之手。即使《国语》本身，由于它是采自各国的史料，各国的史料有厚薄，作者不同，故其文风、语言都不一致。由于它是原始资料性质，故其记事不具年月者居多，而且记载一事往往不具始末，带有片断性质……这种现象清楚地说明：是《左传》采录《国语》，只是在采录过程中，作了考订润色、删节而已……二书出现的矛盾现象，不足以否定《国语》是左丘明所作。

又《国语》记事，下迄鲁悼智伯之诛，同《左传》一样，也夹杂有后人所补充的一些材料在内，但它的最初编者应是左丘明。

因两书中涉及“阴阳五行说”，到底是先秦时所说，还是汉代后儒改编时“窜入”，未知孰是？故罗列之，以供读者参考选择。

1. 《国语》的阴阳五行说

（1）《国语》的阴阳说

《周语上·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说：“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

金栋按：这是公元前780年对地震的解释，是文献中最早用阴阳说理的论述。指用阴阳二气的斗争变化（阳气在下，阴气迫之，使不能升也）解释自然界的异常现象，如灾异、地震、陨石等自然灾害（赵洪钧著，金栋补注《正说内经》）。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春秋战国时代的易说》说：“以阴阳的观念说明事物的性质和变化，始于西周末年的史官伯阳父，所谓‘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上》）。阴阳指寒暖二气，寒气为阴，暖气为阳，认为阴气压迫阳气，所以有地震。其所谓阴阳，属于天文学的概念。”

《周语下·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钟》说：“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乐成，上下不罢，故曰乐正。”

《越语下·范蠡进谏勾践持盈定倾节事》说：“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

《越语下·越兴师伐吴而弗与战》说：“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

金栋按：这里所见到的，已是相当成熟的阴阳思想。那么是否可以借此推断阴阳观念产生于春秋以前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西周末年的伯阳父，竟然运用了近七百年后汉代阴阳五行化的儒生所惯用的以阴阳言灾异的方法，实在令人惊讶不已。因此，无论这些文字确是出于战国人之手，还是在汉人“改编”时窜入，都不能视作春秋时人思想的确凿证据（谢松龄《天人象：阴阳五行学说史导论》）。

（2）《国语》的五行说

《鲁语上·展禽论祭爰居非政之宜》说：“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

韦昭注：“五行，五祀，金木水火土。”

亦有虽未言及“五行”之词，却有“五行”之实者。如《周语中·定王论不用全烝之故》说：“五味实气，五色精心，五声昭德，五义纪宜。”

韦昭注：“五义，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

金栋按：五味、五色、五声、五义者，乃五行说之附会推演。

《周语下·单襄公论晋周将得晋国》说：“天六地五，数之常也。经之以天，纬之以地。”

韦昭注：“天有六气，谓阴、阳、风、雨、晦、明也。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

金栋按：中医理论体系五脏六腑之“脏五腑六”之数，则源于此“天六地五”之附会推演。

天在上有六气而为阳，故人有六阳之腑——此等皆“天气之所生也，其气象天，故泻而不藏”（《素问·五藏别论》），即传化物而不藏——其气象天、象天之运转不息以附会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在下有五行而为阴，故人有五脏之阴——此等皆“藏精气而不泻也”（《素问·五藏别论》），即藏而不泻——其气象地、象地之贮藏万物以附会之（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2. 《左传》的阴阳五行说

（1）《左传》的阴阳说

《左传·僖公十六年》周内史叔兴说：“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

金栋按：这是公元前644年对天降陨石、水鸟退飞异常自然现象的解释，即由于阴阳二气失调导致风疾之故。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说：“谓陨石与六鹢（yì）退飞，其事由于宇宙中之阴阳之气，不关人事吉凶。《荀子·天论篇》亦云：‘夫星之隊，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春秋战国时代的易说》说：“春秋时期，掌管天文的史官，亦以阴阳二气说明气候的变化。如周内史叔兴解释‘六鹢退飞过宋都’说：‘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左传·僖公十六年》）此是以阴阳二气的变化说明风大，使水鸟退飞。”

（2）《左传》的五行说

《昭公二十五年》说：“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

金栋按：六气，杜预注：“谓阴阳风雨晦明。”五行，杜预注：“金木水火土。”而五味（酸苦甘辛咸）、五色（青赤黄白黑）、五声（角徵宫商羽）则五行之附会推演。

《昭公二十九年》说：“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

金栋按：此五行之官是为五行之地神，即地祇（qí），亦名五祀神——句芒在地，木行之神；祝融在地，火行之神；后土在地，土行之神；蓐收在地，金行之神；玄冥在地，水行之神。如《礼记·月令》说：

孟春之月……其帝太皞，其神句芒……

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季夏之月……中央土……其帝黄帝，其神后土……

孟秋之月……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孟冬之月……其帝颛顼，其神玄冥。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说：“愚谓天以四时五行化生万物，其气之所主谓之帝，《易》所谓‘帝出乎震’也。春之帝曰太皞，夏曰炎帝，秋曰少皞，冬曰颛顼，中央曰黄帝，《周礼》所谓‘五帝’也。有帝而复有神者，盖四时之气运于天，而五行之质丽乎地，自其气之各有所主则为五帝，自其质之各有所司则为五神，故《周礼》五帝为天神，而五祀为地祇也。太皞在天，木德之帝，伏羲氏乘木德而王，其号亦曰太皞，祭木帝则以配食焉。句芒在地，木行之神，重为木正，而其官亦曰句芒，祭木神则以配食焉。”

关于天神五帝、地祇五祀等附会五行（五季、五方）推演，《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天文训》与《月令》同。

若以战国末期《吕氏春秋·十二纪》、西汉初期《礼记·月令》《淮南子·天文训》天神、地祇等附会五行（五季、五方）的成熟推演体系而言，则《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非春秋时人之所为，更似汉儒之思想体系。见下说。

亦有虽未言及“五行”之词，却有“五行”之实者。如《昭公元年》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

杜预注：“六气之化，分而序之，则成四时得五行之节。”

孔颖达《疏》：“六气并行无时止息，但气有温暑寒凉，分为四时春夏秋冬也；序此四时以为五行之节，计一年有三百六十五日，序之为五行，每行得有七十二日有余，土无定方，分主四季，故每季之末有十八日为土正主日也。”

金栋按：五节，五个时节、五个阶段，即五行之时节，《左传》注、疏则是。如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然此五行之时节，当为每行七十二日十月太阳历法之五行，非春夏秋冬每季各九十日而“土无定方，分主四季，故每季之末有十八日为土正主日也”之五行。只不过，此段阴阳五行四时之内容疑为汉儒刘歆所“窜入”。如赵洪钧《内经时代》说：

春秋末留下了一条与《内经》极有关的资料。公元前540年，秦国的医和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这段话已很接近《内经》思想的基础，只是孤证难据。细读上下文颇觉文理不通……本来诊断明确……中间却大谈六气、五味、四时、五节，与理不通。《左传》向以文章见长，此处文气如此断续，很值得怀疑是否羼入……近世疑古学派多持《左传》为西汉末刘歆采掇《国语》原文而成，其间难免前后错乱或加入汉代思想。我们固不必一定取此说，然从上下文看总有此疑问。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辞典》说：“《左传》，亦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解释《春秋》的古文经传。儒家经典之一……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是西汉刘歆改编。”

从以上《国语》《左传》分析，“这些史料似乎表明，春秋时期已流行五行观念。不过，《国语》乃战国时人撰述；而且自清以降，便有许多学者、古史专家对《左传》的真伪提出质疑。传统认为《左传》系春秋之时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所作。但司马迁在《史记》中曾两度提高‘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却从未说起过《左传》。据近人研究，《左传》是汉儒刘歆为了与《公羊传》《谷梁传》对抗，根据《国语》改编而成的。现今所见到的《国语》，则是刘歆删削之余。两汉之际正是五行学说盛极一时，刘歆又是王莽利用五德终始说篡位的得力干将，因此，他在改编《左传》《国语》时，窜入‘五行’之说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但是尽管以上史料的可靠性非常值得怀疑，五行观念产生的时代亦十分难以确定。我们还是可以说，五行观念的发生，当早于战国中、末期以前。因为产生于战国中、末期的五德终始说，以及《洪范》《吕氏春秋·十二纪》中的五行学说，已是相当成熟、相当完整的思想体系了。而原始观念的发生，必远早于成熟思想的出现。”（谢松龄《天人象：阴阳五行学说史导论》）

其实，阴阳五行说源于史前天文历法，在中原大地上虽已断代失传，然相关文献资料仍有其痕迹。见第一篇。

3. 《战国策》的阴阳五行说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学著作，非一时一人之作。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聚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记有东周一、西周二、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及卫合为一、中山一。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

所谓“策士”，本指战国时代游说诸侯的纵横之士（士，古代最低级的贵族阶层，以今而言则指知识分子），后泛指出计策、献谋略（出谋划策）之人。然而战国末年善言阴阳、始创五德终始说（五行相胜说）之邹衍，未见有之。

又，《汉志·兵书略》有“兵阴阳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惜皆亡佚。所谓“（兵）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而阴阳五行说虽盛行于战国秦汉时期，但经检阅战国时代之《战国策》全书，却未见有“顺时而发，因五胜”“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之战争场面与计策谋略等，即未见有“阴阳五行”之故事、之学说、之内容。憾事矣！

附部分参考书目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