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论文摘要

阴阳五行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自然哲学理论之一。本文主要揭示阴阳五行观念在先秦与汉代思想中的演变的过程,并反映先秦汉代学术史的变迁。

本文第二章通过词源学方法,分析阴阳五行范畴的起源及衍生含义。阴阳范畴源于日光照射之有无,与气论结合后逐渐脱离自然经验含义。五行源于五种物质材料。“五”源于古人尚“五”的观念;“行”意为“用”。阴阳五行在先秦、汉代各种学说中表现出的含义已经蕴含于范畴的本义之中,阴阳范畴可引申出转化、对立、合离、阴阳四时的含义。月令与数术为五行生克思想形成的源头。此外,五行尚“土”的含义是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阴阳与五行存在结合的可能,但必须解决谁为根本实体的问题。

第三章分析阴阳五行观念在月令、日书中的演变。阴阳在月令、五行在日书中分别形成了两种“天地人”宇宙论。月令文献中形成了阴阳二气升降、消息、转换、争斗的运动学说,使得阴阳二气的运行可以解释四时变化。五行在月令与日书中都缺乏实体含义,成为事物的本质属性。五行杂配体系源于五味生成论、稷下学者创造的五色方帝祭祀制度、源于民间神话的四人神。阴阳与五行第一次发生联系在月令体系中,但阴阳与五行谁为基本元素的争议没有解决,受到月令体系影响汉代形成了阴阳四时四方消息学说。

第四章论述了阴阳与五行在气论中的融合,以及医学的应用。战国气论提出了天地是阴阳二气产生的场所。五行在人体理论中气化为五行之气,阴阳与五行通过“二阴二阳”与“三阴三阳”两种方式结合。阴阳五行气论衍生出先秦道家及汉儒董仲舒围绕阴阳五行气论的动力因问题的争论。一种是自然、自化无动力因之气,一种是有本源、有动力因之气,一种是存在人格神为动力因、目的因之气。基于阴阳五行气论引出身心关系、修养问题。最后东汉《白虎通》与王充《论衡》总结、反思了阴阳五行气论中的一些问题。

第五章主要说明了阴阳五行观念在政治哲学中的应用，分为五德终始、阴阳刑德、阴阳五行灾异,分析了其理论上的流变与现实历史中的应用。邹衍五德终始为循环政治史观,董仲舒三统说为与持五德终始的方士争夺话语权而提出,借鉴了五德终始说，本质上是儒家治乱史观；刘向父子“尧后火德”偏向五德终始。阴阳刑德源于月令系统；《黄老帛书》通过阴阳生成论为刑德提供依据,以属性阴阳解释儒家伦理；董仲舒发展为尚德的阴阳刑德论。阴阳灾异适合描述君臣关系,五行灾异适合解释君主失德行为。

第六章揭示了阴阳五行思想融入易学的过程。今帛本《易传》借鉴阴阳五行建构易学理论,从战国简《筮法》的卦气说到孟喜四正卦以月令“四时-五行”体系为主,直到孟喜用爻象征阴阳气的运行、京房用阴阳五行之气解释爻卦,才最终实现了阴阳五行与易学的结合。

结语:阴阳五行在先秦及汉代流变极广,各家都或多或少借助阴阳五行观念论述自身思想体系。阴阳五行观念演变的重要阶段有两个,其一是阴阳二气消息学说与五德终始说在稷下形成。其二是汉儒董仲舒将阴阳五行气论与儒学结合。

02  论文目录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一、选题理由

  二、学界研究现状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四、论文的重点、难点及可能的创新点

第二章 阴阳五行范畴的起源

  第一节 阴阳范畴的起源与初步发展

    一、阴阳范畴的起源

    二、阴阳之气化

    三、“侌昜”范畴含义的衍生

  第二节 五行范畴的起源与初步发展

    一、五行的起源

    二、五行范畴的衍生含义

  本章小结

第三章 阴阳、五行观念在月令、日书中的演变

  第一节 阴阳、五行与月令、日书的关系

        一、月令、日书概述

    二、月令重视阴阳甚于五行

    三、日书重视五行甚于阴阳

  第二节 阴阳观念在月令中的演变

    一、阴阳二气为主的“四气”学说

    二、阴阳消息变动学说的提出与“天地人”宇宙模型的建立

  第三节 五行思想在月令、日书中的演变

    一、五行杂配体系的建立

    二、以五行为框架建构的“天地人”宇宙论

  本章小结

第四章 阴阳五行观念在气论中的融合与演变

  第一节 阴阳五行与气论

    一、五行气化之前的阴阳五行关系

    二、五行在古代医学中的气化

    三、阴阳五行之气的融合及《黄帝内经》“五运六气”说

  第二节 阴阳五行气论与汉代经学

    一、基于阴阳五行之气的宇宙论

    二、阴阳五行是天道与人道合一的媒介

  第三节 阴阳五行之气与身心关系

    一、孟子、荀子、庄子及医家的“心、气、形”关系论

    二、董仲舒的“治气养心”思想

  第四节 阴阳五行气论的动力因与目的因

    一、无动力因的自然之气

    二、有动力因的自然之气

    三、有动力因与目的因的阴阳五行气论

  第五节 东汉对阴阳五行气论的总结与反思

    一、《白虎通》对阴阳五行思想的总结

    二、王充对阴阳五行学说的反思及对董仲舒的批判

  本章小结

第五章 阴阳五行思想在政治上的运用

  第一节 邹衍五德终始说

    一、主运与五德终始

    二、五德终始与其他各家关系

    三、五德终始的政治史观与孟子、董仲舒三统说、刘向父子“尧后火德”的关系及比较

    四、五德终始在秦汉的应用

  第二节 阴阳刑德论

    一、月令学说中的阴阳刑德论

    二、刑德阴阳数术

    三、《黄老帛书》对阴阳刑德思想的改造

    四、董仲舒的阴阳刑德思想

  第三节 阴阳五行灾异论

    一、阴阳灾异论

    二、五行灾异论

  本章小结

第六章 阴阳五行观念在汉代易学中的演变

  第一节 阴阳五行观念融入易学的早期阶段

    一、阴阳范畴在今、帛本《易传》中与刚柔范畴的冲突

    二、今、帛本《易传》对阴阳消息学说的吸收改造

  第二节 五行理论对卦气说对的影响

    一、月令“四时五行”学说在形式上的重要地位

    二、月令四时变化在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三、五行与卦气说的关系

  第三节 孟喜、京房卦气说对阴阳五行思想的吸收

    一、孟喜卦气说对阴阳气论的吸收

    二、京房卦气说对阴阳五行思想的改造

    三、《易纬》易学宇宙论中的阴阳五行思想

    四、阴阳五行思想在东汉易学中的余波

  第四节 易学数思想对阴阳五行的补充解释

    一、易学数思想的源流与孟喜“七八九六”阴阳奇偶数

    二、刘歆五行之数

    三、《易纬》、郑玄用数诠释阴阳、五行运行之道

  本章小结

结语:本文得出之结论

参考文献

03  学界研究现状

学界目前关于先秦及汉代阴阳五行思想的研究极多，大致可分为考论性质的研究与阐发性质研究。兹将学界已有研究按五行说诞生的年代、五行的思想渊源、五行与思孟五行的关系、先秦汉代文献中的阴阳五行体系四个方面分别予以评述。

（一）五行说诞生年代的考论

学界对阴阳观念的起源争议较少，考论详实具有说服力的为徐复观的《阴阳五行及其有关文献的研究》一文1。基本认定阴阳范畴源于日光有无，而具有哲学意义的阴阳观念形成于春秋时代。学界主要争论的是五行说之起源。民国学者围绕此问题争议很多，主要是梁启超、刘节以及顾颉刚认为五行说为战国晚期邹衍一系的燕齐方士所为，此说一出，引来诸多学者的诘难反对（文章收录于《古史辨》卷五下），认为五行绝非战国晚期才形成。近代以来，学界对五行说起源问题的研究焦点逐渐转移对《甘誓》与《洪范》年代的考证。目前学界不少学者认为《洪范》一文为西周所作。据此自梁启超以来对五行起源的观点有三种，其一认为五行说诞生于战国晚期，其二认为五行说诞生于夏商，其三认为五行说诞生于西周，试分别论之：

第一，五行说诞生于战国后期。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首次对阴阳五行的起源提出质疑，将阴阳五行思想归为战国燕齐方士所创，随后刘节《鸿范疏证》考证《洪范》为战国文献，以此认为五行说创立的时间应在战国末期。刘节的说法得到古史辨派学者顾颉刚的响应。但是他们对先秦文献中的五行说以及《洪范》一文年代的考证并不严谨，后来学界通过对《洪范》年代的考辨，基本否定了他们的观点。

第二，五行说上古便已存在。吕思勉《辩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栾调 甫《梁任公五行说之商榷》、范文澜《与颉刚论五行说的起原》、童书业《五行说起源的讨论》可算作此种观点之支持者2。吕文主要是反对梁启超“五行说之怪诞而有组织者，始见于《吕氏春秋》之十二览”的观点，认为五行说的雏形可追溯至《尧典》，但未对五行说的起源下判断。栾调甫与范文澜都据《尚书》中《甘誓》与《洪范》中的五行文句反对梁文，认为五行自夏商便已存在，但他们未考证《甘誓》与《洪范》的年代，结论自然难以成立。童文主要反驳五行起源于战国末期的说法，同时反对刘节对《洪范》年代的考证，认为《甘誓》《洪范》在战国早期之前。总体而言，他们是针对顾颉刚等人的观点发难，没有考辨《甘誓》与《洪范》二篇年代。

第三，五行说诞生于西周以前。随着考古简帛陆续出土，五行说起源于战国晚期的说法不攻自灭。严格来说，此观点的提出是源于学界对《洪范》一篇年代 的再认识。徐复观《阴阳五行观念之演变及若干有关文献的成立时代与解释问题》、刘起釪《<洪范>成书时代考》重新考论了《洪范》，认为是周初之作，否定了刘节认为《洪范》为战国晚期作品的观点。对《洪范》一文的考论综述可参见丁四新《近九十年<尚书·洪范>作者及著作时代考证与新证》1，兹不再赘述。

总之，民国学者有五行说源于战国晚期或夏商的争议。后来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转变对《洪范》年代的考定，目前一般认为《洪范》写作年代为周初，五行观念亦在那时便已存在。

（二）五行观念思想渊源的考论

即便认定《洪范》为周初作品，《洪范》中五行观念也不可能凭空产生，必然有所依据。二十世纪初，学界已通过对甲骨文的分析、研究判断五行可能源于商人“五方”观念。随着考古简帛的陆续出土，学界对五行观点起源又有新的认识，并厘清了思孟五行与元素五行的关系。目前学界主要观点有：五行起源于五 材、起源于五星、起源于商代五方与尚“五”思想、起源于占卜与历法等。这其中尚“五”与五材说为目前主流观点。下面分别论之：

第一，五行源于商人五方观念。如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胡厚宣《论 殷代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庞朴《阴阳五行探源》《五行思想三题》、 常正光《阴阳五行学说与殷代方术》2。此说最早由郭沫若提出，认为商人有尚 “五”思想，为五行之来源。此后胡厚宣考证得出商人有“五方”观念，且甲骨 文有“帝五工臣”的说法，为五行说之来源。在郭文、胡文基础上，庞朴、常正 光对“五行源于五方”的说法各有所发衍。此外，李零《中国方术考》也认为五 行源于含有五方思想的方术，并认为邹衍一系的阴阳家是基于数术学说后来出现 的。他们的研究解释了五行为何取数为“五”。李若晖《论五行学说之成立》也 反对了庞朴认为先秦五行说有尚“土”思想的观点3。

第二，五行源于源于天上五星，刘起釪《五行原始意义及其纷歧蜕变大要》4、饭岛忠夫《支那古代史论•阴阳五行说》、黎子耀《阴阳五行思想与<周易>》5持此观点，多以汉代文献为据，从先秦、汉代天文学含有的五行思想推测五行与五 星的关系。但他们的论证并不严密，不少学者对“五行源于五星”的说法提出质 疑，比如刘操南《五大行星命名不本于地支而本于观测说》一文从古代天文学角 度对“五行源于五星”的观点予以详细反驳6。从马王堆出土帛书《五星占》记载（约为汉文帝时期文献）五行与五星的关系，以及古代天文学可知五行与五星 匹配对应是一个渐渐发生的过程，五行源于五星的依据不足。

第三，五行源于先民占卜、民俗、历法等活动。陈梦家《五行之起源》结合出土文献认为五行起源于商代“改火”民俗传统，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上古历物、地理、天文之学1。又庞朴《阴阳五行探源》认为阴阳、五行、八卦分别源自枚卜、龟占、卦占，提出此观点2。但五行源于龟占一说。刘宗迪《五行说考源》认为五行源自原始天文历法，而《洪范》中五材是后出的3。此外，李国玺《秦汉之际阴阳五行政治思想源流研究》认为五行来源于夏朝一年五分的古历法4。以上三种为一家之言，无确凿证据，也未获得学界普遍响应，姑备一说。此外，李零在《中国方术考》中提出阴阳五行观念源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式”思想，是一种较为新颖的推测，但同样无直接证据。

第四，认为五行源于生活中五种实用材料，可见于范文澜《与颉刚论五行说的起原》、范毓周《“五行说”起源考论》、徐复观《阴阳五行及其有关文献的研究》。他们都引据《国语》《左传》认为五行说主要源于六府、五材，此后逐渐形成一套以“五”为基础的理论，基本可以断定五行元素源于五材。

总之，目前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五行源于五材，与商人尚“五”思想有关。

（三）五行与思孟五行的关系

《荀子·非十二子》批判思、孟“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但孟子中并无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说，先秦儒家中也不见五行观念。由此引申出两个问题，即荀 子批判的五行说是什么，以及五行与先秦儒家的关系。在属于思孟学派的简帛《五行》出土以前，学界观点有三种：其一是荀子误将邹衍五行当作思孟的观点，其 二是思孟五行与元素五行无关，其三是思孟五行与五行有关。简帛《五行》出土后真相大白，思孟五行不涉及元素五行的内容，此后学界转而研究思孟五行与五行说的关系，普遍认为思孟五行受到元素五行说的影响。总之，学界的观点可分为三种：

第一，思孟五行与元素五行无关。最早唐代杨倞提出此五行为“五常”。谭戒甫《思孟五行考》也认为思孟五行为“五伦”1。在简帛《五行》出土之前，他们的观点是非常具有预见性的。

第二，思孟无五行思想。刘节《鸿范疏证》、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认为荀子《非十二子》误把邹衍五行当作子思的思想。此说在简帛《五行》出土后已被否定。

第三，思孟五行与元素五行有关。民国章太炎《子思孟子五行说》反对杨倞的观点，认为子思五行虽为五常，但源于《洪范》，不能说与元素五行无关。但论证存在漏洞，未回答为何孔子中无“五常”“五行”的内容，对此谭戒甫《思孟五行考》已驳之。此后徐文珊《儒家和五行的关系》辨析了邹衍五行说与儒家 的源流，认为五行在孔子之前便已存在，邹衍五德终始是其分支之一，思孟五行是其分支之二。其分析只可算作一种推测。自简帛《五行》出土、被认定为思孟学派著作后，可知思孟五行中并未出现金木水火土的内容。学界转而研究思孟五行与元素五行间可能存在的联系，目前普遍认为思孟五行与元素五行有比附关系，如李学勤《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认为简帛《五行》“仁义礼智圣”可追溯至《洪范》“圣谋义肃哲”。李锐《仁义礼智圣五行的思想渊源》一文指出简帛《五行》尚“圣”，受到五行尚土思想的影响。认为思孟五行受到元素五行一定 影响的，还有魏启鹏、孙开泰、丁四新、王葆玹等2。

总之，在简帛《五行》出土后，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思孟五行虽然没有出现元素五行的内容，但其尚“圣”受到五行尚“土”的影响。

（四）先秦汉代文献中阴阳五行体系的阐释

学界关注的另一重点是某一传世及出土文献、著作中含有怎样的阴阳五行思想，以及阴阳五行体系的总体特征是什么，其研究整体偏向于“述”，大体可以分为六个大类：其一是描述先秦至汉代形成的阴阳五行“杂配”体系；其二是研究阴阳五行范畴的演变，二者的融合主要发生于《管子》一书中；其三是描述阴阳五行在政治中的应用，又可具体分为五德终始说、阴阳五行灾异论、阴阳刑德论；其四是对易学中阴阳五行思想阐释；其五是描述月令中的阴阳五行体系；其六是介绍出土简帛中的阴阳五行数术。

第一，阐发阴阳五行思想体系的著作，具有代表性的当属邝芷人《阴阳五行 及其体系》，与彭华的博士论文《阴阳五行研究（先秦篇）》。二者各有所长：邝文侧重描述方术、天文、禄命、医学、乐律、纪年等学说中的阴阳五行体系，而彭文则重文献的分析，以学派不同为划分，描述儒、道、墨、法、名等先秦诸子 思想中含有阴阳五行文本。但他们都只是描述某一文本、某一学说中含有的阴阳 五行思想是什么，而没有分析演变的过程。此外，比较五行与古希腊四根说的，有陶嘉炜《中西文化分叉探微——“五行说”“四根说”论证方式比较》。梳理战国阴阳家邹衍阴阳五行体系的著作，有王梦鸥《邹衍遗说考》，全面考论了邹衍佚说；陈槃《战国秦汉间方士考论》侧重于邹衍与汉代谶纬之间的关系。

第二，论述阴阳五行范畴内涵演变的，有张立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吾淳的《中国哲学的起源：前诸子时期观念、概念、思想的发生发展与成型的历史》。二者研究主要集中在范畴含义的变化，没有分析阴阳五行范畴与其他种类 的学说结合的过程。此外另一条研究的理路是探究阴阳与五行的融合，最早庞朴《阴阳五行探源》提出阴阳与五行融合首先发生于《管子》，尔后白奚《中国古代阴阳与五行说的合流——〈管子〉阴阳五行思想新探》沿着庞朴的思路具体分析了《管子》一书中体现的阴阳与五行融合的过程。王继训《先秦秦汉阴阳五行思想之探析》从学术史角度分析了阴阳五行说的发展3，但不够全面，未涉及阴阳消息理论的产生、阴阳五行气论，较多集中在董仲舒以后的阴阳五行灾异学说。

第三，专门分析五行说在政治领域应用的著作，如孙广德《先秦两汉阴阳五行说的政治思想》与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梳理邹衍五德终始说在秦汉政治中的影响。藏明的《五德终始说研究》，将五德终始、董仲舒三统说、刘向父子的五德相生并列比较。宋艳萍《阴阳五行与秦汉政治史观》、汪高鑫《论刘歆的新五德终始历史学说》是从历史学角度分析阴阳五行在秦汉政治中的应用。

第四，阐发黄老帛书中阴阳刑德思想的，有陈鼓应的《黄帝四经今注今译 ——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吴光《黄老之学通论》、荆雨《自然与政治之间—— 帛书<黄帝四经>政治哲学研究》、张增田《“道” 何以“生法”——关于<黄老帛书>“道生法”命题的追问》、崔永东《帛书<黄帝四经>中的阴阳刑德思想初探》1、白奚《帛书<黄帝四经>中的阴阳思想及其思想史地位》2。以上研究讨论了《黄老帛书》中阴阳四时教令、阳尊阴卑、阴阳刑德等思想。此外，徐晓峰《试论马 王堆黄帝书中的刑德说》则在《黄老帛书》之外还涉及了有关阴阳刑德的数术思想。

第五，分析阴阳五行灾异的，有王继训《刘向阴阳五行学说初探》3、陈侃 理《京房的<易>阴阳灾异论》4、连劭名《银雀山汉简阴阳灾异书研究》5、冯鹏《西汉经学阴阳灾异思想探源》6、丁四新《刘向、刘歆父子的五行灾异说和新德运观》7、张兵《伏生<洪范五行传>对五行学说的吸收与应用》8，研究了汉儒如何将阴阳五行与儒家经典结合，以解释灾异现象。

第六，对易学中阴阳五行思想的研究，学界有刘彬《早期阴阳家与“卦气” 说考索》揭示了汉宣帝时魏相“易阴阳”和月令学说的关系，指出了自上古以来 有一种卦配五行的“古五子”卦气说9。但是他没有将卦与四时、五行的匹配学说推而广之，未注意这一学说自战国清华简《筮法》到汉代卦气说一直传承不断，同时也未分析五行在这一匹配关系中的作用与地位。李尚信《孟喜卦气卦序反映的思想初论》分析了孟喜六日七分说中阴阳爻数存在周期性规律10。朱伯崑先生《易学哲学史》详细分析了孟喜、京房卦气说中阴阳二气运动的模式11，但没有比较孟喜、京房中阴阳二气思想的差异，因而未注意到阴阳二气与爻卦的结合存在一个过程。刘玉建《五行说与京房易学》12、苏永利《论京房八宫序卦的五行 易学思想》13、郑万耕《易学中的阴阳五行观》从“术”的层面总结了京房易学对五行方术、五行生克的利用1。萧洪恩《<易纬>“数”论的思维模式研究》分析了《易纬》、郑玄的九宫数、五行之数构成的庞大数论2，但没有分析数在诠释阴阳五行时的不足。张克宾《论清华简<筮法>卦位图与四时凶吉》研究了战国易《筮法》中的五行思想3。

第七，对于月令中的阴阳五行思想研究，薛梦潇《早期中国的月令与“政治时间”》是对月令的研究，部分涉及了阴阳五行思想。岛邦男《五行思与礼记月令的研究》分析了阴阳五行与月令的关系，认为月令起源于邹衍五德终始说，《管子·四时》为阴阳五行与四时结合的产物，出自邹衍后学，随后影响了《管子》其他篇幅及《吕览》。陈美东《月令、阴阳家与天文历法》认为月令出自阴阳家，侧重从古代天文学角度分析月令与天文历法的关系4。随着简帛出土，陈梦家《战国楚帛书考》、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已可说明月令古已有之，非阴阳家首创。此外，马涛《先秦五行时令探赜——论月令所言“中央土”》分析了五分时令与“中央土”的安排5。

第八，简帛中的阴阳五行思想。近些年来，随着简帛陆续出土，研究战国、秦汉式占、日占中阴阳五行思想的文章接连发表，如刘道超《秦简<日书>五行观念研究》6、田旭东《张家山汉简<盖庐>中的兵阴阳家》7、刘国胜《孔家坡汉简日书“五胜”篇刍议》8、肖攀《论出土<日书>中的五行及其配物运用》9、尚民杰《云梦<日书>与五行学说》是其代表10，研究了日书中的五行杂配体系。此外，耿雪敏《先秦兵阴阳家研究》论述了出土的兵阴阳家的阴阳刑德数术11。

总之，对于某种学说、某一文献中含有怎样的阴阳五行思想，学界的研究是十分充沛的，但以阴阳五行的演变为视角，分析阴阳五行范畴如何形成阴阳刑德、阴阳五行灾异、阴阳五行数术、阴阳五行易学等学说，以及这些学说间的联系，其研究是不足的。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第一，囿于文献不足，在新的文献出土之前，对阴阳五行起源的考论已再难有新的进展；第二，如果单纯阐发某一文献中的阴阳五行思想，其论述的价值是有限的，因为阴阳五行的理论并不复杂，而一旦展开，又容易将阴阳五行与受到阴阳五行影响的学说混淆；第三，学界对阴阳五行观念演变的研究尚不够充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将系统地重新梳理阴阳五行范畴自身的演变，以及阴阳五行如何与其他思想结合、在先秦及汉代流变的过程。

04  论文的重点、难点及可能的创新点

本文写作的重点，亦即实现本文写作意图的成败在于两点，其一，是否较为 完整地勾勒出阴阳五行观念在先秦及汉代思想中流变的全过程，其二，是否通过阴阳五行范畴，描述了先秦及汉代学说间的关系。前者要求“广博”，后者要求 “深入”。为了论述阴阳五行流行领域之“广”，本文将演变的过程大致分为若干 领域，分别展开论述：与天文历法有关的阴阳消息，与礼制有关的五行杂配体系，与政治有关的五德终始、阴阳刑德、阴阳五行灾异，与医学、身心修养有关的气论，以及汉代易学。这几个领域基本涵盖了先秦汉代与阴阳五行相关的大部分文献、主要学说。

而为了以阴阳五行为参照物、反映先秦及汉代思想的变化，则需要追溯这一思想受到阴阳五行学说影响之前的状态，分析逐渐吸收、利用阴阳五行学说的过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本文凡论述一种学说，必追溯其源头，论述其与阴阳五 行学说结合的不同阶段。如灾异部分，先追溯灾异思想之源头，再到董仲阴阳灾异，之后比较董仲舒、夏侯始昌《洪范五行传》、刘向父子《洪范五行传论》五行灾异的不同，层层递进。又如分析汉代易学中的阴阳五行思想，先从易学吸收 阴阳五行学说的早期阶段，即今帛本《易传》、战国清华简《筮法》开始，然后随时间分析汉武帝时期的夏侯始昌易学、汉宣帝的魏相易学，以及孟喜四正卦，再之后分析实现阴阳五行观念与易学体系结合的孟喜、京房易学，以易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的程度为标准，研究易学的演变。

但这也正是本文写作的难点所在。“广博”容易流于肤浅，“深入”容易失之繁琐。先秦汉代涉及阴阳五行的材料极多，尤其出土的日书中大量文本含有五行思想；如果一味追求面面俱到，很可能迷失在茫茫材料之中，变成材料的堆砌，类似“大杂烩”，无法提炼出背后蕴含的本质。如果一味追求“深入”，又可能偏离论文的主题，从研究阴阳五行偏离为研究含有阴阳五行的学说。并且本文是以范畴内涵的演变为主线，并不是按文献与思想家分门别类，所以论述时难免有重复之处。比如论述阴阳五行在政治中的应用时，涉及董仲舒的阴阳刑德论、阴阳五行灾异论，同时论述阴阳五行气论时又涉及董仲舒天人之学，而董仲舒的灾异、刑德思想都是基于气论的。按照以往的研究，是从气论出发，能够系统地分析董 仲舒的阴阳五行体系，优点是成体系；而以阴阳五行出发，将董仲舒思想割裂开，优点是能清楚地辨析其不同思想的源流，缺点是论述时容易重复，谈阳尊阴卑必须提及阴阳气，谈阴阳气也必须提及阳尊阴卑，且难以兼顾刑德、灾异与气论的内在联系。这也是本文写作时必须注意的难点之一。

基于以上写作的重点与难点，本文最大的创新之处为揭示“阴阳五行观念在 先秦及汉代的演变”与“以阴阳五行反映先秦汉代学术变迁”两个问题，而这两个宏大问题又是通过若干小的、具体的创新点来推动解决的：

其一，以阴阳五行反映月令与日书两种时令、时宪之书的关系。月令是依照时间发布教令，日书是依据时间决定凶吉，二者具有理论相似性；月令属于阴阳10家，偏向阴阳五行之“理”，而日书属于数略家，偏向阴阳五行之“术”；月令以 阴阳学说为主，日书以五行学说为主；月令和日书都含有以“五”为数的五行杂 配体系。以阴阳五行观念在月令、日书中的演变可以展现日书与月令相似又区别的关系。

其二，分析阴阳消息学说在月令中如何形成。阴阳四时四方消息运动的学说 是汉代主流的季节、物候理论，这一理论的雏形诞生于战国时期，可见于《管子》《吕纪》等月令文献，目的是用阴阳二气的运动解释四时变化。

其三，解释广义的五行说，即以“五”为数的杂配体系是如何形成的。五行、五色、五方、五帝等事物，学界过去笼统地将其概括为五行学说，但本文辨析出这一理论有三个源头，其一是五行、五味的生成论，其二是出于稷下学者之手的五方帝祭祀，其三是战国民间的五神传说。通过对传世文献的考证，可以梳理出 这些学说是如何受到五行体系改造的。

其四，揭示道家、易学、气论、汉儒学说中所含有的阴阳思想的关系。阴阳气论讲究阴阳之和，阴阳的关系是平等的；易学有贵刚强的思想，因而有贵阳的倾向；黄老道家既有阳尊阴卑、又有贵阴、柔的倾向；汉儒主张阳尊阴卑。这些学说间相互影响。

其五，五德终始说与三统说、尧后火德政治史观的比较。董仲舒三统论、刘向父子尧后火德都受到邹衍五德终始影响，但具体如何影响，学界对此问题多从形式上论述。本文从政治史观入手，以邹衍五德终始表现的循环史观与孟子代表的治乱史观为参照，分析得出董仲舒是偏向治乱史观，否认秦的合法性，对邹衍的借鉴是形式上居多；刘向父子偏向邹衍，部分承认秦的合法性。

其六，从阴阳五行角度论述董仲舒与刘向父子灾异思想的关系。阴阳因为阳尊阴卑学说，更多用于象征与君臣关系相关的灾异，五行因为与《洪范》“五行—五事”的联系，更多用于君王失德的灾异。

其七，阴阳刑德思想的源流与演变。阴阳刑德源于月令学说，由四时引申出长养与刑杀的含义，与先秦重要议题“刑德”相结合。阴阳刑德论可分为阴阳家自然的刑德论，《黄老帛书》中以本体阴阳为刑德提供依据的刑德论，阴阳刑德数术，董仲舒尚德的阴阳刑德论。

其八，汉代易学（西汉）中阴阳五行思想的演变问题。学界研究汉代易学中含有的阴阳五行思想不少，但普遍缺乏一个能将这些研究整合到一起的“逻辑”。对此，本文的解决办法是选取阴阳五行如何被汉易借鉴、吸收为视角。借鉴的方面，主要研究汉代易学如何借鉴阴阳五行建构自身体系；吸收的方面，主要研究汉代易学如何实现阴阳、五行学说与易学融合。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现，汉代易学体系对阴阳五行的处理是随着时间逐步完善的。

上述不同领域的研究中隐藏着阴阳五行演变的线索，而揭示这一演变的过程则是本文的任务之一。当然，本研究所提出的创新之处不仅限于以上所列，而且本文也不可能穷尽关于阴阳五行观念演变的一切问题。为了避免过于细节上的讨论，不再逐一论述。本研究将集中围绕“阴阳五行的演变”与“先秦汉代学术史变化”两个重要问题进行研究，以期深化对阴阳五行观念的认识。

资料来源：武汉大学2024年博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