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医学在全世界许多以英语作为通用语言的国家和地区传播。西方国家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中医学理论，并且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考虑将其纳入医疗保健体系。然而，中医起源于中国，翻译过程中其源语是汉语，甚至是古文。学习中医的人很容易发现，一个中医术语往往有许多常用的翻译，这其中甚至包括很多不恰当的翻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历史上词义的变迁、词义具备的多重性、模糊性、翻译原则的不同、译者或作者因受教育背景和文化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理解等，而这会导致学术研究、临床研究和各种形式的交流中的混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世界各地的语言学家和医学专家寻求建立一个标准化的中医术语翻译标准体系。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也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公认的国际翻译标准出现。对这段历史进行归纳和总结，也许有助于理解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积累的经验和我们仍然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历史回顾

（一）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

近几百年来，中医药向西方各国的传播断断续续，其中一些中医书籍被翻译成西方语言，有的则直接用西方语言撰写，但据目前所见的文献来看，直到20世纪60年代，一些学者才注意到中医术语翻译的不规范性，并试图自行制定中医术语翻译的标准。

1.满晰博教授（Prof. Manfred B. Porkert）

满晰博（1933-2015），出生于捷克北部乌斯季州的杰钦，1957年在巴黎索邦大学获汉学博士学位。他赞誉中医是一门现代和未来的医学、一门成熟的科学和一门真正的生命科学。[1]他是第一个讨论中医术语并且指出中医翻译准确性和一致性势在必行的权威作者。[2]满晰博教授致力于使用拉丁语来构建一个标准化与实用性并存的中医术语体系。他于1961年至1965年间发表了一些德语论文和许多重要的著作，其《中医理论基础》和《中医诊断学要领》（均于1974年以英文出版）[3]都反映了这一尝试。尽管他所建立的标准化术语体系中表达的词义可能是准确的，但由于当代拉丁语与17世纪拉丁语使用情况的大不相同[4]，这些书籍和术语体系，不仅难以阅读和辨认，更是难于记忆和传播。因此，他的著作和术语体系在理解上的困难延伸到了教学、研究和交流的应用中，而对汉语译者来说这些术语翻译起来尤其困难。这也是他的术语体系最后没有被广泛采纳和应用的原因。

2.李约瑟博士（Dr. Joseph Needham）

李约瑟（1900～1995），科学家、历史学家和汉学家，1900年生于英国。他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曾在剑桥大学工作。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体现在剑桥大学出版社1954年开始出版的系列专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这一系列专著讲述了很多中国医学史的内容。他的另一部中医学著作是《天针：针灸的历史与原理》，出版于1980年。除此以外，李约瑟博士还发现了中医术语中的翻译问题并试图寻找其解决策略。他不同意满晰博教授的翻译方法，并指出：“满晰博教授踏上了一条与我们最终预期截然不同的道路，他在拉丁语这一道路上走得太远了。”[5]相反，李约瑟试图创造一种能够被西方读者理解的基于语义词根的词语，由此根据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词根发明了许多新的词语。除了这一主要翻译策略外，他还尝试让翻译变得更加灵活。例如，他反对音译，但对一些不可译的术语，如道、阴、阳，尤其是气，他采用了音译的方法，而气以前被翻译成“能量”。他认为直译不仅不适合传递文章本身的信息，也为读者的理解设下了阻碍，但在语义内涵明确的情况下，他也会采用直译的方法，如中医中的心、肝、肺、脾、肾等。[6]

他的翻译标准化策略对后世的一些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策略在21世纪初成为了专家和翻译人员经常讨论的话题。尽管满晰博和李约瑟在中医术语的标准化上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但可能因为受西方科学和医学中传统用法的影响，他们的方法主要还是局限于拉丁词或拉丁语和希腊语词根的使用。然而，这两种翻译方法都为现代读者创造了新的、晦涩的词汇。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古典语言的熟悉程度日益下降，能够轻松阅读和理解这些从古语翻译系统中产生的单词的人也越来越少。虽然他们未能建立起一个标准化的术语体系，但这些努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并确定了中医术语英译标准化的必要性。

（二）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这次访华过程中，《纽约时报》报道了针灸用于止痛的方法，这在西方世界掀起了学习中医的热潮。一开始，许多西方人去了东南亚、中国（香港和台湾）以及日本学习针灸。文化大革命（1966～1976）结束后，西方人开始直接在中国大陆学习针灸，学习后还可以获得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培训证书。因为中医的迅速传播和大量的一手资源，中医术语英译标准化显得更加迫切，一些翻译标准应运而生，并被广泛采用。此外，部分中国学者也开始参与中医术语英译标准化的工作。

1.欧明教授

虽然这一时期许多汉英中医词典在中国出版，但欧明也许是第一位全面探讨中医术语英译标准化背后的原则和方法的中国专家。欧明（1924～2017）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的终身中医教授。从1978年到1986年，他和他的团队共编纂了两部词典，分别为《汉英中医常用术语》和《汉英中医药词典》。同时，他提出了音译、意译、半音译与半意译相结合的中医术语翻译方法。[7]他还在许多论文中讨论了许多常用术语和特殊术语的英译。

他对中医术语英译的探索为今后的翻译实践和标准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是中国中医翻译实践和标准化的开创者。[8]然而，他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都还处于基础阶段，再加上传播途径比较狭窄，他的辞典和当时中国其他的同类词典一样并未吸引到国外译者的关注，它们的影响总体来说还是地域性的。

2.WHO标准针灸命名法

为了达成全球针灸术语标准的共识，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分别在1982～1987年间在马尼拉、东京、香港和汉城举办了区域会议。在区域一级达成基本共识后，1989年10月至11月，相应专家小组在日内瓦举办了关于采用标准化针灸术语命名的会议。[9]在世界各地专家的合作下，标准化针灸术语刊行了两个版本，分别为1984年版和1993年版。

在世卫组织的全面推行下，国际标准化针灸术语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其中的大部分标准化术语被世界各地采用。毫无疑问，它为针灸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这一命名法的内容仅限于经络和穴位的名称，经络和穴位的名称在整个中医术语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此外，现有实践中一些单词和已经在使用中的英语术语与新标准不同，在采用WHO标准针灸命名法后几年，一些著名专家极力反对这套命名法里最主要的部分——即针灸穴位名的英译方法。

3.谢竹藩教授

谢竹藩，1924年出生于中国，在他的医学生涯中，他首先学习了西医，后学中医。现任北京中西医结合研究所名誉所长。1980年，谢竹藩主编了《汉英常用中医药词汇》，这本辞典主要在北京大学内部使用。1994年后期，他在《汉英常用中医药词汇》1980年版的基础上，编撰了《汉英中医药分类辞典》，尽管有些术语的英译已经发生了变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时任局长在书的序言中对这本词典寄予厚望：“……本词典的英文术语可以通过实践进一步完善，逐步成为公认的中医术语英语标准。”[10]这意味着谢竹藩的术语翻译体系得到了相关政府机构的认可。

4.魏迺杰博士（Nigel Wiseman）

魏迺杰，1954年出生于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精通西语，德语和汉语，是埃克塞特大学的补充健康专业的博士。1981年，他移居中国台湾。他在中国医科大学和台湾长庚大学教授英语和中医相关学科。在中医术语的英译方面，他编写了一部应用广泛的《实用英文中医词典》，1994年由美国标登出版社（Paradigm Publications）首次出版，1998年第二版出版，在中国大陆则发行了两个版本。这本辞典涵盖了大量的中医药术语，这一术语翻译体系已被美国两家最大的中医出版商，即标登出版社和蓝罂粟出版社（Blue Poppy Press）作为英译标准。[11]魏迺杰主要提倡直译，支持习惯用语对等，反对在翻译中使用西医除药用名称外的其他术语和拉丁词，并从通用英语中创造了一些新的词汇和术语。同时，自1993年以来，他在期刊或网站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内容包括中医翻译重要性的讨论、翻译方法和理论、中医翻译的语言外因素以及与其他术语翻译专家的辩论。

他的辞典和翻译理论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最全面、最系统、最细致的标准化术语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英语国家，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和广泛的应用。然而，他的术语翻译方法也受到一些专家的反对，此术语体系还没有被正式认可为国际标准。

5.李照国教授

李照国，1961年生，应用语言学硕士，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国古代文化及其翻译专业博士，中国中医翻译界的领军人物。自1991年以来，他发表了一百多篇关于中医英译的论文。他还出版了数十部有关中医翻译的著作。199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中医英语翻译技巧》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中医翻译理论著作。他在本书中阐述了中医术语的翻译原则和方法。受李约瑟翻译方法的影响，李照国最初提倡新词由拉丁语或希腊语词根创造中医术语，但这种方法很快就被否定了。他撰写了多部汉英中医术语辞典，其中最早的一本是1997年由世界出版公司出版，在这部词典中他提出了中医术语英译的五条原则，即自然、简明、民族性、可回译性和规范性。

李照国教授在我国中医翻译领域有着重要影响，且在许多国家和国际中医术语标准的制定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他提出的术语体系在国外地区并没有引起太大关注，但它为未来的国际标准提供了重要参考。

这一个阶段是一个充斥着个人思想碰撞和争论的时期。在中国，至少有20本由不同作者编纂的中医术语英语词典，不过没有一部能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也未能进入国际视野。虽然魏迺杰博士的词典在许多国家被广泛使用，但它仍然没有被公认为一个国际标准。在21世纪，有关不同中医术语翻译适用性的争论也不绝于耳。即便是世卫组织倡导的标准针灸命名法也在翻译许多术语和穴位上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尽管如此，这些中医术语辞典、WHO标准针灸命名法和翻译理论仍为中医术语的成熟标准铺平了道路。

（三）第三阶段：21世纪初期提出的翻译标准

21世纪以来，中医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和更加深入的应用。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传统医学战略》多次提及“中医”这一名词。它还提出了针灸疗法通过对照试验被证明可以有效治疗的28种症状和疾病。[12]因此，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表示出对建立中医术语翻译标准的兴趣。另外，中国认识到了国际标准的重要性，加上本国日益强大的国家政治、蓬勃发展的经济和立足深远的文化，中国政府主动参与了术语翻译标准的制定。

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中医常用名词术语术语英译

谢竹藩和他的团队于2000年发起了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资助的中医术语英译标准化研究项目。其成果最早见于2002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新编汉英中医分类词典》，后见于2004年由中国中医出版社出版的《中医常用名词术语英译》。后者是在科学、准确、实用、易于接受的原则基础上，对前人的著作进行分析比较的结果。[13]该辞典在中国广泛推行使用，并作为后来制定国际标准的参考资料。

2.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中医药基本名词

2000年，中国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分支机构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同年，承担了国家科技部资助的“中医药基本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课题，为中英文中医术语的标准化制定了许多文件和规定。经过大量的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果是2004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医药基本名词》（含英文名）。该标准提出了对等原则、简明原则、一致原则、回译原则和规范原则。它首先采用意译，其次是直译，并试图限制音译。本标准后来被用作国际标准的参考资料。

3.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WHO-WPRO）传统医学国际标准术语

2004年，基于翻译标准的能维持翻译的质量、安全、效率、可靠性和交互性，世卫组织在西太平洋区域发起了以“循证方法标准化”为主题的促进传统医学正确使用的项目。在传统医学中，穴位位置、诊断信息和临床实践都有不同的翻译标准，国际标准术语的发展被认为是实现传统医学全面标准化的第一步。世卫组织召开了三次关于制定传统医学国际标准术语的会议，分别于2004年10月在中国北京召开、2005年6月在日本东京召开、2005年10月在韩国大邱召开。2007年在线发布的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传统医学术语国际标准》标志着系列会议的圆满结束。[14]此项翻译标准准确地反映了中文术语的原始概念，没有创造新的英语单词，且避免了拼音（罗马化中文）直译的情况，并与WHO标准针灸命名法一致。该术语标准拟每3至5年修订一次。这意味着中医术语标准化的国际合作迈出了新的一步。

4.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WFCMS）是经中国国务院批准的国际性学术组织。自2003年建立以来，WFCMS一直致力于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工作。它在研究了世界各地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于2006年完成了中医药国际标准化草案。2007年底，该组织宣布完成《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并由人民卫生出版社于2008年正式出版。在编写该标准的过程中，WFCMS遵守WHO-WPRO提出的术语体系，并由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专家参与会议进行审议。此项标准在来自55个国家的174个成员组织中推行，每五年修订一次。[15]

该国际标准的指导原则规定，译文应具有同等性、简明性、一致性和规范性。国内主要出版物均采用了此标准。2013年，第二版公布，内容包括每一个术语的中英文定义。

在制定中医术语英译标准的过程中，我国的专家学者发表了数百篇与此相关的研究论文。这个话题包括了从宏观到微观一些列的问题和思考，包括术语翻译的指南、原则、问题和相应的策略、综述、方法、比较、评论、实例、语言特点和教学等。[16]这些都丰富了中医术语标准化的内容，但由于各异的观点和理论，标准的翻译共识仍无法形成。随着中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参与，中医术语标准化工作越来越有组织性，世界各国专家之间的合作也越来越紧密。2008年，世卫组织决定开展第11版国际疾病分类，传统医学作为其中一个章节，已于2019年颁布。2009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设置了新的中医药国际标准制定委员会。[17]在术语标准方面，WFCMS的术语体系已于2013年正式提交ISO/TC 249。[18]特别是2016年，ISO/TC 249将《中药术语标准》提升至国际标准草案阶段。[19]

三、讨论

以上的历史回顾表明，标准每五年一次的修订标示着中医术语英译标准化正朝着一个更加一致、更加国际化、更加开放和标准化的方向发展。翻译标准由早期与当代需求不适应的翻译方法发展为与文化构架和专业知识相符的翻译方法，由散在独行的钻研发展为系统合作的研究，由个人翻译作品发展为为翻译事业付出的共同努力。我们也可以发现，这类标准的成功建立，与中医药在世界上被逐渐接受和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密切相关。如果官方组织更早地参与进来，更加密切地合作，就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争论和工作的重复，从而节省人力、资金和时间。虽然未来几年翻译标准可能会达成一致，但仍有一些问题我们必须注意。

第一个问题是这些标准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使用。许多著名中医专家一直强烈反对中医术语标准化。例如，本斯基（Benskey）认为，任何形式的标准化都会背叛大多数中医术语固有含义的多重性，而这种多重性在不同的语境中已被各类学者使用了2000多年。假如在汉英翻译中使用一对一原则进行僵化翻译，就非常容易导致译后中医思想过于简单化。由于中西方文化和语言的差异，完全准确的翻译是不可能的；术语的多样性又造成了一种“术语混乱”，这种术语混乱实际上有益于学生们在实践学习中理解中医学概念的深度。[20]马万里（Maciocia）认为，对临床实践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如何表达中医术语，而是临床经验。中医术语的翻译应侧重于文章内涵，而不是对字面术语的翻译争论不休。不同的翻译方法可以丰富他人对中医的理解。[21]因此，即使有这样的翻译标准存在，我们也能不辨情况盲目使用。作者认为应根据不同场合适当应用中医术语英译标准，即对出版物和科学研究强制使用标准翻译；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尽量使用标准术语，但也可以使用意义相同的替代翻译来丰富与学生的交流；在与患者交流时，应使用患者最熟悉最能理解的语言。

第二个问题是目前的翻译标准缺乏适用于当代实践的中医古代文献中的常用术语。然而，中医药的内核中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大量的先人文化智慧和疾病防治经验。古代文献蕴含着大量的中医药知识，而被翻译和标准化的还只占一小部分。同时，中医术语的内涵和表达方式也总是在不断演变。因此，现代中医术语的标准化还不够充分。在《黄帝内经》英译本中就可以窥见这一术语混乱的现象。从1925年到2015年，《黄帝内经》或部分或全部被翻译，形成了至少13个英文版本，与此同时新版本仍在不断涌现。[22]由于译者的教育背景、职业和翻译目标的不同，翻译的风格和选词也各不相同。为此，德国的文树德（Unschuld）和中国的李照国投身于一项重要的工作——各自为《黄帝内经》编纂了术语词典。面对众多的古代中医文献，这可能只是一小步。作者希望更多的术语辞典或术语标准可以根据作品的重要性或所处的中国历史时期而编撰，这些都是反映文化和语言语境的重要因素。

第三个问题是对中医单字标准的忽视。不同于英文字母，每个汉字都有其独特的含义、形状、发音和内涵。理解每个字符的多义性肯定会有助于译者更好地理解术语。中医术语中的每一个字都有非常深刻的意义。曾有学者在WFCMS和WHO-WPRO标准中分别计算了字符的数量和使用频率。他们发现，在前一个标准中，共出现了1886个不同的汉字，总字符数为16821个，其中48个汉字（2.54%）占文本所用字符总数的三分之一，只有110个汉字（5.83%）占总字符数的一半，223汉字（11.82%）占文本总字数的三分之二；在后一个标准中，术语总字数为6131个，共使用1218个不同的汉字。术语中含有23个汉字（1.89%）占术语总字数的三分之一，38个汉字（3.12%）占术语总字数的占二分之一，106个汉字（8.70%）占术语总字数的三分之二。[23]这项研究成果表明，有些字在中医术语中出现频率较高，可以作为核心字。我们不难发现，这类可以作为核心字的汉字往往文化底蕴深厚，意义多样，且经常与其他汉字组合，这就使翻译变得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汉字组合使用同一个英语术语是不够的。魏迺杰或许就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他为字典中的638个汉字定义了一个英文术语，并对每个出现的汉字使用了同一个英语术语，而不是根据每个汉字的不同组合为其定义新的英文术语。[24]我们需要的可能是对每一个汉字和这个汉字组成的短语意思都进行英文术语的对应。对于英文术语标准的进一步制定来说，这种努力是非常有意义的。

四、结语

正如牛顿所说：“我看得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中医术语国际标准目前取得的成就，是经过了历史上无数学者和专家的努力才得到的。虽然中医术语仍存在不同的的几种标准，翻译中也存在一些固有的问题，但是，随着中医药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应用，中医药与西方医疗体系的进一步融合和国际组织的进一步参与，一个更加全面的、认可度更高的标准终将制定完成。

[1]范延妮：《中医德国传播考略》，《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第459–462页。

[2]Ergil MC, Considerations for the transl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to English,2001.

[3]Needham J, Gwei-Djen L, Porkert M. “Problems of translation and modernis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technical terms”. Ann Sci 1975, 32(5), pp.491–502.

[4]牛喘月：《早期中医西译者的翻译思路与方法》，《中西医结合学报》2003年第4期，第309–311页。

[5]Needham J, Gwei-Djen L, Porkert M. “Problems of translation and modernis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technical terms”. Ann Sci 1975, 32(5), pp.491–502.

[6]李照国，李鼎：《论李约瑟的中医翻译思想》，《上海科技翻译》1997年第2期，第20-21页。

[7]欧明，李衍文：《中医名词术语的英译》，《上海科技翻译》1986年第4期，第18–22页。

[8]李照国：《1995和1997中医国家标准的英语翻译问题探讨》，《中西医结合学报》2010年第11期，第1090–1096页。

[9]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the Western Pacific. Standard Acupuncture Nomenclature. Second Edition，1993.

[10]谢竹藩：《汉英中医药分类词典》，科学出版社，1994。

[12]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the Western Pacific. Standard Acupuncture Nomenclature. Second Edition，1993。

[13]谢竹藩：《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英译》，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4。

[14]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the Western Pacific. WH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ies on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2007.

[15]中国中医药网，《国际标准化汉英中医药基本名词术语》编制完成（2008-10-14）

[16]都立澜，刘艾娟，陈铸芬等：《2000-2012年中医术语英译研究现状及分析》，《中医教育》2015年第2期，第6–11页。

[17]李照国：《中医术语国际标准化的若干问题探讨：从WHO/ICD-11到ISO/TC249》，《中西医结合学报》2010年第10期，第989–996页。

[18]World Feder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ocieties. WFCMS attends the 4th ISO/TC 249 Full Council. (2013-05-23)

[19]中国中医药网，中药煎煮服务将有ISO标准（2016-05-05）

[20]Hui KK, Pritzker S. Terminology Standardiza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The Perspective from UCLA Center for East-West Medicine. Chin J Integr Med 2007,13(1), pp.1–5.

[21]Buck C, Rose K, Felt R, Wiseman W, Maciocia G. On terminology & translation. J Chin Med 2000, 63(6), pp.38–52.

[22]Ye X, Dong MH. A review on different English versions of an ancient classic of Chinese medicine: Huang Di Nei Jing.J Integr Med2017, 15(1), pp.11–18.

[23]杨明山，苏红，晋永等：《试论基于单字研究的中医术语翻译与教学模式》，《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3年第8期，第1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