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校园英语，2022年第4期

摘 要：中医学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医典籍的翻译中做到对文化的恰当理解，即“自洽”十分重要。本文基于语料库对《黄帝内经》的两译本进行语言层面的统计分析，从词汇丰富度和词汇密度两个层面进行探索，研究两译本翻译过程中的文化自洽特征，以期给予传统典籍翻译一定启示意义。

中医典籍作为中医文化的文字传承形式，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医学思维的历史沉淀，也折射出了中华民族观察、感知和理解世界所独具的思维范式。中医文化所蕴含的核心价值观也逐渐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接受。正确传承和发扬中医文化的进程中必须首先做到“文化自洽”，也就是对自身文化有恰当的理解、充分的认识。本文以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两译本（李照国译本及倪毛信译本）为例，利用自建英语译文语料库，结合中医典籍的文本特色、文化渊源及译者特征，研究分析语言层面的文化自洽特征。

一、相关研究回顾

（一）中医典籍翻译中的文化认知

费孝通认为，生活在一定文化背景下的人要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势，这也是文化自洽的体现。中医文化由古至今，经历了沧桑变化却仍能在新时代中发挥新的作用，说明中医文化自身具有完备的哲学体系和文化特征。中医典籍翻译中必须遵循的“自洽”表现为文本与话语之间的相互建构，主要体现在文本阐释和话语实践层面。 因此，译文理应符合某一典籍所在时代与地域的历史背景、时代礼节习俗、风格意境等。译者应对源文不断进行勘校、释义，仔细揣摩，才能正确诠释该典籍所蕴含的文化历史信息或价值，并达成最大限度地文化自洽。

（二）中医典籍翻译中的问题

中国古代中医典籍的正式外译始于 16 世紀末，最初并不是因为其医学价值而引起西方的关注，而是因其所承载的哲学、宗教、伦理等观念获得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因译者身份各异，各类译文的翻译价值取向也有所不同，译本的面貌呈现多样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某种文化错位，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被扭曲变形，甚至失语，即译者没有做到文化自洽，这种译文可谓“犹译不译也”，其危害性不可低估。此类翻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阻碍了中医文化的传播甚至在海外形成了对中医“伪科学”的误解。

当代的不少学者都认识到，典籍翻译过程是“一个二度翻译过程，包括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个阶段”，这个“翻译过程增加了一个语内翻译阶段，原文为古代或近代汉语，译文为现代英语，中间为现代汉语”。在这个语内翻译过程中，我们必须首先通达典籍原意，还原真实历史文化信息，力求做到文化自洽。

（三）中医典籍翻译中的新趋势

Hermans认为，译本中隐藏着“译者的声音”。Baker主张将语料库语言学与翻译学的理论和方法相结合来研究翻译中的译者风格。近些年，国内外学者在此基础上探索了语料库翻译学中的译者风格。在研究内容上主要区分了“源文本型”（S型）和“目标文本型”（T型），前者关注源文风格在译文中的再现，后者关注译者在不同译本中呈现的固有风格。在研究方法上，已有研究多通过建立原文本与多译本平行语料库，从传统量化的角度探讨译本不同的翻译风格。总体来说，在传统关于中医典籍译者风格量化研究中，对语言层面的分析偏多，对文化层面尤其是文化自洽性方面的研究相对缺乏。

由此可见，文化自洽是连接原文与译文之间的桥梁，是实现“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所在。如何应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探索中医典籍翻译中的文化自洽策略是新时代的重要命题。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语料

本研究的语料为《黄帝内经》（素问）的古汉语源文本及李照国和倪毛信两位译者的英语译本。李照国的译本于2005年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而倪毛信的译本于1995年由美国Shambhala出版公司出版。李照国是我国当代中医典籍翻译的代表性人物，长期从事中医典籍英语的研究和实践，而倪毛信为美国华裔中医师，在美国从事中医的临床教学工作，对中医文化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两译本在文化解读、译者身份、受众定位、翻译策略、哲学建构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对研究中医典籍翻译中的文化自洽特征具有一定的价值。

（二）研究问题

胡开宝和谢丽欣曾提出，翻译的对比研究应从语言层面和非语言层面两个角度切入。语言层面主要关乎词汇和句法，而非语言层面则与意象、策略、逻辑等相关联。因此，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主要问题：1.李照国译本和倪毛信译本在语言特征量化统计上是否存在差异？两译本在语言层面体现了怎样的文化自洽特征？2.导致译本出现风格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对后期中医典籍的翻译研究有何借鉴与指导意义？

（三）研究工具和方法

本研究在搜集语料的基础上自建了《黄帝内经》（素问）古汉语源文本及李照国和倪毛信两个英语译本，并对文本进行了清洗和对齐。在此基础上，利用Corpus Word Parser软件进行分词且利用Tree Tagger软件进行词性赋码。在语料库分析方面，研究者采用WordSmith 8.0、EmEditor和ParaConc进行检索和统计，以期剖析两译本中文化自洽的差异及造成差异的原因。

三、研究结果

在中医典籍的翻译过程中，文化以文本为载体得以体现和渗透。因此译者对文化的自洽程度及自洽策略也可从文本的语言层面进行探究。本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语言层面对《黄帝内经》两译本进行基于语料库的对比分析。首先，通过统计类符/型符比计算词汇的丰富度，其次，通过实词型符的比例计算词汇的密度。

（一）词汇丰富度

根据杨慧中的观点，文本中词汇的丰富度主要通过类符和型符的比值来体现。Baker认为语料库中型次比（Type Token Ratio，TTR）越高，则词汇使用越丰富多样。但是语料的大小对TTR的统计有较大干扰，仅用TTR来表征文本的词汇丰富度还有一定的缺陷。为了减少文本长度差异对型次比的影响，2004年Scott又提出了标准型次比（Standardized Type Token Ratio，STTR）的概念。STTR值越大，则词汇的重复率低，丰富度高，变化性大。表1为利用语料库分析软件WordSmith 8.0后得出的两译本词汇丰富度比较。

从质性分析来看，由表1可知，李照国译本与倪毛信译本相比型符多近5万，但类符仅多了不到300。为比较两译本的词汇丰富度，需要查看更为客观的标准型次比。李照国译本的STTR为30.63，小于倪毛信译本的36.27，说明李照国译本的词汇量相对较少，用词的变化性较小。笔者检索了美国当代语料库（COCA）中的医学子库，计算其STTR值为36.86，这说明两个译本的词汇丰富度均比英语母语的医学类文本要低，由此印证了Baker的观点，即译文有一种简单化的趋势，译文文本在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更加简化。当然不可否认，这种差异的存在与源文本为古汉语也有一定的关联。

从文化自洽的视角来看待译文的词汇丰富度和词长分布，研究者发现李照国的译本用词丰富度较低，重复性略高，这说明李译本在词汇数量层面进行自洽的处理较少，更符合古汉语的行文风格，利用简明的词汇来传达意义。而倪译的版本词汇丰富度相对较高，说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已加入了自己对中医文化一定的理解，且不论文化自洽的成果是否准确，其译文显化趋势更高。

（二）词汇密度

词汇密度是通过句法的显化程度来表征文本的信息量和阅读难易程度的统计量。在本研究中，笔者用TreeTagger进行词类标注，根据Stubbs的观点，词汇密度为是实词数在总次数中所占的百分比。其中，英语中的实词指具有稳定词汇意义的单词，主要包括动词、名词、形容词和副词四类。因此笔者用EmEditor统计各种词类在总词形中出现的频次和占比以计算译文的词汇密度。词汇密度越高，则表明文本的实词比例偏高，说明文本承载的信息量大，阅读难度相应也较大。图1和图2分别为两译本各类实词的密度及整体的词汇密度。

由图1可知，李照国译本中名词的词汇密度高于倪毛信的译本（36.09%>33.65%），而倪毛信译本中形容词的词汇密度高于李照国的译本（8.46%>7.21%），两译本在名词和形容词层面的词汇密度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名词：x2=389.665，p<0.05;形容词：x2=20.846，p<0.05）；动词和副词虽略有差别但差距不大。从整体来看，李照国译本的词汇密度为61.31%，而倪毛信译本的词汇密度为60.23%。结合前文的分析可知，李照国译本的词汇丰富度较低但其词汇密度较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源语渗透效应”的影响。译文与译入语母语存在差别的原因就在于其受到源语的影响。正如Tiech对“源语渗透效应”的定义：在把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时，译文中可能存在以源语为导向的趋势。对于中医典籍的翻译而言，其源语为古汉语，具有言文分离、行文简练的特点。今人对中医典籍的翻译过程中实际上还经过了中介语，即现代汉语的过程。虽然现代汉语未必以文本形式出现，但是李照国及倪毛信的译本或多或少都基于对《黄帝内经》古汉语理解后的现代汉语框架进行翻译。因此，在翻译中医典籍的过程中能对古汉语做到何种程度的自洽，决定了译文的风格、准确性和可阅读性。

由分析可知，李照国的译本受到了更多源语渗透的影响，偏向用更多的名词，而代词等功能词的使用则相对较少。尤其在词汇丰富度较低的情况下，仍使用高密度的名词，并总体占有较高的词汇密度，说明李照国的译本阅读难度更高。这与译者本人的经历及使用的母语也有很大关联。相比而言，倪毛信的译本词汇密度偏低且形容词词类的词汇密度与李照国译本形成显著性差异，说明倪毛信译本的阅读难度更低，描写性词语偏多。这说明汉语和英语中的形容词存在概念化差别并在句法形式上得以体现。因此倪毛信的译文风格与英语母语的行文风格更接近。倪毛信作为美籍中医师，其母语为英语，因此在对源文本进行内洽的过程中，受到中文思维的干扰较小。

四、结语

通过对《黄帝内经》两译本语言层面的统计分析可知，不同的译本在词汇丰富度和词汇密度层面的数据具有显著性差异，这与译者对源文本的“自洽”程度紧密相关。而“文化自洽”的程度又取决于译者的经历、文化背景、源语影响等多种因素，该研究为中国传统典籍的翻译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思路。

参考文献

[1]Teich E. Cross-linguistic Variation in System and Text： A Methodology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Translation and Comparable Texts[M].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3.

[2]胡开宝，谢丽欣.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内涵与路径[J].中国翻译，2017（2）：12-18，128.

[3]杨惠中.语料库语言学导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4]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J].学术研究，2003（4）：18-21.

[5]赫胥黎.天演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度浙江省社科联研究课题“基于语料库中医典籍翻译中的文化自洽——以《黄帝内经》两译本为例”（项目编号：2022B35）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