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世界古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 时间：2020.10.09

这本文集在武汉出版社1995年初版时，未曾写序。其原因是，我原无出版此书的打算，是友人冯天瑜先生等一再鼓励并代为联系出版社出版的。所以，当时只写了一个简短的后记，说明选文大概情况，文章虽然多经多年思考，但自知尚不成熟，结集出版之目的在于多得批评指教。这些都是实话。

初版出来之后，发现其中排印错误之处甚多。至201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时，经蒋重跃教授率领几位研究生分头据原引书核校，基本上解决了排印错误的问题。不过，我仍然没有写一篇序言。因为我仍然觉得这个文集不是自己有意设计编辑的，所以还是让它披头散发面对读者，丑媳妇不必梳妆打扮再见公婆了。

现在，十年时间又过去了，商务印书馆要再出新版，希望我写一篇序言。如果我再不写，那就是不负责任了。以下就来陈述一下关于此书的一些事情的原委。

首先，关于此书的取名，《古代中国与世界》，最初也不是我自己拟定的，为什么呢？原因还是那句老话，我本无出此书的打算，而且所收文章牵涉面又甚广，一时也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题目，所以就接受了朋友们建议，采用了现用的书名，因为这个名字作为一个箩筐来说是足够大的,放得下所选文章的内容是没有问题的。这样一来，就出现了自我夸张的问题。

我自己明知有此弊病，为什么还接受了呢？因为书中所选之文毕竟还是既涉及中国，又涉及外国，还涉及了世界。这三层台阶反映的倒确实是我治学的历程。

可是，问题又来了。按照此书的标题目次，首先出现的分量较重四篇的内容是关于外国史（现在说成世界史）的，然后才是关于中国史的和中外历史比较研究的。在现用书名中中国在先、世界在后，也不合适。其实现用书名的目次基本上是按我的文章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的，所以并非事出无因。

现在要出本书的第三版，我有责任说明一下此书书名中中国在先，世界在后的问题。

中国在先，世界在后，其实是我数十年来为学与治史所一贯遵循的路数。我这样说，有些细心的朋友可能会说我语无伦次，有逻辑问题。“为学”包括“治史”，为上位概念，“治史”属于“为学”之一支，为下位概念，把不同层位概念并列说出，在逻辑上确有缺陷。不过我的人生经历却是先立志为学，到考大学的时候才选定专业学历史。所以将“为学”与“治史”先后并提，不过是历时的说明而已。

这样的说明可能还不便于读者具体理解，所以以下再就个人的具体的上学过程做些说明。由于自己的家庭背景，在同龄人上幼稚园的时候，我却上了私塾，成天、成本地诵读、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等蒙学书籍，写《描红》《仿影》，学写字、练书法。背诵《千家诗》算是辅助课。先生不讲解，让你背熟以后自己去消化。这大概就是我的幼稚园学习阶段。

此后，由于时代趋势，我也曾被送进正规小学读了两年“国语”（白话文）、“算术”等课。接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久家乡沦陷。家长和我都不愿意上日伪官办的学校（要学日文），就去上美国教会办的小学，在那里要学英文，不过我当时对英文却很有兴趣，学习成绩也很好。可是短短两年之后，日本偷袭珍珠港又结束我学习西方的路。以后怎么学呢？于是回头又上私塾。这次转变不是复旧，而是怀着《最后一课》的沉痛之心，生恐亡失故国文化传统。于是开始从老师宿儒读《四书》，课本是无标点的，《大学》《中庸》《论语》用的是朱熹注本，先生首先以朱笔在学生的书上一边作句读并带读，一边对需要辨明某个字的四声读音时在该字的一角标出记号。读正四声，才能准确了解文意。这样就在两重意义上让我上了小学，一是年龄仍在上小学的阶段，另一方面又是开始了文字、音韵、训诂之“小学”学习的初阶。在第二种意义的“小学”里，我一辈子也没毕业过，至今还是这个小学里的一个白头学子。到了学《孟子》的时候，虽然仍旧用朱注本，可是先生嘱咐我同时买了一部《苏批孟子》（宋代古文家苏洵在自己多年反复吟诵《孟子》中所得丰富体会之记录）来细看，使我在诵读《孟子》时学习苏洵的读法，以便我高效地学会写好古文。于是在反复背诵《孟子》时心、口并用，仔细揣摩他理解《孟子》的途径。经过一定时间，我逐渐意识到，孟子在为学之前首先注重自己的为人、个人道德人格的修为（养成浩然之气）；据此而发为文章、与人辩论时，必先反思自己的主张是否真正有理（必须“自反而缩【直也】”），这样发出的文章自然理直气壮，沛然莫之能御。孟子游说诸王侯，驳斥杨朱、墨子之说，大量引用《尚书》《诗经》及《春秋》孔氏之说，这又启发了我对于儒家经典及先秦诸子研读的为学之路。这一段时期正是我在年龄上该上中学的时期，也是我开始立志为学的开始。那么这样为的到底算是什么学呢？大概可以属于“国学”。不过，我也意识到了，看来仅学国学尚不足以复兴中华，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又另从其他老师坚持学习数学和英文。

1945年，抗战胜利。次年初，我按年龄该上高中二年级下学期，乃以同等学力作为插班生考进一所中学，一直读到高中毕业。我完全没有学过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这时只能尽力勉强凑合及格，最后以文科高分、英文不错、数学尚可（兴趣甚浓，而缺理化基础）达到高中毕业。1947年夏，该考大学了。

选什么系呢？曾想过专修国学、读中文系、读哲学系，最后终于选定为学历史。理由是，历史既可包含其他学科，又可以述往思来。所以在上大学期间，我所选修课程涉及学科甚多，且兼涉中外，而重点在中国史。

1952年，大学毕业留校工作，领导根据工作需要，分配我作世界史助教。我欣然服从。不过，我学世界史的时候一直都会注意同时代的中国，寻思其间的异同。不论学习外文的压力有多大，我都不敢忘记对中国学术传统的温习。我学外国史，不能“邯郸学步”。在这方面我要特别感谢白寿彝先生和何兹全先生，在一些同事觉得我世界史专业基础不巩固的时候，二位先生鼓励了我。我就这样作了三年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助教。

1955年有幸到东北师范大学举办的世界古代史教师进修班学习。这个班由苏联专家格拉德舍夫斯基主讲，林志纯先生作为中国专家与苏联专家协作指导我们的毕业论文的选题与写作。林师深知二年制的进修班课程安排极为紧张，所以对学员的毕业论文开题工作抓得十分急切。开学后不久，林师就召集我们开会，说明论文写作的重要性。他说过去我们在大学里讲西洋史，都是拿一两本西文教科书做底本，编成讲义，不是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现在我们要像治中国史的学者那样用原始材料来做世界史的研究。林师的这一席话深深震动了我的心。因为我原已有此想法，只是未能深思，也不敢说而已。他要求我们尽快报题目。我很快就报了题目《论黑劳士制度》。林师又要我报告自己已读书书目和拟读书书目以及个人初步设想，我很快作了报告。林师看后以为大体可行，就又去和苏联专家作了共同审查，最后二位老师一致同意确定了我这个论文选题。这时是在开学后的第二个月里，从而为我赢得了比较宽裕的研究和写作时间。在林师直接指导下，论文初稿在1957年初已经基本完成。林师很快审读完毕，觉得尚可，就决定全文译为俄文，经苏联专家审阅。二位老师同意后，最后经答辩通过。这篇论文全文近八万字，结合斯巴达城邦的历史，按照“原始要终”（见《易·系辞下》）的路数（即结合斯巴达城邦发生、发展、衰落的过程看黑劳士制度的全过程），尽可能收集我力所能及读到的“一手”（其实是二手，因为绝大多数是经过英译、少数经过俄译的版本）史料，参阅了前贤的奴隶抑或农奴二制的争纷之论，得出个人管见，即黑劳士制度为斯巴达城邦土地国有制基础上的奴隶制。

现在应该向读者诸君说明两点：第一，此文选题的背景实际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已经涉及的问题，前辈学者（包括林师）已经有所讨论。当时我作为世界古代史助教参与编讲稿的希腊史部分，同时关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于是开始自己有所准备，所以到进修班后能够很快解决毕业论文的开题问题。因而这篇较长的论文的写作时间不只是一年半，而应该是三年多。第二，以往多年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学习的积累，使我在写第一篇严肃的外国史论文时考察问题的立足点不至于太低、知识结构不至于支离凌乱、进展效率不至于失速。作为一个在中国生长的人，对于本国文化理解的能力和底蕴，看来对于研治外国历史来说是会大有裨益的。

既然《论黑劳士制度》是我踏上学术之路的处女作，那么又为何不列为此书的首篇呢？因为它如发表在学术刊物上，嫌篇幅太长，不便；作为书出，又嫌短。自己又觉得它还不精细，所以先放在一边了。1982年，林师主编《世界古代史论丛》（第一集），向我要这篇文章，又说原文太长，最好精简一半。于是我按要求删去原文中的过多理论探讨及并不成熟的比较研究部分，就是现在书中的第三篇。看起来文章是简洁多了。可是1957年的原稿的引用书里最新的是1952年出版的两本英文斯巴达史，可说距离前沿是五年时间，而经过25年后发表的修订文，却未能参考后来的国内外新作，内心深处不胜惶然。此文列为此书的第三篇，就是根据发表时序安排的。

现在书中的第一篇是《印度早期佛教的种姓制度观》，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2年第2期上。或问，你写过《论黑劳士制度》以后为何不继续研究希腊，而把重心转到印度史方面？答案是，我研究黑劳士制度的目的在于以斯巴达的社会结构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作比较，而在研究黑劳士制度时又联想到印度古代的种姓制度也有重要的可比性。所以，在写论黑劳士制度文章时就想到下一步将会思考印度史问题。

1957年夏，我从东北回到北京，个人的研究重心也从希腊转向到印度。古代印度文明高度发达，唯独没有严格按照时间、地点系统叙述的历史作品。大量的婆罗门教经典和浸透了种姓制度的“法经”、“法论”以及反对婆罗门教的佛教的“经”、“律”文献，都是研究古代印度社会、经济以及思想文化的重要史料。这些史料基本上都有了英文译本，有些还编入了丛书，此外还有少数俄文译本，所以在国内尚不难找到。在国内，研究印度还有比研究希腊更加浩瀚的汉文资源，即汉译《大藏经》，二者可以比较互证。当然，《大藏经》卷帙浩繁，千门万户，乍看难以入手。不过，中国人治学有从目录学入手的传统，汉译佛经也有目录著作。我因自己在这方面接受过一点训练，从而能在研读和引用汉译佛经时获得了较好的效率。所以，在首篇关于印度佛教的文章以后，1963年又发表了《古代印度的土地关系》，随后一篇论古代印度社会性质的文章在仅成初稿时，因政治运动而中止，直到“文革”以后1983年才在《南亚研究》上发表。这就是此书的第四篇文章。严格地说，在第三、四篇文章公开发表以前我已经发表了几篇关于中国古史的文章，按时序应该后排，现在这样排序只不过说明它们其实成文在先而已。

1979年底，又因工作需要，我从历史系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被调到史学研究所，任务是从事中国通史和中外古史比较的研究。当时，白寿彝先生是史学研究所所长。他对我说，调你来史学所，不是要你放弃世界史，而是要求你在已有的世界史研究的基础上来进一步研究中国史，看来这也符合你先前的治史初衷。那段时间，我的主要精力还是投在帮林师主编的《世界上古史纲》作“古代希腊”章，同时自己主编一本《世界上古史》教材上的。林师得知我的工作调动后，曾笑着对我说：你又逃回中国史去了。我说，我不敢逃跑，而是在“转进”啊。其实林师本人也是有这种“转进”的。

研究重心重回中国，内心充满游子还乡之感。问题在于从何入手。思考一段时间以后，决定从头来。这就意味着从《尚书》《诗经》作起。1981年发表了《〈书·梓材〉人历、人宥试释》，1982年发表了《说〈诗·大雅·公刘〉及其反映的史事》，此二文皆按由小学而经学考证的路数以证历史。效果似乎尚可，于是又继续转向《春秋》《左传》。1984年发表了《关于掩庀赋》。这样一些文章，表面看来已经与我写外国史的文章的形态迥异。可是前后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是鲜明的。一则，这些文章所研究的对象仍然是社会结构问题；二则，每篇都有与外国史比较的背景。由此我又开始想到，史学与经学的关系密切，看来是中国史学的一个特点。于是1985年发表了《史学和经学》。在我据《尚书》《诗经》《左传》作试点式的史学探讨时，已经发现《礼》的重要性，要厘清中国古代社会结构问题，宗法制的研究是不能缺位的。可是这个问题在经学史上的异文歧义既多且杂，我不揣谫陋，试图将它置于史学和史学史的背景下作出个人的新探，1987年发表了《宗法辨疑》。因为写作此文时，自己的思想也活跃在史学史的领域里，所以同年发表了《对于中国古典史学形成过程的思考》。这两篇文章写于同一时段，而学术思路重点不同。前者重在经史文献之微观考据，后者则重在宏观理论的思考。

林师于1981年完成《世界上古史纲》之后，次年主编了《世界古代史论丛》，一直紧抓城邦史的研究。记得他曾找我谈话，大意是，你不是“转进”到中国史研究了吗？那么就要给我写一篇中国早期的一个城邦的历史，具体国别由你自己选。我读《左传》对楚国历史颇有兴趣，1984年还发表过《关于掩庀赋》一文，所以就承应了写一篇楚史。1989年林师主编《古代城邦史研究》，收录了我的《楚邦的发生与发展》。同年又发表了《三朝制新探》，是一篇试图通过对中国古礼的考辨来思考古代城邦政权结构的三重性问题的文章。

本书所收的《先秦儒家仁礼学说新探》（1990年）、《关于陆贾〈新语〉的几个问题》（1991年）、《〈春秋〉三传的灾异观》（1990年）、《〈史记〉与汉代经学》（1991年），这几篇文章说明我的研究重心已转入思想学术史领域。

其实，与研究重心转入思想文化史的同一时期，我的研究也已经潜入到了比较研究世界古史的层面。其表现就在本文集的后四篇文章中。《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1986年），这是我多年以世界史为背景探讨中国古史所获认识的阶段性的综论。《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1989年），这是我于1986年在国外读到雅斯贝斯（1883—1963）的《论历史的起源与目的》（按德文原本有“论”字，英译本和由英译本转译的中文本皆略去了“论”）的英译本后，经过一段深思后写成的。读雅斯贝斯此书，内心深感激动。因为我的古史比较研究是以希腊、印度和中国的文明作为三个支点来进行的，竟然与雅斯贝斯的三个“轴心文明”相重合，并且他同我都有反对西方中心论的意向，从而有些兴奋；不过雅斯贝斯此书德文原本出版于1949年，我那么多年之后才知道，又难免深感惭愧。当然，他是作为哲学家涉论历史，我作为一个史学研究者，自己有话要说，所以写出这篇文章。这是我对自己前此所作的比较研究的一篇综论。《论中国古代王权发展中的神化问题》（1993年），可以看作《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的引申说明；而《论中国古代轴心时期的文明与原始传统的关系》（1993年），则为对于《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的补充论证。

此书以前两版都未写序，其原因在于，一是觉得不值得写，二是也不容易写。这次决定写序，要感谢郑殿华编审。因为他不仅提醒我应该写序，而且建议我可以对所收文章的写作背景与主要内容做些简介，以便读者理解。他这么一说，使我想起了《史记》里的《太史公自序》和《汉书》里的《叙传》。这样，我就照虎画猫地一路写来，拉拉杂杂地叙述了个人为学背景，并对所收各文作了或多或少的简介。但愿这能为读者诸君带来一些便利。

最后还有一点说明，此书再次出版，目的始终在于期待各位方家赐教。

刘家和谨识于北京师范大学寓庐愚庵

2020年4月，岁在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