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两天，就是母亲的忌日（8月13日），她已经离开我们23年了。其间，我虽然写过几篇怀念母亲的文章（如“母亲毕业于名校”“残缺的纪念”“读钟惠坡《母亲的渡口》”等），但仍未为她平凡的一生写一篇完整的长文。

一、母亲的身世

1925年农历3月13日，母亲出身于杨寨区徐家亚员的一个农民家庭。从父亲的作品里获知，母亲的祖上也有过风光的时候。

与我们聂家相似，她的爷爷也是个有“理想”的农民，大约民国前后发的财（相当于张之洞实行“湖北新政”之后）：买了30多石田，改建了九间三进的新屋。但是，他没有“下汉口”的愿望，可能因为他们族上没有出过聂家“老太爷”（聂华苓的爷爷，考取宣统年间的孝廉方正第11名，知县赴任途中遇上辛亥革命，断送了官运）那样的读书人。

我的外祖父是他们家的老三。分家时，得到中间的三间三进的房子，还有十几石田，仍然是殷实人家。不过，外祖父是个游手好闲的主，尽管妻儿们在家勤把苦做，却常年游晃于茶肆、烟馆之中，以至于靠卖田为继。在父亲的小说里，外祖父的卖田过程是一场很大的风波，外祖母执意阻扰，牵动了亲朋好友，但最后仍然不了了之。

外祖母是个乡下的持家女人，干农活还带开染坊，在乡间素有好名。但就是不让母亲上学（需要做家务、放牛、干农活），三个儿子也没有读什么书，跟她一样只知道做勤把苦做，奉行“兴家针挑土，败家浪淘沙”的信条。想起妻的奶奶，一个卖田卖地供4个儿女读大学的南阳寡妇，稍作比较就会发现，什么叫见识或认知？当然，这也可能是“事后诸葛亮”。

母亲兄妹5个，除大哥、二哥外，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大家都没读什么书，生活虽然安定，却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风起云涌。直到日本人要来，给这个封闭的家庭带来巨变：一是大哥被抓壮丁，抗战胜利时返乡，却不明不白地再也没有回来，倒在了兵荒马乱的时代。二哥大母亲1岁，他们一起报名去了战时儿童保育院，却病死在那里。

二、战时儿童

1938年，在抗日战争风起云涌的时候，国共两党有个共识，要保育培养民族的未来。

1938年3月 10 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大会在汉口圣罗以女中举行，选出了包括国共两党和无党派在内56名妇女界人士为理事。3月13日第一次理事会选出了17 名常务理事：宋美龄、李德全、黄卓群、邓颖超、史良、曹孟君、沈兹九、安娥、孟庆树、张蔼真、陈纪彝、郭秀仪、唐国桢、舒颜昭、任培道、徐瑞、陈逸云；5 名候补常务理事：徐镜平、刘清扬、庄静、吕晓道、朱纶。随后的常务理事会上，一致推选宋美龄、李德全为正、副理事长。

此外，还聘请了286 位名誉理事，包括国共双方领导人、各界知名人士、国际友人，如：蒋介石、林森、冯玉祥、孔祥熙、宋子文、李宗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沈钧儒、邹韬奋、马相伯、郭沫若、陶行知、茅盾、老舍、蔡元培、晏阳初、胡适、陈嘉庚、胡文虎；斯诺、史沫特莱、司徒雷登、鹿地亘等。

据南昌航空大学的一位退休教授说（见“九十怀旧话平生”，南昌航空学院离退休工作处，2015-04-29）：

1938年9月，在家乡（湖北孝感）的读小学六年级的他，来到 “战时儿童保育会”设在汉口的“难童收容所”，然后转運至广州的“广东第二战时儿童保育院”。按原计划这批儿童拟送香港，岂料广州告紧，虎门要塞被封锁，乃改变计划由广州经三水、四会、广宁、怀集、柳州、宜山、都匀、贵阳，由贵州战时儿童保育会接管，然后送往遵义县团溪镇的贵州第四儿童保育院。

母亲家乡杨寨，离孝感不远，他们很可能就是同一批的保育生。小时候听母亲说过，家乡很多同龄人都报名参加了战时儿童保育院，在到达贵州之前有一段颠簸的历程。截止1938年10月，最后一批在院儿童撤离汉口的7个月中，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共计接收转运儿童约8000名，分送香港、广东、湖南、贵州、四川和鄂西均县等各地保育院。

不同的是，母亲到达贵州后去了贵州第一战时儿童保育院，即青岩保育院（后改为贵州女子保育院），该院先后保育儿童六、七百人，是贵州保育战区难童最多的保育院（位于今贵阳市花溪区青岩镇西街3号万寿宫）。

当时，战时儿童保育会贵州分会由李德全、李新之、薛岳夫人、何辑五、欧元怀、王文湘等50名理事组成理事会，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有“东方哥伦比亚大学”之称）校长王伯群（该校创办人，1924年）的夫人保志宁（“大夏校花”）任理事长。在她的带领下，建立了贵阳青岩、定番、遵义的桃溪和团溪等四处保育院，还在桐梓县建立直属保育院，收养保育1000余名难童。

1942年1月以后，贵州分会由省主席吴鼎昌的夫人陈适云担任理事长。杨寿殉、王逸秋、赵仲玉、李坚白、朱涵珠、李新之、王恒良、冯明远、卢松泉、雷静碗、彭述信等人先后担任上述五所保育院院长。8年来，这里共保育了3000多名难童[周天胜，陈应智，肖光荣. 抗日战争中的战时儿童保育工作. 贵阳文史，2002，(1)：42-45]。

遗憾的是，这些都不是母亲亲口告诉我的。如果当年是今日，我肯定会让母亲口述历史，陪她一起回味自己的烽火岁月，以及沿途的所见所闻，小伙伴的点点滴滴。但图2中的《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我倒是在她开心的时候听她哼过。

图2  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

在《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网》2017-09-02 09:39:32，一位叫罗佳英的阿姨发表过“青岩我的第二故乡”。她说：

国难当头，青岩龙泉寺的僧人把佛堂让给了我们这群流浪儿，使我们有了安身之地，有了家。

青岩保育院原是男女合院，为了生活管理方便，四零年左右，男生被调到桐梓保育院去了。青一色的女孩子，生活、学习、玩耍都很方便。各项设施也逐步改善，从稻草地铺换成了双层大床；从蹲着围圈吃饭到八九人围着方桌就餐；教室里也有了桌椅……就是有一个大殿里住着几位高大的菩萨，面相和善，我们都把他们当朋友。傍晚时，常三五成群地在里面躲猫猫，真好玩！

在保育妈妈、老师的关心教育下，我们一天天长大。......七十多年后——2014年9月全国保育生贵阳聚会时，昔日的难童、保育生已是白发高龄老人。我昂首挺胸，怀着回家的喜悦，再次走进了青岩龙泉寺。

......龙泉寺的南门修缮一新（图3），这里已成为《奇石陈列馆》，走进殿堂，当年保育院的生活场景又在我脑海里闪现。那庞大的菩萨也不知去向，当年我们与他们嬉戏玩耍的快乐情景仍在我脑海中浮现。

龙泉寺北门外的小溪，是我们常去洗衣、游玩的地方。假日有时也三五成群地上后山采刺梨、红果果解馋。童年的快乐，故乡的温馨又在我脑海里浮现。

图3  如今的万寿宫大门，当年的青岩保育院

1945 年底，由曹孟君主编的《现代妇女》杂志社邀请二十多位保育工作者座谈，文章总结说：“在儿童保育总会收容的 29751个儿童中，升学的有5160人，习艺的1862人，至三十三年底止，除家长领回外，在院教育者尚有9023人；所有这些儿童，不仅保全了生命，大体上说，并且培植成为有用的人，这总是一件大功绩。”

三、毕业名校

1945年，母亲小学毕业的时候已经20岁。那时候的战时儿童保育院，一股向上的精神力量鼓舞着大家。母亲发蒙很迟，学习自然比别人更刻苦、更努力，小学毕业的她没有再选择初中高中，而是直接考上了安顺军医学校学习护理专业。

小时候看过母亲的毕业证，我以为军医学校就是个普通中专，没什么大不了，没想到它还是一所名校（图4）。

图4  1939年迁到安顺北大营的军医学校（图片来源《镜像安顺》）

据丁武光“安顺民国名校志(2)”介绍，军医学校的前身为北洋军医学堂，1902年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创办。1906年，学堂由清政府陆军军医司接管，更名为陆军军医学堂。1908年，增设药科，学制三年，此为我国创办药学教育的先声。1912年，国民政府成立，更名为陆军军医学校。1933年，学校由北京迁到南京，1936年更名为军医学校。1937年8月全面抗战爆发，学校迁到广州，与广州军医学校合并。1938年5月，战况恶化，学校迁到广西。数月后广西也遭侵袭。学校于1939年3月迁到安顺。1940年总部位于安顺的军医学校设立西安第一分校、昆明第二分校。1946年5月以后，学校复原上海江湾，改组为国防医学院。1948年，迁往台湾。

而留在大陆的部分人员连同所遗资源与华东医学院、第三野战军卫生部医学院、华东军区后勤卫生部医务干部轮训队合并，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1950年更名为上海军医大学，1951年7月定名为第二军医大学。

学校在安顺（图5）办学期间，校址设在北大营（北兵营），校长是蒋介石，教育长是张建，学校工作由教育长主持。其间国民党要员陈立夫、何应钦、罗家伦、白崇禧、杜聿明、戴安澜、吴鼎昌等均到过学校视察或参加相关活动。因为数次搬迁，学校刚到安顺之时，规模很小，到抗战结束军医学校迁往上海的七年间，军医学校发展成为一所兼具教学、科研、制药、教学医院、生药基地等体系完备、实力雄厚的综合性医学大学。

图5  1940年代的安顺城（图片来源《镜像安顺》）

据张丽安（1941年出生于安顺，时任军医学校教育长张建之女）《张建与军医学校——兼述抗战时期军医教育》（天地圖書出版社，2000-3-1出版）记载，学校于1942年开办高级护士训练班，1943年招收高级护理职业班、药剂班（图6）。当时的招生规模很小，高级护士训练班1942年-1945年（1946年停招），4期共毕业29人。1943年开始招收高级护理职业班、药剂班，人数也不多。母亲可能是高级护士训练班或高级护理职业班的1945级学员，1948年毕业于上海。

图5  军医学校安顺位置示意图（图片来源于《张建与军医学校》）

注：图左教学医院的下方标注着“护理班”

四、初婚之痛

从“军医学校”到此后的学习工作经历，似乎是母亲的忌讳，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只是文革时期看到的大字报，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朦朦胧胧的印象。1999年整理父亲的遗著时，他的《蝜蝂新传》中描述了母亲在这一段时间的往事：

1987年仲夏的一天，父母亲正带着孙子、外孙其乐融融之时，医院的老院长走了进来。一阵嘘寒问暖之后，他从怀里取出了一个印着“中国红十字会”的信封交给母亲。

打开信封，里面的文件竟然是“为台胞某某某寻找前妻某某某”的公函。母亲一时愣住，40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

1948年秋，母亲在上海刚从军医学校的护理班毕业时（图7），收到家里的电报：父亲病危，速归。母亲毫不迟疑地办了请假手续，匆匆启程奔往离别10年的故乡。

图7 1948年，母亲在上海毕业时的同学留影

注：左为母亲，其后可能是她的汉口张姓同学

当一身戎装的母亲回到家里，外祖父已经病入膏肓，不到一周就撒手人间。办完丧事后，母亲急于返校，不料学校再次搬迁。她连忙取出《同学录》中的联系方式与老师同学写信，最先收到的是汉口市的张同学的来信。信中称：护校（可能她们是最后一届毕业生，从此脱离已经改名的国防医学院另开炉灶）从上海搬走了，同学们都分到部队医院，因为兵荒马乱，她的父亲不同意她去部队，在汉口联系协和医院把她接回来了。

因为是好朋友，母亲立马赶往汉口，找到一家诊所工作。不久，汉口解放，母亲随诊所南迁衡阳。

在衡阳，她认识了一位国民党军官，双方印象不错，随部队到达广州时，举办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婚礼。

婚姻本应该是一个歇息的港湾，殊不知疲于奔命的日子却刚刚开始：先是柳州，接着是重庆、成都，开始还担负着溃败之军的使命。随后，全国大多数区域解放，成为漏网之鱼的他们在合川待了一段时间后，又从大西南奔往东南，回到他的浙东老家。眼看难以存身，他们又返回湖北的母亲家中。但20多天后，感觉藏身无望，那位失魄的军官独自逃命走了，相约有所着落后即让母亲前往。

但40多年过去了，一直了无音信的落魄之人忽然变成了“台胞”。我不清楚母亲当时经历了怎样的震撼，总之是人算不如天算，沧海人生往往伴随着现实的尴尬。

母亲一生勤恳工作，寡言少语，这一段往事是她一生的忌讳，尤其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曾经，母亲不方便跟儿女们提起，我也不想触碰她的这一道伤口。但她老人家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时代变迁，毕竟是她完整人生的一部分，也是作为儿女应该知晓的家事，故梳理如上。

五、再蘸之家

1951年，母亲经人推荐到应山县卫生院报到，进入一生的职业生涯。一年后，另一位男子走进了她的心中，这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也是1938年响应号召离开家乡的农村少年。不同的是，我们老家不在京汉铁路沿线，14岁的父亲和堂弟耀威叔一起，还有几个同乡的少年，用双足踏上了奔赴后方的路。

1946年，父亲在重庆国立九中高中毕业后，两次参加武汉大学的考试均遭遇意外。一次是患猩红热高热不退，幸亏老师们捐钱买青霉素（当时价格高昂）救了他的命；另一次就是他第一次婚姻的妻子遭遇难产，母子双双殒命。此后，父亲一直没有从悲痛中走出来。

他们的认识是通过母亲的一位叔叔介绍的，这位叔叔跟父亲是应山县中学的同事，也是母亲儿童保育院的同学。凑巧的是，父亲的那位前妻与母亲同名，虽然姓氏不同。

经过一年多的交往，母亲办理了与前夫的离婚手续后，与父亲再次走进婚姻的殿堂（图8）。1954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5周年生日的时候，父亲与周建秋（曾任深圳市科技局副局长，深圳清华研究院副院长、深圳市科协主席的周路明的父亲），还有后来任副校长的穆家驹（文革中自缢身亡），一起举办了集体婚礼，他们都是应山县中学的青年教师。第二年，周路明的哥哥、我和穆家驹的女儿穆青（与我一起当过工人）携手来到这个翻天覆地的世界（图9）。

图8 父亲遗著《沧海拾零》的扉页

图9  母亲与我

那个时期，是父亲人生的巅峰岁月，他不仅是语文教研组组长，还是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在《湖北日报》《长江文艺》等报刊发表了不少小说、散文、诗歌、唱本等，作为优秀班（1951年全县小学升初中1-50名考生）的班主任，一时风光无限。据我所知，他的优秀学生之一的梅世炎教授，于1954年考上孝感高中，1957年考入华中工学院，1984年任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1990年任华中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1996年兼任校工会主席，1999年12月退休。一年前，梅世炎教授在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高干病房住院时，他还与我交流过对父亲的印象。

不过，1954届毕业生离开后1年后，因为与《湖北日报》《长江文艺》编辑的交往，父亲被牵连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继而贬职到应山县第二中学（1956年创办）。1957年，大妹妹出世后不久，他们整个语文教研组均落马为右派，父亲更是极右分子被判刑4年，前往赵李桥劳动改造（图10）。在父亲的遗著《沧海拾零》中，他完整地回忆了当时的情景，确实是怀着真情善意响应号召，希望党的教育事业日益进步，欣欣向荣。

图10  1960年初秋探望在赵李桥劳改的父亲

注：我们全家与姑姑（左），我至少去过两次，另一次与爷爷一起。

2016年，我们和同学夫妇前往卑尔根探望大学同学林肇昆老班长（聂绀弩的女婿），讲到父亲的事，他诙谐地说：我们家老头子跟胡风关系那么密切，都没有牵连进去，你们家一个中学教师却受到牵连，真是滑稽！不过，我们的这位聂家前辈终究没有躲过后来的运动，也遭受到极大地冲击。

与此同时，母亲则承受了另一种考验：由于没有与父亲划清界限，她获得从县人民医院到镇卫生所的工作需要，带领全家离开了县城。母亲下放马坪与父亲有关，因为三姑妈在马坪，家庭成份好，是投親靠友的有力后盾。

全家分两批出发，先是母亲和我赶去报到，一辆板车装着我和行李，母亲则紧随其后，用了一整天的时间走过七八十里山路，翻越24个搭连坡，才到达马坪。几天后，姑姑到城关接爷爷、奶奶、大表哥和妹妹，乘汽車离开。汽车是杨建忠（创建聂华苓文学馆的大功臣，前招商局局长）的母亲程世珍帮忙找的。那时候，县城的家人口众多，牵一发而动全身。大表哥是大姑妈的儿子，自幼父母双亡，跟爷爷奶奶一起长大。

母亲刚到马坪卫生所，所里给了她半间屋，姑妈在附近租了半间屋给奶奶和我住，爷爷仍在老家聂店务农。那时候，奶奶上午牵着我和妹妹到姑妈家，下午再回出租屋，一家人团聚虽苦也心安。

在那种情况下，母亲只能沉默寡言地一心扑在工作上，也为她赢得了老百姓的尊重和爱戴。大家都知道卫生所有个徐医生（那时候马坪人称护士为医生，有尊敬的意味），人和气，技术好。正如大表姐所说：“在马坪的那段时间，是以舅妈为轴心的3个女人（我母亲和小姨）共同撑起了聂家，度过了最艰难的4年。”

在大饥荒的日子里，给吃观音土、树皮和粗糠拉不出大便的人灌肠，是母亲几乎每天要做的工作，她任劳任怨、不嫌累不怕脏的作风，也包含着对饥民深深的同情。那时候的医务人员也同样忍受着饥饿，而且不分白天黑夜（诊所很小，很多时候就母亲一个护士）。

父亲1963年春节才从农场劳教归来，仍需被遣返离马坪20多里外的老家继续劳动改造，回镇子上的时间并不多。他当年以为“凭稿费也能养家糊口”的天真想法早已破灭，唯一的心思就是维持一家人在不断地离合中活下去。可怜的父亲把满腔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每逢寒暑假都接我们回老家辅导功课。我从二年级开始，假期里每天都写日记，我“前30年写日记，后30年写博客”（那个前30年指23岁上大学之后）的豪言壮语，实质上承载着父亲的理想和付出。那时候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听他讲故事，在往返老家的山路上，在黑夜漫漫的房间里，父亲有讲不完的故事。

1965年元月，我们最小的妹妹出生了，为这个沉闷的家庭带来了不少喜悦。不久，父亲用从老家多次背来的檩子、椽子（老屋于1963年倒塌，万幸的是父亲刚刚走出来），在马坪盖了一间披水房。地皮和盖房报告都是姑妈到生产队和街道反复找关系解决的。这是我们在马坪多年的安身立命之地，爷爷和奶奶也是在这间房子里送走的：奶奶的去世时间是1966年10月26（阴历），爷爷是1968年腊月初八。他们都生于1893年，与伟大领袖同庚。

爷爷去世后，父亲凭记忆为他画了一幅遗像，在家里挂了多年。他对爷爷非常愧疚，因为家里总是孩子优先，老人受到委屈。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父亲的绘画功底不错，毛笔小楷也与印刷体一般，后来小妹妹入学前的认字卡片都是他随手画的，与出版物相差无几。还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担心我娶不到媳妇，专门打了一副雕功精细的婚床。但这副婚床终于没有等到十几年后的我们，而是他们自己一直在用。

然而，正当他被乡邻尊称“聂先生”并常常利用自己“秀才学医，笼里捉鸡”的本事服务乡里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抄家、游乡、批斗、拘留等，父亲的厄运一次又一次地降临；母亲也常常被学习班、大字报所裹挟，并进一步下放到新河公社卫生所，离马坪还有10多里路。另外，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我们常常也低人一等。

另一方面，父母也在顺应时势谋求家庭各方面的改善。1968年，一艘木船将父亲从老家搬到了离马坪只有6里路的余家塆，来往方便多了。1972年7月，我和大妹妹一起意外地解决了工作问题，去到100多里外的广水水泥制品厂（其实，街道已经给我们发放了知青物品，在等待知青点房子的时候遇到了招工）。随后，父亲也借身体不适不去出工，在镇子上做木工维持生计。而且，他也做过油漆工寻外快，还到铁路工地干活赚工资，并且可以左右开弓为自己理发。

1973年，母亲也从新河卫生所调到长岭卫生院，直到1976年退休，家里有了全方位进步。

六、退休岁月

无论什么时代，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谋求总体的稳定发展即“过日子”，总是蕴藏在“事在人为”的努力之中。1976年，年仅52岁的母亲就申请了退休，带着小妹妹来广水跟我们兄妹一起生活。开始，她被水泥制品厂聘任做厂医，厂里分给她一个套间，前半间工作，后半间居住。

1978年1月，础德叔叔帮忙买了一块地皮，父亲将马坪的檩子、椽子运来，开始了“立足之地”的奋斗。我们兄妹跟厂里的哥们到采石场拉石头，想方设法购买各种建筑材料，由亲戚朋友组成简单的施工队，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盖起了一栋带前后院子和厨房的两间房子。那不是一个大兴土木的年代，立在路边的石瓦房还颇能吸引眼球。

不仅如此，我们家1978年还有两件喜事。一是初中毕业的我考上了大学，并带薪学习（当过6年半工人）；二是父亲的右派得到了平反，重新回到广水中学做了老师。从此，母亲也离开了水泥制品厂，回到自己家里操持家务并安度晚年。

图11  父母退休后的晚年生活

1980年，父亲因为身体原因也选择了退休，让小妹妹顺利地接了班。但他仍在财经学校兼职，退而不休。

1983年秋，湖北中医学院毕业的我没有在武汉找到工作，回到广水二医院中医科一方面准备研究生考试，一方面与留在附属医院内科的学姐妻子两头奔忙。

1985年，儿子在广水出生，我则考上研究生，从而结束两地分居的生活，开始营造武汉的家。

1986年，大妹妹的女儿周祥出生；1990年，小妹妹的儿子邹孟慈也来到了人间。

1991年下半年，我的妻子要到广州中医药大学参加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级英语班学习一年（由于“中医热”和留学生的增加，培训中医课程的英语教学师资刻不容缓），儿子也要上小学，我不得不请父母亲到武汉帮忙打理。

这段日子，整个家庭颇有点蒸蒸日上的意味，大约是父母亲此生最称心如意的时光。但天道轮回，岁月无情，来到老年的父母，身体也日渐虚衰。

1992年7月中旬，妻学习结业归来，父母就迫不及待地要回广水，也许离开了一年，他们急于回家看看。妻第二天将他们送到火车站，而我则错过了最后一次送别父亲。

8月21日，两封加急电报一起带给我这意外的消息。我们急急忙忙地收拾东西，匆匆赶回广水老家。父亲躺在客厅的木板床上，他一动也不动，香雾在头前飘绕，冰袋布满周身。身边陪伴着泪流满面的母亲，还有姑姑和妹妹们。掀开头布，他那昔日精明的大眼睛，微微闭合在深凹的眼眶里，长而浓密的眉毛，由浅而深的鱼尾纹，一切容态依旧。他似乎正在熟睡，只是缺少了气息和消失了胸廓的呼吸运动。我哭不出来，把脸贴在他丧失了神气的额头上，静静地呆立着……

从此，我每年接母亲来武汉长住，多数是半年以上，然后送她回广水住一段日子。期间，我陪母亲散步是附属医院的一道风景，常常评议在青年医师的家庭中。

但好景不长，母亲也遭遇了她最后的沉重打击。我在“写给天堂的父母亲”的博文中，记载了自己的自责和悔恨：

作为一个省级医院的医生，居然让父亲您长眠于一个小诊所的木板床上。那天上午，您已经失眠多天后感觉心里难受，但仍然坚持给我们写了最后一封信，然后仅仅带着10元钱要母亲陪您去看病。您走的那样匆忙，母亲在后面跟都跟不上，您肯定把那个小诊所当成了救命的地方，但是它辜负了您的信任。您可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让妹妹妹夫们送一送，而且家里就有“救心丹”之类的药，如果不是那一路奔波就不会发生那天的事情。但您就像是去赴上帝之约，与您曾经讲的那个故事的主人公一样，将一篮鸡蛋护送过桥就永远倒在了路边。您总是那样地为后人着想，我后悔的是不该让您拖着重病之体离开我们的医院，而且是在带孙子一年媳妇刚刚返汉就急忙离开，您肯定觉得我们的住房并不宽敞，经济并不宽裕。但如果我们的一起，就不会有8月21日的那个不幸的上午（参见博文“脆弱的生命”）。

对于母亲您的故世，我更是悔恨不已。记得当年您因“肠梗阻”住院的时候，我怎么也不相信会是结肠Ca，直到第二次完全梗阻才想到结肠镜检查。确诊以后，为手术的事情我又犯了第二个错误，想到自己的医院比较熟悉而没有听从好友欣星的建议，到肿瘤专科医院去做手术。结果外科主任自己在旁边协助而让一个毛手毛脚的副主任医师主刀，导致了手术后的腹腔内种植。在您手术后三个月的化疗完成后超声波检查，明明腹腔有一个占位性病变而医师说不像是转移灶，我就轻信了他的意见而让您回广水老家休养。直到两个月后我回家看望您，摸到您坚硬的腹部才面色大变，但后悔已经无济于事。事后我常常自责，一再地误诊误治了您的病，配当一名医生吗？

1999年夏天，我和妻儿往返于武昌与广水之间，在那个改革开放后自建的房子里，陪母亲度过了她最后的日子。凡是我在的日子，晚上基本上都陪在母亲的床侧。当然，姑姑、大哥哥和妹妹们更是辛苦，数月的床前床后，对一个家庭都是巨大的考验。母亲也被病魔折磨得骨瘦如柴，还有疼痛的煎熬，虽尽力采用医药救治，也不能阻止病情的发展和蔓延（当然，现在的医疗技术又有了很大进步）。

1999年8月13上午10时17分，手术后肿瘤复发的母亲终于离开了这个世界。所幸的是，我刚刚在自己的附属医院因为站错队而丢掉了副所长的小职务，正在等待深圳方面的调令，才有比较宽裕的时间。

送走母亲不久，我又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与自己成长休戚相关的母校来到南方的“湿热”中。母亲与母校，都是难以割舍的眷念，当2002年我在医院附近借资购买了自己的第一套商品房的时候，没能让离世不久的母亲看到和住进那“漂亮的房子”，曾经让我好一阵子的心神不宁。

正如父亲生前所说的，母亲是我们家里的第一功臣。面对种种艰难困苦，母亲从不向命运低头，用她柔软的身体和顽强的精神，带领我们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急流险滩。我们清楚地记得，无论是3年自然灾害时期，还是平时，她总是看着我们吃了、穿了，才想到自己，把我们安排好了，她才休息。父亲生前还说：“你母亲和你们是我的希望，是我能够活着出来的动力。那时候，有多少人绝望了，惨死在狱中！”

母亲是千千万万普通人中的一个，也是浩瀚星空中的唯一（图12）。

图12  父母的长眠之地（摄于2010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