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感染病领域深耕30年，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卢洪洲与病毒战斗的人生。

新冠疫情还没有结束，60多年前被发现的猴痘又突然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新的震动。首届深圳市疫情防控公共卫生专家组组长、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卢洪洲手机上“滴滴滴”的声音都是希望约他谈猴痘的采访邀请。

医院自己先抢了这个热点，让卢洪洲录了一条《猴痘会像新冠一样出现世界大流行吗？》的科普视频。

卢洪洲的结论是：不太可能！

这个回答的主要意思是“不可能”，但又没有完全把话说死。

在感染病领域深耕30年，卢洪洲身上有学者的风骨，也有管理者的四平八稳。只有谈及疫情防控时，卢洪洲的情绪才波澜起来。

无可奈何

卢洪洲对2020年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一位新冠肺炎病人的离开。“那天晚上，我一直陪到凌晨三点。我们该做的都做了，这么积极地努力，这么多的医生护士专家都围着他，他还是走了。这是最伤心的。”

历经了长达39天的抢救，这位病人用上了最先进的人工肝、人工肺，所有上海专家随叫随到。那天晚上，卢洪洲哭了。

“医生可能是这个世上除了患者本人，最不想看到患者死亡的人”，这句话被许多医生讲过。只有真正走近医生，才知道他们说这句话的真心。

而传染病带来的死亡更加重了医生的无力感——他面前垂死的病人只是偶然被命运选中。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刘磊也曾讲述过类似的经历。

2020年2月的一个晚上，穷尽一切办法后，深圳的“零号”新冠病人，一位从武汉探亲归来的66岁老人，离开了世界。

“感觉很无力。”

世卫组织发布的数字显示，截至2022年7月8日，共5.5亿人确诊新冠，其中死亡634.5万人。

这些数据背后，是无数次无奈的放手，无数次埋在深夜的哭泣。

▲卢洪洲出门诊。

惊心动魄

“2020年1月，终生难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卢洪洲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与处境。

卢洪洲有一张2019年12月17日在武汉金银潭医院门口与医院院长张定宇等人的合影。这张照片是他在给武汉金银潭医院的医护人员做传染病防治培训前拍的。

那时候，他们都没有想到，“不明原因肺炎”会是如此难缠的对手。

在历史长河当中，难缠的敌人从未缺席。它们总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给予人类重创。

1347-1351年间，一场怪病席卷欧洲大陆。染疫者先是皮肤长出黑斑，之后出现疼痛、渗血、有脓汁的肿瘤。有些人会高烧不退，有些人会精神错乱，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出现症状的染疫者最终都没能活过48小时。

这场名为“黑死病”的瘟疫杀死了2500万欧洲人，使欧洲失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

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依然胶着的冬天，美国的军队里发生了奇怪的感冒。后来，这种病死率超高的奇怪感冒被命名为“1918大流感”。科学家估计，这场大流感最终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5000万人，全球有约10亿人受到感染——而当时全球总人口数量也就17亿人。

“1918大流感”在军队的广泛流行，最终改变了战争局势，提前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年，在快速感染全球过半数人口后，大流感撤退了。撤退时，全球仅有亚马逊河口的马拉若岛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感染报告的人类聚集地。

经历过大流感的美国，平均寿命由1917年的51岁下降至1919年的39岁。在这场大流感中死去的绝大多数都是青壮年。

2020年1月，新冠肺炎阻击战在惊心动魄当中打响了。

但这一次，卢洪洲心里少了SARS发生时接待世卫组织时的忐忑不安。

▲2003年，卢洪洲（右二）接待世卫组织工作人员。

忐忑不安

2003年2月，刚从复旦大学附属耳鼻喉科医院院长助理履职回到上海华山传染病医院感染科的卢洪洲遭遇了他人生当中第一个大型传染病——非典型肺炎（SARS）。

SARS在广东发现后，卢洪洲根据自己的研究和观察，在期刊和专业杂志上发了几篇文章。这些文章引起了上海市卫生局（上海市卫健委的前身）主任的注意，加上卢洪洲英文好，卫生局局长刘俊将他借调到卫生局，专职负责世卫组织的接待工作。

这次接待工作，心情反复坐“过山车”的卢洪洲意识到，大范围的易感染性传染病从来不仅仅是一个传染病这么简单。

世卫组织工作人员来中国考察，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决定中国的哪些城市需要被划定为SARS疫区。一旦这个城市被划为疫区，城市的对外贸易、国际航线、航路运输都将受到影响。

彼时，上海出现了两个病例。第一例感染者是一位从香港返沪的李女士，第二例就是陪同她前去检查、治疗的父亲。

但是世卫组织预判上海不止两个病例。

对于世卫组织专家的到来，上海市政府非常重视。卢洪洲被委以接待重任，主要任务就是全力配合世卫组织工作人员的调查，争取他们的理解和信任。

“我们要尽一切努力，保住上海，不被划为疫区。若要不被划为疫区，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上海没有出现二代传播，这样对其他的城市、其他国家没有影响。”卢洪洲解释，对于输入性传染病而言，所谓一代病例是指输入性病例；二代传播则是指接触了一代病例而被其感染。

按照上海当时的情况，第一例属于一代病例，第二例则属于二代病例，但第二例患者确诊已超过21天，这21天里上海并没有出现第三例传播，这表明传播链已控制，不应该被划为疫区。

“当时世卫组织来沪的负责人，每到一处都认真检查。”说起这段尘封往事，卢洪洲显得很淡定。

最终世卫组织将原本非疫区“未出现第二代传播”的标准微调为“出现第二代传播，但第二代传播仅限于患者家属或相关接诊的医务人员”。

转眼将近20年过去，与各种传染病打交道的卢洪洲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传染病从来不只是传染病。

“世界上再没有什么疾病有传染病这么大的威力，它可以改变战争走势，衰弱一个国家的经济，击垮一个国家，灭绝一个种族。”卢洪洲强调，“传染病一定程度上也是政治，它从来都是具备这种力量的。”

正视真相

SARS疫情结束后，2004年底，卢洪洲被委任为上海市公卫临床中心副主任兼感染科主任，8年后任上海市公卫临床中心党委书记。

这么多年，他一直与结核、肝炎、艾滋病、寄生虫、（禽）流感、出血热、黄热病、寨卡病毒病等感染性疾病打交道。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些传染病存在了这么多年却一直没有疫苗？”采访中卢洪洲反问。

肆虐非洲的埃博拉，于1976年发现，时至今日，针对埃博拉的疫苗依然十分稀少。

卢洪洲说，早期埃博拉的病死率非常高，可以达到50%-60%，但由于当时主要流行的地区是非洲广袤的农村，没有引起关注。直到2014年，埃博拉在刚果、南非等非洲国家大城市流行开来，它才真正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

“为什么针对埃博拉的疫苗和特效药这么少？因为无论是药物还是疫苗，研发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非洲没有购买力。”卢洪洲点明问题的关键。

猴痘是另一个“缺乏购买力”的例子。猴痘最早发现于1958年，此后几十年间，猴痘病例时有报道，但由于其传染范围不大，传染性不强，感染人数有限，并不具备疫苗开发或药物开发的经济价值。

今年猴痘之所以大肆“屠版”，某种程度上，是经历三年新冠肺炎疫情后大家都有了“应激症”。

▲卢洪洲在非洲。

从容以对

新冠、埃博拉、猴痘，传染病变多了？

在一堂培训课上，卢洪洲展示了一张PPT。这张命名为《全球60年间新发再发传染病》的PPT梳理了过去60年间全球新发现或再发传染病种类。

PPT显示，1960-1989年间，全球新发和再发的传染病仅4种，包括首次发现的埃博拉、艾滋病。进入21世纪，表格变得密密麻麻，自2005年至今，每隔一两年，都有新的传染病被发现，包括H1N1、寨卡等等。

卢洪洲说，时至今日，人类对病原微生物的了解依然所知甚少。地球上的哺乳类动物有5500种，光是哺乳动物身上带的病毒就有32万种。人类对其有所了解的仅仅几千种。

全球化加快了病原体的传播速度及传播广度。从前，环球一周旅行需要花费数年时间。新冠肺炎疫情前，一个人早晨在非洲，晚上就可以到美洲、到亚洲，到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此人在非洲感染了一种疾病，尚在潜伏期，没有症状，他可以上飞机。下了飞机以后，他就发病，具有传染性，传染病就是飞机舱门的距离。那么就会导致他的目的地这些国家和地区就会有新发传染疾病。

“传染病可能并没有变多，但由于交往的增加，交通的便捷，原本隐藏在非洲某个山沟当中的传染病也可能因为游客的造访被带到全世界。”卢洪洲说，“传染病越来越频繁地攻击人类，是全球化不可避免的趋势。”

传染病更频繁地攻击人类，人类对付传染病的手段也在增多。要知道，“黑死病”在欧洲起伏了3个多世纪，直到它消失，欧洲人也没能从本质上探明这种“被诅咒”的疾病到底因何而起。放血、杀巫女是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后想出来的为数不多的“治疗”方法。

“有关艾滋病最早的报道出现在1981年，但直到1983年3月24日才明确艾滋病是由于艾滋病病毒引起的。到了SARS的时候，从发现到确定用了4个月到5个月时间。2013年，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科研团队仅用三周时间即确认全球第一株H7N9禽流感病毒新亚型。”卢洪洲说，这就是科学的力量。

“随着科技的进步，基础研究的不断发展，我们对病原体的认识，我们对病原体的鉴定时间差会逐渐缩短，鉴定能力会逐渐提高。”

满怀期待

2021年5月5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和德国共同建立“世界卫生组织大流行病和流行病情报中心”。这个中心的目标是成为“全球早期预警和监测系统”，帮助国际社会在疫情尚未发生前就发现早期端倪。“与动物相关的数据能提供早期信号，在疫情发生前就发出风险警示。”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介绍。

《2021年可持续发展融资报告》显示，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全球经济经历了90年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估计全球“蒸发”1.14亿份工作，约1.2亿人陷入极端贫困。

“与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造成的损失相比，用于全球病毒组研究的总费用微不足道。”前PREDICT项目全球负责人乔纳·马泽特告诉《洛杉矶时报》。PREDICT项目由美国政府出资，于2005年H5N1禽流感暴发后启动，2009年开始运行。项目致力于从1万多只蝙蝠和2千多只其他哺乳动物标本中寻找“人畜共患的高危病毒”。

2019年9月，运营10年之际，项目因资金枯竭，无法继续野外工作，数十名科学家和研究员被解聘。而截至当时，该项目共发现约1200种可从野生动物传播到人类的病毒。

世界卫生组织大流行病和流行病情报中心届时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还不得而知。眼下大家最关心的是“新冠肺炎疫情何时会结束”。

卢洪洲认为，全球要回到疫情前的生活，依然要靠长效、多价的通用核酸或多肽疫苗。“目前全球有300多款在研究当中的疫苗，通用或多价核酸与多肽疫苗是主流。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克服现有核酸疫苗的副作用，产生更长效的细胞免疫。”

届时，加上及时方便的居家核酸检测自测试剂与特效小分子抗病毒药物口服，生活才有望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