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当副所长”

我1991年到研究所时，王老师是所长，李景渊老师（中国医科大学毕业）是支部书记，李延福老师（上海第一医学院1956届毕业）、吴寿善老师（本校58级）是副所长，张太豪老师是办公室主任。

记得有一次，讨论“七五”攻关课题的总结报告，当时由李延福老师负责并已经铅印成小册子。我竟然不知高低，七七八八瞎说一气，既没有参加研究过程也没有成熟看法，以为参会就必须发言。其实那时候两位老师的关系已经比较紧张，但李老师丝毫没有怪罪，一直对我非常友好，我至今深感愧欠。

1995年，李景渊老师因为肝硬化肝功能衰竭过世，李延福老师接连因为冠心病出现心力衰竭住院，后来安了支架，并于4月份正式退休，所里的工作处于交替阶段。随后，毛树松老师调中医工程研究所任所长，盛兄大约在1995年担任副所长。在这期间，我的工作已经由编辑部逐渐过渡到所里，“接班”的野心逐渐开始膨胀。

1993年6月，在王老师的主持下，“武汉市康特科技开发公司”正式注册成立，正如我在第33本日记的首页所题：“中国一下子冒出几百万个公司，我也被卷了进来。”当时，医院已经有了一个“武汉市吉达科技开发公司”，是李延福老师支持下，由李天望学弟操作的。主要模式是，通过省内外各中医院肝病科销售我们攻关课题的成果——“乙肝一号”和“乙肝六号”，可说是当时的转化医学吧。“武汉市康特科技开发公司”的名称是陈长虹同学取的，他后来做过湖北中医药大学的办公室主任，曾经参与公司筹备，后来完全交给孙维强学弟操作。

与此同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文在全国建立几个“专病专科中心”（肝病、肾病、心血管病等），王老师让我起草申请报告并成为第一个“国家中医肝病中心”建设单位。同年，王老师招了3个研究生（第二年4个），他要我在研究所负责教学，安排研究生的选读书籍、读书笔记，以及毕业论文安排（选题和实施）。在这个基础上，与医院教务科合作，从1994-1996年举办了3期“中西医结合肝病新进展讲习班”（我负责“讲义”的组稿、编辑、印刷和教学安排，第一期讲课老师都是院内的，后来扩展到协和医院、武汉市传染病医院等），因为在杂志上刊登了广告，不少外省学员参加学习，也有一些学员在讲习班结束后继续进修半年到一年，人气颇为高涨。这时候，肝病所和传染科虽然还属于两个科室，但已经有了融合的趋势。

1993年6月，在中国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参加“鸭乙肝病毒模型筛选抗病毒药物学习班”后，我们有了广泛的合作意向。一是王老师与陈鸿珊研究员联合培养研究生，从事HBV、HCV转染细胞株筛选中草药实验研究；二是编写《天然抗病毒药物》，已与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吴大真社长联系好；三是请李壮主管技师指导我们开展DHBV DNA和抗原检测，他虽然来过研究所一次，但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不够，后来我们多次的实验动物血清还是送到北京检测，也在湖北医学院病毒所检测过1次，当时还是采用斑点杂交和酶联免疫技术，且没有专门的试剂盒。前二者因为1994年郭巨涛副研究员赴美工作后没有兑现，但对我申报科研项目获有很大帮助。1994-1995年接连获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鸭乙型肝炎肝纤维化动物模型及莪术提取物的干预效应研究”项目，省科委资助的“蚤连合剂防治肝细胞癌前病变的研究”，省教委资助的“HCV转染细胞株筛选中草药的实验研究”（此项目由于技术不完善没有完成，但到1996年与唐智敏合作“丙型肝炎小动物模型的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此外，还与学院中药系主任陈家春合作，完成了他的新药开发项目“紫金胶囊（紫红獐芽菜为主药，另一味是鸡内金，缓解前者的苦寒败胃）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临床前研究，我们承担了药效学和一期临床研究的工作。这些，为研究生毕业课题的完成也提供了一定的帮助（我于1996年开始正式招收硕士研究生）。

其间，与湖北医学院病毒所的合作也有一定进展。一是和伍欣星研究员一起主编了《医学分子生物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出版，在他们自印教材基础上重新编写），后来改为《医学分子生物学原理与方法》由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该书之前仅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2月出版的《医学分子生物学》（陈兆聪主编，由同济医科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第二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和江西医学院等五所医学院编写）；二是和张天明所长一起主编《中西医结合治疗病毒性疾病》（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在读研究生承担了大量工作。此外，王伯祥、张赤志、聂广主编的《肝胆病中西医诊疗学》. 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0出版。

我仍不满足，1995年9月1日，又跟王老师要求进了病房，直接管病人。因此，在老师的宠信下，杂志、教学、科研、临床我齐头并进，一样都不耽误。甚至提出，与张老师、盛兄三个人轮流负责病房、杂志和实验室，也多次提出要当副所长。当年，王老师还推荐我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青年理事，一共三个候选人（同济1人，湖北医学院1人，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1人），可能我的条件好一点得以胜出。当时，全省只有3名理事，1名青年理事，一时颇为意气风发。

1996年，盛兄担任国家“九五”攻关项目组长，并接连获得“全国百名青年中医标兵”和“卫生部科技新星”称号等，也是风头无限。与王老师有点各种上的不愉快。第二年，王老师因为骨折住院，而盛兄却坚决去武大学英语。我感觉机会来了，立马找到老师旧事重提，过了一段时间就获得副所长任命（医院正式下文是1997年3月），负责日常工作，张老师也顺利成为中心副主任。

恰在此时，“国家中医肝病中心”验收，几位院领导经常检查，我负责协调工作。在资料准备过程中，编辑部人员和研究生承担了主要工作，并邀请周晓玲师姐与华中理工大学合作，完成了“国家中医肝病中心多媒体系统的创建”，并获得2000年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我排名第三）。但是，最大的麻烦还是传染科与研究所合并的事情，虽然医院全力倡导，但几位老主任仍然想维持现状，两个科室之间还发生了一些纠葛。当时，医院已经打算调整，夏瑾瑜（当时从医务科副主任转传染科副主任）和我也做过一些努力，始终没有满意的结果。

时至今日，回想当年跟随王老师工作的9年，可以说是我自己生命旅程的黄金岁月，也是研究所的第二波发展时期。尤其是最后几年，我们几个年轻一代相互竞争，相互配合，研究所临床、科研、教学、杂志、公司五位一体，欣欣向荣。反思自己的点点滴滴，不少时候确实比较张狂（包括对传染科的态度），但幸亏王老师体谅，张老师、盛兄、夏瑾瑜大度，各位同事善良，没有跟我计较。

“这是给马院长的信”

1999年初的一个下午，王老师通知张老师、国光兄和我三个副手，一起去省财贸医院看看。汽车还没有到达，我们就看见“国家中医肝病医疗中心”10个大字屹立在该院的楼顶，每个字大约一人高左右，十分醒目。而财贸医院斜对面，正是武汉市中医院，接待我们的是从武汉市七医院肝病科退休的虞涤霞主任。

我们三个都非常惊讶：“国家中医肝病医疗中心”还是建设单位，2000年才能够正式验收，这10个大字是否太唐突？王老师当时就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我们的保守观念，认为缺乏开拓精神。但这可能是他那一批“西学中”退出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历史舞台的标志性事件，也是我远走他方的导火索。因为不久，武汉市中医院就将此事告到省卫生厅，一场毫无悬念的较量拉开序幕。

为了说明此事，需要交待一个大的背景：

1961年，在湖北中医学院第二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毕业前夕，许自诚、张大钊、李瑞臣3人主笔完成《从脏腑学说来看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一文，并于1962年在《人民日报》《健康报》《光明日报》及《中医杂志》和《中国建设》相继发表。这是脏象本质、证本质研究的起点，也是脏象肝病研究所的起点。

此后，一大批西学中人才陆续集聚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促使该院于1964年成为全国六大中西医结合基地之一。而这批西学中人才很快成为临床各科室的行政领导和学科带头人，也是该院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内在力量。

时间到了1991年底，学院派来的医院党委书记彭如发、院长欧阳忠心到任，他们随即出台了“1992年党委工作计划”，重头戏是科室负责人年轻化建设。即一批超龄服役的西学中老专家作为学科带头人，并提拔学有所成的年轻专家作为行政负责人管理科室，逐步实现新旧交替。说实在话，看到医院的这份工作计划，我当年颇有点热血沸腾。

但是不久，这份已经和全院职工见面的工作计划并没有实施，据说遭到学院王抗生书记的否定，背后可能与老一辈西学中主任的鼎力反对有关。事后看来，当时否决了这种新旧交替的决策是医院的重大损失，与此后医院发展的多年停滞密切相关。记得当年，由护士长和科秘书或副主任参加院周会的情况十分普遍，因为大多数科主任都是院领导的老师。

话说回来，西学中出身的学院强势领导于1999年初退休，而强势的王老师横向办医事件（与财贸医院合作）显然有些不合时宜。此后，院办主任兼医务办主任的胡老师两次找我谈话，希望我认清形势。我当时虽然有些朦胧体会，但仍然义无反顾地帮王老师说话：这件事，他肯定不对，但多年来为医院做出的贡献可以将功补过。

于是，在1999年5月下旬，75岁的王老师和44岁的我离开了肝病研究所和肝病中心的负责人岗位。其实，我当时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现状，倒是妻子的直觉比我正确。她明确告诉我他的担心，但我的自负却十分愚蠢：谁下，也下不了我！那是5月21日下班时，我沮丧地告诉妻子：“谁都没下，就我下了。”当然，还有王老师、杨老师、朱老师等一批西学中前辈。而且此前，医院班子也已经换届，中层大换血已经箭在弦上。

不过，我安慰妻子说：“找点高兴的事吧”，就拨打了老朋友杨大国的电话：杨院长，我的职务没了，能够到你那里讨饭吗？

1999年6月中旬，我到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面试，当时它还叫东湖医院。临走前，王老师交给我一个信封说：“这是给马院长的信。”

随后的8月13日，患结肠癌晚期的母亲在老家去世，王老师派康特公司孙维强带人到广水参加追悼会；我们全家于2000年春节后离开武汉时（我1999年12月30日到深圳报到），王老师组织了不错的欢送队伍。这一幕幕，让我终身难忘......

还需要说明的是，1994年9月黄山“世界华人肝病学术会议”之前，与深圳市新浩投资发展集团董事长罗益洪（中共十四大代表）在王老师的鼎力相助下，投资建成“新浩国际肝病医疗中心”。启动工作之一是举办“新浩全国中西医结合新进展讲习班”，包括成立“新浩肝病专家精英沙龙”暨“新浩肝病患者联谊会”，我们编写的科普著作《王伯祥教授答肝病患者》（工人出版社1995年出版，我和张赤志老师为主编）是宣传资料。正是在讲习班上，还是科主任的马为民老师，在东湖医院宴请我和盛兄，参观学习后还极意鼓动我们加入该院的学科建设。刚才在日记里，我看到了当年帮王老师写的“前言”与“闭幕词”，录入在此，以为纪念：

附一：《讲义》前言

在鼓紧锣密的筹备中，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广东省中医药管理局和新浩国际自然疗法保健中心联合举办的“全国中西医结合肝病新进展讲习班”开学了。这是“新浩集团”自开业以来的又一重大举措。

国有企业办医，在国内是一个创举，它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值得惊诧的是，“新浩”最先做出了选择。我在一家省级医院工作了整整40年，深感国家医院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和医疗企业化管理的紧迫需要。参加学习班的同志们大多来自基层医院，不少是领导干部，可能比我体会得更深。企业办医以及我们今天的讲习班，也许会给大家传递讲习班之外的信息。我个人认为，这一模式将为全国的医院改革拓展思路和提供借鉴。

我们一行从黄山返回，“世界华人肝病学术研讨会”在那里落下帷幕，是世界华人医学界的一次空前盛会。我们从那里获取了肝病研究的最新信息，并且通过与海内外肝病学者的广泛接触，我的一些想法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响应和支持。这就是成立“中国肝病专家精英沙龙”和“中国肝病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召开“国际中医肝病学术研讨会”建立“国际中医肝病科研协作网络”等。总之，中国的肝病专家要行动起来，再也不能对“假医假药”、江湖骗子坑害患者坐视不管。

今天的讲习班，得到了国内外肝病专家的广泛支持，不少专家教授的讲习内容都付印在这本册子上。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只能请广东地区的专家学者为主讲授，想必能够得到大家的体谅。在这里，我代表组委会向来自第一线的广大学员，致以最热烈的欢迎，祝贺讲习班圆满成功！

1994年10月4日

附二：闭幕词

在各级领导和各位专家、同道的支持下，《中西医结合肝病新进展讲习班》圆满结束了。我代表讲习班组委会向大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讲习班是成功的，它起码完成了三项工作。一是宣告“新浩肝病专家精英沙龙”暨“新浩肝病患者联谊会”正式成立，我们将做进一步努力，把这一工作落到实处；二是交流了肝病研究的最新信息，相信对各位今后的临床和科研工作会有帮助；三是明确了“新浩”探索企业办医的思路和模式，必将在深化医院改革和加快医院发展方面得到某些启示。

深圳是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创新、求实是深圳人的特色，也是“新浩”的特色。几天的讲习班，新浩人追求事业的挚着和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一定给各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内地的一名普通肝病工作者，我觉得新浩是值得信赖的，参加讲习班的同行们也会有类似的感触。

我希望，在讲习班结束之后，大家积极参与这项共同的事业。为肝病患者的利益和肝病工作者的职责，为肝病临床和科研的进步，大家携手同进，共创佳绩！

最后，祝愿大家在两天的游览中愉快欢畅，在未来是归程中一路顺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