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周岱翰. 中医肿瘤学发展历程的反思与展望. 中医肿瘤学杂志，2019，1（2）：1-5+9

中医肿瘤学是中医理论指导下，研究各种肿瘤性疾病的病因病机、临床特点、辨证论治规律及预防康复保健等的一门临床学科。

1 中医治疗肿瘤具有悠久历史和学术积淀

中医肿瘤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中医临床分科，古老是指其学术渊源及内涵记载于“内、难、本经”及杂病等内、外各科，年轻指学科规范、完善及发展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其学术形成经历过以下几个阶段。

1.1 上古至春秋战国时代

《说文·酉部》：“醫，治病工也…。古者巫彭初作醫。”远古时代巫就是医。巫用符咒来降神驱邪除灾，也用药草等为人治病。周朝以后，人们渐渐摒弃巫医。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上已有“瘤”的病名，这是迄今中医记载肿瘤最早的文献。《山海经》收集了约120种药物，从这些药物的治病范围看，有治恶疮、瘿瘤、痈疽、噎食等从现代观点来看与肿瘤有关的疾病。对于肿瘤类疾病较系统的认识，则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我国最早的医书——《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开始的，该书奠定了中医肿瘤学形成与发展的基础。《内经》 载有“坚者削之”、“结者散之”等治疗法则。《难经》对内脏肿瘤“五脏之积”作了大致的区分和描述，论述了“积”、“聚”的区别，“积”是固定的，而“聚”是活动的。“积”由五脏阴气之所生，故“积”有心、肝、脾、肺、肾五种。《本经》列举治“坚积、癥瘕、痈肿、恶疮、瘿瘤"等抗癌中药并沿用至今，推动了中医肿瘤学科的形成[1]。

1.2 西汉至近代

汉·《伤寒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本诊治疑难杂病的专书。书中经方大都组方严谨，用药精确，在肿瘤的临床治疗中运用频繁，疗效确切，为中医治疗肿瘤、缓解肿瘤放化疗的不良反应、预防肿瘤复发与转移提供了治疗方法，为我们积累了很多抗肿瘤的方证及方药[2]。隋·《诸病源候论》详细论述肿瘤类疾病的病因、证候及对良恶性肿瘤的认识；金元四大家中，元素主火，子和攻下，李杲补土，丹溪滋阴，皆对噎膈、反胃、积聚、乳岩等的形成、治疗、预后皆有详尽的论述；明清时代是中医外科、杂病（包括良、恶性肿瘤）的发展和集大成时期，明·申斗垣《外科启玄》、陈实功《外科正宗》、清·王维德《外科证治全生集》、清·吴谦撰《医宗金鉴》等，评论各类癌瘤的辨治方法、理法方药，割、烧、缚、敷等外治手段；清末至民国初期，王清任《医林改错》、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唐容川《血证论》等论述祛瘀法治癌达炉火纯青的境地，随着西学东渐，传教士在沿海及大城市办西医院，一大批医院开始从中西医汇通的角度认识肿瘤，已用“癌”来翻译 cancer，光绪年间出版的《辞源》已收有“癌”字[1]。而中医论治癌瘤的宝贵经验始终分散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直至近代（旧中国）始终未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形成完整的学术理论体系。

1.3 新中国成立后确定为中医学的临床专科

新中国建立后，党的中医政策如甘泉雨露，滋润中医药事业焕发无限生机，1956 年北京成立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药踏上发展的台阶，中医治癌的特色和疗效得到应有的重视，从民间到研究机构再到临床逐渐开展，1958 年胡安邦发表“中医文献中有关恶性肿瘤记载的探讨”，对中医论治肿瘤文章进行了报道，1959 年，卫生部在“全国肿瘤学术座谈会”上提出“树信心，立大志，为制服肿瘤而斗争”，号召发挥祖国医学独有特点防治肿瘤。1966 年后高仲山发表《中医肿瘤学原始》——上、下篇， 对中医治癌理论和辨治介绍颇丰。上世纪 60年代至 70年代医疗卫生下的农村群众运动中，涌现“一根针、一把草”、“赤脚医生治肿瘤”等现象，客观上促进中医肿瘤学科发展，特别是中医肿瘤临床治疗的研究较快，并取得可喜的成绩，李岩著 《肿瘤临证备要》，郁仁存著《中医肿瘤学》上、下册，周岱翰主编《临床中医肿瘤学》并主编全国高等中医药（本科）教材《中医肿瘤学》，1996 年中国中医药学会首届肿瘤分会正式成立，盛况空前，来自大专院校、研究机构教授医生、民间草医，有了志同道合的学术平台交流经验、切磋医技。在余桂清、郁仁存、张代钊、潘明继、周岱翰、刘嘉湘、朴炳奎、李佩文、潘敏求等当代中医肿瘤学家的刻苦钻研和不懈努力下，中医肿瘤学不断充实、完善，对现代医学“辨病”之长兼收并蓄，又充分发挥自身“整体观”、“辨证论治”的优势，形成有鲜明中医特色又包容相关学科知识的独特学术体系，在中医内科、外科、妇儿科等学科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医学中生机勃发的临床学科。新世纪伊始，相关大学设立中医肿瘤学博士课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次将其列入重点学科建设，成为具有我国肿瘤防治优势的临床与基础研究体系。

2 中医肿瘤学的学术特色

恶性肿瘤已成为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慢性病，我国的“癌情”相当严峻，发病率较高，全部癌瘤 5 年生存率仅 30.9%，“综合治疗”是中西医的共识，中医药治癌是继手术、放射、化疗后的重要措施，亦是晚期癌症的治疗手段，如何更好地发挥中医肿瘤学术优势，值得诸多同行反思。

2.1 整体观念

人类基因图谱的解读对恶性肿瘤的“认病”（局部）更为精确，西医学对癌症的诊断和治疗从临床水平进入分子水平，但疾病的发生常常是非常复杂和非线性的，中医整体观念就是“天人合一”，认为人与字宙、人与自然界气候、地理环境、人与社会处于对立统一之中，自然灾害、气候和环境异常变化，心理与机体适应能力下降，内外环境失衡则导致疾病发生，中医整体观念具体表现为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形神合一（形体与心理）、藏象合一（结构，功能与内环境），突出了“以人为本”的整体观，在治疗措施上避免了“只看病、不看人”的偏差。

人的一天要经历早中晚，一年要经历春夏秋冬，一生要经历生长壮老已。人自身的脏腑在躯体内具有一定的空间结构，不同的脏腑的生理功能活动各异，人活多久的寿命以时间来计算，因此人是一个蕴含空间、时间的复杂生命体。中医时空观，是关于人生命、健康、疾病及其防治在时间和空间上统一性和完整性的认知理念。 由于中医研究的对象是有生命的人体，故这里的“空间”，主要是指发生在人身上，与生命、健康、疾病等密切相关联的内在脏腑气血的盛衰变化，以及表现于外的生理病理征象；而“时间”，则是指客观存在于天地自然界中的春夏秋冬四时的更替和一日昼夜晨昏的变化，以及无形的、看不见的人的生命节律和疾病过程中不同的发展阶段[3]。中医肿瘤学整体观认为，人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与环境之间存在“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即人体本身的统一性和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统一性，认为发生于局部的癌瘤都与其全身阴阳失衡有关，是全身病变的局部表现；地区气候、地理环境和生活习惯的不同，会影响人体的生理病理，致使不同地区的发病情况也不一样；社会环境包括个人的地位、职业、经济状况、人际关系等的好坏往往直接影响患者的康复，对疾病预后有重要影响。

2.2 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中，广义的“辨证”和“论治”各有三个层次，“辨证”分辨病（疾病主因、持续作用）、辨证（证由病派生，是某一阶段由症状组成的证候群）、辨症（某一特定时间单一的症状）；“论治”包括治未病（癌前病变）、治现病和疾病预后，由此提出中医治未病思想应用于指导肿瘤的预后。《伤寒论》于诊断时和疗效评估中常以“自愈”、“可愈”、“难治”、“死”等判断预后，辨析病证之顺逆进退，体现了中医预后观。中医对疾病预后的认知突出在3个方面：一是四诊合参判疾病顺逆；二是有胃气则生；三是正邪变化决定疾病发生发展与转归。临床上运用中医预后观将中医四诊与现代医学量表等进行整合从而做出诊断，综合推断预后，采用中医疾病预后学指导肿瘤综合治疗策略。在中医肿瘤学科同行中再讲辨证论治规范很有必要，在肿瘤医院及西医院中医肿瘤科对抗肿瘤中成药的应用常常出现无辨证不了解适应症而乱投药的状况。

中医的辨证论治理念和诊疗模式，彰显了同病异治、因人而异、因病程而异的个性化治疗，具有深邃的哲学思想。辨证论治重视个体化差异和“个性化”医疗，以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诊断临床经验为核心，通过症状的外在表现，来认识疾病的本质。运用四诊收集到的全部信息，按照因人、因时、因地的三因制宜理论，根据季节、地区以及人体的体质、性别、年龄等的不同而制定适宜的治疗方法，体现了中医治病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在实际应用上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2.3 以人为本

十七世纪后，西方实验医学逐渐进入发展快道，当时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急性传染性疾病的病原体明确后被迅速控制，挽救数以千万计的患者，声誉日升。进入二十世纪，随着科技发展（生物技术）和社会转型（文明进步），人类从密集体力劳动向脑力与体力过渡，伴随生活方式变化，人类主要疾病谱亦由生物学主导的急性传染病改变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包括癌症、心脑血管、代谢障碍、运动系统和心理精神等疾病，这类疾病的特点是病因复杂，病程较长，多脏器病变，医学治疗的目的则由治愈疾病前移为预防和控制疾病，适应这类疾病的医学模式亦由原来的生物学模式改变为生物-心理-环境-社会的医学模式[4]。

中医学推崇“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上古时期的巫医就从“心”治疗病人，其核心理论认为人体内“心为君主之官”，治病强调“因人、因时、因地”，不是单一的只重视“邪气”（致病因素）的模式，中医亦突出“先安未受邪之地”——治未病。“治未病”一词最早见于二千多年前的《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强调了预防疾病的重要性。《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篇》 进一步指出：“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能实脾，惟治肝也。”告诫治未病含义有二：一是未病之前，防止疾病的发生，加强养身摄生，提高人体对疾病的抗御能力；二是已病之后，防止疾病的传变，已经患病就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杜绝疾病蔓延传变[4]。历代医家遵循经旨，并从临床实践的角度不断丰富治未病的内涵，就是“未病养生，防病于先，欲病施治，防微杜渐；已病早治，防止传变；瘥后调摄，防其复发。”[4]总体来看，中医治病强调“以人为本”，重视治未病、讲究辨证论治。从这点上来看，形成于数千年前的中医健康观面对今天防治日益严峻的恶性肿瘤，仍然是较为先进的医学模式。

3 未来中医肿瘤学科发展的反思与展望

当前中医药文化建设迈出新步伐。中国政府重视和保护中医药的文化价值，积极推进中医药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目前已有130个中医药类项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医针灸”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黄帝内经》和《本草纲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5]。近年来，有45项中医药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科技奖励，其中科技进步一等奖5项。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荣获2011年美国拉斯克临床医学奖和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因将传统中药的砷剂与西药结合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疗效明显提高，王振义、陈竺获得第七届圣捷尔吉癌症研究创新成就奖[5]。伴随着中医的振兴与发展，中医肿瘤学也迎来了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历史性机遇。

3.1 继承与发扬

中医药学从《内经》、《本经》始，至唐、宋时代乃至明、清时代，就在不断地创新、完善中发扬过来的，继承与发扬两者相辅相成，有继承的活水源头才有发扬的生机勃发，1956 年开展的西医学习中医高潮中，卫生部提出的“系统学习，全面接受，整理提高”的12字方针可作为当前的借鉴，在继承中要务实中医基本理论（包括中医药文化），要掌握中医的思维方法和疾病辨治规律。在中医肿瘤病房对部分化疗敏感病种应用的化疗药是“发扬”的现象，而中西医对这一现象的思维方法则迥然而异，中医肿瘤学把化疗作为中医治疗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祛邪措施，西医肿瘤学把化疗中配合中药作为减轻副作用的辅助方法。处理好继承与发扬的关系，将使中医肿瘤学突出中医的思维的方法，又保持创新的活力。今天的中医肿瘤学成为中医临床重点专科，为造福广大癌症患者就是继承的结果，但继承不泥古，发扬要不离中医特色，创新不离宗，要保持中医思维。

3.2 学科优势的完善与发挥

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中医肿瘤学在多学科协同作用而发展的同时，亦感受到本学科的学术内涵、学术特色与发展，亦存在继续深化与优化的空间，作为中医临床的新兴专科，基础理论和治疗经验脱胎于中医内外各科和疑难杂症的相关内容，其基础研究有待完善和提高；四诊和症状、证候的辨识是实施辨证论治的要素，逐渐从定性向量化过度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制定体现中医肿瘤疗效标准的临床研究已在业内开展广泛的探讨，可望取得较好的成效；尽管目前已有部分中医肿瘤诊疗指南的公布，但其制订缺乏广泛的专家共识，亦需进一步的完善。

建立中医肿瘤规范化治疗方案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来不断完善，它是在中医核心理论指导下，以最佳的临床证据（名医诊疗经验）为基础，参照循证医学的原则，经过大样本、多中心盲法临床验证，经优化而成的规范化方案。建立中医肿瘤规范治疗方案的过程是加强中医肿瘤学内涵建设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提高中医治疗肿瘤的整体水平，必须自始至终坚持中医学术特色，对某些癌瘤或证候在规范化的标准中应避免过多地借用西医标准，以免束缚中医优势的发挥；而对待名医经验又需有严谨的对照以验证可靠性和可重复性[6]。

3.3 对中医肿瘤学与中西医结合肿瘤学的认识

肿瘤是可以发生在人体除头发和指甲外任何部位的约200种癌瘤的总称，治疗难度高，目前任何一种单一疗法都难以根治，现代医学提倡多学科的综合治疗，这理念与 《内经》 提出的“杂合而治”有相似之处。当前，西医学是主流医学，肿瘤患者得病后绝大多数先找西医，病人在病情进展或复发时会“被介绍”或自己找中医诊治，来诊病人初诊单纯中医治疗少，大多数为西医治疗后出现并发症或复发者，需要中西医结合治疗，如中医配合放化疗的减毒增效治疗或手术后的扶正补虚治疗。中西医结合应本着“病证结合、优势互补、突出疗效”的宗旨，西医最大的优势是辨病（影像学、病理检查、免疫组化等），针对疾病（癌块）的祛邪措施（手术、放化疗及靶向治疗），中医肿瘤学的最大优势是针对机体在整体观指导下的辨证论治，将能结合中西医之长而取得较好的疗效。中西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一致的，都是研究人体生命本质、健康养生、防治疾病，但两种医学的文化基础、哲学观点、思维方法不同，中西医结合将经历两种理论的接受与包容、实践中的认识与验证、再实践的提高与创新，对于中医肿瘤学的中西医结合而言，中医肿瘤学必须固守自身的特色与优势，在临床中找到利于发挥两者长处的切入点，总结提高，建立规范。

中医学是世界上唯一存留至今的保持民族特色的传统医学，3000 余年来，即使异族入侵，朝代更新，中医仍然在动乱中发展，它从氏族祭祀、宗教的巫术和日常生活、劳动、求生存中积累经验，并由历代先圣、哲人因人、因时、因地总结、提高、顿悟逐渐形成经典著作，是整个民族数千年传统的原创性科学，集生命与自然于一体，融合了生物学、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物候学、心理学、哲学等多学科的复杂性科学。

中西医结合过程中，应该取长补短，结合二者长处防治肿瘤。作为中医学分支的中医肿瘤学是拥有着中华文化积淀的传统科学，中医肿瘤学的最大优势就是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思维方式，并且不断被现代科学所佐证，故在中西医结合的过程中，用中医肿瘤学的理论指导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才会使肿瘤患者的受益最大化。在中西医结合防治肿瘤的过程中，要摒弃以往的西医为主，中医为手术、放疗和化疗后辅助治疗的陈旧观念。

在临床实践中，通过对大量病例的治疗和观察，已经逐渐证实了中西医结合在治疗肿瘤中的优势和作用。例如，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APL是急性髓系白血病（AML）中病情十分凶险的一种类型，20世纪 80年代前病死率极高。哈医大一院张亭栋团队从民间验方中发现砒霜对 APL 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并将砒霜进一步提纯精制为亚砷酸注射液治疗APL，可使五年生存率提高到 95%，从而使 APL 成为第一个可治愈的成人白血病。这些成果被国内外学者临床试验所证实，“上海哈尔滨模式”也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一致认可，逐渐成为国际上治疗 APL 的金标准方案。王振义院士获得 2010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同年 12 月 10 日国际小行星中心发布第77507 号公报，将第 43259 号小行星永久命名为“王振义星”。2012 年王振义和陈竺在美国获得第七届圣捷尔吉癌症研究创新成就奖。最近，陈竺和两位法国科学家获颁 2018 年舍贝里奖，以表彰他们阐明 APL 的分子机理并开创革命性疗法。这一研究是运用东方智慧使癌细胞“改邪归正”的生动实践，是中西医携手、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也是东西方文化交融汇聚的动人故事[7]。

西医肿瘤学往往是从细胞、分子层面，利用影像学、实验学的检测手段去判断肿瘤患者的病情变化，西医肿瘤学是以病人的癌组织为研究核心，而中医肿瘤学是以病人的症状、体征的改善为评价病情的主要标准，重视患癌的病人。自从2009 年“癌症的个体化医疗”的提出乃至如今精准医疗的盛行，西医肿瘤学的重点正从“人的病”向“病的人”转变，这种转变与千百年来中医一直提倡的“三因制宜”，四诊合参的辨证论治治疗体系产生了共鸣，也为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提供了互通的理论基础，而使肿瘤病人获得更多的临床受益。

4 小结

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历史性机遇。中医肿瘤学的发展也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加重要，已成为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和优秀的文化资源。面对当今主流医学—现代医学不同文化的知够导致恶性肿瘤发生、发展的病理产物和致病因子[14]。清热解毒药多具有消炎、杀菌、排毒、退热及增强免疫等作用，即通过增强白细胞的吞噬功能；促进NK细胞活性，提高脾细胞白介素-2的生成；抑制炎性渗出或炎性增生；部分中药还具有阻断致癌和反突变作用[15]。对于某些毒性药物，如三氧化二砷注射液能够明显抑制人类胰腺癌细胞株PC-3的增殖，诱导其发生凋亡；还可下调PC-3细胞 Bcl-2、CD44基因的表达，上调 Fax、Fax-L、nm23 基因的表达，对缓解胰腺癌患者的癌痛、控制肿瘤热起着积极作用[16]。活血化瘀药则能改善肿瘤患者微循环障碍和血液高黏状态，降低癌细胞种植及转移率；还可抑制 DNA 、RNA蛋白质合成而发挥细胞毒作用[17]。健脾、补肾类中药则能促进淋巴细胞转化，调节细胞因子，促进骨髓造血，抗氧化，抗肿瘤等作用[18]。

温病毒邪在恶性肿瘤病发生发展及转移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辨证毒邪多留滞气营血分，治疗上，若属气分证当清解气分热毒为主，防毒邪进一步传变；若属营血分证则凉血散血、活血解毒为要；若气营两燔或气血同病，当合而治之；疾病后期应扶正祛邪为旨，提高患者免疫力，以延长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