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周岱翰. 论中医肿瘤学的治疗特色与疗效优势. 中医肿瘤学杂志，2022，4（3）：76-82

人类社会自有文明史以来就有医术存在，从《黄帝内经》（中医）和希波克拉底（西医）开创系统的医学体系至今，医学一直都是回应他人痛苦的努力，它闪烁着人性的光辉。中医是原创的科学，其生命力在临床。中医药学博大精深，特别是对一些疑难病，如诊断不明确者，病毒性、退行性、功能系统紊乱的疾病，恶性肿瘤等，常常显示较好的疗效。下面针对中医肿瘤学的治疗特色与疗效展开专门论述。

1 癌症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癌症（恶性肿瘤）是一类细胞疾病，基本特征是细胞的生长异常和分化异常，是涉及遗传物质（DNA）的结构和功能改变的疾病。绝大多数癌症是环境因素与遗传因素（基因）相互作用所致。人类能够消灭癌症吗？答案是否定的，癌症有悠久的历史，是人类进化的产物，其实质是慢性病。2016年，中国“国家癌症中心”报告显示中国新发癌症约406.4万例，癌症死亡约 241.35万例。新发癌症中，最常见的是肺癌，其次是结直肠癌、胃癌、肝癌和女性乳腺癌。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罹患癌症类型之间存在着重要关联。较富裕人群更可能罹患大肠癌、肺癌；较贫穷人群更可能罹患肝癌、食道癌、胃癌。另外，贫穷人群癌症的诊断和预防措施更少，因而他们患癌症的死亡率也相对更高。

由于治疗手段和疗效有限，加上人们对癌症认识的滞后，使得患者一旦诊断为癌症后，多数伴随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患，如恐惧、孤独和绝望。加之中国几千年来对疾病“讳莫如深”的心理习惯，更加剧了这种身体病变的精神性伤害。一想到癌症，几乎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凄凉的情景。以至于很多患者并非死于癌，却是被强烈的对癌症之恐惧所击垮，触发和加快了病变的进程。恐癌，已成为社会公共消极心理中最常见的一种。越来越多的晚期癌症患者临终前还在接受化疗或其他对身体损害极大的治疗，这些治疗对他们来说，可能弊大于利。许多晚期的肿瘤患者只是需要姑息性治疗和提高生活质量，而不是接受无休止的放疗、化疗，过度治疗忽略了“以人为本”。肿瘤的发生是多因素、多阶段、多基因参与的动态过程，是以细胞增殖生长失控，细胞从原发部位向身体其他部位侵袭和扩散的为特征，继而出现器官占位性病变（实体瘤）、组织功能异常、多器官转移、全身性炎症反应等一系列病理变化，最终导致患者死亡。

随着生命科学的深入研究，医疗装备和创新药物的出现，人类对恶性肿瘤的认识逐渐达到较深的层面和清晰的水平，诊疗手段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现今癌症治疗的进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强调多学科协作；器官移植和外科复杂手术日趋安全；不同放射源的精准放射技术拓宽放射适应证，提高疗效；重视和提高内科治疗，化疗新药、靶向药物和免疫疗法的使用；介入性技术的全病程参与；中医药为晚期癌症的姑息性治疗提供有效的支持。

2 中医是具有文化和医学属性的复杂的生命科学

中医学是世界上唯一存留至今的保持民族特色的传统医学，3000余年来，即使异族入侵，朝代更新，中医仍然在动乱中发展，它从氏族祭祀、宗教的巫术和日常生活、劳动、求生存中积累经验，并由历代先圣和哲人因人、因时、因地总结、提高、顿悟逐渐形成经典著作，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传统的原创性科学，集生命与自然于一体，融合了生物学、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物候学、心理学、哲学等多学科的复杂性科学。

中医学认为人体各个组织、器官、脏器之间是相互联系的统一的整体，人体和自然界、社会相关联，皆受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影响。人体以五脏为核心，配以六腑、五官、五体、九窍、四肢百骸并通过各个经脉的络脉沟通，气血的通达，承载复杂的信息并传递交换，进行调节和控制，从而维持相对稳定状态，构成一个生命活动的整体。人类生存在大自然环境之中，自然界是人类存在的载体，人与天地相应，四季的更替造成环境寒热变更。人体也受到社会的影响，如政治、制度因素、生产力状况、婚姻状态、人际关系等，情境转化、人文关怀可带来积极的心理变化，亦可能引起负面的消极影响，值得充分的重视。科技发达让人类认识到自然的博大和生命的精深，逐渐感知无形世界的各种存在，高频射线能轻松穿透身体，或治疗疾病，或损伤脏腑，近几年关于暗物质、引力波、量子力学的应用让人们认识到人的意念力可能是能量信息流，可以使“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产生不可思议的疗效。中医强调以人为本，要在整体观的基础上看待每一个个体，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达到预期的效果。

中医的辨证论治理念和诊疗模式，彰显了同病异治、因人而异、因病程而异的个性化治疗，具有深邃的哲学思想。辨证论治是认识“证”的特定过程，包括辨病名、辨病因、辨病位、辨病性、辨病势、辨病机，提出治疗方法和相关用药。辨证论治重视个体化差异和个性化医疗，以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诊断临床经验为核心，通过症状的外在表现，来认识病的本质。运用四诊收集到的任何信息，按照因人、因时、因地的三因制宜理论，根据季节、地区以及人体的体质、性别、年龄等的不同而制定适宜的治疗方法，体现了中医治病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在实际应用上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3 整体观念与带瘤生存是中医肿瘤学疗效优势的核心

3.1 中医肿瘤学的形成

中医肿瘤学是在中医学基础理论指导下研究防治肿瘤的理论与临床的专门学问，其学术内容涵盖肿瘤的中医病因学及发病学、中医四诊在肿瘤早期诊断及判断预后中的应用、中医肿瘤治则及治法研究、抗癌中药筛选及验证、中医肿瘤临床及中西医结合抗癌研究、癌症中医康复治疗、中医古籍的文献理论研究等，中医肿瘤学作为中医学的重要分支，形成一门以中医特色为主的独特的学术体系。

中国上古时期就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殷墟甲骨文中已有“瘤”字的病名记载。《周礼》中有载：开设“疡医”。《黄帝内经》有“昔瘤”“筋瘤”“肠覃”“噎膈”“积聚”等肿瘤病名。《灵枢·刺节真邪篇》谓瘤的病因为“邪气居其间，久而内着”，筋瘤、肠瘤、脊瘤、肉瘤等病机概括为“营气不通”“寒气客于肠外与卫气相搏”“正气虚”“邪气胜之”等。在治疗上提倡“谨守病机”“治病求本”。医圣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肿瘤学临床辨证论治规范。提出“积者脏病也，终不移；聚者腑病也，发作有时，展转痛移，为可治。”强调治疗肿瘤应“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以及后世历代医家所提倡的“四诊八纲”是中医学诊断疾病的核心，也是中医肿瘤学辨证论治的基本手段。隋代巢元方著《诸病源候论》对肿瘤的病名、病因、病理、症状作了评述。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首载肿瘤专方50余首，突出了虫类药、剧毒药、祛痰瘀药的使用。金元四大家中，元素主火，子和攻下，李杲补土，丹溪滋阴，皆对噎膈、反胃、积聚、乳岩等恶性肿瘤的形成、治疗、预后等有详尽的论述；明清时代是中医外科、杂病（包括良、恶性肿瘤）的发展和集大成时期，明代申斗垣《外科启玄》、陈实功《外科正宗》、清代王维德 《外科证治全生集》、清代吴谦撰 《医宗金鉴》 等，评论各类癌瘤的辨治方法、理法方药，并提出割、烧、缚、敷等外治手段；清末至民国初期，王清任《医林改错》、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唐容川《血证论》等论述祛瘀法治癌达炉火纯青的境地，随着西学东渐，传教士在沿海及大城市办西医院，一大批医院开始从中西医汇通的角度认识肿瘤，已用“癌”来翻译 cancer，光绪年间出版的《辞源》已收有“癌”字。直至近代（旧中国）始终未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形成完整的学术理论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和发展中医，才逐渐成立独立的中医临床分科——中医肿瘤学。21世纪伊始，相关大学设立中医肿瘤学博士课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次将其列入重点学科建设，成为具有我国肿瘤防治特点的临床与基础研究体系。2019年，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 《中医肿瘤学杂志》 创刊，一个成熟的中医临床学科进入规范的发展阶段。

3.2 恶性肿瘤的中医病因病机

中医认为，肿瘤的病因不外乎内因与外因两方面。外因包括四时不正之气（即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和饮食因素（饮食不节、不洁、偏嗜等）。内因包括情志因素和脏腑亏虚。这些因素往往不是单独致病，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于机体而发病，尤其是脏腑虚亏，是肿瘤发病的先决条件。两虚相得，肿瘤乃生。正如《黄帝内经》所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笔者提出恶性肿瘤病机特点为“毒发五脏，毒根深茂藏”，“毒发五脏”即是指内脏病变在局部的表现，“毒根深茂藏”意为病灶由里及表，隐蔽而广泛。可以把包括导致生长癌瘤的毒邪和癌瘤长成后产生危害机体的内毒称为“癌毒”，“癌毒”偏于复合邪（包括先天禀赋），常具备与热、痰、瘀等病理产物互生互长的特点。

3.3 中医治疗肿瘤的特色与优势

恶性肿瘤已成为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慢性病，当前中国的“癌情”相当严峻，发病率提高，全部癌瘤五年生存率从10年前的 30.9%提升到40.5%，是个巨大的进步，“综合治疗”是中西医的共识，中医药治癌是继手术、放射、化疗后的重要措施，亦是晚期癌症的治疗手段，如何更好地发挥中医肿瘤学术优势，值得诸多同行共商与探讨。

3.3.1 整体观念

人类基因图谱的解读对恶性肿瘤的“认病”（局部）更为精确，西医学对癌症的诊断和治疗从临床水平进入分子水平，但疾病的发生常常是非常复杂和非线性的，中医整体观念认为人与宇宙、人与自然界气候、地理环境、人与社会处于对立统之中，自然灾害、气候和环境异常变化，心理与机体适应能力下降，内外环境失衡则导致疾病发生，中医整体观念具体表现为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形神合一（形体与心理）、藏象合一（机体内环境），突出了“以人为本”的整体观，在治疗措施上避免了“只看病、不看人”的偏差。人的一天要经历早中晚，一年要经历春夏秋冬，一生要经历生长壮老已。人自身的脏腑在躯体内具有一定的空间结构，不同的脏腑的生理功能活动，人活多久的寿命以时间来计算，因此人是一个蕴含空间、时间的复杂生命体。中医时空观，是关于人生命、健康、疾病及其防治在时间和空间上统一性和完整性的认知理念。由于中医研究的对象是有生命的人体，故这里的“空间”，主要是指发生在人身上，与生命、健康、疾病等密切相关联的内在脏腑气血的盛衰变化，以及表现于外的生理病理征象；而“时间”，则是指客观存在于天地自然界中的春夏秋冬四时的更替和一日昼夜晨昏的变化，以及无形的、看不见的人的生命节律和疾病过程中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医肿瘤学整体观认为发生于局部的癌瘤都与其全身内脏功能、阴阳失衡有关，是全身病变的局部表现；地区气候、地理环境和生活习惯的不同，会影响人体的生理病理，致使不同地区的发病情况也不一样；社会环境包括个人的地位、职业、经济状况、人际关系等的好坏往往直接影响患者的康复，对疾病预后有重要影响。

3.3.2 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根据不同病因、病机、体质以及不同症状体征，制定相应治则，广义的辨证论治包括辨病与辨证的论治，可分三层次，首层辨病：《金匮要略》“某某病脉证并治”，即先认病后辨证，证（症）乃由病所派生，只讲证不认病，有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肺癌和上呼吸道感染皆可见咳嗽，肺癌咳嗽属于毒发五脏，上感咳嗽则是外感风邪。辨病首先要把患者从精神和内科层面中分辨出来；二层辨证，辨肿瘤在某阶段表现的证候群。如肺癌咳嗽痰多、气短疲乏、脘闷纳呆，苔白腻，脉濡或滑者属脾虚痰湿，在相对时间段治疗着重益气除痰；三层辨症，辨症状——为患者就诊时的不适症状，包括发热、疼痛、胃纳、大小便等，中医强调“急则治其标”，辨症状有利于缓解不适，改善生活质量，提高患者就诊的信心。论治亦分为三层，第一层次：论未病时，是针对既往未病时，注重体质因素，重视未病状态，《金匮要略》“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做到未病先防；第二层次：现病论治，根据患者体质、病种和分期、病因病机及症状，分型论治，制定治则治法，指导选方用药；第三层次：预测后病，预防复发，正邪变化决定发病与转归，关注已病防变，重视通过四诊合参判定疾病顺逆，强调有胃气则生，避免过度治疗，体现“瘥而防复”，形成特色鲜明的中医肿瘤预后观，具有实时、动态和整体评估优势。

3.4 中医治疗肿瘤的临床方法

中医治疗肿瘤的主要方法有药物疗法、针灸推拿疗法、饮食疗法、心理疗法和气功疗法；药物疗法分为内服与外用；针灸推拿包括了针刺法、灸法、推拿疗法。药物疗法强调“扶正”与“祛邪”。扶正祛邪是中医治疗肿瘤疾病的基本原则，它贯穿于肿瘤防治的全过程。扶正即是扶助正气，根据患者的体质调整其失调和不足之处。祛邪即是祛除邪气，是针对痰、瘀、毒等而设，在临床诊治时，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确定具体的治疗原则。而关于“扶正”与“祛邪”的关系，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扶正”可以使人体气血旺盛，增强人体自身的抗病能力，有助于祛邪；“祛邪”可以活血化瘀、软坚散结，从而促进血液循环，消除致病因素的损害，从而达到保护正气、恢复健康的目的。由此可以看出，祛邪是为了更好的扶正，所谓“邪去正自安”就是这个道理。祛邪是对致病因素的攻伐，然而晚期肿瘤患者大多体质虚弱，故在治疗过程中就需要辨证论治，权衡两者的先后、急缓的具体措施。常见的扶正祛邪主要有以下几种治法：

3.4.1 祛邪消瘤法（抗肿瘤治疗）

从1955年开始，全国各地从发掘流传民间的单验方着手，筛选了近3千余种中草药，对百余种中草药进行了实验研究和临床验证，这些抗癌中草药和复方，按照防治癌瘤的作用和途径可分为四大类。

3.4.1.1 对癌细胞有直接抑杀作用并经临床验证有效的中药

如青黛（含靛玉红）、三尖杉酯碱、莪术（含莪术油）、斑蝥（含斑蝥素、衍生物如甲基斑蝥胺、去甲斑蝥素）、冬凌草（含冬凌草甲素）、喜树（含喜树碱）、鸦胆子（含鸦胆子油）、山慈菇（含秋水仙碱）、藤黄（含藤黄酸）、甜瓜蒂（含葫芦素）。

3.4.1.2 有一定抗癌作用、能减轻痛苦、延长生存时间的药物

如清热解毒类的白花蛇舌草、半枝莲、七叶一枝花、石上柏；活血化瘀类的肿节风、大黄、田七、泽兰、徐长卿，消瘤破积的虫类药如蟾酥、蜈蚣、守宫、水蛭、土鳖等；多数抗癌中成药也归属本类，如鹤蟾片治疗肺癌，大黄䗪虫丸、化癥回生丹、片仔癀、云南白药、平消胶囊等治疗消化系统肿瘤，六神丸、梅花点舌丹治疗头颈及口咽部肿瘤，西黄丸、小金丹治疗胸腹肿瘤及恶性淋巴瘤等，皆取得较好的疗效。

3.4.1.3 通过增强机体防御能力而起一定抗肿瘤作用的药物

多数属于扶正培本方药，能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包括人参、黄芪、女贞子、冬虫草、海参、燕窝、绞股蓝以及真菌类如猪苓、灵芝、香菇、猴头菇、雪耳等，在癌症综合治疗中可以减轻放射治疗和化学药物的毒副反应，改善机体免疫状态，用于晚期或中末期癌症，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时间。有的药物如黄芪、冬虫草、海参、绞股蓝、猪苓等，尚含有一定的抗癌活性成分，成为兼具提高免疫功能和抗肿瘤作用的“扶正祛邪型”药物。

3.4.2 扶正补虚法

脾主运化乃后天之本，张仲景提出“脾旺不受邪”，李东垣认为脾是元气之本，元气是健康之本。

3.4.2.1 健脾法

健脾法包括健脾益气、健脾和胃、健脾化湿等法。健脾法与补血药同用有补益气血、扶助正气、增强体质的功效。适应于癌症手术或放化疗后、晚期恶病质。常用药物有黄芪、党参、参一胶囊等。

3.4.2.2 养血法

养血法能够填精生血，适用于体弱血虚患者。由于气血同源、精血同源，所以养血法多与健脾法、补肾法同用以增强补血功效。中医气血学说强调血液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适应于化疗后骨髓抑制、癌症恶病质。常用药物有当归、阿胶等。

3.4.2.3 补肾法

肾分阴阳，补肾法包括滋养肾阴、温补肾阳等法。人体的生命活动有赖于肾气推动，《景岳全书》谓：“凡脾肾不足及虚弱失调之人，多有积聚之病。”适应于老年肿瘤和晚期癌症综合治疗。常用药物有女贞子、枸杞子、淫羊藿等。

3.4.2.4 养阴法

养阴法能够滋养肺、胃及肝肾，育阴增液。肿瘤患者常出现阴虚与气虚兼见（气阴两虚）、阴虚与热毒兼见（阴虚火旺），所以常与益气或清热法合用而为益气养阴法及养阴清热法。适应于放疗后放射性损害，急性白血病等；常用药物有西洋参、天冬、生地黄等。

目前国内抗癌中药剂型繁多，除了中草药汤剂及膏、丸、散等传统中药制剂外，胶囊剂、冲剂、片剂以至注射液、气雾剂等现代新制剂也广泛地应用于临床。在给药途径上，也基本覆盖了临床常用的各种途径，包括口服（舌下含服）、肌肉注射、静脉/动脉注射以及外用药如敷贴、直肠给药等。静脉用药如康莱特注射液、榄香烯乳注射液、复方苦参注射液、华蟾素注射液等也广泛用治各种肿瘤。

3.5 中医在肿瘤“带瘤生存”中的作用

中医药及经方对于早期及部分中期癌症患者治疗以祛邪消瘤为主，结合手术、化疗、放疗达到杀灭癌瘤的目的，而对失去西医治疗机会的中晚期患者以扶正补虚为主，佐以分子靶向药物来稳定瘤体、缓解症状、改善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时间，进而达到带瘤生存的目的。清代高秉钧《疡科心得集》谓：“疡科中亦有四绝证，谓失荣、舌疳、乳岩、肾岩翻花是也……如失荣、舌疳、乳岩之类，治之得法，止可带疾终天而已”。失荣、舌疳、乳岩中部分为鼻咽癌或淋巴瘤、舌癌 、乳癌等，“带疾终天”就是“带瘤生存”治疗理念的雏形。1997年，笔者著 《肿瘤治验集要》，提出在肿瘤辨治过程中，当邪正对峙、邪难压正的状态下，病情相对稳定，可出现“带瘤生存”的特殊阶段，是发挥中医治癌优势的用武之地。“带瘤生存”是突出辨证论治的治疗理念，强调以人为本，重视人文关怀，积极施治，综合调理，治病留人，追求长寿的全身性整体措施。

4 发挥中西医结合优势，开创人类治癌新局面

十七世纪后，西方实验医学逐渐进入发展快道，当时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急性传染性疾病的病原体明确后被迅速控制，挽救数以千万计的患者，进入二十世纪，随着科技发展（生物技术）和社会转型（文明进步），人类从密集体力劳动向脑力与体力过渡，伴随生活方式变化，人类主要疾病谱亦由生物学主导的急性传染病变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包括癌症、心脑血管、代谢障碍、运动系统和心理精神等疾病，这类疾病的特点是病因复杂，病程较长，多脏器病变，医学治疗的目的则由治愈疾病前移为预防和控制疾病，适应这类疾病的医学模式亦由原来的生物学模式改变为生物-心理-环境-社会的医学模式。

中医学推崇“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上古时期的巫医就从“心”治疗患者，其核心理论认为人体内“心为君主之官”，治病强调“因人、因时、因地”，不是单一的只重视“邪气”（致病因素）的模式，中医亦突出“先安未受邪之地”——治未病。“治未病”一词最早见于两千多年前的《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强调了预防疾病的重要性。《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篇》进一步指出：“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能实脾，惟治肝也。”告诫治未病含义有二：一是未病之前，防止疾病的发生，加强养身摄生，提高人体对疾病的抗御能力；二是已病之后，防止疾病的传变，已经患病就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杜绝疾病蔓延传变。历代医家遵循经旨，并从临床实践的角度不断丰富治未病的内涵，就是“未病养生，防病于先，欲病施治，防微杜渐；已病早治，防止传变；瘥后调摄，防其复发。”总体来看，中医治病强调“以人为本”，重视治未病、讲究辨证论治。从这点上来看，形成于数千年前的中医健康观面对今天防治日益严峻的恶性肿瘤，仍然是较为先进的医学模式。

精准医学的“同癌异治”理念与中医辨证论治的“同病异治”理念亦是相通的，即是相同的肿瘤，但因为患者的不同，带来了治疗的不同。根据不同病机确立不同治法，予以不同治疗措施，乃中医“同病异治”之旨。精准医学是从基因层面上对同种肿瘤患者进行细分用药，提高靶向药物的疗效，精准打击肿瘤，达到“同癌异治”的治疗理念。精准医学的“异癌同治”理念与中医“异病同治”的理念亦是如此。

面对病者的痛苦，家属的无助、社会的压力，癌症的研究和临床，逐渐发生深刻的变化，从只着重局部的病灶到关注患者身心整体状况，并分化、催生一个新学科的出现，美国斯隆凯瑟琳癌症纪念医院的海伦（Jimmie C. Holland）医生致力于心里社会学研究，1976年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NCI）批准其建立多学科的研究团队，隔年在该院建立精神科，开始对癌症患者的心理、行为问题和精神并发症进行观察，调查和干预，该团队不断壮大并和国内外相关研究协同发展，逐渐形成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心理社会肿瘤学是肿瘤学的亚学科，既涉及肿瘤学内容，又涉及心理、社会以及伦理学的内容，研究恶性肿瘤患者及其家属在疾病发展的各阶段所承受的压力和他们所出现的心理反应，以及心理、行为因素在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及转归中的作用。

人生的历程必然会有疾病和痛苦出现，在医药初始的落后时代靠宗教、祈祷、巫术等安抚心灵，减轻病痛，古文“医”字的繁体为“毉”，就显示有心灵慰藉，中医学从学术成形始就具有以人为本、仁心仁术、有感情、有温度的特性，心理社会肿瘤学的成长壮大亦阐明医学的科学性、人文性和社会性的三大属性，发扬中华民族原创的中医药学优势，必将为护佑健康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医治疗肿瘤是从“人得的病”到“得病的人”的诊治模式，是基于循证疗效评估的最佳方案；针对患者心理状态、个人意愿、社会条件、进行心灵疗愈；兼顾社会公平、公正及可持续性。因此中医治疗应贯穿癌症诊治全程。

肿瘤可以发生在人体除头发和指甲外的任何地方，临床可见约200种癌瘤，其治疗难度高，目前任何一种单一疗法都难以根治，现代医学提倡多学科的综合治疗，这理念与 《黄帝内经》 提出的“杂合而治”有相似之处。当前，西医学是主流医学，肿瘤患者得病后绝大多数先找西医，患者在病情进展或复发时会“被介绍”或自己找中医诊治，来诊患者初诊单纯中医治疗少，大多数为西医治疗后存在并发症或复发者，需要中西医结合治疗，如中医配合放化疗的减毒增效治疗或手术后的扶正补虚治疗。中西医结合应本着“病证结合、优势互补、突出疗效”的宗旨，西医最大的优势是辨病（影像学、病理检查、免疫组化等），针对疾病（癌块）的祛邪措施（手术、放化疗及靶向治疗），中医肿瘤学的最大优势是针对机体在整体观指导下的辨证论治，将能结合中西医之长而取得较好的疗效。中西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一致的，都是研究人体生命本质、健康养生、防治疾病，但两种医学的文化基础、哲学观点、思维方法不同，中西医结合将经历两种理论的接受与包容、实践中的认识与验证、在实践中提高与创新，对于中医肿瘤学的中西医结合而言，中医肿瘤学必须固守自身的特色与优势，在临床中找到利于发挥两者长处的切入点，总结提高，建立规范。故在中西医结合的过程中，用中医肿瘤学的理论指导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才会使肿瘤患者的受益最大化。在中西医结合防治肿瘤的过程中，要摒弃以往的西医为主，中医仅为手术或放化疗后辅助治疗的陈旧观念。

西医肿瘤学往往是从细胞、分子层面，利用影像学、实验学的检测手段去判断肿瘤患者的病情变化，西医肿瘤学是以患者的癌细胞为研究核心。而中医肿瘤学是以患者的症状、体征的改善为评价病情的主要标准，重视患癌的患者。2009年，癌症的个体化医疗的提出至如今精准医疗的盛行，西医肿瘤学的重点正从“人的病”向“病的人”转变，这种转变与千百年来中医一直提倡的“三因制宜”，四诊合参的辨证论治治疗体系产生了共鸣，也为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提供了互通的理论基础。而在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的道路上，我们应该倡导的是中医主导，中西医互补，而使肿瘤患者获得更多的临床受益。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