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方大定. 梅毒中西医结合若干问题的探讨. 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杂志，2011，10（2）：69-71

摘要：早期梅毒中医药治疗应重视透邪解毒，防止内陷导致日后严重病变。“菌、毒、炎并治”对吉海氏反应的防治具有针对性。晚期梅毒“治疗矛盾”，应重视中医药恢复组织损伤及功能障碍的作用，将驱梅与保护患者并重作为中西医结合的科学治疗理念。由胡传揆教授发出邀请，以秦伯未为首的多名一流中医专家与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协作，用地黄饮子治疗，解决了脊髓痨患者闪电痛、共济失调的痛苦，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谱写了梅毒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一页华章。中医防梅毒内陷，属于“治未病”的“已病防变”范畴，提出可以目前受到关注的发生血清固定和发展为神经梅毒及其他严重病变作为防范的重点目标。神经梅毒的防范主张借鉴地黄饮子治疗脊髓痨的经验。既往用土茯苓等方剂治疗中可看出一些改善血清反应和血清固定的蛛丝马迹，可作为研究参考线索。

近年来国内梅毒发病率大幅递增，对公共卫生构成严重挑战，而梅毒中西医结合的开展在皮肤科各病中却相对薄弱，也明显落后于艾滋病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应有加强之必要。

1 早期梅毒应透邪解毒

中医治疗传染病，遵循温病学说，重视“邪有出路”[1]。以麻疹为例，若及早透邪解毒，透发正常则病情轻，成为顺证，若透发不畅，病邪郁闭内陷，则并发症丛生，向逆症发展。梅毒作为多器官疾病，中医重视辨病变之深浅与病情之顺逆。病变在肤表为浅，病邪向外透解为顺，病变由浅入深，内陷脏腑命督为逆。早期梅毒应及早透邪解毒，以防病邪内陷造成晚期严重病变。

西医皮肤生理有排泄功能一项，在病理情况下应能增加排泄一些有害病理产物。临床上观察到二期梅毒损害广泛者，一般不发生晚期活动性损害，而二期梅毒症状轻者三期梅毒明显[2]。这从中医角度来解释，二期疹在皮表，对外开放，获得向外透散的机会。可减少邪毒积蓄致日后病变。透邪解毒更因势利导应用药物进一步加强透散效果。一般选用轻灵宣通、芳香透达之药，使体表微血管开放，毛囊汗腺舒张，局部免疫活跃，促进有害物的转运、降解和排除。透皮排泄与透皮吸收一样可利用于治疗的目的。透邪阶段不宜单独应用苦寒药，因寒性收引不利透散，但在复方中适当配伍则无妨。按中医药性青霉素亦偏苦寒，与宣通透达之中药合用，等同于去性取用，无害而有益。

高秉钧《疡科心得集》讨论梅毒治疗时指出：“升发解托……必久而收效……至于遏抑内收则害非浅。”其中“升发解托”符合透邪解毒原则，“遏抑内收”是在批判汞剂治疗的危害。《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记载：“生杨梅方炽，误服水银升炼焊劫药，希图速效，疮痂尽落，一时侥幸而愈，不知遗害久远，引毒潜藏骨髓关窍之中。”指出汞剂治疗会引毒内陷，日后危害深重。在大跃进年代的灭病运动中，曾用三仙丹、轻粉合剂治疗大批梅毒患者，只能控制早期症状，达不到真正的治愈，疗效远不及青霉素[3]，毒副作用大，在某些地区残留下传染源[4]。西医在历史上也曾用过汞剂、砷剂、铋剂，以后均淘汰不用，1943 年进入青霉素治疗时代。时至今日，医学在不断发展更新，不应再用被西医淘汰，又被中医前贤批判有抑毒内攻危害的汞剂不适当治疗，而应发挥中医整体治疗的优势。

西医发现经不适当治疗的梅毒患者比无治疗者出现严重病变的比例更高，尤其是复发神经梅毒，经不适当治疗已发生血清固定者，再做适当治疗亦难改变[5]。这与中医促使内陷的严重后果相一致。应严格防止中西医不适当治疗，早期梅毒应及早用足量青霉素治疗，大部分人可根治，加用中医透邪解毒更能作用互补。

2 吉海氏反应与菌、毒、炎并治

吉海氏反应的机制尚未完全清楚，由梅毒螺旋体大量杀死后释放内毒素样物质引起，属急性免疫复合物反应。目前尚未考虑中医药的介入。其实一些中药方剂就具有“菌、毒、炎并治”[6，7]的功效。清热解毒药多具有抗病原微生物的作用，强度虽不如抗生素，但同时能拮抗病原微生物的内毒素等毒性产物，抑制其释放，电镜下见到可使细菌类毒素的网状结构解聚、碎裂、崩解，并能抑制致炎细胞因子的失控性释放，在脓毒症等暴发性炎症中已证明其作用。对菌毒炎三方面作用的综合，对吉海氏反应的预防和治疗有针对性。

3 中医药应对“治疗矛盾”

晚期梅毒病灶中梅毒螺旋体被消灭后，肉芽组织破坏吸收，缺损区由大量结缔组织填充替代，形成瘢痕。如发生在重要器官组织，会导致患者症状加重，病情恶化，出现功能障碍。吉海氏反应的急性炎症损伤更加重此种“治疗矛盾”[8]的结局。青霉素只能驱梅，而中医药能促进及功能恢复，有抗纤维化等作用。梅毒中西医结合应将驱梅与保护患者并重作为科学治疗理念和采用的合理医学模式。中医治疗的对象是梅毒病人，不仅是梅毒病，更不单纯针对梅毒螺旋体，重视人文的关怀，地黄饮子治疗解除了脊髓痨者的切身痛苦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4 梅毒中西医结合的一页华章

大家都知道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以下简称皮研所） 首任所长性病专家胡传揆教授向国内外宣布新中国消灭了性病。但在梅毒早已销声匿迹了之后，1958 年却发现不少脊髓痨患者。患者因共济失调行动艰难，闪电样疼痛，痛不欲生，生活治疗极差。胡所长对此极为关切，因西医尚无办法缓解这些症状，他出面向原北京中医学院发出协作进行研究的邀请，于是以秦伯未为首包括赵绍琴、焦树德、印会河等多名第一流专家齐聚皮研所，听取胡所长的介绍后，中医专家共同会诊了一批脊髓痨患者，反复认真讨论，研讨中医文献，提出脊髓痨邪毒乘肝肾之虚内陷，潜藏督脉，伤及命门，而成肝肾两亏，督脉阳虚，命门火衰之证。但与一般里虚寒症不同，兼夹有虚风、虚阳在内，而与“风痱”的辨证相似，应以温补命门、滋养肝肾、温通督脉为主要治则，兼用祛风、活络、止痛等法，以刘完素《宣明论方》中治疗风痱的地黄饮子为主方加减治疗。首批治疗11 例有明显临床症状的脊髓痨患者，治疗 2周即显效果，2～3个月后疗效达到顶峰，以对共济失调的症状效果突出。疗前有明显闪电痛的 10 例中，疗后 9 例恢复正常或明显减轻。脊髓痨步态，直立倾倒试验，排尿异常，被动位置感及音叉震动感异常及有束带感者疗后多数有改善或恢复正常。至 1961年共累计治疗 24 例均有明显疗效。1963 年完成对其中 17 例疗后停药 1～2 年随访，15 例疗效基本巩固。随后为方便推广应用，经秦老同意由他选中方中熟地黄、巴戟天、肉苁蓉、熟附子、肉桂、山茱萸组成固定方治疗新增 13 例患者，疗效与全方基本相同。课题负责人周光霁及徐文严等大夫认真检查患者神经系统体征改变，观察症状变化，进行科学设计及疗效判定，作疗后随访，在中西医紧密合作下，地黄饮子治疗脊髓痨终于获得有说服力的成果[9，10]。

这一研究成果其意义不仅在于治疗脊髓痨，对于中西医结合防范严重神经梅毒的发生可作借鉴。青霉素治疗以来，较之前青霉素时代神经梅毒已明显减少，但鉴于脊髓痨等的发生可长时间滞后，加上当前面临 HIV 感染的交叉，神经梅毒的危害不应忽视，防范于未然是有益的。晚期梅毒多偏于虚证，易患神经梅毒者更有肝肾命督亏损的潜在倾向，单一青霉素治疗易苦寒伤气、苦寒伤阴，与中医扶正托毒相配用则无此弊。梅毒螺旋体早期即可进入脑脊液并不少见，神经系统局部产生的干扰素（IFNγ）可参与其清除过程[11]，不致发生病变。发生脑脊髓实质性神经梅毒者，按中医分析可因肝肾命督亏损，内陷而落地生根，应及时扶持肝肾命督，提高神经系统抗侵害的能力。

5 妊娠梅毒与固护冲任

内蒙古地区 20 世纪 50 年代初用五种中药方剂治疗梅毒，其中约半数含土茯苓。5 年后进行复查时，特意调查了用中医药所治梅毒女患者的妊娠及生育情况，5 年内共获知受孕 30 次，其中只流产 1次，生育 29 胎，又查询当时生育的婴儿，找到 10 名，无1例患先天梅毒，认为中药能否防止胎儿感染梅毒值得研究[12]。

近 10 年来国内先天性梅毒发病率年均增长49.2%，明显高于全部梅毒发病率年均增长的14.3%，先天性梅毒已成为严重危害下一代健康应该特别关注的问题。预防先天性梅毒关键在妊娠期梅毒的处理

中医认为邪毒乘冲任二脉之虚，内陷胞宫，可伤及胎元，应固护冲任、安养胎元。以期加固胎盘屏障，以此种局部定向保护与妊娠期青霉素治疗相结合。对于胎儿宫内生长迟缓曾有用固肾养胎方药贴脐部治疗者。建议妊娠梅毒者除服中药外也可考虑中药贴敷脐部、下腹或有关穴位，除补肾固冲类药外，中医传统治梅毒的清热解毒等类药也可用，利用透皮吸收的作用。

6 已病防变的重点目标

西医梅毒治疗方案明确具体，适合国情，与时俱进，不断修改，进攻有优势。中医则兼顾防守，注意防止内陷。这在中医“治未病”中属“已病防变”的范畴，主要是防止严重难治病变的发生。目前受到关注的发生血清固定和发展成神经梅毒及其他严重病变似可作为防范的重点目标。中西医结合可做到进攻有方案，防范有目标，攻防兼备。这两类病变在中医方面也可说是带有一定逆症性质的表现，西医研究表明，发生血清固定和发展成神经梅毒的患者多有淋巴细胞亚群 Th1/Th2 比例失衡和自然杀伤细胞减少等改变[13]。显示其发生有免疫因素参与，故中西医结合防范重点应关注免疫方面。

7 土茯苓与梅毒血清反应

既往在应用土茯苓单方、复方及侧重用土茯苓的辨证论治中，可看出一些改善血清反应和血清固定的蛛丝马迹，可作为线索参考研究。

大跃进时期灭病运动曾有一些土茯苓单、复方治疗梅毒的报告，当时皮研所主办的内部期刊《性病麻风防研通讯》刊载和保存了这些资料[14，15]。用土茯苓单方者如用土茯苓 60g水煎服或服用相当于每日 60g生药的流浸膏，所治病例中有21例经长期治疗血清反应不阴转滴度亦不下降，经土茯苓治疗后有 2例转阴，8例滴度明显下降。复方土茯苓合剂（土茯苓 180g，金银花 60g，生甘草 30g），每剂分5d 服完，经 3～6 个月治疗，血清转阴率 84%。

1956 年原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闫效然老大夫用土茯苓复方（土茯苓、金银花、威灵仙、白鲜皮、生甘草）在收容解放前娼妓的生产教养院开展治疗，联系皮研所协作，所里派我配合他工作，所治均为隐性梅毒，但从皮研所承担的治疗前后血清康瓦氏反应检测来看是有所改善的。当时总结刊登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中医临床资料上，现已丢失，无法查找具体数据。

金明亮（2003年）[16]对 14 例血清固定的梅毒患者做中医辨证论治，其中热毒蕴结型治以清利湿热、通腑凉血，用自拟土茯苓汤，肝肾两虚、余毒未清型治以清余毒、补肝肾、扶正气之扶正解毒汤（不含土茯苓），服药 60 剂后部分患者血清开始有转阴，1 年后 14 例血清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RPR）全部转阴。

杨文林等（2008年）[17]治疗早期梅毒，中医辨证论治 46 例，分为疫毒发斑蕴结型，用清热解毒凉血之土茯苓汤，脾肾两虚型用健脾益气、滋肾养肝之扶正解毒汤（不含土茯苓），均合并苄星青霉素治疗。对照组 50 例单用苄星青霉素治疗，两组治疗后临床症状均消失，1年后治疗组RPR 转阴率65.2%，对照组为 52%。

土茯苓中医传统作为治疗梅毒的专病专药来应用，在梅毒辨证论治用方中也有接近半数的方剂以土茯苓为主药，应该说是有长期实践基础的。胡传揆所长在兔梅毒实验中，土茯苓对梅毒螺旋体没有直接作用，而临床观察中注意到的多集中在土茯苓对梅毒血清反应的影响，有可能是作用于梅毒免疫的某个环节，而与抗梅毒螺旋体治疗起到互补作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