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李如辉，王静波. 辨证求因——一个西方医学视野之外的病因认识方法. 中医药临床杂志，2007，(3)：291-292

“辨证求因”乃“中医病因学的特点”。对于中医学这一独特的病因认识方法，目前的评价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意见：①认为与西方医学病因认识方法相比，“显得落后、笼统”。[1]②认为 “它是一种非常伟大的文化的产物”。[2]那么，究竟应如何认识和评价 “辨证求因 ”这一病因认识方法？

一、“辨证求因 ”有效性的历史证明

西方医学大约在明末清初才进入中国，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在其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是以“辨证求因”作为认识疾病的最主要手段的，是以中医药学作为保障自身繁衍的最主要手段的。20世纪初，我国人口达到 4亿；20世纪50年代，我国人口达到 6亿；目前，在严格实施计划生育国策 20多年后的今天，我国仍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固然有许多原因，而中医药学（包括“辨证求因”）对保障我国劳动人民和疾病作斗争的贡献，无疑是最为主要、最为根本的原因。20世纪 50年代，时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的郭子化在一次会议上便这样讲到：“从我们的祖先到现在的我们，究竟对疾病作斗争的结果如何？这不仅我们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能够答出，我想世界各国的人民都可以答出：子孙繁衍，人口六万万以上，这就是中华民族和疾病作斗争的结果。”

众所周知，传染性疾病尤其是烈性传染性疾病对人类的危害最为严重。如公元 558年，欧洲、亚洲和非洲发生淋巴腺鼠疫，君士坦丁堡日死 7500人，千百万人死亡。公元 747～749年，君士坦丁堡瘟疫使该城瘫痪，延及卡拉布里亚、希腊和西西里，死亡 20万人。1630年，意大利文斯瘟疫，死亡 50万人。1711年，奥地利和德国发生淋巴腺鼠疫，死亡 50万人。1792年，埃及发生瘟疫，死亡 80万人。1917年，俄国流行斑疹伤寒，约 300万人死亡……而中华民族在与传染病的斗争中，却有效地捍卫了人民的健康与子孙的繁衍，中华民族人口繁荣的历史与现实，在证明中医学“能治疗慢性病，就是治疗某些急性传染病也有很高的疗效”[3]的同时，也生动地证明了“辨证求因”这一中医学认识疾病（包括慢性病与急性传染性疾病）的独特方法的有效性。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医临床实践也无不说明了这一点。“首先说中医对于乙型脑炎的治疗是有办法的，而且疗效还是相当高的，这不仅见于我国古代医家的著作，而且又经现在临床证明，无论河北、山东、辽宁、四川都有报告，虽然公布时间不久，但这已是肯定的事实，无可置辩的。”[4]

二、“辨证求因”有效性的科学依据

1. 对证、因之间因果性的把握

“辨证求因”主要以临床表现为依据，通过分析病证的症状、体征来推求病因，为治疗用药提供依据。疾病的发生都是有一定的原因的，没有原因的疾病是不存在的。任何病证都是在某种致病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之下，患病机体所产生的一种病态反映。“辨证求因”正是自觉应用这种因果关系，执果以知因，从而为其有效性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2. 对事物整体联系的把握

“中医病因学，并不是单纯地、孤立地研究致病因素，而是在整体观念指导下，通过观察致病因素作用于机体后，人体内部正气与邪气相互斗争所表现出的征象，来探求致病因素与机体反映的内在联系，从而认识致病因素与疾病发生的必然联系。”[5]“中医始终重视疾病过程中内外因相互作用下的邪正消长关系”。[6]

医学实践业已证明：土拨鼠在冬眠期间（大脑皮层在阻抑状态）对炭疽、结核、破伤风、鼠疫等病原菌的抵抗力非常强，感染后不致发病，而到夏季则极易发病而死亡。又如麻醉 2周后的家兔，虽感染致死亡的链球菌亦不致发病，在其皮内注射白喉毒素也不发生坏疽。把家兔的前肢固定于屈曲的姿势，经若干天后，再注射致死量的破伤风毒素，结果均没有死亡，而注入其他的家兔，则难免死亡。又如婴儿在 5个月之内很少感染麻疹等传染病，感染后症状亦很轻。初生下的家兔或小白鼠注入成年致死量的破伤风毒素，均不发病。这些均说明了不同机体或同一机体的不同反映状态对同一致病因素有着不同的反应，尽管这种不同有着程度的差异，但无视这种差异显然是错误的。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辨证求因”从致病因素与机体的相互作用中认识病因、从致病因素与机体的整体联系中认识病因的科学性。

总之，“辨证求因”有效性的依据有二：①对证、因之间因果性的把握；②对致病因素与机体之间相互作用、整体联系的把握。

三、“辨证求因”的优势

法国科学家巴斯德于1878年4月在巴黎科学院的报告中指出传染病的根源是病原微生物这一事实之后，不少学者认为微生物是引起感染性疾病的唯一原因。一种微生物引起一种特定的疾病，致病因素对于疾病的发生其作用是决定性的。这种理论强化了西方医学长期存在的 “外因论”思想。在治疗上追求祛除病因、直接消灭病原体，以为消灭了侵入人体内的病原体，就可以治疗人体的疾病。实际上，这种观点并不够全面。“过去大部分依靠药物的直接杀菌作用及外科手术等，这样当然也可以消灭疾病刺激，以达到治愈之效，但是在机体内并不完全是直接的作用……例如青霉素在体外并不能杀死梅毒螺旋体，但是注射入身体里则可使血中的梅毒螺旋体迅速的消失，可见……只有掌握了整体论……的原则，才能真正的掌握医疗效果。”[7]可见，没有致病因素的存在固然不足于发生疾病，而没有致病因素作用于特定的机体同样也不足于发生疾病，中西医学病因学可谓各执一端，均有部分合理性，而就比较研究的角度，从致病因素与机体的相互作用中认识病因、从致病因素与机体的整体联系中认识病因的“辨证求因”正是中医学病因认识方法的优势之一。

其二，由于西方医学把致病因素理解为实体并针对实体实施治疗，一旦遇到尚未得到认识的致病实体，治疗也就无法实施。如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钟南山院士说道：“我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什么病原，是什么源头，怎么治”。而“辨证求因”因其通过观察致病因素作用于机体后，人体内部正气与邪气相互斗争所表现出的征象以认识病因，所以并不为实体性的致病因素所囿。如被毒蛇咬伤后，若见有伤口麻木、牙关紧闭等具有风邪的特性的征象即可据之诊断为 “风毒”，若见有伤口红肿热痛、发热、出血等具有火的特性的征象即可据之诊断为“火毒”，根据所做的诊断，中医学既可实施治疗，而且疗效确切，其诊断的确立并无须依赖对蛇毒结构等的认识。

四、“辨证求因”的前景

由于世界的无限性，事物的无限复杂性，任何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从“本体论”角度无法得到认识的病因，这就意味着不为实体性的致病因素所囿的“辨证求因”这一病因认识方法，在未来任何时代都有着存在的必然性及其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