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洪钧《中西医结合二十讲》之第三讲

五行常常和阴阳并提，却不等于二者对中医理论和实践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古人几乎从未怀疑过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则一向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五脏附五行源于汉代经学，由于古代经学始终是两派，这个问题就和经学争论分不开。只是由于自东汉末至清末，古文经学占居主导地位，不同见解长期被掩盖。

实际上，荀子批判五行，早在战国末，所以，早在引进中医之前，五行说就曾受到批判。

然而，《内经》利用五行学说，建构了庞大的理论体系，对此说的取舍必然关系到相应理论的稳定性。不仅如此，对任何体系中，起过重要建构作用的理论，进行抉择性讨论，都会冲击习惯于该理论的主体，因而会碰到学术之外的阻力。

其实，只要有足够的理性和临床经验，就不难发现，五行学说对中医体系基本上限于五脏五府说的理论意义。五行生克乘侮之说，不足以统帅药物、方剂、诊法和治则，因而不足以指导临床。只是因为近2000年的传统影响，大多数人不会发现或不愿意明确指出这一点。

一、 渗入中医之前的五行说

1.原始的五行说

论者多言，史料所载的五行说最早见于《尚书·洪范》。其中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段话已将五行初步抽象，每行有基本性质，并配有五味。但无论从文意，还是从排列顺序中都看不出有生克乘侮的意思，故像是较原始的。

至于，最原始的说法始自何时，当然不会早于铜（最早用的金属）较多使用（在我国是在公元前16世纪左右）以前。有人说，五行源于商人的五方观念，理由勉强。

另一条早期较可靠的资料，是西周末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济，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这种抽象趋势是向元素说方面发展。“和实生物，同则不济，以他平他”，其意近于元素的化合。全部有关五行的文献中，只有这一条这样强调。故只讲五行说是古代元素说，是朴素的唯物论，并未道及五行说的主要方面。它继续发展是向生克乘侮——互相作用、互相制约并与天地万事万物相配的方向进步。这是五行说与西方四元素、四体液说很不相同的地方。正是这种发展趋势，使五行说与阴阳说结合到一起去了（或受阴阳思想影响）。中国亦有水一元说，见《管子·水地篇》，《内经》中也可见其影子。为免离题太远，此处不引。

早期的五行说、六府说，出于日常生活生产知识的总结是很自然的。如公元前546年有人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缺一不可。”（《左传·襄公二十七年》）由此看来，《尚书·洪范》中的五行说似乎太成熟了，其名义年代是西周初，远早于某些更原始的说法。同样，《尚书·大禹谟》说：“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我们不能说这是大禹时的资料。由五行按相克顺序排列推断，应在相克说出现之后。至于有人相信《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1 年）所记载的，大禹时设五行之官（管五行的官员），以为是真古制，则未免天真。那不过是有人在宣传五行说并企图将其神秘化的明证。

上举三条资料给人的印象是，五行说越古越抽象系统，这种发展规律不很可信。应是《尚书》、《左传》的作者把这种规律颠倒了。孟子说：“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 “仁之胜不仁也，犹水之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孟子·告子上》）他显然已知道相克说，但说得很平淡。

2.相克（胜）说的完成

首创相克说者，暂不可确考。不过，应该在《墨子·经下》作者之前应无疑问。除不很可靠的《左传》和《国语》偶尔极简略地提及相克说之外，现存文献中，以《墨子·经下》有关论述最早而且比较详细。其中有：

“五行毋常胜，说在宜（多）。”（《墨子·经下》）

“五合水土火，火离然，火铄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水木离木。”（《墨子·经说下》）

“敌以东方来，迎之东坛，坛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长八尺者八弩，八发而止，将服必青，其牲以鸡。”（《墨子·迎敌祠》）

“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墨子·贵义》）

“守城之法，木为苍旗，火为赤旗，薪樵为黄旗，石为白旗（有云金为白旗、土为黄旗者），水为黑旗、食为菌旗。”（《墨子·旗帜》）

上述资料告诉我们五点：

①有了五行相克说，不是很机械。

②五行与五色、四方配合已较固定。

③五行配以天干为术数家采用。

④五行与数字也有了关系。

⑤五行已配四帝。

但是，仍看不出其中有相生说的迹象。不妨相信这是战国早期的理论。上文提及，稍晚于墨子的孟子也说过这类话。

应说明，五行说在《墨子》和《孟子》中都很不受重视。有关内容所占比例极小。战国早期、中期，五行说都没什么市场。

近代有人，把战国之五行说分为“常胜派”（即主张绝对相克）和“无常胜派”（非绝对相克）。墨翟、孟轲都属于后一派。“常胜派”大约是当时的“日者”们——早期迷信术数的一家。

相克说的建立比较容易。如水可灭火，金可伐木、筑堤防水、炭火炼金（属），为常人所知。在木制耒耜（战国时的冶金相当发达了，但是，木制耒耜还是很常见）作为主要农耕器具时，木克土也是常识。把它们都联系起来，在古人看来是大发明。再增饰一些迷信色彩，市场就更大了。

此外，现本《管子》中有“五行”专篇，把发明五行说的功劳归于黄帝，具体内容颇多，很像后世的“月令”。《管子》成书时代争论更大，不能据以认为春秋中期已有五行相克说，故此处不录。《管子·宙合第十一》和《公孙龙子·通变论》中亦有涉及五行说者，内容大致不超出《墨子》。

要之，先秦的五行说，仅完成相胜（克）说。这已足供思想活跃者附会演绎。于是有邹衍出来用五行推演社会史，说能预知朝代更替，一下子使这种学说身价百倍。

3.阴阳家出现——五德终始盛行

邹衍稍晚于孟子，长时期活动在战国时的主要学术中心——齐国的稷下学宫，与一帮浪漫思想家相处，“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获得很大成功。他不仅名重于齐，而且“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其思想真是风靡天下。那学说是什么呢？司马迁说他：“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即五行）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按：可见司马迁至少很讨厌五德或五行转移说）又有大九州说等。总之，都是人们闻所未闻的。这位阴阳家的奠基人，思想中亦必有阴阳说，最受欢迎的却是“五德转移”说。据多人考证，他的中心思想有这样一段话：

“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吕氏春秋·名类》）

这是按五行相克的顺序，附会历史演变或朝代更替。战国末，周室危，诸侯们都梦想作帝王，它很有吸引力。据《史记》记载，邹衍没到过秦国。不料，最后得水德，代周天子作了皇帝的恰是秦王。这是由于，秦灭六国之后，“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于是秦更名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史记·封禅书》）于是，在中国历史上，五德终始说开始指导国家制度了。

被称为阴阳家的邹衍，反而以五行说为后世所知。可见，五行说影响深远。他的著作很多，计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现在都看不到了。据说，他还有一种医书叫《重道延命方》（见《汉书·刘向传》），恐怕是后人依托，因不见《艺文志》。

4.汉代的阴阳五行说

太史公论六家指要，首论阴阳家，说：“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读这段话——特别是后一段，满有《内经》的味道儿。《史记》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学，道家殿后，但最崇道家。这是汉初尚黄老的明证，此处暂不谈。道家之外，就是较崇尚这阴阳家了。人们看到先汉阴阳五行家著作散失殆尽，甚为可惜。其实不然。所以没有“纯”阴阳五行家的书留下来，正是由于阴阳五行家学在汉代完全被儒道两家吸收了。或者说，汉代的儒、道，特别是儒家，阴阳五行化了。阴阳家已无独立存在的必要。这不是说此后中国不再有“阴阳家”。实际上它一直未衰。

只要看看明朝要求各府州县设学宫，儒学第一，阴阳学第二，医学第三，便可知术数迷信化的阴阳五行学在官办教育中，直到明末仍然很吃得开。以阴阳先生为职业的人，现在还有市场，更不必说民国或清代。他们得以存在也是由于社会需要。旧时进行婚丧嫁娶、破土兴作、外出商旅、官府庆典等重要活动时，要决定时间、地点、方式、对象等都需要这批专业人员指导。当然，现在的市场是很小了。我们且看汉代。

汉初，为改正朔、易服色，学者们争论了百把年。反复争论色应尚黑（水德）还是尚赤（火德）、尚黄（土德）。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目睹的）

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史记·封禅书》），算是告一段落。

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布衣登上帝位的人。汉代很需要用五德终始说编造谎言，说天命该轮到他做皇帝。故事见《史记》及《汉书》。一说他因母亲与龙相交而生，二说他斩蛇是赤帝子斩了白帝子——火克金，仍是相克说。后一故事与汉初刘邦自居水德（尚黑）相矛盾，又不见于西汉其他文献，纯粹是后编的。

西汉末，王莽篡位，又靠五行相生说造舆论。他说自己是黄帝之后，应土德（那时汉家改为火德），火生土，王莽坐皇帝有了根据。他不是用武力夺权，而是通过“禅让”，更不宜用相克说。此事说来甚复杂，只能提供这一事实。

至迟在汉武帝时，五行相生说便由董仲舒明确提出了。此处提一下，知道王莽篡位的五行根据即可。当然，这不是促成王莽篡位的根本原因。

上面说的是帝王家的事。汉代民间，五行说也简直弄得人们很‘拘而多畏’。那时，竟有姓商的人家不能向南开门等迷信术数说（商属金，南方为火）。惹得王充大为恼火，见《论衡·术数篇》。

再看两汉典章制度。

《史记·乐书》有：“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冥。”俨然是五行化的乐典。“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地气上跻，天气下降，阴阳相摩……而万物兴焉。”很像《内经》中的话。

《史记·封禅书》刘邦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上帝配五色、五方的祭祀制度从此定局。

《汉书》之有关内容不再多举。其《律历志·第一》说：“协之五行，则角为木，五常为仁，五事为貌。商为金为义为言；徵为火为礼为视；羽为水为智为听；宫为土为信为思。”这是典型的五行归类。其余如三阴、三阳、五声，六律、四时、八风、干支、卦象，凡《内经》所有，无所不有，而且同样以阴阳五行、天人相应为骨架。没有这些东西，汉家制度也就委然脱地，只剩下约法三章了。

读者切莫以为，笔者有意贬低五行说。以上所述没有一点是笔者编造的，拙论很忠实地、比较全面地引用了资料。

单就五行学说的哲学或科学意义而言，笔者至少同意郭沫若先生的以下看法。

“所谓水、火、金、木、土，这是自然界的五大元素，大约宇宙中万事万物就是由这五大元素所演化出来的。……这些分化的理论虽然很武断、很幼稚，但它的着眼是在说明：宇宙中万事万物由分析与化合的作用演进而成。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五行和印度、希腊的四大说(水、火、风、土)相似，是科学方法的起源， 我们不能因为它本身的幼稚与后人附会便一概抹杀。”(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72)

在此仅补充一点。

我们只能说五行是朴素的元素说。说它朴素，指它还没有严密的元素概念。《礼记·礼运》中有一句话说：

“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

五行之气还有秀美、丑恶之分，显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元素。不过，这种朴素不足以拿来责备古人。倒是古人敢于创新理论的精神值得钦佩。但是，笔者和墨子、司马迁、张衡一样，坚决反对那时直至今日的“日者”——迷信术数家们，滥用的五行说。

二、五行与医学结缘

五行与医学结缘，最关键的一步是五行附五脏。因为，五行不与人体发生关系或泛泛地发生关系，还不算是医学理论。这一步是怎样完成的呢？

原来它源于儒家的祭礼。

这里重点探讨一下，为什么五脏最早在“月令”中与五行有了关系。《夏小正》无用五脏祭的说法。《管子》只记有春三月用鱼祭。这是齐国沾渔盐之利的痕迹。而《礼记》等三家书中，五时祭先脏的说法却完全一致。古人和近人对此解释大伤脑筋。医界多回避这一点，因为“月令”表面上与《内经》矛盾，自己又搞不清。五时祭脏与五行的关系如下：

春、木、脾

夏、火、肺

季夏、土、心

秋、金、肝

冬、水、肾

总之，从《内经》眼光看，祭脏的顺序既非按相生排列，亦非按相克排列。春夏秋祭所胜（克）脏，冬祭本行脏。对此，秦汉学者们，应是大费过心血的。本来把心和肾调换一下，就完全是祭所克脏了。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较全面地介绍了古人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他注“肺”字时这样说：

《说文》原文：“肺、金藏也。”

注文：“按：各本不完，当云火藏也，博士说以为金藏。下文脾下，当云木藏也。博士说以为土藏。肝下，当云金藏也。博士说以为木藏。乃与心字下土藏也，博士说以为火藏一例。《玄应书》两引《说文》：‘肺，火藏也。’其所据当是完本。但未引一曰金藏耳。《五经异义》云：‘今尚书欧阳说，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肾水也’。许慎谨按：‘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肾，与古尚书同。’郑驳之曰：‘月令祭四时之位，乃其五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后而肾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却，故祭先肝。肾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后焉。不得同五行之义。

今医病之法，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则有瘳也。若反其术，不死为剧。’郑注月令自用其说，从今尚书说。杨雄《太玄》：‘木藏脾，金藏肝，火藏肺，水藏肾，土藏心。’从古尚书说。高注吕览，于春先祭脾曰：‘春木胜土，先食所胜也。一说脾属木，自用其藏也。’……其注《淮南·时则训》略同。皆兼从今古《尚书》说。《说文》虽兼用今古《尚书》说，而先古后今，与郑不同。”

段注中有几个人名、书名略说一下。《玄应书》是唐代和尚玄应的著作，又名《一切经音义》。欧阳，指传《尚书》今文学的汉人欧阳生。《五经异义》是《说文》作者讨论儒经的书，已佚。郑指东汉末大儒郑玄。杨雄是西汉经学家、文学家，《太玄》是他的一种著作。“高注吕览”是说东汉人高绣注《吕氏春秋》。《说文解字》的作者是东汉人许慎。

段氏注告诉我们这样几个事实。

1.汉代原有两种《尚书》，学者各遵师传，对五行配五藏有两种说法。现《礼记·月令》与古文《尚书》说相同，祭脏原是按相生顺序排的，而今《尚书》说与现《内经》配法同。

2.东汉末的医家，已完全按现《内经》的说法用五脏配五行。

3.西汉的杨雄持古文《尚书》说。

4.东汉末，高绣注《吕氏春秋》、《淮南子》时不知哪家好，兼采之。

5.许慎《说文解字》，原本也是从古文《尚书》说的。今本有人改过。

然而，我们从《说文解字注》仍不能弄清问题的关键。

近代古文大师章太炎，对此采取无所谓的态度。他以为：“就在二家（指今古文《尚书》说）之外，别为配拟，亦未必不能通也。今人拘滞一义，辗转推演于脏象病候，皆若言之成理，实则了无所当。”（章太炎医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1）

章氏显然认为，五脏附五行由汉儒的经说来，都没道理，不值得深考，。

我们是否可以说《内经》完全同于今文，“月令”完全遵古文，所本不同，自然有异，来了结这个问题呢？不能。那样还有两点疑问：①为什么不可以说今文《尚书》说是本于《内经》呢？②“月令”为什么说“祭先脾”呢？有先应有后，后祭何脏呢？

如果，今文《尚书》说本于《内经》，则《内经》肯定在西汉或更早便成书且广为流传了，连经学家也很尊重它。此推论很难成立。

总之，若说早在“月令”之前，《尚书》学家解五脏配五行就有两套说法，经不起推敲。今本“月令”是汉代经学的最后定本，早期“月令”也应有过两套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