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洪钧《中西医结合二十讲》之第三讲

三、古礼、祭脏和五行

关于祭脏的先后，最好还是在儒家经典，特别是《礼》一类书中去找根子。古礼最重祭祀，常常要用牲。原始人用牲也有些习惯。后来，用牲的讲究日益复杂。

果然，《礼记》本身和《仪礼》中，就有关于用牲时，祭藏先后的一些记载。

《礼记·祭统二十五》说：“凡为俎者，以骨为主。骨有贵贱。殷人贵髀，周人贵肩……是故，贵者取贵骨，贱者取贱骨。”

这段话不会全是汉人编造的。我们已知道，殷周都以肢胛骨记卜辞，取胛时应有一定的习惯。祭祀用过的胛骨，应该更受重视。这里没说祭藏的话，但总是证明，古人祭祀时，对牲身各部是分别贵贱的。

《礼记·明堂位第十四》：“有虞氏祭首，夏侯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这明显是汉人的追述，开始有五行味了。拙见以为，其中很多是汉初儒生的附会，它与“月令”成书应大体同时。这时，祭脏开始有规律并且受五行说统帅。看看更早的祭脏说法，则完全没有五行味。

《仪礼·特牲馈食礼第十五》说：“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哜之，左执之，乃食。……宾长以肝从，尸左执角，右取肝，揣㨎于盐，振祭，哜之。……尸举肝，举奠，左执觯，再拜稽首，进受肝，复位，坐食肝。……  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实于牲鼎，载心立舌缩俎。”

《仪礼》是公认可信的先秦古礼。文字颇难读。那繁琐的步骤规矩，大约只有孔夫子之徒才能精通。以上引文尽量简化，大致能懂。“尸”是受祭对象的替身，“宾长”约是助祭者。这段文字中，依次出现了肺、肝、心、舌等内脏。那位“尸”，确实是先受肺祭（尝尝好吃，就吃掉），后受肝祭（也吃掉），最后，把心和舌剔净，切好，留在鼎里。大概是不吃掉，让它们到另一个世界去，表达献祭人的心愿去了。

这一次祭祀过程中，“尸”要吃十几种东西。单只牲荤，也还有鱼、软骨等，要多次告饱，才能饶过他。很可能要多次吃生的，所以“尸位素餐”不行。其他规定，如器物、祭品摆布，衣服色泽式样等，均很繁琐，看不出受五行说指导。

《仪礼》较古老（大约成书于战国中早期）却没有五行气息。从《仪礼》到《礼记》的变化，说明，古祭礼至汉初（或稍早一些）开始阴阳五行化了。也可以证明，由祭祀用牲认识内脏等，是原始解剖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尚书》古文说也好，今文说也好，都不过是在用五行说使祭脏规范化、理论化。

古代许多祭祀与季节、时令有关，更有五行化的需要。今文经学自西汉初兴起，至东汉初，一直受到官方保护。《内经》之五脏配五行，与今文《尚书》说相同，应是当时统治思想的表现，有关内容不会早于汉初。阴阳五行说不与内脏挂钩，则不便说明医理。笔者由以上初考发现，这种学说竟然由祭脏五行化的儒家学说中来。

但切莫以为，古代解剖知识来自宰杀动物，是对古圣贤的亵渎。除了古埃及制作木乃伊外，其他民族对人体解剖无不恐惧，而且都为法律或道德禁止。古罗马的盖伦，十分重视解剖，但是，没有充分证据说明他解剖的是人体。

反之，他解剖动物证据充分。笔者年少时，经常听老人言：羊马比君子。此话很有道理。人和高级动物是很可以类比的。类比推理的原则是：对象之间有充分的可类比性。故主要脏腑，在人和猪羊牛马之间，大体一致。

五行一附五脏，中医的五行学说就会迅速完成。

四、《内经》中的五行说

《内经》中的五行学说是怎么回事呢？

五行说引进医学时，明显受“天人相应”思想影响。如说：

“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灵枢·阴阳二十五人》）

这种相应还要与阴阳争衡。说：

“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非徒一阴一阳而已。”（《灵枢·通天》）

五行相克说，在《内经》是有明训的。即：

“木得金而伐，水得火而灭，土得木而达，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绝。”（《素问·宝命全形论篇》）

这种相克关系，被直接用来解释五脏之间的关系。

五行相生在《内经》中没有明训。但今本《内经》中也引进了相生说。

今本《内经》，没有完成乘侮说，经文中有个别乘侮字样，但与后世的说法不一致。

《内经》也没有把五行再分阴阳。  

《内经》运用五行说最多的是五行归类，见于多篇。最详尽的在《素问·金匮真言论篇》。即：

“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病发惊骇，其味酸，其类草木，其畜鸡，其谷麦。其应四时，上为岁星，是以春气在头也。其音角，其数八，是以知病在筋也，其臭臊。

“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藏精于心，故病在五脏，其味苦。其类火，其畜羊，其谷黍。其应四时，上应荧惑星，是以知病在脉也。其音徵，其数七，其臭焦。

“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开窍于口，藏精于脾，故病在舌本。其味甘，其类土，其畜牛，其谷稷。其应四时，上为镇星，是以知病之在肉也。其音宫，其数五，其臭香。

“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开窍于鼻，藏精于肺，故病在背。其味辛，其类金，其畜马，其谷稻，其应四时，上为太白星，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其音商，其数九，其臭腥。

“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藏精于肾，故病在溪。其味咸，其类水，其畜彘。其谷豆。其应四时，上为辰星，是以知病之在骨也。其音羽，其数六，其臭腐。

以上归类法包容了许多东西。但今本《内经》中有矛盾。主要是五脏开窍不统一。

《内经》常用“比类取象”的方法形成体系。这种方法近似于形式逻辑的类比推理，但不如类比推理可靠。类比推理的结论就是或然的，比类取象的结论就更不可靠。五行学说之所以始终受到怀疑，连中医基础教材中也要声明其牵强处，其根源在此。况且，第一步五行与四时发生关系就是偶然的。

五、《内经》之后的五行说

直接涉及医学的核心内容，就是直至今天中医教科书上写的五行学说。不过，自宋代开始，五行又和阴阳勉强结合在一起。宋代有一本书叫《五行大义》，可以看作是到那时为止，关于五行的集大成的著作。宋明理学家，对五行有过很多发挥。直到清末的某些医书，还有的开头大讲这方面内容。既然现在不再讲这些内容，本讲也从略。至于与五行有关的运气学说，见第十五讲。

六、汉代及以前关于五行学说的争论

1．荀子批判子思和孟子滥用五行说

《荀子》中，有“非十二子”一篇。其中批判子思和孟轲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晦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唯唯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近代人，对子思、孟轲所谓五行，是否指金木水火土，有疑义，但如上文所说，孟子确有水胜火之说。他又和邹衍大体同时，而且可能交往共事，很可能接受过五行说，再受其启发发展为五伦说。否则，只提仁义礼智信，不应该受到批判。近代许多学问家如章太炎、梁启超、顾颉刚、钱玄同等人参加过讨论。看法虽不一致，却没有一家认为五行生克之说可取，更不认为五脏附五行有道理。

2．汉代经学家对五行附五脏的异议

这个问题专业性很强，又很复杂，不再引用原文，只作一般说明。

汉代经学有两派，习称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两家讲五行时都配五脏，但今文派的配法和今《内经》相同，古文则不同。两家之争本来是为争得统治者的重用。恰好，五行在那时是关乎政治的大“学术”问题，所以各自维护本派说法。直到东汉末，郑玄融会两家之说，这场争论才告结束。结果是古文派取胜。

3．最新出土文献的证据

如果说汉代的今古文学者，对五行的争论仅限于五行附五脏的配法问题，那么，出土的汉初文献怎样看五行相胜，就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关于出土文献的文章，见武汉大学人文学院晏昌贵作《 “虎溪山汉简《阎氏五胜》校释” 》。此文于2003年5月21日首发于“简帛研究网站”。

已经考定，此汉简下葬于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前。

其中关于“五胜”的说法有：

“五胜：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

显然和现在的相克说完全一致。

木简的作者如何看此说呢？他说：

“衡平力钧则能相胜，衡不平力［不］钧则不［能］相胜。……水之数胜火，万石之积燔，一石水弗能胜；金之数胜木，一斧之力，不能辟一山之林；土之数胜水，一絫［不之］壤，不能止一河之原（源）；火之数胜金，一據之火，不能熛千钧之金；木之数胜土，［一］围之木，不能任万石之土。……是故十火难一水，十木难一金，十水难一土，十金难一火，十土难一木。”

显然，他不认为相克是无条件的，更不能违背常识。《墨子》中即有此说。

至于干支配五行形成“月令”那样的理论，木简的作者也不大赞成。如：

“祸福之来也，迟亟（疾）无常，故民莫之能察也。故残国亡家常好用困、罚日举事，故身死国亡，诸侯必加之矣。”

总之，按干支五行推出的吉凶日期办事，可能更好，但是，决定侯国兴衰的还是政策或人事。简言之，木简作者认为，五行生克之说是不可全信的。

按：今《内经》中“五勝”凡两见。

一在《素问·保命全形论》。其中说：

“能存八动之变者，五胜更立。”隔了几句话就是“岐伯曰：木得金而忧，火得水而灭，土得木而达，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绝，万物尽然，不可胜竭。”

这是《内经》唯一明训五胜所指的话。

二在《素问·至真要大论》，其中说：

“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此之谓也。”

4．王充对五行相克连及五脏的批判

汉代学者中，王充是最理智的。他的批判很长，摘如下：

“如天故生万物，当令其相亲爱，不当令之相贼害也。

“或曰：五行之气，天生万物。以万物含五行之气，五行之气更相贼害。

“曰：天自当以一行之气生万物，令之相亲爱，不当令五行之气反使相贼害也。

“或曰：欲为之用，故令相贼害，贼害相成也。故天用五行之气生万物，人用万物作万事。不能相制，不能相使，不相贼害，不成为用。金不贼木，木不成用。火不烁金，金不成器。故诸物相贼相利，含血之虫相胜服、相啮噬、相啖食者，皆五行气使之然也。

“曰：天生万物欲令相为用，不得不相贼害也。则生虎狼蝮蛇及蜂虿之虫，皆贼害人，天又欲使人为之用邪？且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气，故一人之行，有五常之操。五常，五行之道也。五藏在内，五行气俱。如论者之言，含血之虫，怀五行之气，辄相贼害。一人之身，胸怀五藏，自相贼也；一人之操，行义之心，自相害也。且五行之气相贼害，含血之虫相胜服，其验何在？

“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戍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胜土，故犬与牛羊为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马也。水胜火，故豕食蛇；火为水所害，故马食鼠屎而腹胀。

“曰：审如论者之言，含血之虫，亦有不相胜之效。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水胜火，鼠何不逐马？金胜木，鸡何不啄兔？亥豕也，丑牛也。土胜水，牛羊何不杀豕？巳蛇也，申猴也。火胜金，蛇何不食猕猴？猕猴者，畏鼠也。啮噬猴者，犬也。鼠水，猕猴金也。水不胜金，猕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胜金，猴何故畏犬？东方木也，其星仓龙也。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南方火也，其星朱鸟也。北方水也，其星玄武也。

天有四星之精，降生四兽之体。含血之虫，以四兽为长，四兽含五行之气最较著。案龙虎交不相贼，鸟龟会不相害。以四兽验之，以十二辰之禽效之，五行之虫以气性相刻，则尤不相应。凡万物相刻贼，含血之虫则相服，至于相啖食者，自以齿牙顿利，筋力优劣，动作巧便，气势勇桀。

若人之在世，势不与适，力不均等，自相胜服。以力相服，则以刃相贼矣。夫人以刃相贼，犹物以齿角爪牙相触刺也。力强角利，势烈牙长，则能胜；气微爪短，诛，胆小距顿，则服畏也。

“人有勇怯，故战有胜负，胜者未必受金气，负者未必得木精也。孔子畏阳虎，却行流汗，阳虎未必色白，孔子未必面青也。鹰之击鸠雀、啄鹄雁，未必鹰生于南方而鸠雀、鹄雁产于西方也，自是筋力勇怯相胜服也。”（王充.论衡·物势篇.上海：上海书店，《诸子集成》本，1986：31～32）

以上所引，是设问设答的辩论。王充的设问，应该是当时有的说法，但他的驳斥显然更有说服力。

总之，王充不承认所谓五行之气，更不承认五行相克有理。

七、近代学术界对五行的批判以及医界的反应

戊戌变法前后，中国思想界一致厌恶五行学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他断定伪经的根据之一即说，汉代学者刘歆等，有意杜撰五行学说窜乱经文，为王莽篡位制造理论根据。《新学伪经考》是为变法制造舆论的，它推翻的又是代表封建意识形态的《尚书》、《周礼》和《左传》等重要经典，所以，轰动效应极其强烈。于是，表面上是讨论经学历史悬案的考据著作，却引起了思想界的大震动。导致学术界对五行的普遍反感，只是影响之一。

此后，最先拿五行学说开刀的是梁启超（更早还有龚自珍，本讲从略），他连阴阳一起批判，作“阴阳五行说之来历”，载1923年《东方杂志》第10号。他说“阴阳五行学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吾辈生死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这种言论，当然在当时中医界有所反应，只是不大。

史学界彻底清算五行学说，在1930年代初。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写了大量著作，当时编为《古史辨·五》。

近代中医界关于五行存废之争，拙作《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第五章已论及，此处从略。

八、古代医家对五行学说的批判

章太炎说：“自《素问》、《难经》以五行内通五脏外贯百病，其说多附会……隋唐两宋唯巢元方多说五行，他师或时有涉及者，要之借为掩饰，不以典要视之。金元以下……不免弃六朝切实之风，而未忘五行玄虚之说以为本。尤在泾心知其非，借客难以攻之，尤不能不为曲护。徐灵胎深诋阴阳五行为欺人，顾己亦不能无濡染。夫以二子之精博，于彼众口雷同终无奈何，欲言进化难矣。”（章太炎.章太炎医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1）

章氏这位著名的民族革命家，在经学上是比较守旧的，却很清楚推翻五行成说是何等困难。

汉代及以前，五行学说尚未定型，不同观点的争论还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近现代学者，对五行等旧学提出反主流的——一般不适合统治者胃口的新见解，则要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 比如，《新学伪经考》被清廷三次毁版，1950年代，章次公批判五行从此再无声息，仅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没有戴上右派帽子。宋代之后，正面批判五行就需要极大的勇气，有关见解也很难流传下来。

宋明期间，医家对五行的批判，几乎没有留下来。

金元时期的争论，只能从河间、易水之争中看出痕迹。

刘完素说：“五运六气千变万化，冲荡击搏，推之无穷，安得失时而便谓之无也！”（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五运主病.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1）

这话是针对张元素的，因为张氏说：“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也！”（《元史·张元素传》）

李时珍称颂张元素：“大扬医理，灵素之下，一人而已。”（《本草纲目·第一卷·序例上·历代诸家本草》）足见李时珍非常推崇张元素。但我们已经不知道这位易水学派的创始人，对五行学说，以及与五行密切相关的运气学说，还有哪些反潮流的见解。但是，他与特别推崇运气学说的刘河间针锋相对是无疑的。于是，张氏的理论著作一种也没有流传下来。

明代人赵献可的五行理论倒值得一看。他说：

“以木火土金水，配心肝脾肺肾，相生相克素知之。诸书有云，五行唯一，独火有二。此言似是而非”（赵献可.医贯.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5）

看来为配六气，火一分为二，很难说清。故他又说：

“余于五行中，独重水火。而其生克之妙用，又从先天之根。今人皆曰：水克火，而余独曰：水养火。世人皆曰：金生水。而余独曰：水生金。世人皆曰：木克土。而余独曰：升木以培土。若此之论，颠倒拂常，谁则信之？讵知君相二火，以肾为宫。水克火者，后天有形之火也。水养火者，先天无形之火也。海中之金，未出沙土，不经锻炼，不畏火，不克木。”（赵献可.医贯.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6～17）

独重水火已经有些叛逆，接着把五行相克都推翻，无疑是对经典的蔑视。这大概是为什么徐大椿的《医贯砭》中找不到这段话。

给《医贯》写序的薛三省很赞同赵献可的理论。他说：

“夫人何以生？生于火也。三统之说，人生于寅，寅生火也。火，阳之体也。造化以阳为生之根，人生以火为生之门。儒者曰：天开于子，水为元。医者曰：人生于水，肾为元。孰知子为阳初，又孰知肾为火脏也！”（《医贯·序言》）

人生于火有些道理，即“造化以阳为生之根”。这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没有太阳之类的恒星的“阳光”，地球之类的行星上就不可能出现生命。不过，我们显然不认为“人生于寅”，“天开于子”。

今所知，清代医家对五行有微词的，只有尤在泾、徐灵胎，而且是比较婉转的。

尤氏借客难怀疑五行学说，见《医学读书记·五行问答》：

“客曰：五行生克之说，非圣人之言也，秦汉术士之伪撰也。余曰：子何据也？曰：《易》言八卦，而未及五行，《洪范》言五行而未及生克，是以知其为无据之言也。”

尤氏接着以当时通行的说法作了辩解。不过，他假设的这位“客”，提问得也确实尖锐。如接着问：

“曰：水生于天者也（洪钧按：天一生水），岂生于金乎？方诸取水，月为水母，月亦生于金乎？水生木，未有木生于江湖波涛者。水辅土以生木，而专归之水可乎？”于是尤氏接着说明。

在尤氏的这篇“五行问答”中，“客”的问难都从考据和经验常识出发，尤氏的回护都是抽象的说明。或有人以为抽象方显得高明。其实，科学理论若不能解释经验常识就面临被抛弃的危机。用今天的话来说：经不起实验检验，就不是真理。况且经不起常识的检验呢！

章太炎说，徐灵胎深诋阴阳五行为欺人，说明清代早期，就有医家深诋阴阳五行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