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洪钧《中西医结合二十讲》之第三讲

九、五行学说的理论价值

五行学说的理论价值，在于形成了一个以五脏为核心的、脏、腑、器官相合而又互相制约（即五行生克乘侮）的理论体系。又通过五色附五行、五味附五行提出色诊理论和五味补泻理论。

除经络学说之外，中医理论中没有比五行学说更复杂、更严谨的了。无论认为建立这一体系所用的逻辑方法多么不可靠，我们还是要承认，这是人类大胆地联想、通过概念和推理建立理论的一种可贵的尝试。只靠当时有限的观察常识，不借助五行，古人怎么能把五脏、六腑（五行学说中只容得下五腑）、面色、五官、皮肤、肌肉、骨骼、二阴甚至毛发等联系到一起呢？也不可能有五色诊法，不可能有五味补泻学说。若对看西方古代的四体液说，理论价值不可与五行学说同日而语。

运气学说则更庞大，那是同时运用阴阳、五行、六气形成的体系。

然而，即便看不到五行学说的逻辑缺陷、不管其概念预设的随意性，我们仍应看到它的一个大毛病。这就是，在五行学说中，脏腑、器官等人体各部分之间，没有信息通道。特别是，五脏之间没有互相联系从而发生作用的中介。即便金克木是无条件的，它们一旦相遇即发生，但不能远距离（即不接触又没有中介）相克。假如问：肺怎么克肝呢？我们总不能说那是遥控的。

总之，单靠五行学说，人体还不是一个整体。所以，从整体观念角度看，五行学说不如经络学说重要。人们可能会说，中医理论是一个整体，五行学说与经络学说等不能分离。那么我们要问：经络的主体是六对，而且也是人体的组成部分，也与脏腑相配，五行怎么去统帅经络呢？就很难回答了。

五行学说的另一个缺陷，是五脏及其统帅的六腑等脏腑器官之间的关系太简单。固然，人体是一个整体，任何一脏的病理生理都会影响其他脏器。但是，各脏器以及全身各器官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五行生克关系那样简单。按五脏生克的理论，任何病证都可以通过调整一个脏器来解决。这样就失去了诊治疾病的特殊性。近来，已经有不少人从控制论的角度说明这一点。其实，医学家不必借用这种新理论就能明白这一点，而且更接近实际，故笔者认为不必运用那种新学说。

五行学说有无特别出色之处呢？据笔者看，它最出色的成就是，推演出了肾脏和膀胱的关系。我们知道，中国古人没有发现输尿管，气化学说讲尿生成，是在小肠气化直达膀胱，这样，膀胱不能和肾有关系。可是，五行学说通过肾属水将膀胱和肾联系到一起了。于是，尽管肾乃作强之官、主封藏、主骨、主生长发育和性功能等，没有三焦、肺、脾等器官的调节水液的功能，后来却成了管水的主角儿。

其余凡是没有观察常识作基础，单靠五行生克推演出来的理论都是不可靠的。五行学说在实际应用中的失败，其理论根源即在于此。

十、五行学说在实践上的失败

学习、研究了一辈子中医，自认为也运用了一辈子五行学说诊治疾病的人，很可能不会发现、或不愿意承认五行学说在实践上是失败的。换言之，临床实践中不能照搬五行学说。

以最重要的治则而论，有一个教条叫“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当代医家有几个人是这样治病的呢？肝阳上亢、肝气不舒、肝胃不和等，难道不去潜肝阳、疏肝气、调肝胃吗！即便是肝脾不和，导致脾不健运，难道只实脾就百事大吉了吗？实际上，后人（包括当代医家）治肝胃不和，是先要调整肝，或缓肝急、或疏肝解郁等等。

在诊断方面，色诊的理论依据，即五色借助五行附五脏。当代临床医家，大概也没有人照搬这种诊法。我们在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在金元医家代表作中，在《温疫论》、《温病条辨》、《叶天士温热论》、《医林改错》等几乎一切中医后世名著中，都看不到古人重视五行色诊，多数人基本上不用这种诊法。

五味补泻是基于五行学说的一大推论。按说它能统帅药理、方剂和治则。实则漏洞很多。当代中药学已经放弃了五味所入或五味补泻学说。

在药理方面，试查一下历代本草和当代中药学，有哪一味药是严格按五味所入归经的呢？

在方剂方面，有几个方子可以完全用五行生克、五味所入之说解得通呢？独参汤治血脱，难道可以用五行学说解通吗？

总之，五行学说在实践上是失败的。

十一、结语

综上所述，五行学说在渗入中医学之前，作为一种朴素的元素论，有其哲学上的进步意义。因为，此说毕竟是用物质之间的关系解释世界，告别了神学和迷信。作为科学方法的起源，在理论上也有一定的价值。中医学引进它之后，对于完成理论体系也有过在当时影响很大，对后世也影响深远的作用。学中医者，对其体系的信心，部分来源于此。但是，由于这种学说一开始在预设概念上的随意性，特别是太随意地使用比类取象这种本来或然性很大的推理方法，致使该学说离开对象的实际结构和变化过程越来越远。其结果必然是不能有效地、严密地解释对象，不足以据以此解决它预定要解决的问题，在实践上必然失败。

无论我们对五行学说有多么深的感情，都不宜盲目捍卫它。至于怎样扬弃它，或者彻底地改造它，可以讨论。但应避免无谓的意气之争。对如何取舍，还须审慎，但是，似应向当代青年、特别是在校生说明它的严重缺陷。

最后，若问：你是否赞同立即废除五行学说呢？答案是：不。理由有二：

其一，单靠阴阳理论，只能构造两极模型，不足以形成更复杂的人体结构模型。不管五行说有多少缺点，它在中医理论体系形成过程中确有重大作用。没有这个超硬核的吸附作用，就没有成套的脏府学说。即便我们不取生克乘侮说，也应该承认五脏六府、五脏五府和六脏六腑说（与阴阳合流的结果），对总体把握内脏机能是有帮助的。“藏而不泻”，“泻而不藏”发展到“六府以通为用”，至今仍有实用意义。西医对此强调不够。

其二， 作为一个人体构造理论模型，五脏五府或五脏六府学说，仍有存在的价值。只要中医存在，这一模型无疑还要保存，而且用以指导临床实践。即或不从中医出发，它仍然有意义。医生在实际工作中，并非总要全面而细致地，运用全部当代生理和病理学认识问题。运用西医理论，有时也要简化人体。中医的脏腑学说，就是一个很值得参考的理论模型。

那么，五行对中医理论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内经》说：“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非徒一阴一阳而已。”

故拙见以为，引进阴阳学说之后，为构筑人体理论模型，中医真正需要的是“五”，而非“五行”本身。然而，那时候恰好有、而且只有这一个现成的理论。借为框架，就自然而然了。

正如现在还有人说（所谓生物全息论）：人体的宏观构造基于“五”。手足各有五指，四肢连头项也是五支。竖看头、胸、腹、膝上、膝下共五节。不能说这样借用“五”，对认识人体没有帮助。胸腹腔内的主要器官，大致十个左右。阴阳结合五行，分器官为脏府。此种模型与实际就相差不很远。

当然，全盘借用五行，就难免很牵强。试想：说心属火，由常识联想还可通——心通红、多血又热气腾腾。肝属木就无法联想。若说肝喜调达，其他脏府可以不调不达吗！所以，把五行本身原有之意基本剔除之后，才是中医所取之意。凡把五行原意、特别是生克乘侮拿来说明医理，必然矛盾重重。

可见，废除五行生克可以讨论，但五行之“五”不能废除。否则，中医只能按阴阳学说建立两极人体理论模型，不能建立更复杂的人体理论模型。

附：1949年以来的五行之争

1949年以来的五行之争，大体上有两次。第一次主要发生在1956～1957年，1961～1962年又略有反复。第二次，从1978年直到最近。

一、第一次五行之争

这次争论的背景有二。

一是我国医学界刚刚批判过王斌、贺诚的错误的中医政策。再对中医作某些批判，是颇为敏感而且为人所忌讳的问题。

二是毛泽东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总之，这时候批判五行，意味着批判中医，不大合时宜。但还是有人首先对五行发难。

很多青年同道大概不知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数月之后，紧接着是“反右派”运动。许多在“鸣放”过程中，放出“毒草”来的“牛鬼蛇神”被定为“右派”。这场运动的表现形式，与“文化大革命”相反。前者始终自上而下，后者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自下而上。它们的后果都影响深远。

中医界的某些人，被定为右派的原因之一，就是对五行持否定态度。所以，中医问题在我国近现代史上，常常和政治斗争、思想斗争联系在一起。这是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融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冲突现象。任何民族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当中，都要付出代价。

有点意外的是，解放后最先贬斥五行的是郭沫若。他说：

“现存的《黄帝内经》把一些阴阳五行的玄理附会在医理里面，恐怕是有所为而作。不幸原意隐晦，竟束缚了中国的医学2000多年，一直到现在都还不能尽量摆脱。”（郭沫若.青铜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287～288）

医界最先批判五行的是章次公。他的文章“从太炎先生‘论中医与五行说’谈起”，载于1956年《新中医》杂志第十期。章次公和章太炎有师生之名分，医学方面出自陆渊雷之门，学术上确实一直对五行持否定态度。大概由于是全国政协委员，他这位解放后批判五行学说的发难人，没有被定为右派。然而，此后，章氏及其代表的一个流派长期无闻。不久，章氏逝世。

这种影响，甚至波及近代极有成就，而且真正最先同余云岫论战的中医理论家恽铁樵——因为陆渊雷出自恽氏之门。解放后，恽氏的重要创见被普遍接受，而且写进教科书，然而，除笔者外，从未有人高度评价其创见。其著作也无一种再版。

章次公认为：“五行说在中国医学上，应该早予扬弃”。“中医的好处决不在五行生克的理论方面，五行生克也指导不了中医的临床实践。……例如中医用大黄除实，当归止痛，是事实。这是根据五行生克的理论指导临床实践呢？还是遵循张仲景辨证用药的法则治疗疾病的呢？很显然的，与五行说完全没有关系。推之一切针灸按摩等也是如此。”他还引用多家近代人的看法。因为有关文献已经很难看到，这里转引两家。

章太炎说：“谓中医为哲学医，又以五行为可信，前者则近于辞遁，后者实令人笑耳。……尤在泾《医学读书记》举客难五行论，语亦近实，在泾欲为旧说掩护，不得不文饰其词。……仆尝谓，藏府血脉之形，昔人粗尝解剖而不能得其实，此当以西医为审。五行之说，昔人或为符号，久之妄言生克，遂若人之五藏，无不相孳乳，亦无不相贼害者。晚世庸医，借为口实，则实验可以尽废，此必当改革者也。”

刘师培（清末官僚兼学者）说：“文王孔子，不奉五行，故《易经》一书，无一语涉及五行。西汉焦京之流，以《易经》说灾异，杂糅五行之说，已与经文相违，而郑玄之注《周易》也，则以金木水火释四象；马融做注，复以四时生五行说系辞。宋儒作先天后天图，至谓何河图洛书皆以五行为主，可谓歧中之歧矣。……是治经之士，以五行配合医术，说各不同。盖《灵枢》、《素问》均言五行，儒生以其与洪范、月令相似也。遂以儒生所传五行，附合医经，更以医经之言，入之儒书之注。此古医学赖经生而传者也。”

章次公还引了华北国医学院《四诊要诀讲义》编者富雪厂的话。因查找不易，略摘几句：

“五行生克实为医术障碍……余未冠时，即承家学，究心脉法。诵习经验，垂数十年，自问于医学稍得门径。窃思著成一书……五行腐说，铲除净尽；精义至言，足以医医，乃授之学者，而告之曰：此黄帝仲景之家法，亦吾之家法也，珍之珍之。”

章文一出，立即有人商榷。当时已为卫生部中医顾问的秦伯未，没有正面撰文反驳，却在讨论“辨证论治”的文章中说：

“中医的最高理论，应该属于‘阴阳’、‘五行’和‘营卫气血’等等，它经过长时期的指导临床实践，充分表达了中医的整体观点。如果不了解‘阴阳’，不会理解矛盾统一；不了解‘五行’不会理解有机的联系和制约的关系；不了解‘营卫气血’，不会理解整体的生理和病理的变化。最近，有人公然发表否定‘五行’的文章，并附和没有中医临床经验的人表示坚决反对。这种错误的思想，倘从某些废医存药的路线来看是不足奇怪的。痛惜的是，作为一个中医，对中医本身学术如此浅薄，同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茫无所知，不免令人齿冷。”（秦伯未.中医“辨证论治”概说.江苏中医，1957.(1):2～6）

此次争论，公开发表的文章不足十篇。由于五行学说固有的缺陷，批判五行的文章大多比较充实。维护者则多勉强。以下试摘两家论点。

“提到五行，就要牵涉到‘生克’。说五藏相生，纵然未必正确，大体上还说得过去。……说到五藏相克，那就不对了。……在《金匮要略》，说是见肝有病，知道将要传脾，就先实脾。这种说法，还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底下又说什么，补脾为的伤肾；肾伤了就不能克心，心强大了就去伤肺；肺伤了就不能克肝，这样肝病就好了。为了治肝，却伤了肾、肺。真是治一经，伤两经，哪能有这个道理。清代的程林先生，在他的《金匮直解》里说：‘愚谓见肝补脾则可。若谓补脾则伤肾，肾可伤乎？火盛则伤肺，肺可伤乎？然则，肝病虽愈，又当准此法以治肺、治肾，五藏无宁日也。’尤在泾先生在《金匮心典》里也说：‘果耳，则是所全者少，而所伤者反多也。且脾得补，而肺将自旺，肾受伤，必虚及其子。何制金之有哉。’又，唐立三先生在《吴医汇讲》里也说：‘无论补脾以伤肾，纵火以烁金，然后使肝无伐，获益者少，受伤者反多，已属不经。且于治法亦隔四藏，迂回极矣。’”（郝希光.我对五行生克的看法.江苏中医1957(3):7～9）

“我们对事物的了解，必须掌握其本质方面进行探讨。如果只从事物的概念想象去了解，往往所得结论是不全面、不正确的，章先生在这篇文章中的主要错误，是把阴阳家方士的‘五行’学说和中医的‘五行’学说不加区别而等同起来了。并且引证了一些和中医无关的古今文家论述阴阳家谶纬家的‘五行’观点，来反对中医中的五行学说。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王士福.对章次公先生论五行生克的几点不同意见.新中医药，8（8）：29）

接着，批判五行的看法，被上纲上线了。于是，再无法争鸣。比如有人如下说：

“郝希光先生一文，从它的全部内容来看，绝对不是学术上的争鸣问题，而是夸大缺点，抹杀事实，动摇中医的基本的问题。说得具体一点，它完全是余云岫消灭中医谬论的翻版，违反党的整理发扬中医的政策的。试为逐条揭发如下。”（丁光迪.对郝希允先生“我对五行生克的看法”一文的批判.江苏中医，1957（4）：17）

在这次争论之初，有一位“年逾花甲”的西学中的先生，这样看阴阳五行说：

“西医学习中医，首须深信阴阳、五行学说不是玄学，而是以宇宙为研究对象，从不断地观察中体认出来的。运用这种学说，可以说明宇宙间一切客观事物的本质，以及它们之间盈虚消长的运动发展规律。”（金诵鎜.我对祖国医学运用阴阳五行的体会.江苏中医，1956（1）：1～2）

阴阳学说是可以使人深信的，让当代人深信五行学说则很困难。何况古人就不是深信不疑呢！

这场争论并未完全停止。1961年，部分西学中人员提出，脏腑学说是中医的理论核心，又引起争议。结果是，确认阴阳、五行学说等是中医理论的核心，才算告一段落。在当时的大气氛中，有人敢于提出五行存废问题，说明医学界的理性思维辨是不可能完全沉寂的。

二、第二次五行之争

1978年之后的五行争论，持续至今。其背景是改革开放政策，引起中医政策的调整。这次理性躁动，倒是先由非中医学者利用“三论”阐述“五行”等中医理论的科学性。最近仍有类似文章。由于文献很易看到，笔者不想再详细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