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门别类的基础医学

根据上述模型，我试图将现代医学的知识体系纳入其中进行分析，但出乎意料的是，该体系竟然缺乏一种能够统领各种医学知识的核心观念，或者说缺乏提纲挈领的自然哲学指导，起码表面上看不出来。

鸟瞰现代医学知识体系，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类：基础医学和应用医学，后者包括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和康复医学等三个方面，最近有人提出还应该包括保健医学，称之为“四大医学”。每一种应用医学都有一个庞大的体系，我们并非在这里需要完整地描述这个体系，而是让大家关注：为什么现代医学里面会有一个分门别类的基础医学？它们是怎样“变”出来的？

事实上，真正推动现代医学突飞猛进的正是基础医学。可以说，基础医学的成长史，就是一部现代医学的进步史。有了各基础学科的发展，医学才从根本上由一种经验的归纳和总结（例如古代医学、现代生活中的替代医学），上升为一种可以称之为科学的学科。从名字可以看出，基础医学是医学的根基，正是因为基础医学的蓬勃发展，才有了临床医学的日新月异。

所谓基础医学（Basic Science of Medicine），是以现代自然科学理论为基础，应用生物学及其他自然科学方法解决医学问题的一系列医学分支学科的总称。包括研究人体生命活动物质基础的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研究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表现结构基础的解剖学（系统解剖学、局部解剖学等）、组织胚胎学、病理学（组织病理学、免疫病理学等），研究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表现功能基础的生理学、细胞生物学、病理生理学、生理心理学、免疫学、遗传学等，研究疾病原因的微生物学、寄生虫学、病毒学、基因学、肿瘤学等，研究药物的药理学、药物化学、毒理学等（图0-3）。

图0-3  现代基础医学的分门别类

过去有一种说法，医学作为应用学科滞后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其实，基础医学的成长始终贯穿在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例如，以医生为主体的医药化学学派是现代化学诞生的主要推手，各种基础医学的奠基人大多数是临床医生。作为现代科学与自然哲学分水岭的1543年，是因为有两部著作问世：一部是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改变了人类对“大宇宙（天体）”的看法，另一部是维萨里的《人体构造》，改变了人类对“小宇宙”（人体）的看法。因为这种改变，吹响了科学时代的进军号。

基础医学的历史，如果从安德烈·维萨里（Vesalius，1515-1564）、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等人算起不过400年，而真正的现代基础医学，历史不过200年。临床医学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并没有以科学作为基础，而是以某些自然哲学（例如希波克拉底所谓的四体液说，中医学中的阴阳五行说）为指导。本书中篇《走向实证》就是探讨各种基础医学理论诞生及其成长的故事。

四、从形而上到形而下

表面上看，现代医学的知识体系与各种传统医学最大的区别就是多了一个分门别类的基础医学部类。但实际上，现代高等院校的中医学教材都有中医基础理论的课程，它是近代的中医药教材撰写专家根据现代医学教育需要而梳理《黄帝内经》等经典著作的成果，也是古代医家构建的自然哲学的医学体系的骨干理论，并一成不变地沿用至今的内容。那么，古代医学的自然哲学理论与基础医学有什么不同？

（一）自然哲学的洒脱

为什么传统医学没有基础医学部类？这与那个时代自然哲学的洒脱密切相关。可以说，选择自然哲学构建医学体系是先贤们最大的智慧，但留给后代的，却是最难以摆脱的梦呓。

2004年9月5日，以“全球化与中华文化”为主要议题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在北京闭幕。会上，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教授捅了一个马蜂窝，他说“《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很快激起了强烈反应，批评和赞同之声尖锐对立。一个月后，在清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和《科技中国》杂志社共同举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上，杨振宁再次重申这一观点，他说《易经》中无推演方法，“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与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易·系辞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什么？指事物的规律；器是什么？即万事万物。二者的关系如何？老子（约公元前571-471）在《道德经》中演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老子的宇宙生成论，即“道”生万物的过程，或者说“无中生有”。《淮南子·天文训》是迄今我们看到的对它最早的哲学解释：“道（曰规）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照《淮南子》的解释，“二”是“阴阳”，三是“阴阳合和”，于是万物化生。这是一种古典的宇宙生成论，也是我国“重道轻器”世界观的渊源，以形而上的规则（意识）决定形而下的器物（存在）。但是，如果有一个较真的“傻子”要问：“道”是什么，如何界定？它们是怎样“化生”的，“化生”的过程如何？这种“抽象”能够回到“具体”吗？我想，最高明的回答一定是“天机不可泄露”，这是道家的绝招。

再来看看《黄帝内经》的发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道生万物”的认识论和世界观就这样移植到医学里来了。这里告诉我们，“治病必求于本”，本于阴阳也。至于为什么说阴阳是“天地之道、万物纲纪、变化父母、生杀本始、神明之府”，那是不言自明的事情，无需解释，也根本用不着探析。

这样一来，“形而上”的阴阳学说，不仅决定着世界万事万物的发生和变化，也为医学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具体的生命现象和经验事实就有了演绎的起点。一种高高在上的、遨游天地的自然哲学（形而上）可以作为理论工具，轻松地诠释万事万物的内在变化，而且警告着后续者不再去追求各种具体事物的具体变化（因果关系）。举一个今天的例子：

无论任何一种新发传染病，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研究就可以“辨证论治”，这是为什么？因为“辨证论治”早已固化为一种先验的体系，它不需要我们对具体的事物再做什么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有了这个法宝，一切临床问题都可以轻松应对。但是，传统医学因此就不能形成实事求是的、理论与经验水乳交融的互动局面，也就不能产生科学的加速度效应。因为它是古代的圣贤通过思辨“创造”出来的，而不是文艺复兴后的科学巨匠们一点一滴地通过观察和实验，艰辛地从万事万物自身的因果关系中“发现”出来的。而且，那时候的医学也不讲什么唯心、唯物，拿来就用；各种知识相依为命，也顾不上什么逻辑自洽。

那时候，古希腊的先贤们也是这样，他们同样创造了不容置疑的自然哲学。古希腊语中“逻各斯”（logos）与“道”如出一辙，即似是“言”（Word），但也似是“非言”，即“无言之言”和“不可言说”。从语源学上，海德格尔对逻各斯曾有考证。他认为，古希腊语中的“logos”，起源于“legein”，而“legein”在古希腊语中意为“说话”。另据奥格登（C.K.Ogden）和理查兹（I.A.Richards）考证，自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35-475）最初把“逻各斯”引入哲学中后，它当时既有语言、说明、尺度之蕴，又有理性、法则之意。现在看来，我们今天所说、所指和所理解的“道德”，也应包含在“逻各斯”之中。在“逻各斯”中，言与行，实然与应然，理性与道德，混为一谈。孔子（公元前551-479）的《中庸》中也认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最早对“自然”作哲学思考的是活动于古希腊伊奥尼亚的米利都城的泰勒斯（约公元前624-546）、阿那克西曼德（约公元前610－546）和阿那克西美尼（约公元前585－525）三位哲学家。他们思考的问题是：事物是由什么构成的。泰勒斯认为本原是“水”，阿那克西曼德认为是“无定”（一种虚拟物质），阿那克西美尼认为是“气”。宇宙万物的生成、变化是物质性的本原“浓聚”或“稀散”的结果。到了恩培多克勒（约公元前490-430），他综合了前人的看法，再添加“土”，正式提出了大自然物质构成，是水、气、火、土四种元素。后来，由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370）提出的四体液学说认为人体有四种体液分别与四种元素相对应：由肝制造的血液（气），肺制造的粘液（水），胆囊制造的黄胆汁（火）和脾制造的黑胆汁（土）。人之所以会生病，是由于四种体液失去了平衡所致，治病就是要让体液恢复平衡，因此衍生出了放血、发汗、催吐、排泄等疗法。

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学说统治了西方医学1000多年，直到现代医学的兴起。正如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在评价米利都学派所说：“这种最早的哲学思考，其一元论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是如此强烈，以至使米利都学派的学者们从来一次也没有想到要去探索这宇宙物质永不停息的变化的原因或根源，反而假定这是一种自明的事实（当然之事），正如他们认为万变与生成是自明之理一样。”〔1〕然而，将宇宙万物的生成、变化的原因或根源诉诸于自明性，并不是米利都哲学家们的疏忽或有意的回避，而是那时候希腊民族对自然界认识的普遍信念。因为历史的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只处在这样的的阶段：朴素而简单，且不容置疑。

显然，这些“形而上”、“道高于器”也是不言自明的。因此，自然哲学似乎有一种天生的高贵血统，附着在它的基因里让会人陡生敬佩之情。这种不容置疑，一方面取决于这种观念自身的虚弱，因为它经不起质疑；另一方面来自于医学现象的迫切解释并构建医学体系的现实需要。

过去，我们常常把“形而上学”看成是一种方法论（“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观察事物的思维方式”），其实它更重要的是一种本体论体系，是原始哲学的一个门类，指对不可证明的无形世界本质的猜测。其理论原则是柏拉图的“世界二重化”，13世纪起被作为哲学名词，用以指研究超经验的东西（灵魂、意志自由等）的学问。在黑格尔提出辩证法以后，它又被用以指与辩证法对立的古老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什么是柏拉图的“世界二重化”？他认为世界由“理念世界”（主观世界）和“现象世界”（客观世界）所组成。理念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永恒不变，而人类感官所接触到的这个现象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微弱的影子，因为每种现象是因时空等因素而表现出暂时变动等特征。柏拉图指出，当我们说到“马”时，我们没有指任何一匹马，而是称任何一种马。而“马”的含义本身独立于各种马（“有形的”），它不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因此是永恒的。但是某一匹特定的、有形的、存在于感官世界的马，却是“流动”的，会死亡，会腐烂。因此他主张，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和可靠的，而那些变换的、流动的事物不可能导致真正的知识。显然，这与易经和老子的观点不谋而合，它是古典文明的必然选择。

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各民族的古代医学都与他们自然哲学融为一体，因此形成了五花八门的特色医学。因为轴心时代的先贤们，没有办法不借助自然哲学，他们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处在人类的孩童时代，虽然非常智慧但仍然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正如科学时代的开创者，他们不能不选择机械唯物主义，也是那个时代最明智的选择。但起码有一点，没有依恋与停留在“天人相应”的模糊性认知上，而是将医学的研究对象死死地锁定在医学现象和经验事实上。

我们常常习惯于贴标签，过去为古代医学（主要指中医学）贴的一个标签是朴素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这是就经验医学而言。其实，还可以贴上客观唯心主义（自然哲学的先验体系）与主观唯心主义（巫医学）的标签。据何裕民教授《走出巫术丛林的中医》的考证，在自然哲学+经验医学的中医学体系里，并未完全“医巫分家”，它们始终还藕断丝连，若即若离。就理论体系而言，古代医学都是朴素唯物论、早期辩证法、主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杂烩。因此，贴标签并不可靠。

是的，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有一个曲折的历程。史前的纯经验时期，人类就象在茫茫的黑夜里摸索着零碎的、散乱的、随时就会遗忘的知识片断。当踏入理性思维阶段，最初的尝试往往只有广度没有深度。那时有多少事物环绕着人类，而最先被考虑到的是事物间的联系。那时的所有知识都包容在一个总体框架之内，人们通过直观、类推和揣摩，自然谈不上重复性检验，只有原始的自然哲学作为规范和工具来扩展知识。那时对于任何一个具体问题，常常采用千篇一律的观点和方法来解释，或者从天上到地下、从社会到人格，把仅有的知识拿来联系、类推和说明，因为“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2页）（恩格斯语）。这就是轴心时代自然知识井喷式爆发的幕后推手，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近代实验科学的兴起。

（二）实证思想源头

我们今天知道，尽管自然界的物质形态千变万化，纷繁复杂，但它们的背后都具有某种共同的本质属性，即物质性或客观性。也就是说，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物质的，它们都存在于人的意识、感觉、精神之外，离开人的意识、感觉和精神而独立存在，并能为人们的感觉和意识所反映。这正是促进现代科学诞生的实证思想，后来的哲学家把这种精神概括为“实证主义”或实证哲学。

当代波兰哲学史家科拉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在他的《理性的异化：实证主义思想史》（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12-1出版）认为，实证主义是关于人类认识活动的一套规则或评价标准：它告诉我们关于世界陈述中的哪些内容是属于知识的范围，也区分了哲学和科学的争论中哪些属于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哪些又属于不可能得到解决或不值得考虑的问题（参见Leszek Kolakowski，The Alienation of Reason：A History of Positivist Thought. New York：Doubleday & Company，Inc.1968，PP.2-3）。

根据他的索源，古希腊斯多亚学派的怀疑论提出的一种现象主义观点，可以被看作实证主义的雏形。这种观点认为，经验能够使我们确定事物是否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外表，但却无法由此推断对象的确切原因是否如它的外表所呈现的一样，因而我们必须区分经验材料的真实性以及由此推断的事物自身具有的性质（同上书，P.11）。实验研究的先驱的罗杰尔·培根（约1214-1293）明确指出，知识的价值只能用使用的效果加以衡量，而获得知识的唯一合理手段就是实验和几何推演；逻辑学家奥康（William of Occam，约1285-1349）以“极端唯名论”的方式提出的奥卡姆剃刀定律（Occam's Razor，Ockham'sRazor）清除了一切被认为是不必要的实体，严格区分了尘世的知识和宗教的信仰，认为后者是无法证明的，也是无需证明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在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唯名论，而唯名论本身并不是一种实证主义观点，因为它关心的仍然是知识的构成和来源，而不是关于构成知识的原则和标准。而且，中世纪晚期的一些经验主义萌芽，主要关注的也是如何得到事物本身，虽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本体”，而是大自然撒播于一切生灵之中的初隐“力量”。

实证主义的思想在17世纪开始呈现最初形态，它与近代机械论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1564-1642）的科学观直接形成了与传统世界观的对立：科学的任务不是去增加自然及其属性的数量，而是大量地去描述一切可以测量的现象。伽里略的理想实验超出了经验材料的范围，即为一切实验确立理想条件。这正是后来的实证主义哲学确立科学规范的开端。17世纪实证主义思想的最主要代表是法国数学家、哲学家伽桑狄（Pierre Gassendi，1592-1655），他在1624年的文章中直接反对亚里士多德主义，宣称形而上学的思辨是没有结果的，而合理的目的论思想也是不可靠的。他指出，一切值得探究的知识都会是不完善的，我们基于天生的认知手段而得到的东西，都不过是具有可能性而已，这样的知识是无法宣称可以发现世界的“本性”或万物的“本质”的。即不要询问用定义无法回答的问题，如关于上帝的问题或关于宇宙本性的问题，我们只能对各种不同的答案保持开放的心态，以便将来的科学研究能够给出更好的回答。17世纪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勒内·笛卡尔（1596-1650）的《论方法》和《第一哲学沉思》，德国哲学家、数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的《单子论》的出版，开始把整个西方哲学真正引入对人类知识的性质及其形式的考察。他们认为任何以不可见的力量去解释世界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我们不能为以无法清楚地表达的东西去解释自然过程而留下地盘。科学应当使世界摆脱神秘，应当用真实的知识填补我们认识上的空白，而不是用华丽的辞藻去掩饰我们的无知。笛卡尔把广延的实体和思维的实体区分为物质（外延）和思想（灵魂），这种做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至少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笛卡尔把一切实体都放到了保证清晰确实的理性显微镜下观察，发现在所有声称隐藏了某种本质的实体理论中都没有任何真正有意义的、对自然的描述有所贡献的内容。因为在他看来，我们所能看到的都是实际的事物属性，而在这些属性背后并没有什么隐藏的“自然”。他把自己的使命看作是发现可以接受为绝对必然的而不只是纯粹分析的真理，而这样的真理就只能用数学的形式来表达，“因为遵循正确的秩序和精确地陈述我们正在研究的所有情况，这就是那个赋予算术规则以确定性东西的全部”（Descartes，Discourse on Method and Meditations，translated with a introduction by Laurence J. Lafleur，Macmillan/ Library of Liberal Arts，1960，P.17）。

（三）实证主义哲学

实证主义（positivism）产生于19世纪30-40年代的法国和英国，创始人为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始祖A·孔德，主要代表有英国的J.S.穆勒和H.斯宾塞。实证主义强调感觉经验、排斥形而上学，其形成标志为1830年开始陆续出版的孔德的6卷本《实证哲学教程》。下面，我们介绍几个实证主义哲学的观点。

1. 实证原则

孔德指出：实证哲学的一切本质属性都概括在“实证”这个词中。实证（Positive）一词应包含有六种含义：(1)现实的与空想的对立；(2)有用的与无用的对立；(3)确实的与虚构的对立；(4)正确的与暧昧错误的对立；(5)建设的、肯定的与破坏的、否定的对立；(6)相对的与绝对的对立。科学知识就应该是这种实证的知识，实证哲学就是要找到达到实证知识的原则：

首先，一切科学知识必须建立在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基础上。经验是知识的惟一来源和基础。科学知识之所以是确定的、精确的，是因为它们来自经验。科学知识的有用性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近代自然科学就是这一知识的典范。

其次，反对讨论经验之外的抽象本质、第一因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形而上学的问题。人们如果把自己的精力花费在这些问题上，是一种纯粹的理智和时间的浪费。对于传统哲学中所讨论的形而上学问题，应该置之不理，不予讨论。把这些问题留给神学家们去想像，留给形而上学家们去作繁琐的论证吧。

再次，知识的相对主义原则。人们的知识仅仅是经验的，我们既不能知道这些经验的本质是什么，也不知道它究竟怎样和以什么样的方式产生。因而知识只能是相对的知识，而不是绝对的知识。他指出追求绝对的知识总会伴随使用神学的虚构和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

2. 规律来自经验

在经验现象之间还存在一些规律，科学就是要正确地发现它们。在孔德看来，规律就是经验现象之间的不变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而决不是事物的本质。这些关系是在同等条件下的不变性、重复性和稳定性，诸如摩擦生热、化合和分解、繁衍和进化等，这些都是规律，科学就是对这些规律的观察和描述。发现规律的目的是为了简便，也就是把复杂纷繁的现象简化为规律，像把多种多样的引力现象简化为引力定律一样。

孔德还指出，科学是对规律的认识，但科学只说明规律的存在，而不能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规律。因为“为什么”的问题是属于超经验的东西，人们是无法知道的。所以科学只研究怎样(how)，而不研究为什么(why)；科学只描述经验现象，而不能说明原因。

3. 人类理智发展三阶段

孔德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就是他的“理智发展三阶段”的理论。他认为这是他所发现的“一条伟大的根本规律”。“理智发展三阶段”的规律就是要告诉人们：每一种主要观点、每一个知识部门，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人类都不可避免地先后经历三种不同的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是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也可分别被叫做虚构阶段、抽象阶段和实证阶段。

人类理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神学阶段。这个阶段人类理智处于刚起步阶段，但是人们却本能地用自己的理智去解释那些最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也就是去探求万物本原、现象背后的最终原因等问题，试图得到关于世界的绝对知识。这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人们只能发挥自己的想像能力去说明世界上的各种现象。宗教神学就是这个阶段上的产物。但是人们不会一直满足于神学的解释，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知识的积累，人的理智逐渐进人形而上学阶段。

形而上学阶段是理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是一个过渡阶段，是改头换面的神学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人们的理智依然在追求万物本原和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追求绝对知识；不过人们是用超经验的抽象概念(实体)代替了超自然的神灵，采用抽象的逻辑推理和空洞的思辨代替了想像。这个阶段上形成了一些独断论的哲学体系和理论，这些理论摧毁了人们对神学的坚定信念。但这些理论只有破坏作用，而无建设作用，只能带来人们的思想混乱。这个阶段很快就由新的阶段所代替。

实证阶段是理智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最高阶段。在这一阶段上，人的理智成熟了。人们完全放弃了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放弃了对绝对知识的追求。这一阶段上，人们以科学研究为基本特征，尊重经验事实，依靠观察和理性的力量去说明、解释现象，发现规律；人们把一切知识都看成是关于经验现象的知识，并且都是通过经验加以证实的肯定的可靠的知识；人们也意识到了知识是与人的身体结构和状况息息相关，因而是相对的。

孔德认为，从整个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可以发现神话产生于远古时代的人类理智的想像，宗教也是古代社会的产物；后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取代神学思维方式，出现了众说纷纭的抽象的哲学理论体系；近代以来的实证科学的发展，显示了人的理智进入实证阶段。各门科学理论的发展也要大体经历这三个阶段：科学发展的早期，受神学的统治，天文学表现为占星术，化学表现为炼金术。而到中期则受形而上学思维的支配，力求在经验的自然现象背后寻找抽象的物质或精神实体或动因。现代科学均已进入实证阶段，并取得一系列实际的成果。

3. 穆勒的“归纳五法”

穆勒认为，科学就是揭示自然现象的因果关系和规律，科学所揭示的只能是经验现象内的因果关系和规律。关于事物的本质和原因的“形而上学”知识是根本认识不到的。人们的知识也是相对的，但知识的相对性不是指知识的不稳定性或不分正确和错误；相对的知识仍具有其确定性和正确性，而这种确定性则是对经验现象的恒常不变性的把握，那种最终意义上的知识的确定性是不存在的。

穆勒指出：不仅要研究经验科学已经发现的规律，还要研究发现这些规律的方法，论证这些发现的可靠性。他从经验论出发，指出科学逻辑是归纳逻辑，强调归纳法是发现和证明科学知识的惟一工具和方法。因为任何知识都是源于经验事实，都是对经验事实的归纳并通过归纳法加以证实。归纳法的重要之点就是通过它可以获得新知识。没有归纳法，演绎推理的大前提只能是窃取一个没有经过论证的论据来作前提。但是，过去人们之所以责备归纳法不能保证其结论的可靠性，主要是因为这个方法太粗糙、不严密、不科学，为此他创立了“归纳五法”，为增进知识获得的可靠性。

穆勒的“归纳五法”是由求同法、差异法、同异并用法、共变法、剩余法这五种方法构成的，对逻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它发展了归纳逻辑，并在近代科学发展中产生过重要作用。当然，穆勒并没有在理论上根本解决归纳逻辑的可靠性问题。

（四）从逻辑实证主义到科学主义

反对形而上学观点还有逻辑实证主义，也称后实证主义、新实证主义以及逻辑经验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在维特根斯坦和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思想的哺育下形成产生的，主要是指以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人为代表的维也纳学圈的学术观点。

逻辑实证主义主张对概念和命题进行逻辑分析，目的是澄清概念和命题的意义，清楚无意义的概念和命题。他们把命题分为形式命题和经验命题两类。逻辑实证主义以经验为根据，以逻辑为工具，进行推理，用概率论来修正结论。

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观点：（1）逻辑实证主义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对知识进行逻辑分析，特别是对科学语言进行分析；（2）坚持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强调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以消灭形而上学；（3）强调一切综合命题都以经验为基础，提出可证实性或可检验性和可确认性原则；（4）主张物理语言是科学的普遍语言，试图把一切经验科学还原为物理科学，实现科学的统一。逻辑实证主义的中心问题是意义问题以及通过意义划分科学和形而上学的界限，纲领是捍卫科学而拒绝形而上学。

逻辑实证主义对一切超验的命题和体系都给予拒斥，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一个命题或体系没有包含“数和量方面的任何推论”也没有包含“关于实在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论”，那么“它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是诡辩和幻想”。这就是逻辑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理由，因为他们认为，认为形而上学一无是处，其所有的、整个体系都是毫无意义的，它们既不是分析的，又不能为经验所证实，没有任何真理性可言，是无谓的“伪命题”。

但是，逻辑实证主义存在唯科学主义的偏颇与缺陷。就我们当前的人类文明、科学技术的水平来看，要达到逻辑实证主义所要求的绝对、严格、理性的经验证实原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科学事业本身的发展。过去、现在以至将来，人都是科学事业的主导者，在开展科学活动的过程，到处都有人的价值判断和主观因素，不可能保持科学的中性，完全剔除人的主观意志，那样科学也是不能进行下去的。人在科学探索中，只能尽可能的借助现有手段，尽最大努力追寻事物的本质和发现、分析及解决科学中的问题，尽量向真实面貌靠拢。这并不是说世界是不可认识的，只是我们的科学活动要受社会各种因素的制约，我们所进行的都是有前提条件的，我们不能空想而超越现在。

逻辑实证主义在早期是主张通过经验事实来证明命题的真理性，并有直接证实和间接证实的分别，但到后来由于本身证实原则的不可靠性、不普遍性和不稳定性以及外界其他哲学派别的攻击，它转向为对哲学语言的探究，从分析语言开始探讨意义问题，并提出科学的或然性和相对性，但最终也没有就从感官经验知识得来的知识进行满意的描述和提不出有特殊威信的证实理论而受到质疑，并随着其他哲学观点的兴起而走向没落。

五、还原论的成功

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有怎样的世界观就有怎样的方法论。

还原论（Reductionism）一词最早由美国哲学家蒯因在1951年提出，他是作为对现代科学分门别类以及主张把事物的高级运动形式分解简化为低级运动形式的批判而提出来的。那时候，还原论是人类认识和应对复杂世界的一种基本思想方法，主导着整个近代科学的研究规范。它的贡献如此巨大，完全可以说若没有还原论，就没有当今种类繁多、成效卓著的庞大自然科学体系。但其缺陷也非常明显，受得现代科学的多方质疑。

整体论与还原论是相对而言的。人们对二者有一个通俗的比喻，谓前者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后者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二者均是人类认识自然在不同阶段的最佳选择。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