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后整理了三篇文章投稿，能否刊用当然不能知道。但其间又翻了几本书，看了几篇文章，觉得要读的书和文章还有许多。因《诗经·豳风·七月》的历法，读过的文章总在二十篇以上，但此前竟然漏看了

“华锺彦.‘七月’诗中的历法问题. 历史研究, 1957,(2):87-94”

自己也觉得惊奇。这篇文章或许确立了现在的主流意见：《七月》中月份是夏历，而一之日至四之日是周历的一至四月；夏历就是今农历，而周历以夏历十一月为正月。

这首诗的作者有农民或奴隶、奴隶主和周公旦等说法，写作时间也说法众多。我想，诗中部分词句或许来源于民间，但仍是地位较高者整理成文，且后世也会有所修润。今天的文本定稿于何人何时似乎不容易确定，有基于最后一句“万寿无疆”判断不会早于穆王世。

华先生称“周历应是灭商以后颁布的新历法，若说灭商前而有周历，无论在理论上与证据上，恐怕都提不出来”，或有可商之处。《史记·周本纪》有文王受命建元，“改法度制正朔矣”，其后用受命纪年：九年武王观兵于盟津，有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二月甲子商郊牧誓；《古本竹书纪年》也有“十一年周始伐殷”，《逸周书》等也有受命纪年。就此而言，受命建元弃用殷历是可能的，改为岁首目标冬至。基于甲骨文卜辞完全可以否定殷历建丑的说法，而是岁首目标秋分。至于弃用商尺19.7 cm 而新定周尺21.5 cm，青铜器的佐证也是有的。

认为《七月》中月份是夏历即今农历不能成立。夏历是汉代以后逐步完善的，实朔月首，无中气的月份置闰：2023年癸卯年二月三十日是中气春分，闰二月只有节气清明，中气谷雨在三月初一。西周早期或许没有朔的概念，完整的二十四节气想来没有——笔者从青铜器铭文发现(?) 的“昭穆之前已有四时八节”尚待学界认可，故而不能“无中置闰”。依通常所说周历建子、以冬至所在月为正月，而所说西周初期的夏历建寅、岁首在其后两个月，两者都是年底置闰，周历闰月之后，正月对应于夏历十二月而不是十一月，周历二月对应于夏历十三月。请注意，十九年七闰才是正好，西周的闰月需要朝廷公布，并不能自然确认。同时使用岁首不同的阴阳合历，再缠夹进闰月，肯定会引起混乱。

《七月》中的月份一定使用具有政权属性的周历。基于金文历谱西周初期建子和正月朔靠近冬至的建丑，即岁首大致在现公历十二月，诗中四月至十月就是农季而予以细说。诗中一之日至四之日是秋分~冬至~春分~夏至~秋分的四时，即自然属性的阳历。《说文解字》对“之”的解释是“出也。象艸過屮，枝莖益大，有所之。一者，地也”，与谷物成熟“年”或有关联。又，郭沫若先生以周历解读月份是正确的，但以“一来呢”解读一之日则是欠妥。

用周历月份和四时叙事，与诗中物候相符。此前已详细说明，如七月吃瓜、十月获稻等等，不再重复。关于“七月鸣鵙”，华先生在文章说“孔疏引王肃说‘古五字如七’，故七月当为五月之误”。鵙就是伯劳，以夏历解诗七月而鸣不符物候，故说其字有误。不过，“古五字如七”似乎不能成立：“五”是两横中间X，或许笔画不清而可能误为“二”；“七”本是横竖相贯，与后来的“十”相误则是多见——“十”原本为一竖。“七月鸣鵙”同样表明应该以周历解诗。

顺便说一句，华先生文中引明邢云路《古今律历考》说诗经“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为幽王六年( BC776.9.6) 日食；不过，现代天文计算表明，该次日食西安、南京不可见，北京最大食分仅0.05。或许“十月”为“七月”之误，幽王元年BC781.6.4日食西安食分达0.48，只要天气晴好总是可见。这是天文科普常用的事例。

因想说服朋友相信诗中一之日至四之日是秋分~冬至~春分~夏至~秋分的四时，曾在甲骨文中寻找四时而无果——有四方和四风；不过，在西周的96件青铜器的历日中发现13个时节，且八个为初吉的历日，解消了金文历谱编排的一个忧虑，真是高兴。

文中如有错漏、欠妥之处，还请博友指出。谢谢啦。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

陶渊明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

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

日入相与归，壶浆劳新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