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初吉可以在后半月，宣王世克盨为冬至(前一日)、膳夫山鼎为立春，共王世永盂为冬至；与“《诗经·七月》中一之日至四之日为秋分、冬至、春分、夏至分割的四季”可相互佐证。

西周王年与文史研究关系密切，因见到许多学位论文参考断代工程的结果，故而想将自己的年表整理之后投稿，但仍有若干疑点需要确认。此前说了穆王世三十四年，意味着《史记·周本纪》“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与“穆王立五十五年崩”皆有误；想到“穆王即位春秋已二十矣”为二十足岁，则与年五十五崩相符，方才安心。以“春秋”表示具体的年岁，《史记》中仅此一例，《左传》则未见。又，已发现错漏如永盂干支丁卯误写为丁亥，都在相关博文后面勘误。还请博友原谅我诸多烦恼而精神不济。

西周王年的确定主要依据金文历谱。利用现代天文知识已排出西周的月朔表，从幽王末年BC771向上截出诸王年代或设定诸王元年，找到青铜器铭文日期的合适位置即可。如晋侯苏钟有众多日期，可排入宣王世(元年BC826)：三十三年正月既生霸戊午(55)十日，二月既死霸壬寅(39)廿五日，六月初吉戊寅(15)二日，其后有丁亥(24)和庚寅(27)；二月既望癸卯(40) 在既死霸壬寅(39)后一日显然有误，而改一字为癸巳(30)十六日正是既望。

既望为十五至二十日、前后为既生霸和既死霸，是目前的主流意见；其他说法还有定点于上弦月、满月和下弦月，各占1/4 月，等等。但初吉有五种说法而没有主流意见：朔、胐、前1/4 月、上旬的初干节日、可分布全月的大吉之日，后者似乎为刘雨先生最先主张，已得到张培瑜先生的支持。不同的理解排出的历谱不同。

刘雨．金文“初吉”辨析. 1982,(11):76-84

笔者假设西周早期初吉是月首胐日，后转化为上旬的初干节日以及分布全月的“好日子”。初吉36次有19次胐，非上旬的日期共6个。前述晋侯苏钟六月初吉为二日胐，但克钟“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27)”和克盨“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 (27)”，属于同一王世意味着“初吉”分居前后的半月。这是容易证明的。

西周大小月间隔，年终置闰， “十又六年九月庚寅(27)”与同年正月甲午(31)日期皆为A；“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庚寅 (27)”与同年正月乙丑(2) 皆为B。如果十六年、十七年无闰，则十八年正月A的干支为壬午(19)；若有闰——闰月总是大月，则为壬子(49)。日期A和B分居前后的半月。陈梦家、唐兰、郭沫若、刘雨、诸多先生以及断代工程的诸多学者都做过类似论证。认为两器分属厉王和宣王最为常见，但不能得到器形、纹饰和铭文的支持，断代工程则将克盨干支庚寅改为甲寅。最简单的方式当然是“初吉就是大吉，可分布全月”。

哪些日子可称大吉呢？刘雨先生没有给出答案。依笔者所排历谱，宣王元年采用张培瑜先生主张BC826而不是断代工程的BC827，克钟和克盨皆入宣王世，后者二十日儒略历BC809.12.27，现代天文计算的冬至在次日17时。此外，“三十七年正月初吉辛亥”膳夫山鼎入宣王世，二十五日BC790.2.11立春，而年前12月29日冬至，与现公历2023.2.4立春和 2022.12.22冬至皆相差七天。

1969年陕西蓝田出土的铜器永盂，铭文涉及土地转让计121字，经郭沫若、唐兰、陈邦怀、吴镇烽、戚桂宴、李学勤、裘锡圭诸位先生研究，可谓名头响亮。通常说在共王世，“十二年初吉丁卯(4)”脱漏月份，郭沫若先生认为“殆即正月”(1971年10月《人民日报》日文版，下图左列)。因众多铜器历日和《古本竹书纪年》“西周受命至穆王百年”的双重证据，共王元年BC938几无疑问，共王十二年正月朔BC928.12.03 辛丑(38)，则丁卯为(4)二十七日，恰巧是冬至呢。唐兰先生判断“铜器是冬天的” 也是准确。。

唐兰. 永盂铭文解释. 文物, 1972,(1):58-62

现在要问，“断代工程将克盨No.66 干支庚寅修改为甲寅而初吉为八日、将膳夫山鼎No.59 排入厉王世而初吉为朔前二日，其共王十二年正月朔己巳(6) 则永盂初吉朔前二日” 可信，还是“初吉不必限制在月首或上旬，可排为立春和冬至”可信？非上旬的六个初吉有三个是节气，似乎不能看作巧合。又，以笔者所排历谱，义尊、义方彝(受命十二年)十又三月丁亥(24) 十二日，次日BC1027.12.30 的18时交冬至。

最后从2022年出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扫描部分金文历谱如下。笔者所排历谱仅改晋侯苏钟二月既望癸卯(40) 为癸巳(30)——既望不可能在同月既死霸壬寅(39)后一日，刻铭355 字些许差错也是难免。不过，其余铜器皆为铸铭，且No.70为盘、鼎同铭，No.71 大小两件圆鼎同铭，“都需要改动干支入谱” 想来只是排谱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