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出博文“以尺考古：商朝曾虏获南方青铜器物”之后，又看了些郑州出土的青铜器，不时心生恍惚——郑州二里岗时期真是使用商尺么？(1) 夏尺15.8 cm 和商尺19.7 cm 有着8：10 的关系；(2) 铜液凝固冷缩，但冶师是否对泥范预做修正却不得而知；(3) 倘若器物的线条图又不够准确，外形特征数据精确到厘米。如此条件，要准确判断器物的适用尺度真是困难呢。后来想到“满清入关之初权贵所用多为明朝器物”，而《史记·周本纪》就有“(武王) 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也就渐渐释然。为了平复心情，贴出“以尺鉴宝”，以适用尺度而不是形制和纹饰判断器物年代——商尺19.7 cm和周尺21.5 cm是容易区分的。

 常说“三代夏商周”；不过，夏朝的历史似乎仍不明朗。笔者觉得，夏商曾经共存，且初期夏族文化领先；武汉盘龙城、陕西汉中、江西新干 (依托地吴城或牛城）出土“商代”青铜器物，颇为精美却都适用夏尺。上世纪末“夏商周断代工程”将二里头定为夏朝都城，但出土青铜器物较少，与其地位不能相称，或许部分青铜器物在公元前1500 年携带至武汉盘龙城。

夏商想来曾经长期争斗，而商朝最终获胜，时间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此前夏朝已有先进的青铜文化，商朝想来曾虏获夏朝青铜器物。前述博文说明1982年向阳食品厂出土的13件器物中，大圆鼎、扁足圆鼎(两件相同)、提梁卣和羊首罍适用夏尺15.8 cm，而非商尺19.7 cm。这几件器物真是精美（文[5]予以特别说明），倘若真是从夏朝虏掠而非商朝在郑州范铸，则相关时代的判断需要重新检视。郑州还有1974年张寨南街出土青铜器3件，两件方鼎通高100和87 cm；南顺城街出土青铜器12件，方鼎四件，最大通高83 cm。后两处窖藏以及商墓的部分器物可确认适用商尺——郑州商城即商朝的二里岗时期使用商尺没有疑问(注)。

学界对郑州窖藏已有许多研究，主要结论是：三处器物在二里岗上层时期入土，是商王遇到突发事件撤走而埋藏，或商朝举行大型祭祀后掩埋。似乎主张后者的论文较多。不过，祭祀器物总该有某种组合；如此重器是为大型祭祀特别范铸，还是原本常规祭祀时所用，似乎有些费解。或许埋藏待取的可能性更大，三次埋藏为同一次事件。埋藏地点在郑州商城之外(或可避开普通民众)，但仍在外城墙之内，完全可以从容而有序地进行；埋藏之前举行某种祭祀或仪式，想来也是可能。

至于突发事件，可以猜测夏朝越过淮河再来争斗。黄河的流路变动会对商夏两方产生不同的影响。或许，这是商朝最终迁离郑州而北去的原因，以及大禹治水“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的动机。大禹想来是传说中人物，是周人塑造的“夏族代表”。

总而言之，商汤公元前1600年在郑州立国之后，夏朝依然存在；约公元前1500 年夏从偃师二里头南撤至武汉盘龙城。其后双方在淮河与黄河之间或许仍有争斗，而夏朝是否重新控制淮河左岸地域，笔者目前没有任何主张。武丁(?-公元前1192年) 南征是夏商的最后决战；夏之失败或与长江千年一遇之洪水相关。

建议考古工作者全面测算“商代青铜器物”的适用尺度，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考察夏朝的存在以及夏商之间的关系。

[1] 河南省博物馆. 郑州新出土的商代前期大铜鼎. 文物. 1975,(6): 64-68+95

[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郑州市博物馆. 郑州新发现商代窖藏青铜器.文物, 1983,(3):49-59+97+101

[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郑州南顺城街青铜器窖藏坑发掘简报. 华夏考古, 1998,(3):1-23

[4] 杨育彬. 从郑州新发现的商代窖藏青铜器谈起. 中原文物, 1983,(3):43-48

[5] 安金槐. 再论郑州商代青铜器窖藏坑的性质与年代. 华夏考古, 1997,(1): 73-82+113

[6] 张国硕. 郑州商城铜器窖藏坑性质辨析. 中原文物, 2018,(1): 53-59

[7] 陶亮, 郭飞飞. 从郑州商城商代铜器窖藏坑出土铜鼎试说窖藏坑的性质. 河南博物院院刊, 2020,(1):17-22

[8] 陈旭. 郑州杜岭和回民食品厂出土青铜器的分析. 中原文物, 1986,(4):65-71

[9] 陈旭. 郑州商城窖藏大铜方鼎的思考. 见: 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0] 方酉生. 从三处窖藏坑看郑州商城为何王都. 考古与文物, 1999,(3):39-42

[11] 中原文化大典·青铜器(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P142

[1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郑州商城新发现的几座商墓. 文物, 2003,(04): 4-20+1

注1：长江宜昌站洪峰流量1931年64600、1954年66800和1998年63300 m^3/s；此前四个世纪均有超80000 m^3/s洪峰流量，而1870年为11000 m^3/s。江淮之间的夏人遭遇洪水而削弱乃至倾覆，是完全可能的。 

注2：郑州二里岗时期使用商尺19.7 cm，但部分出土器物适用夏尺15.8 cm 可能属于夏朝。以下尺寸解读假设发掘简报中长度数据都是精确的，单位 cm 予以省略。

(1) 因器物特征多精确到 cm，且部分线条图纵横略欠协调，而夏尺与商尺有8：10 的关系，暂不能做出全面判断。向阳食品厂出土素面盘(H1:7) 通高12.7、口径49、壁厚0.2 cm[2]：以夏尺计，通高八寸过0.6 mm、口径三尺一寸欠0.2 mm，圈足底径二尺、深二寸半；以商尺计，通高六寸半过1.1 mm、口径二尺五寸欠2.5 mm，圈足底径一尺六寸、深二寸。似乎适用夏尺的可能性略大一些(下图)。铜盘虽已残缺(修复后的彩色照片来自文[11])，但依据尺度总可以判断属于夏朝或商朝，而肯定不会属于西周。 

(2) 张寨南街出土杜岭二号鼎[1]适用商尺，已在博文说明；南顺城街出土的青铜器和下层陶器[3]，部分器物可确认适用商尺。铜戈两件，简报介绍(H1上:11)长27.3、宽5.2 cm：长一尺四寸欠2.8 mm、宽二寸半过2.7 mm；而援长一尺整、阑宽四寸及内宽二寸半都是准确的。或许，原设计通长为一尺四寸，因成型后冷缩偏小1%。 

陶盆(H1下:297, 图上左) 口径28.8、底径14.4、高14 ，似也适用商尺19.7 cm，尽管外形特征尺寸不整。原始瓷尊 (H1下:229，图上右) 口径20. 8、肩径25.8一尺三寸过1.9 mm(内径一尺二寸)、底径15. 8 、通高27.6 一尺四寸过0.2 mm。线条图纵横比例并不协调，以通高和肩径分别调整，图上口径准确，而底径七寸半(14.78 cm) ，或许文[3] 中底径15.8 cm 应为14.8 cm。另一件瓷尊(H1下:228) 形体相同，尺寸相近，线条图不再给出，口径21.6 一尺一寸欠0.7 mm, 肩径25.2(内径一尺二寸), 底径10五寸过1.5 mm, 通高27.6一尺四寸过0.2 mm。 

印纹硬陶尊1件( H1下:13，图下右) 口径17. 2、高14. 8 七寸半过0.2 mm。口外径显然不会是控制尺寸，而内径 七寸半。陶尊适用商尺，而不宜用夏尺解读为口径一尺一寸欠1.8 mm、高九寸半欠2.1 mm。

铜斝( H1上:5，图上左)口径19. 6一尺欠1.0 mm、通高40. 4二尺零半寸过0.1 mm、柱高6三寸过0.9 mm、足高14. 6 七寸半欠1.8 mm。斝体高 40.4 – 6 – 14.6 = 19.8 cm 一尺过1.0 mm。使用商尺范铸的判断能够成立。

(3)  文[12] 介绍郑州商城五座商墓，出土少量青铜器和陶器，适用夏尺或商尺。铜爵(T17M2:2)和铜觚 (T17M2:3) 皆适用商尺19.7 cm。爵通高18.2、通长17.7九寸过0.3 mm；线条图纵横比例准确。从俯视图知流长四寸、口内宽四寸。此前已经说过，范铸青铜容器，或许先制作内芯，再贴泥片成模用于制作外范；泥片的总重与所用铜料相关。当然，冶师可以预设内芯尺寸偏小而确保器物的外径取整。

觚通高16 八寸过2.4 mm、口径9.8 五寸过0.5 mm、圈足径7.8 四寸欠0.8 mm；觚底内径二寸等。铜觚已残，简报未见照片，而线条图稍欠清晰，不再给出。不过，倘若通高16 cm 就是16.0 cm，猜测觚体和圈足的内深为六寸和二寸，而底厚 2.4 mm 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