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趣男语录：所有人都在关注的事情，要么是无法解决的，要么是根本不值得关注的。

 

楔子

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叫做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的德国传教士来到中国，给中国带来了望远镜和红衣大炮。传说，就是这些大炮轰死了努尔哈赤。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放清人入关，传教士自然做了俘虏。顺治对炸死了他爷爷的大炮心有余悸，于是重用传教士，让他做康熙的老师。这个传教士中文名字叫汤若望。

 

汤若望著述颇丰，可这都是明朝那些事了。在满清治下，汤若望交了白卷，用《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作者尚智丛的话说：“从1644年到1663年，汤若望再没有创造性的著述”。

 

1643年正好牛顿出生，从这时起到新中国成立时的三百年，西方科学日新月异，而中国的学术思想几乎是处于停滞状态。汤若望老母鸡不下蛋，可能有年龄因素；我不禁在想，如果让牛顿们来中国给康熙们打工，牛顿同学能被树上掉下苹果砸中脑袋么？

 

没有职业经理人，也缺乏职业科学家

 

在职场我们总会发现这一个怪现状：不少CEO、高级总监们总是慨叹手下无人可用，却发现不怎么被自己看重的手下被竞争对手通过猎头高薪挖走，然后又被迫请猎头用更高的薪水去别处挖人。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往往公司里最有才华的人既得不到与他才华相称的薪水和关注，更得不到发挥他才华的平台，于是只要外界有像样的诱惑就会流失掉；而CEO们既感叹没有职业经理人，又对那些通过猜测自己心思玩点办公室政治的属下甘之若饴。

 

他们不知道，就像人才和奴才很难兼容一样，政治和专业往往也很难兼容。中国既没有职业经理人，也缺乏职业科学家，中国永远不缺乏政治经理人和政治科学家；而这种现状，不正是领导们自己一手造成的么？

 

管理者50%的精力应该用于发现人才

 

在一个大型公司/大国，资源总是十分紧张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得到认可，自己的工作得到更多的资源，几十亿美元被几十万人一除，摊到每个人头上就没多少钱了。于是大家拼了老命要干的一件事就是引起领导们的注意，获得领导们的认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嘛。

 

必须承认，大部分领导在某个领域是有水平的。他们或者是专业精英，或者是政治精英。那些本来就是政治精英，靠读毛批二十四史、枕边常年放着描写朝廷权力斗争的小说、自传等读物获取智慧的政治精英自不必说，他们的眼里也只有权力和政治智慧；而那些专业精英到了管理的职位往往也会迷失。他们是一个领域的精英，但他们不会是所有领域的精英。如果让他们在自己领域里做一些事情都是一把好手，但要让他们组织一批不同专业的精英做好一件事情，那就各态百出了。

 

根源在于他们的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如果把在自己领域里的专业地位上升到一个公司、一个国家任何专业的同等地位，不犯错才奇怪。这种情况下，管理者总是试图用自己专业里的思维去思考别人专业里的思维，指导或者要求别人做事，殊不知这样不但让专业人士的才华发挥不出来，更是舍本逐末的做法。

 

管理者50%的精力应该放在识人用人上，而不是去对自己的下属指手画脚。国家领导也好，公司领导也好，如果能够承认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都和自己同等聪明，自己只不过是在某个领域做得比较出色，那么国家和公司就能治理好。

 

如果管理者把过多的精力用在去告诉下属应该怎么做事的话，他会发现，自己没有时间去考察人才。于是那些能够利用政治手腕引起管理者一两次注意的人就会崭露头角，那些唯唯诺诺的奴才就会被管理者认为是“好用”的人；而那些坚持自己专业精神和专业方式的人，因为意见经常和领导不合而容易被边缘化。真正的人才尽管谙熟政治手腕，但他们大都不屑于用这种手腕为自己牟取利益；而一些打着为长远考虑或者站在某个高度使用政治手腕的人最后不是被发现纯为一己私利，就是自己发现费尽心机争取来资源却得不到妥善配置，远远背离了自己争取这些资源的起始目标。

 

人才评价应该感理性结合，甚至一定程度上个性化

 

于是，领导把考察人才傻瓜化。企业界的做法不外是受教育背景、过去的工作经历和成功的案例，科学界的做法不外是SCI、IF等方式。从客观来说，这些方式并非没有鉴别能力，相反，这些方式都具有统计意义上的鉴别力。

 

然而，领导们把鉴别人才的责任完全的交给了这些干巴巴的数字，而放弃了人才鉴别中感性的一面。这样的失职不但在造假泛滥的中国很轻易地就被利用，还漠视学术研究和专业工作的特殊性，更无法把那些因为得不到任何资源而珠玉蒙尘的有才华的人甄别出来，放在合适的位置上。高端人才的发现和使用本来就是艰难、长期、多元的，很多人才是不能用普世标准去衡量的；当领导把这部分职责推卸掉，要么采用一刀切的评价方法，要么采用非常感性或者不专业的思维去考量人才时，事实上领导把自己的职责推给了社会：人才的甄别和使用需要社会在不断尝试错误中修正才能大浪淘沙始见金。这在事实上增加了社会的人才识别成本。一方面，不合格人才白白浪费掉资源；另一方面，真正的人才因为得不到资源，在政治绞杀中丧失灵性或者流失掉。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不但如此，在用人的时候，很多领导更不得要领。领导总认为屁股决定脑袋，这在一些事情上是对的，但在专业化越来越强，专业的程度越来越精深的现代社会，专业性比屁股更能决定脑袋。本着屁股决定脑袋的思想，领导对自己所有下属的工作指手画脚；称职一点的领导不直接在专业上干涉下属，却总是给下属安排大量自己以为很重要却根本不符合专业逻辑的事情；或者做出一些根本不符合专业逻辑的决策却又不事先和专业人士沟通。这种做法不但让专业人士展不开手脚，更让专业人士齿冷。须知专业人士的价值就在于发挥他专业的所长，如果不能坚持自己的专业精神，屈从于领导的淫威，那就不是专家，是皇宫里的公公了。

 

正是因为我们的管理者总是用康熙的帝王思想来做管理，牛顿们最后才会被用成了汤若望。那些顶尖的科学家不是在国外成名已久才回来，就是在国内展不开手脚被逼离开祖国到国外发展，甚至日益平庸。而我们一边概叹没有大师，一边眼看着大师外流或者不愿意回来。一当大师回国，尽管我们在物质和资源上也能给予比较优厚的条件，却总是在一些软性的，看不见的，甚至我们自己不自知的方面给他们设置障碍，而可笑的是，往往我们还以为我们是在“关心”他们！

 

与其指方向，不若搭平台

 

政治在人类社会是不可或缺的，但这不等于说政治是万能的。我们的一些领导往往沉醉于过去例如原子弹、火箭上天等通过政治配置资源的大工程成功的光环里，但他们并不真正懂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些成功的大工程哪一个不是别人已经搞出来了，我们再搞成功的？尽管这些工程我们也是自己独立搞出来的，但是知道世界上有过原子弹再搞出原子弹和世界上从来没有过原子弹就搞出原子弹，二者根本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事情。前者几乎纯是技术，而且是不那么过硬的技术，后者是立足于过硬技术的过硬科学。

 

而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实力，应该由探索实力决定，不会是由复制实力决定。如果要发展国家的探索实力，应该让牛顿自由地坐在苹果树下等着被砸，不是把汤若望圈进皇宫里做帝王师。

 

领导们还经常沉醉于自己制定出的宏伟战略中，而一些奴才型下属和学者们往往也热衷于解读领导们的这些战略，这何尝不是另一种误区。上市公司、和平年代都不需要战略。

 

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上市公司、和平年代的大国有的是人才，只要保证国家和公司平稳运行，给人才们创造合适的平台，他们自然会努力地做好自己专业的事情，百花其放。Google作为最有创造力的IT公司之一，除了他们的核心搜索产品外，他们的员工可以很自由地研发产品，择优上线，只要员工能够自己组织一个团队，他们的研发甚至不用通过主管领导的批准，即使要经过批准程序也很简单。反而是那些一潭死水、半死不活的公司，在审批项目时才慎之又慎，拖沓臃肿，一再丧失市场机会。

 

治国也好，管理公司也好，领导者最应该做的就是给员工创造一个好的工作环境，而不是告诉员工该往哪里走。鲁迅说得好，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未来不是某个人和某几个人可以预测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保持自己核心产品稳定的情况下，让人才们自由发挥，杀开一条血路，未来就被创造出来了。

 

如果牛顿给康熙打工？

 

我略看了饶毅和施一公两贤的联名文章以及各位博友的文章，说实话只是加深了我的判断：今天社会的骨干群体在管理观念方面还有较高的提升空间。

 

施饶二公当然是他们领域中的翘楚，他们的精神更值得学习，但把创建一流大学和国家崛起联系起来我不敢苟同。有二三十所一流大学对于国家当然十分重要，但这样呼吁的政治意义远大于专业意义。从我记事起，国家从来没有停止过强调重视教育重视科学，然而现状始终是大家今天见到的。诚然这么大一个国家很大的一笔教育投入分摊到每个学校都不会太多，但我们也应该看看这几年教育投入在GDP中的比例其实并不高。而在我们过分强调国家大底子薄这一事实的背后，是管理者的拒绝进步，仍然在使用传统的康熙式管理方式管理牛顿。

 

我并不指望有多少人，尤其是当今社会的主流人群能够认同我的观点，但我希望起码今天还在读的硕士博士们不要被他们看到的主流所误导，以为管理就应该是这样子的而不去学习和思考真正的现代管理知识和思想。我希望在他们成为社会的骨干和主流的时候，我们的管理者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把自己大部分精力用于发现人才和给人才一个合适的平台让他们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我不认为现今中国的管理者都是不合格、没能力的，相反他们大多数是优秀的。他们可以做得更好，事实是他们只需要“集体”地改变一下自己的观念，我知道这很难。正如我开篇说：当所有人都关注一个事情时，要么它是无法解决的，要么它是不值得关注的。但我希望那些胸襟宽阔而正好看到我文章的管理者能够思考，并在工作中尝试改变一下，也许会有不同。

 

我倒是希望所有中国优秀科学家都出去走一遭再被请回来，这样也好让管理者知道，真正的人才不单是有价格的，还都是有性格的；也许这样他们就能老老实实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而不是把牛顿都当成打工仔。

 

如果牛顿给康熙打工，会是什么情况？不正是今天你看到、听到、感到的事实吗？

 

 

这个问题其实我想了很久，早就想写。但是因为闭关一直没动笔。用半个下午的时间胡言乱语几句，没有特别的斟酌，得罪之处诸位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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