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20世纪70年代出现一种奇特的诉讼风潮，即成年女子状告父亲曾经侵害自己的诸多案件。这些案件的起因是，相关女子想起自己年幼时被侵害的经历。她们怎么就想起这样的陈年往事了呢？这背后又有故事，涉及某种心理治疗的思想和技术问题。同时，这种情况对于有关行业的人员更是具有警示意义。

想起自己年幼时被父亲甚至父母侵害的成年女子，是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恢复那些记忆的。原来，在美国的心理治疗领域，有一类治疗师，他们的治疗理论是，病人在童年早期遭受过一些可怕的事件，由于这样的记忆很痛苦，因此，为了避免痛苦，病人就压抑了这类事件。但是，这些被压抑的记忆是有害的，会让个体产生各种症状。治疗的方法是让病人想起这些经历，即把压抑的事件进入意识之中，也就是恢复记忆（recovering memories）。

一个坚持这种理论的心理医生，相信被压抑的受虐记忆是很常见的，在治疗过程中，他/她会坚持暗示：“这一定发生过，你肯定记得，你必须让自己想起来！”在团体治疗中，团体压力可能会带来同样的结果。然而，坚持暗示和团体压力，正是产生从未发生之事的“记忆”的技巧，对于相应的记忆，个体虽然很相信，却是虚假的。

实际上，这种理论的证据比通常认为的要弱得多。对于知道经历过创伤的大多数儿童，例如，集中营里的幸存者，问题是截然相反的，他们不是不能记得创伤经历，而是不能忘掉创伤经历。对于一个已知在童年时遭受过性虐待的妇女样本的研究表明，她们大都对受虐情形记忆犹新，而不是已无记忆。

不难想像，那些采用恢复记忆技术的治疗师，是不会轻易接受否定恢复记忆理论的观点。一些治疗师问道：“为什么那些病人要对这样的事情撒谎？”没人说那些病人撒谎。但是，虚假记忆没有让人一看就知道是虚假记忆的标签，它们可能与真实记忆无法区别，并且被人当成真的来报告。

需要注意的是，虐待儿童的事情是存在的，虚假记忆研究也不是要否定这种社会现象。

一个自然的问题是，既然成年女子会在坚持暗示和/或团体压力下产生虚假记忆，那么，成年男子，特别是被诉的父亲，在坚持暗示和/或团体压力下也应当会产生虚假记忆。情况的确如此，在这类案件中，不仅指控者会接受虚假记忆为真实情况，而且那些被指控者也会接受虚假记忆为真实情况。

例如，1988年秋季，一个名叫英格拉姆（Paul Ingram）的男子，被他的两个成年女儿起诉，指控他在她们小时候性虐她们。英格拉姆开始否认这种指控，然而，后来在侦探和牧师的催促之下，他开始产生支持指控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女儿的指控波及妈妈和该家的两名男性朋友，并且还有可怕的邪恶仪式，包括折磨及杀死动物和婴儿。最后，指控变得实在离谱和矛盾，连原告律师都不相信了。但是，英格拉姆已经对最初的虐待指控服罪，并被送进监狱了。

心理学家奥弗希（Richard Ofshe）做了一项实验，看看能否通过坚持一件事情发生过，而在英格拉姆的记忆中植入这件事情。结果表明，这是能够做到的。也就是说，即使被指控的虐待事件从未发生过，英格拉姆在虚假记忆作用下也会承认。其他研究亦表明，这样的虚假记忆是可以通过实验而植入的。

这样看来，在法庭上，即使是嫌疑人已经认罪也不能证明他/她有罪，还需要其他证据的证实。后来，美国的法庭开始要求恢复记忆类案件的佐证材料。由于一些成年女子撤诉，相应的治疗师则以行为失职被起诉。显然，这类问题的根源，是用无坚实依据的理论来不责任地开业行医。这也说明，如果不阅读科学文献，如果对科学家的研究不熟悉，就可能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