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不少人认为：在我国，院士年龄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院士不只是学术荣誉称号，还与相关的利益挂钩。

当选院士后，院士有着特殊的学术权力，这制造了学术的不平等竞争，既影响学术创新，也导致学术风气不正，学术评价时不看能力，而看身份和资历，导致论资排辈盛行。

　　如果院士只是荣誉称号，当选院士不享有相应的政治待遇、经济待遇和学术待遇，尤其是学术待遇，年龄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去利益化，就是去除权力，让院士成为一种学术成就与荣誉的象征，可以终身制，但在学术资源和利益的占有、分配上没有额外的特权。

这种利益挂钩，也是近年来院士评审、管理遭遇社会诟病之处，由于当选院士，不但是个人的荣誉，影响到自身的利益，还关系到院士所在机构的荣誉，以及未来获得的课题，在学术评审中的话语权，因此，在院士评审中，出现“公关”、“跑要”等不正常现象；或许，这才是院士“老龄化”的本质原因。

对此，“两院”曾反复强调院士是学术荣誉，提醒院士避免参加各种与自己专业无关的评审、鉴定、咨询等活动。科学院还曾要求新当选院士现场集中公开签署承诺书,对履行院士职责、严格自律做出公开郑重承诺。但是，院士利益化的问题，显然很难通过院士自律解决。

　　在目前的院士评审、管理制度之下，要解决院士“老龄化”的问题，有必要推进院士去利益化的改革。就是因为学术利益源于院士在各种学术活动、评审、评奖中拥有的权力。去利益化，就是去除权力，让院士成为一种学术成就与荣誉的象征，可以终身制，但在学术资源和利益的占有、分配上没有额外的特权。

　　只有让院士回归学术荣誉，与各种利益脱钩，才能让院士称号发挥其激励学术创新的作用，而不是适得其反。这不但让“两院”成为真正的学术共同体，也会带动我国学术管理、评价制度的整体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