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超先生对我的鼓励

我和林超先生是1985年4月认识的，在自然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的，他来讲话，经过陈传康先生介绍，他接着与我交谈。后来在林先生的启发下，我开始了理论地理学研究。

故事是这样继续的。1985年秋，他约我讨论地理系统的问题，在林先生家。刘闯带着我去，林先生让我先从钱学森先生的地球表层学谈起。接着林先生兴致勃勃地与我谈了地球表层的看法，话题转到说了地理系统。林先生认为不能把地球表层等价为地理系统，谈话时他很激动，用手比划着。他认为地理系统是要分层次，应该有不同层次的不同尺度的抽象，地理学不应该把地理系统只看着一个东西。受他的启发，我说地理系统应该有类型，我提出了例如流域系统、三角洲系统，流域系统里又有下级的坡地系统。林先生肯定我的看法，并且讲了土地系统，阐述土地系统是从一个角度的认识，而且作为系统，它的要素不限于土地本身，河流，甚至大气都是土地系统的一部分。换一个认识角度，大气又是气候系统的一部分了。需要不同系统模式。说完这些林先生做了一个斩钉截铁的手势。

林先生的这次谈话，深深地启发了我。这使我后来思考了地理系统的概念，林先生这个思想启发我1991年申请了我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理系统模式》，项目得到了批准。项目结束后，我由于对地理系统分析模式的研究，获得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三等奖。这个奖是我的第一个学术奖。林先生就像一个灯塔，照亮了我在理论地理学上探索的第一程道路。后来我在参与写的一篇文章里谈到，研究科学理论，模式是绝对必要的，就是学习林超先生思想的结果。

大约是1986年底，我又见了一次林先生，这次好像是傅伯杰带我去的，他骑着一个自行车，带我过去。傅伯杰有事后来走了，剩下我与先生交谈。这次，林先生身体好像不是太好了，显得很瘦，一直坐着。但是他对地理学理论探索很关心，与我谈起了学派问题，谈到了学派要有自己的理论，谈到了名校要有自己的学派。还谈到了他在利物浦大学的故事。大约半个小时多，他有些累，好像还要给人写出国留学的推荐书，我就恋恋不舍地告辞了。没想到，我此后再也没有机会聆听他的教诲了。

林超先生去世后，崔海亭老师送了我一本林超先生文集，这时我才有机会更多了解林超先生的思想，特别是他强调的Integrated Physical Geography。后来我从事气候变化经济学 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 研究，有所进展，就是受到Integrated Physical Geography的影响。2009年，在英国开会，许学工老师说要去看看林超先生的母校，我立即要求参加。记得那天，我们四个人，柴彦威、许学工、吴静和我，我们赶到了曼切斯特火车站，刚进站就见一列后车要动，柴彦威叫快跑，火车要走了。我们四个人跑上了火车，火车就走了。大约半小时，吴静问了列车员，才知道我们把火车方向坐反了，大家哈哈一笑：“柴团长指挥有方！”

在利物浦，我们循着一代哲人走过的路，心中涌起了一阵阵热潮，利物浦对中国地理学是有贡献的，林超、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吴传钧，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俞立中都是从那里毕业的。在利物浦大学，柴彦威高喊：北京大学徐学工、北京大学柴彦威、华东师范大学吴静，我们分别代表林超先生、吴传钧先生、俞立中先生回来了。我带着地质队员情结先去地质系，后来来地理系，追寻着多年中国学者的足迹。我想20世纪早期许多青年学人象林超先生把自然地理综合分析的思想引进了中国一样，让我们受益匪浅，后来他们遭到了批判，变成了普罗米修斯。面对普罗米修斯带来的火种，我们后人面临着发扬光大的责任，不可自我轻薄，也不可拒绝变革，一定要努力奋斗。